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外交中鍛鍊成長——疾病帶來的痛苦與機遇_風聞

作者：高鋒 曾任中國駐瑞典、塞爾維亞和黑山和駐巴布亞新幾內亞使館參贊，中國駐哥德堡總領事。

1975年春我在駐瑞典使館工作時，身體經常感覺不適。經醫生檢查，發現在乙狀結腸里長了二十多個纖維瘤，又稱息肉。請示國內後，使館批准我回國治療。

因病調回

我這次來館前，夫人已經懷孕。眼看預產期就要到了，他們處長急忙東跑西顛地為她找房，最後在郵電學院找到了一個13平米的房間。她還沒來得及搬進去，就腹痛不止。鄰居急忙用自行車把她送到醫院，第二天她生了個女孩，老岳母趕來照顧她們。夫人寫的報喜信還沒送到使館，我就因病調回了。我們一家四口在這裏一下就是蝸居了五年，其困難與尷尬難以書表。

回國後第二天，我拿着大使的親筆信去找腫瘤醫院吳院長。他給我詳細介紹了腸道多發性息肉的危害，説這病平時會有疼痛，可能會便血，如果不發生癌變，危害也不太大，因此可以先觀察一段，再決定是否做手術。北京醫院大夫看到我從瑞典拿來的片子表示難以置信，説這麼清晰的片子，她從來沒見過。為了查實病情，她讓我重拍X光片。結果出來後，片子上模模糊糊，什麼也看不清楚。她説：“國內技術就這個水平。吳院長是腫瘤界的最高權威，既然他同意先觀察一下，你就先吃藥看看吧！”

走進民間外交新天地

我向幹部司報告了吳院長和北京醫院的意見後説，我年紀還輕，希望一邊工作一邊治療。幹部司主管領導説：“現在部機關裏沒有地方。你如果想工作，可以先到部屬的國家旅遊局試試。”就這樣，我走進了民間外交的廣闊天地。

我從郵電學院騎車到位於王府井南口的旅遊局，來回大約要兩個半小時。當時，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已經開始整頓。希望瞭解中國的外國友好組織紛紛組團來華，僅瑞典的旅遊團一年就有八九個。因為我在國外學習並工作過，歐洲處領導和同事們對我很信任，重要任務特別是局領導向瑞典朋友介紹中國對外政策時，都由我翻譯。大量的實踐機會，使我的瑞典語翻譯能力迅速地得到鞏固和提高。同時，國內的大好河山和名勝古蹟，也使我大開眼界。當時國內物資十分貧乏，但我們搞旅遊的卻飲食無憂，這使我生活十分愉快，把病痛也放到了腦後。在工作中，我還結識了一批新的瑞典朋友。

瑞典朋友受到了學生們的熱烈歡迎，圖中後排左二是筆者。

災難襲來

這時，一場新的更大的災難卻迎面撲來。我剛到家時看到女兒長得很漂亮，躺在牀上不哭也不鬧，還直誇她懂事。後來有個同事來玩， 她一抱起孩子，就發現了問題：“這孩子四個月了，怎麼腿腳還不會動？”我們急忙抱着孩子去兒童醫院。大夫作了各種檢查後，認定她患有先天性小兒麻痹症。我們抱着她跑遍了整個北京城，問過了所有專家，都説無藥可治。大夫們説，孩子大了可能會有所改善，但徹底恢復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遺傳，就與父母精神上長期受壓抑、心情不愉快有關。這下子，我們徹底絕望了。農場鍛鍊時兩人經受的各種折磨，又像噩夢一樣回到眼前。

夜晚我們常常是相對無言，默默流淚。這時旅遊局同事告訴説，有個瑞典教師團年底過來，問我能否陪團出差。想想我在家裏也沒有任何辦法，與其在家痛苦，不如出去工作，稍微解脱一下。夫人也體諒我的心情，説：“想去你就去吧！”1975年12月下旬，我陪着代表團住進了北京飯店。

第三天夫人來電話説孩子感冒住院了，我説：“我們明天就去外地了，通知都發下去了，現在換人不太容易。”她見我左右為難，便説：“不好換人就算了，我一個人能行。”我無可奈何，就説：“你知道存摺存放的地方，一切都交給你，辛苦你了。”放下電話，我長嘆一聲：“這孩子命苦，半歲多了腿腳還不會動，跑遍北京大小醫院，也沒找到個辦法。現在她住院了，看來也是凶多吉少。我這是怎麼了？談戀愛時受盡折磨，結婚時沒有房子，生個孩子又是先天性殘疾。現在她住院了，我卻沒法去陪。這是上天在懲罰我嗎？就算我有罪，孩子又有什麼罪，何況是個殘疾兒。上天保佑，讓這個孩子快些好起來吧！我別無它法，只能乞求老天爺的憐憫和保佑了。”

