左宗棠西征害國殘民？誰在努力“帶節奏”？【傅正11】_風聞

大家好，我是傅正。

上一講我們談到，1874年2月2日，英印政府揹着中國私下與阿古柏偽政權締結《英國與喀什噶爾條約》，建立所謂的“外交關係”。自此以後，如何強迫或誘拐清政府承認阿古柏政權的合法性，就成為了英國對華外交的重要內容。

儘管威妥瑪內心對於阿古柏偽政權沒什麼信心，但作為職業外交官，他必須履行帶英帝國的意志。

威妥瑪很精明地意識到，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放棄新疆不是一個好選擇，這會把清政府推到宿敵沙皇俄國一邊，是得不償失。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清政府自己承認阿古柏，這樣既不用得罪清政府，又可以把天山南路划進自己的勢力範圍。怎麼説服清政府放棄新疆地區？一些實權派就進入了威妥瑪的視野，其中當然包括李鴻章！想要説服李鴻章，就要把他嚇唬住，這個時候，日本入侵台灣，給了威妥瑪絕佳的機會。

1871年，琉球國宮古島島民向日本薩摩藩上繳年貢的船隊在返回途中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東南部。船上69人當中3人溺死，54人被台灣原住民殺害，僅12人生還回國。等到1874年，日本政府突然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宣稱琉球是日本屬國，琉球居民被殺，日本有義務出面伸張“正義”。日本人這麼做，顯然有一石二鳥的用意：第一，藉機宣稱它對於琉球的權力，為將來吞併琉球鋪平道路；第二，以此為藉口出兵台灣，藉機吞併我國台灣地區。

1874年5月10日，日軍登陸台灣屏東縣射寮村，很快就跟台灣當地武裝打起來了。這是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發動對外戰爭，也是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

清政府得聞奏報，一面命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配合恭親王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出面交涉，一面命令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督率福建水師赴台監視日軍，又命福建巡撫王凱泰、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率兵25000人備戰待命。中日戰爭一觸即發。

赫德甚至預言，中國和日本必然爆發戰爭。比如1874年6月12日，他就在給下屬，任職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税務司的金登幹寫信，其中説道：“日本人武力佔領了台灣。中國已告訴日本，台灣是中國的，所以日本人現在要麼撤兵要麼開戰，二者必居其一。”

英國人是不希望中日之間打起來的，這樣有可能會讓俄國人坐收漁人之利。在這危急關頭，帶英命令威妥瑪調停中日爭端。而威妥瑪等人為了避免中日開戰，甚至不惜通過各種方式唆使清政府妥協退讓，息事寧人。反正中國損失點利益，對於他們英國人來講根本就不是個事兒。

毫不客氣地説，日本人在談判過程中，各種無理取鬧。比如9月30號，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就在總理衙門撒潑打滾。這位在日本國內大談國際法的大久保利通，居然在清政府面前不承認國際法準則了。

每次講到這裏，我總能想起馬基雅維利的一句名言：“對個人之間的法律、契約、協定來講，守信是有用的。但是在掌權者之間，是否維持信義，則僅僅依據各方的力量對比來看了。”

馬基雅維利説得沒錯，日本人之所以還願意坐下來跟清政府咬文爵字、討論國際法，是因為當前力量對比對他們不夠有利。日軍陷入台灣的山川溝壑之中，進退維谷，已經打不動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1874年11月初，中日雙方最終接受英國人的調停。代價是中國賠償五十萬兩白銀，還變相地承認了日本對於琉球的宗主權，為日本後來吞併琉球埋下了伏筆。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大家注意，重點是威妥瑪抓住了這次機會，在中日簽訂協議之際，命令他的漢文秘書梅輝立前往天津面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威妥瑪的授意下，梅輝立在李鴻章面前大肆渲染日本威脅論，公然要求李鴻章策動清政府把伊犁割讓給沙俄，把天山南路割讓給阿古柏，承認天山南北兩路為英俄勢力範圍的分界線。不得不説，這個時機選擇得非常巧妙。不到一個月之後，即1874年12月10日，李鴻章上呈《籌議海防折》，挑起了“海防”與“塞防”之爭，這正是威妥瑪影響的結果。

前些年還有不少人在網上為李鴻章的“海防論”，把它吹捧成中國現代海軍的先驅，説他如何如何為人民海軍建設提供了寶貴的借鑑。人民海軍要去借鑑李鴻章，你想幹什麼？

王繩祖先生早在1981年的《中英關係史論從》中就敏鋭地指出：所謂“棄塞防保海防”的實質，是李鴻章“陰謀擴大淮軍系軍閥的勢力，與湘軍系對抗”。幾十年過去了，很多人的認識在所謂“現代化史觀”的影響下，反而大大倒退了。

