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工資改革_風聞

1955年，國內經濟形勢繼續好轉，新一輪工資改革也應運出台。

由於物價基本穩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工資分所含5種實物已不能完全包括生活的實際需要，因此，國家決定先行在國家機關及所屬事業單位廢除工資分，改行貨幣工資制。從而拉開全國工資改革的序幕。

1955年8月31日，周恩來簽發《國務院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自1955年7月份起，將現有的一部分工作人員所實行的包乾制待遇一律改為工資制待遇，以統一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待遇制度。這次改行工資制待遇後，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的一切生活費用，均由個人負擔。現行的包乾費、老年優待費、家屬招待費、病員伙食補貼、回家旅費、婦女衞生費、生育費、保育費、保姆費、兒童醫藥費、公費學生待遇、家庭雙方一供(給制)一薪(金制)工作人員的子女教養補助費，以及行政經費開支標準中有關工作人員子女入學學雜費、宿費等項規定，一律廢除。

同時，這次改行工資制待遇後，工作人員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傢俱、水電，一律繳租、納費。為此，專門制定了《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暫行辦法》、《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宿舍使用公家傢俱收租暫行辦法》、《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宿舍水電收費暫行辦法》、《中央國家機關託兒所收費暫行辦法》和《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宿舍取暖補貼暫行辦法》等。一位曾專門管理此類事務的老同志説，他記憶中，房租、水電費只需幾角或幾分錢。當時的外交部長助理喬冠華和新聞司司長龔澎夫婦的工資加在一起是486元，他們住的一套單元房，所有傢俱由外交部總務司配備，其中雙人牀租金每月8角；沙發1元2角；單人牀2角5分；小方凳8分；飯桌4角；衣廚3角；寫字枱1元。馮景元的《解讀毛澤東1968年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一文透露，毛澤東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規定交付房租。1955年實行工資制後，毛澤東的家庭開支主要為9項，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開銷33元。這一標準一直持續到1968年，日用開銷才長至92．96元。這種生活標準已經超出毛澤東(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資的總和。説明毛澤東的家庭和中國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樣，工資收入主要用來餬口，吃飯佔家庭支出的絕大部分。

這次工改，建立了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等幾大類分配製度，其中黨政機關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把幹部分為30個行政級；企業工人分為8個(個別工種為7個)技術等級，專業人員，如工程技術人員、教師、醫務工作者、文藝工作者也都相應有了自己的等級系列。且各系列之間大致可以互相換算，如文藝一級相當於行政8級；高教8級相當於行政17級等。與此同時，依據各地的自然條件、物價和生活費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資狀況，並適當照顧重點發展地區和生活條件艱苦地區，將全國分為11類工資區。規定以一類地區為基準，每高一類，工資標準增加3％(如浙江屬二類地區、安徽屬三類地區、北京屬六類地區、上海屬八類地區、廣東屬十類地區、青海屬十一類地區等)。工資區類別越高，工資標準越高。

定級標準採用一職數級、等級線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據職務，參考德、才和資歷進行評定。大致為正部級3~5級，如當時茅盾是文化部長，定4級；副部級5-8級，周揚當時是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定6級；正局級8-10級；副局級9~12級，等等。定多少級拿多少工資。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間的比例，約為21：1，全員工資水平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當時機構設置還沒有後來那樣嚴格明確，有些單位，因其特殊性，配備幹部級別很高，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按級別至少應為正部級，該校10級、11級的中層幹部也為數不少。再如筆者訪問的一位老同志，行政10級，當時是中宣部科學處副處長(處長于光遠，當時中宣部未設司局)，而文藝處處長丁玲是7級。

有種説法：當時東北出來的幹部定級時都佔便宜。我為此與幾位朋友交換意見。有人説，有一定道理。因為東北當時的工業最發達，工業領域的幹部最健全，而且因為東北大區的政權建設比別的地區早，可謂五臟俱全。全國一解放，各地都需要管理工業的幹部，如果在東北要是一個廠長，到其他地區新建的工業基地就可能當局長，而如果這種調動是在定級之前，要參考職務，就能佔便宜。我有一個朋友的父親確實是這種情況。他1944年參加革命，在東北一個煤礦當支部書記，當時國民黨軍隊大批出關，要在幾個月之內“消滅共產黨軍隊”，與解放軍的戰鬥十分激烈頻繁，著名的“四保臨江”、“三下江南”等戰役，就是在這一時期。當時兩軍不斷拉鋸；他所在的煤礦一會讓國民黨佔了，一會又被解放軍奪回來，敵人一佔，他就領導工人護礦，解放軍一佔，他就組織工人生產，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生產和羣眾工作經驗。結果遼瀋戰役後，他隨軍南下，在某省當了工業廳的副廳長，1956年定為12級。以他的資歷，就算比較“便宜”了。但總的講，這次定級以德、才、資為基礎，綜合考察干部，所做的工作應該説基本是公平的。