驚聞噩耗

我心懷痛苦，陪同瑞典朋友去外地參觀。1976年1月8日我們來到上海，住進了錦江飯店，看到街上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感覺上海與北京大不相同。吃過午飯，我在飯店大廳裏遇到了地方陪同，他走上前來，熱情地同我打招呼，同時卻説出了一句驚天動地的話：“周恩來去世了。”看到我目瞪口呆的樣子，他又重複説：“周恩來總理去世了，外辦剛剛通知的。”我立刻眼淚外湧，腦子裏也亂了。

我恢復知覺後，想起代表團馬上要出發了，就急忙向門外走去。代表團團長見我神情不對就問：“你怎麼了，不舒服？”我含着淚水對他説：“對不起，我們的周總理不幸去世了！”他馬上拉住我的手，“太遺憾了，太不幸了，太令人難過了！”他扶着我走上大巴，大聲説，請大家安靜，接着他沉痛地宣佈：“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先生去世了，他是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是世界聞名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現在我們全體起立為他的不幸去世默哀三分鐘！”這時我稍稍恢復了思維，立即對瑞典朋友的悼念表示感謝。

晚飯時，上海外辦領導向我證實了這個消息，説他們還在等候中央關於弔唁安排的通知。第二天早上，電視台公佈了周總理去世的消息。在去機場路上，我看到大街上出現了零零星星的悼念周總理去世的標語。

家痛國哀

與上海不同，我們一到北京，就看到到處都是沉痛哀悼周總理去世的人羣，特別是十里長安街上，人山人海，靈車開過，痛哭聲如同山呼海嘯。我們坐的大巴車停在王府井南口，目睹此情，瑞典人和我們無不動容。人們不僅為周總理去世而難過，更為他身後留下的這個國家的前途而擔憂。

住進北京飯店，我立即給兒童醫院病房打電話，護士得知我是孩子父親後回答説，孩子由感冒轉成肺炎，昨天去世了。我感覺心裏針扎似地痛，不禁回想起這孩子短短的一生，最後轉念一想，“這也好，她擺脱了這無邊無際的苦難，與周總理同天去世了，也可能跟着總理他老人家一起昇天了！”我這樣安慰自己。周總理去世後萬民悼念的情景使我的失女之痛迅速匯入到舉國悲哀的汪洋大海中。

去延安路上險些遇難

這年春天我陪團去延安，乘坐的螺旋槳飛機只能坐20多人。飛機到太原就不飛了，説是前面天氣不好。等了四五個小時，我們重新登機起飛。大約兩個小時後，飛機突然急劇下跌，我的心臟也隨之停止了跳動。快到地面後，飛機開始拼命攀升。再飛一陣，又急劇下跌，然後再攀升，這樣來回幾次，人人臉色蒼白，心臟跳動失常。人們或者大聲尖叫，或者默默祈禱，又或咬牙硬挺，不少人後悔沒有留下遺囑。事後，我們才得知，黃土高原地塊之間經常有這種氣流。大飛機飛得高，影響不大。而我們這種小飛機，只能任憑氣流的擺佈，所幸飛行員技術高超，我們才免於災難。

到延安後，我陪同外賓參觀併到當地百姓家做客，看到家中除了幾牀被子外，什麼也沒有。人們告訴我，這裏是老根據地，過去就落後。後來去大寨參觀，所見情況與延安也大同小異，幾乎完全相同。

唐山大地震

這年夏天，我陪瑞中友聯工人代表團去東北參觀。坐火車從長春去大慶時，我看到車站前廣場上坐滿了解放軍戰士。當時我心裏一怔，卻沒有與28號夜裏發生的震感相聯繫。那天深夜，我突然感到牀在猛烈搖動並咯咯作響，頓時想到邢台地震時北京跟着震動時的情景，知道這是發生地震了。我當時太疲勞了，只是這樣想了一下，轉眼就睡着了。

從大慶出來，我們乘車來到哈爾濱。代表團計劃由此地乘國際列車，北上經西伯利亞回國。我們抵達哈爾濱後才得知，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強烈地震，蘇聯列車沒有獲准入境，就原道返回了。瑞典朋友乘火車回國的計劃落空了。旅行團只好從瀋陽乘飛機回北京。當時北京各大飯店已停止營業。瑞典團被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住帳篷。瑞典旅客對此非常理解，也很配合，我們安排好外賓住宿後，才各自乘公交車回家。     

1976年7月下旬，瑞典中國友好聯合會工人訪華團在長城上合影，圖中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筆者。

當時老百姓家裏都沒有電話，我不知道家裏情況如何。看到街上被震壞的房屋，我心裏惴惴不安，因為夫人懷孕已經四個月了。進入郵電學院，看到樓外樹林裏扎滿形形色色的帳篷。走近一看，大都是用繩子掛在樹上的一塊塑料布，勉強能遮掩身體。地震過去才一個星期，説起那天狼狽逃出的經歷，大家還心有餘悸。有些人匆忙跑下樓後，才發現身上僅有褲頭背心，又不敢回家去取。我們住在一層，我冒着風險，進樓把單人牀搬出來，還找來煤油爐和其它一些用具。看到老婆能睡上覺、吃上飯了，我急忙回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照顧瑞典客人。我和這些瑞典工人變成了患難之交，大家都相互交換地址，約定以後再相會。其中三個人成了我的朋友，到現在和我還有來往。

