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收入越過1萬美元門檻之後的關鍵挑戰_風聞

提要

近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舉辦第三屆外灘金融峯會，期間舉辦閉門研討會暨CF40季度報告會“人均一萬美元以後的宏觀經濟政策”。

報告指出，**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六個經濟體在人均收入超過一萬美元后，普遍遇到了市場內生需求不足、生產率提升難度增加、收入分配進一步惡化、對社會保障訴求上升等問題。**總結六個發達經濟體應對經濟轉型挑戰的經驗教訓，有如下發現：

首先，面對市場自發需求不足，一是主要依賴總需求管理手段，供給端手段不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應對不當可能破壞市場機制、抬高供給成本，陷入滯脹；二是保護好貨幣和財政政策獨立性；三是順應投資回報率下降，下調利率；四是在通脹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財政擴張有很大空間。

**其次，政府通過金融管制和產業政策等手段補貼投資和工業部門的模式不再適用，發展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新經濟是關鍵。**一是鼓勵公平市場競爭，發揮市場的力量，同時加強反壟斷，削減和取消各種政府補貼；二是進一步加強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市場開放；三是加強基礎科研和教育。**第三，經濟進入轉型期後，社會問題會出現新特點，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只是其中一個選項，更重要的是改變過去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要依靠税收機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改善非正規就業的工作條件。另一方面，新的社保體系強調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在教育與培訓方面的救助，提高低收入羣體的工作機會和工作能力。

*****本文系第三屆外灘金融峯會系列簡報，內容主要來源於第三屆外灘金融峯會閉門研討會1暨CF40季度報告會“人均一萬美元以後的宏觀經濟政策”，執筆人為CF40資深研究員張斌，CF40研究部副主任、青年研究員朱鶴，CF40青年研究員鍾益、張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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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越過1萬美元門檻後的國際轉型經驗

第三屆外灘金融峯會閉門研討會1暨CF40季度報告會“人均一萬美元以後的宏觀經濟政策”現場

一、 人均收入一萬美元左右是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分水嶺

二戰以後，人類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經濟增長奇蹟。經濟增長奇蹟主要集中在歐洲和東亞兩個區域，區域內的部分國家經歷了連續20-30年增速超過5%的持續經濟增長，並在此後一直保持在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經濟增長奇蹟的發生主要來自成功的工業化。**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從農業部門進入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工業部門經歷了從手工業到勞動密集型產業、再到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持續升級，農業部門得益於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實現了農業現代化。

**高速經濟增長奇蹟不會一直延續，人均收入一萬美元（購買力平價，1990年不變價格）左右是經濟發展階段的分水嶺。**過了這個分水嶺以後，破舊立新的壓力大增，政府在高增長階段所採取的各種經濟干預政策的經濟績效大減，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各種矛盾凸顯。

研究表明，**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六個經濟體，在人均收入一萬美元以後，普遍遇到了市場內生需求不足、生產率提升難度增加、收入分配進一步惡化、對社會保障訴求上升等問題。**但是，歐洲和東亞兩類經濟體分別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政策，帶來的結果大相徑庭。

二、歐洲：忽視總需求管理，過度保護傳統產業，引發持續通脹預期後陷入長期滯脹

德國、法國、意大利等西歐經濟體在經歷了1950-1960年代的黃金增長時期以後進入轉型階段。這一時期遇到了三重衝擊：

一是結構轉型，工業化的高峯期已然過去，生產率增速顯著放慢，傳統產業和工人面臨巨大淘汰壓力；

二是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固定匯率難以再持續，各國貨幣政策面臨嚴峻挑戰，不靈活的匯率體制很容易招致國際資本投機；

三是石油價格突然大幅上漲，對產品相對價格體系帶來巨大調整壓力，對經濟穩定也是巨大威脅。

**面對上述多重挑戰，大部分歐洲國家事實上選擇了忽略總需求不足的問題，沒能充分發揮總需求政策的效能。**歐洲國家為維護匯率穩定，普遍放棄了總需求政策的獨立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70年代初，歐洲國家的政府採取了包括降低利率和增加公共部門投資等多種方式的刺激政策，經濟有所恢復。而隨後通脹成為總需求管理更大的挑戰，各國不得已採取了持續多年的財政緊縮政策，留下了較大的產出缺口。