這件事情給我們提了個醒。有很多人寫論文喜歡把歷史人物的一些觀點片面地抽取出來，比如《論李鴻章的海防思想》、《論郭嵩燾的外交思想》等等，吹捧他們如何如何地現代化，如何如何具有進步意義，而忽略了這些觀點是怎麼產生的，忽略了這些觀點背後複雜的國內國際政治關係。

言歸正傳，帶英帝國對於清政府的滲透是多方面的，李鴻章挑起“海防塞防之爭”只是其中一個縮影。概括地説，帶英對於大清的滲透主要通過三個渠道：第一，通過操縱輿論，影響清政府對於現實情況的判斷；第二，唆使在華有權有勢的英國人出任清政府的決策顧問，為其制定政策方針。簡言之，一則依靠新聞媒體，再則依靠英籍客卿。如果這兩個渠道還是較為柔性的渠道，那麼第三個渠道就要剛性一些，就是以威妥瑪為代表的英國外交官直接下場，通過外交威脅逼迫清政府服從自己的意志。

我們分別看看，在對待阿古柏偽政權的問題上，這三個渠道是怎麼發揮作用的。

今天這期先考察第一個渠道：帶英如何通過操縱現代媒體，進而操縱輿論，影響清政府對於現實狀況的判斷？

深圳大學的惲文捷老師指出：“19世紀70年代上海和香港等口岸發行的中英文西式報紙是中國政界和知識界獲取國際時事信息的重要渠道。”這些報紙包括《字林西報》、《北華捷報》等等。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媒體是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於1872年創立的中文報刊《申報》，正如惲文捷所説，“因其英國投資人雄厚的財力、廣泛的社會關係以及多樣的信息來源，在江南地區擁有巨大影響力。”

今天許多新聞史研究著作都特別強調《申報》如何如何發揮了媒體的監督作用，如何如何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這些説法當然都是正確的。不過它們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國和英國的利益不發生明顯的矛盾。一旦中英雙方發生了明顯的利益分歧，那麼對不起，《申報》等英資報紙就會撕下自己“客觀中立”的偽裝。

在對待阿古柏偽政權的問題上，就是一個典型！我們看一下《申報》是怎麼帶節奏的。從1874年11月威妥瑪正式要求清政府承認阿古柏偽政權開始，《申報》就突然發表了大量揭露舉借外債害國殘民的文章。

比如1874年11月30日第1版的《論告貸》、1875年1月23日第1版《譯論中國告貸事》、1875年3月15日第1版《譯字林新報論中華新行告貸一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論新報言土耳其國事》、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續述土國負債》、1876年3月3日第1版《論借餉徵回事》等等。

我們注意，這些文章非常的巧妙，它們幾乎沒有一句話用來吹噓阿古柏如何如何仁慈、新疆羣眾如何如何安居樂業。而是無一例外地抓住了清政府收復新疆的最大障礙——軍費問題。

左宗棠為了籌集西征的糧餉，曾經通過胡光墉等人向上海外國銀行貸款，以解燃眉之急。這時《申報》就大做文章，披露英國等西方列強如何如何依靠向外國放貸發家致富，又披露土耳其如何如何因為舉借外債而不堪重負，飽受列強欺凌。並得出結論：中國的國力比比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如何？以土耳其的國力，尚且因為借債而飽受欺凌，倘若清政府舉債西征，其後果較之土耳其又如何？搞得自己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諷刺的是，二十幾年後，當各國銀行團爭先恐後地向清政府大舉放貸時，這些英資報紙又轉而鼓吹“借款強國論”了。

關於這點，暨南大學的劉增合教授就指出：

光緒二年的前半年，是左宗棠運籌舉借外款的關鍵歲月。這期間，《申報》為阻止西征借款而轉載和撰寫的社論呈現一邊倒的傾向，……其間甚至編造和傳播謠言，該報通過轉載外電消息，散佈朝廷舉借外債數額高達2000萬兩，擔憂平定新疆叛亂之役將會拖垮中國財政，……通過營造阻借輿論，冀能最大限度影響清廷的決斷。

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這些報刊輿論，在那個時代，這些報刊是可能主導清政府的很多信息來源的。

劉增合老師是晚清財政史研究專家，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感興趣，可以參考他的著作。他有篇論文《“輿論干政”：<申報>與同光之際的西征新疆舉債》，就仔細對比了《申報》等英資報紙與直隸總督李鴻章、山西巡撫鮑源深、刑部尚書崇實等清政府高官的奏摺。發現這些高官“放棄”新疆的奏疏大量抄襲了《申報》等英資報紙的社論。像李鴻章就索性在奏疏中宣稱：自己就是屢屢參考“外國新聞紙”和“西路探報”的。