參觀一個幼兒園，圖中與孩子們一起跳舞的克勞斯先生後來成了作家。筆者站在後排中間。

喜得長女

1976年是中國多災多難的一年。隨着“四人幫”的垮台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這年12月23日我們家一個女嬰誕生了。上午夫人還在上班，下午就肚疼不止，她忍着疼痛，步行去附近的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晚上我下班回來，去醫院給她送晚飯和洗漱用具時，她挺着大肚子滿面紅光地走了出來。我不由一怔，即將做母親的妻子是這樣的鮮豔動人！當天夜裏，我的女兒就出生了。這次家裏人長了見識，都仔細地盯着嬰兒的一舉一動，看到她手抓腳踢，又哭又鬧的樣子，才放了心。這一年是唐山大地震的一年，又是四人幫被抓後振奮人心的一年，就給孩子起名“振”，這一年我正好三十週歲。看到孩子健康可愛，我心情愉快，接連陪了兩個團。

這時，我在部裏看到了外交學院外語訓練班招生的通知，心想，我本是學英文的大學生，可惜“文革”幾年學業全荒廢了。我何不趁此機會，進修提高並真正掌握英語這個工具？我向幹部司申請，他們同意後，我就去外交學院報名。他們測試了一下，就把我分到了英語水平最高的771班。

戰勝病魔

在開學之前，我去北京醫院作檢查。這時醫院裏有了纖維結腸鏡，大夫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腸道內部情況。一個外科副主任給我作過檢查後説，腸道未發生病變，但趁着年輕，早作手術切除，就可杜絕後患。我聽人説，做手術關鍵是主刀大夫，大夫技術不過硬，容易造成腸漏，那就麻煩了。我就提了幾斤雞蛋去家裏找副主任，在那個年月，這就是我能拿出的最好禮物。副主任主刀的手術非常成功，術後第二天我從麻醉中慢慢清醒過來，感覺到在死亡線上掙扎時的恐怖，生命與死亡交戰之時的痛苦，重新活過來才是真正的幸福。

進修英文

1977年秋天，我身體恢復後，到外交學院進修英文。學員都是外交部在職幹部，大部分僅學了少量英文。我們771班比較好，大家都會一些英文。平日我們都住在學校裏，上午學口語，下午搞閲讀，晚上自學，週末回家料理家務。

我已經兩次學習外語，因此有了些經驗，第一年我重點校正發音，同時努力擴大詞彙量。除了老師佈置的作業之外，我每天堅持讀一本英文電訊稿。第二年我把重點放在口語上，我利用旅遊局的老關係，多次去陪美國和英國團，鍛鍊我的英語聽説能力。

大量的實踐使我的英文得到了質的飛躍。在1979年夏天畢業考試中，我在全校取得第一名。特別是在口語考試中，我對老師的提問對答如流，使他們十分驚訝，都認為這是歷年搞培訓以來所見到的最好學生。可以説，我的英文這時達到或者超過了本科畢業生水平。大量的民間外交實踐，使我的瑞典語和英文都產生了質的飛躍，為我後來的外交生涯和翻譯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畢業後幹什麼？

幹部司建議我再去瑞典使館工作。西歐司同志私下告訴我，大使翻譯的瑞典文一團糟，但卻練就了一副鐵口銅牙，讓外行人難分真假。瑞中友聯秘書長實在忍受不下去，就寫信到西歐司告狀説：“聽不懂你們的翻譯，我們與大使談話，中間就像有一道牆，怎麼也談不通。”幹部司與西歐司商量後，決定派我去擔任大使翻譯這個重要工作。

當時，我夫人在郵電科學研究院主管國際郵聯工作，經常出差。我只好把剛滿兩歲的女兒送到濟南爺爺奶奶那裏。那天，火車快到黃河大橋時，突然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兩個多小時。我心急如焚，卻又無可奈何。

年初一凌晨一點多火車才到濟南。我一手抱着個沉睡不醒的孩子，另一手提着個沉重的箱子，勉強走出車站。火車站前不僅沒有車輛，連個行人也沒有。正當我左右為難、不知所措時，遠處走來一箇中年男子。我只好向他求助。他接過孩子，我背上箱子。大年初一凌晨，我們在大風雪中走了二里多路。他送我到樓前，門也沒進就走了。妹妹告訴我，她們在車站等到十二點多，不僅沒接到人，也沒得到任何關於列車的消息。為什麼列車要在黃河北滯留兩個多小時，車站和列車上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解釋，似乎這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1979年的那個春節，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在濟南停留了三天，要回京時，女兒大哭大鬧，抱着我不放。奶奶強行把她拉走時，我心裏好痛好痛。為了黨的外交事業，我既管不了孩子，也養不了老人。一家人分多合少，就成了我們家生活的最大特點。

— END —

圖文 | 高鋒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