在這次定級中，“品位分類”色彩仍很濃重，注重的是級別而非職務，同是局長或縣長，其行政級別和工資待遇往往存在不小差別，工作調動，級隨人走。職務只決定權責和任務，級別才決定地位和報酬，因此出現了很多官大職小、職大官小或有官無職的現象。如當時中央局不少11、12級幹部，職務只是幹事。軍隊各總部機關和軍事院校中，10級、11級、12級的幹事、參謀、助理和教員也很常見。如作家孫犁，行政9級，職務只是天津日報的副刊編輯。而當時以行政13級劃線，13級以上享受高級幹部待遇，則是典型的“品位分類”。

定級後，由於物質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絕大多數幹部心情舒暢地投入工作，但也有個別幹部因各種原因導致低評而出現思想問題。低評的原因大致有幾種：一是資歷與職務的矛盾。有的幹部資歷很老，但評級時的職務不同，級別也往往有區別。如我曾訪問的3位老同志，都是1934年參加革命的戰友，其中一位在1948年解放石家莊時因是工人出身，被抽調到工廠任廠長，後調入北京，仍為廠長，結果定級時，其他2位被評為10級，他卻被評為12級。又如作家姚雪垠，原為上海大夏大學教授。後調入河南省文聯，只被評為文藝8級(相當於講師)。再有同樣職務，因資格不同，評級也會有差異，一位部隊老幹部告訴我，評級時他是團參謀長，因是1942年以前入伍，被評為副團，14級；同樣是團參謀長，1943年以後入伍，即被評為準團，15級。據他回憶，部隊授銜，資歷也起着重要作用，同是副軍職，如果是紅軍，即可能授少將，不是紅軍則可能授大校，級別當然也會有相應的差別。訪問中老同志還談到一些意外情況，如因參加革命時年齡小，記不清具體時間，按印象填表，正好晚於評級的幾個基準日期(如1937年7月6日、1945年9月2日、1949年9月30日)，都可能使評級受到影響。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如部隊授銜時，許光達擬授大將，許上書中央請求低授，中央未允，許便在評級時再要求低評，最後十大將有9位評為4級，獨許光達評為5級。此舉深得毛澤東讚賞，曾多次表揚。

這次評級，擔任重要職務的黨外人士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甚至被高評。

正部級均在3、4級上下，副部級可評到5級(因國家機關機構的變更調整，正副部長的級別標準很快就被打破，出現了6、7、8級的部長和副部長)。著名僑領陳家庚即被評為3級。廣大黨外人士對共產黨的胸懷普遍讚賞，並欣然領受，特別一些本身曾是民族實業家的部長、省長，並不看重“俸祿”，而是看重國家給的“品位”。當時的知識界、文化界，也都願意“收名定價”於此次定級，如梅蘭芳，定級前的保留工資為1100元，卻甘願評為文藝一級，只拿336元。關肅霜評級時，自請評為文藝2級，工資從800元直降到約280元。實行工資制後，作家可以在文藝級與行政級之間自由選擇。如果選擇文藝級，比行政級工資高，但有不少人卻選擇了行政級。這除了當時“克己”的時代氛圍所致外，還有一個原因，即選擇行政級可以按級別看文件、聽報告，甚至決定能否訂閲《參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幹醫療待遇等等。如趙樹理，是行政10級，209．9元，而他同時可以評文藝2級，可拿約280元，趙樹理選擇了定行政級。劇作家邢野當時可評為行政11級，工資193．5元，同時可評為文藝3級。工資約230元，他也選擇了行政級。這次評級，像冰心、張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評為文藝一級。大學教授在此之前其實都有級別，但同樣重視此次評級。陳寅恪、梁思成、陳岱孫、翦伯贊、馮友蘭、王力、季羨林、林徽因、郭紹虞、鍾敬文等被評為一級。全國當時共評出一級教授56名，評審極為嚴格，有的全省只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省一個也沒有。而如吳組緗、陳子展、吳宓、譚其驤、胡曲園、王造時、朱東潤、黃昆等各學科“泰斗”級學者，僅評為2級教授。

季羨林曾解釋當時工資的含義，他是一級教授，每月工資345元，加上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津貼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廳，約為1．5—2元，湯菜俱全，有黃油麪包，還有一杯啤酒。當時還有一個特殊規定，即黨員比非黨員同級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資，這在知識界十分突出，這個比較是，工資200元以上者少拿2%；100-200元者，少拿1%。如6類地區2級教授工資為287.5元，黨員教授則拿281.7元；高教8級的講師為106元，黨員則拿104.9元。一位黨員老教授對我説：“當年那是很光榮的事。”

摘自《真情如歌：五十年代的中國往事》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