除去借款以外，《申報》等英資報紙也非常善於在戰況上大做文章，比如劉錦棠率領的西征清軍行動稍有遲緩，這些報紙就開始造謠生事，宣稱清軍無力收復新疆，與其勞民傷財，還不如就此罷兵。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等封疆大吏就是依據這些報刊資料，上奏朝廷要求放棄新疆。

還不止於此，這些西方媒體帶節奏的本事甚至超過了我們的想象。我舉個例子，當時發生了著名的楊乃武、小白菜案。這個案子非常有名，被改變成各種戲劇、電影、電視劇，今天仍然在傳播。楊乃武、小白菜案的特殊之處在於，現代傳媒介入了司法過程，為洗刷楊乃武的冤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申報》。但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楊乃武、小白菜案打擊的是浙江官場，而浙江官場跟左宗棠的關係非常密切，尤其是浙江巡撫楊昌浚是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支持者。

毫不誇張地説，《申報》藉助楊乃武、小白菜案這個機會，定點打擊了左宗棠的後援團。為此，左宗棠非常不滿，他在給楊昌浚的信中，大罵《申報》不是東西，那些跟這《申報》風向轉的清朝大員更不是東西。我讀一下左宗棠的話：

洋事壞於主持大計者，自詡洞悉夷情，揣其由來，或誤於新聞紙耳。此等謬悠之談，原可閉目不理，無如俗士惟怪欲聞，輒先入為主。公謂忌之者多，不知忌之者尚託空言，此則以無為有，足惑視聽。江浙無賴士人優為之，處士橫議，託於海上奇談，都人士遂視為枕中秘矣。所繫在顛倒是非，辯言亂政，不僅江浙一時之害。

 “洋事壞於主持大計者，自詡洞悉夷情，揣其由來，或誤於新聞紙耳。”説的是誰呢？大家心裏應該有答案了。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説説我的心理感受，當初我瞭解到楊乃武案背後居然還有這樣的內情時，就像在吃美味佳餚時，突然發現了盤子裏還有一坨蒼蠅。

人們讚揚《申報》揭露浙江官場文過飾非，為楊乃武、小白菜洗刷冤屈，是推動了中國司法進步。這些話都沒有錯，都是正確的。然而我們一旦追究這些外媒的根本用意，又會覺得很噁心。反正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評價這件事，是讚揚它呢，還是批判它。這交給大家自己去評判好了。我只感慨兩句：一句是“有時歷史的水真的很深”，另一句是“帶英作為世界頭號攪屎棍，段位真是不一般的高”。

左宗棠對於英國媒體干預中國政治，是非常警惕的。比方説，他提醒沈葆楨千萬留神報刊輿論，千萬不要被英國人“新聞紙”給騙了。又比如，他在給台灣兵備道吳大廷的信中，索性直接點評批評李鴻章盲目聽信《申報》的造謠《申報》鼓吹阿古柏偽政權已經受到了土耳其的冊封，受土耳其的保護，土耳其又是英俄兩國的友好邦交國，清軍收復新疆勢必引來國際干涉。《申報》又造謠説，清軍將領金順在攻打喀什噶爾時連吃敗仗，但事實上金順的軍隊主要目標是收復北疆瑪納斯等地，根本沒有開進南疆。他李鴻章居然連這些基本基本事實都不顧，直接抄了《申報》的謠言上奏朝廷，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從英國媒體輿論干政的這些事實，我們不難看出，清政府的問題出在哪裏了。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對於外部世界的瞭解，缺乏起碼的獨立渠道，居然幾乎全部依賴外媒，尤其是英國媒體。不要説對於外部世界了，就連對於國內狀況的信息傳遞速度也遠遠根本上英國媒體。當一個國家的基本信息渠道都被西方列強拿捏在手裏時，這個國家還怎麼跟西方列強討價還價呢？

事情還遠沒有結束，1874年12月，李鴻章挑起“海防塞防之爭”時，威妥瑪就通過各種渠道，再説得確切點，主要是通過李鴻章這條線，獲取了清政府相關討論的全部奏摺。通過對於這些奏摺的研判，威妥瑪進一步確定了限制左宗棠西征的最大障礙，就是財政問題。《申報》等英資報紙會抓住財政問題大做文章，就是在配合威妥瑪的判斷。

1876年1月12日，威妥瑪以“第10號發文”為抬頭，將這些奏摺的副本全部寄往了倫敦。毫不誇張地説，清政府在英國人面前，簡直是赤裸的，幾乎沒有秘密可言。講到這裏，你就知道，這些英國顧問、英國外交官到底發揮了一些什麼作用。那麼赫德、威妥瑪這些人是如何進一步干預清政府決策的，且聽下回分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