同時，大部分歐洲國家選擇運用國家力量克服困難，但效果並不好。與此相關的政策包括但不限於：

國有化和政府出面鼓勵企業間的兼併和重組。

保護傳統產業工人，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工會要求將通貨膨脹與工資掛鈎，通過直接的工資補貼要求僱主不解僱富餘的工人。

限制國外產品的輸入。英國和法國以此暫時保住了國內的紡織業。

價格管制。英國1977年制定的“鋼鐵計劃”統一規定鋼鐵價格，取消價格競爭。

通過刺激消費和各種福利性改革來刺激需求並降低失業率。

趕走國外勞工，德國、法國、英國驅除國外勞工。

**歐洲所採取的結構類政策破壞了市場機制，供給端效率受損的同時形成了頑固的通脹預期，這是導致出現長期滯脹的根源。**歐洲各國對傳統產業的過度保護政策事實上損害了市場的自發調整機制，限制了勞動力在行業之間的轉移和出清，導致供給端效率受損。再加上石油價格衝擊，通脹壓力大增，總需求管理政策不得不收緊，最終導致經濟下行壓力也隨之增加。在這個過程中，尤其重要的機制是將工資與物價綁定的做法帶來了“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形成了持續的高通脹預期。這種情況下，要想穩住通脹，就要承擔需求嚴重萎縮和產出顯著下降的代價。

**歐洲國家轉型後面臨的社會問題是社會福利支出增長遇到較大挑戰，各國都積極調整過去的福利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對1970年代經濟蕭條期間大眾平民的基本生活起到了保障作用，這明顯有別於過去經濟蕭條期間的經歷。社會福利制度有與生俱來的不足，但構成了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此後，歐洲各國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福利支出增長。例如，北歐福利制度一直在主動調整，比如鼓勵老年人推遲退休或重新進入勞動力隊伍，鼓勵生育，説服年輕人增加儲蓄等，都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積極的宏觀政策保持總需求穩定，推進改革並擴大開放，轉型過程相對平穩

與德國和法國類似，日本經濟在經歷了1950-1960年代的高增長時代以後，也遇到了經濟轉型、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石油危機的三重衝擊，同時面臨着經濟下滑、失業和對能源過度依賴等多重壓力。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轉型階段，同樣面臨了總需求不足、產業轉型壓力增加和收入分配惡化等挑戰。

**應對總需求不足問題，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三個經濟體基本都採取了積極的宏觀政策。**具體表現為順應收益率下降的趨勢而不斷調低基準利率，同時擴張政府支出，不再強調財政預算的絕對平衡和對政府債務規模的嚴格管控。整個轉型過程中，三個經濟體都沒有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和持續的通脹壓力，轉型過程比較平穩，沒有承擔過多的產出效率損失。

應對生產率增速放緩，三個經濟體非常重視通過結構性改革政策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一是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更重視市場的作用。**例如，日本應對傳統產業淘汰壓力的做法有兩個特點：一是不管什麼行業，只應對宏觀經濟蕭條，且只採取有明確時間限制的救助措施；二是有意識地幫助企業把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從該行業退出去，並再投到新領域的“事業轉換”措施。

**二是鼓勵高新技術領域的行業發展，但主要通過税收激勵等間接方式，政府不再直接介入。**三個經濟體都制定了鼓勵高新技術行業的產業政策和行業目錄，並實行了與之相配套的鼓勵政策，包括但不限於税收減免、優惠貸款和產業補貼。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並沒有直接參與相關行業。

三是鼓勵海外投資，提高國內外的資源配置效率。

7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採取了多方面措施支持日本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如為海外投資融資提供幫助的日本海外協力基金，日本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政府和私人部門合作成立的日本國家發展組織基金，幫助企業應對海外投資風險的海外投資信用保險制度，以及為海外企業提供諮詢支援服務的日本貿易振興會等。

1989年中國台灣放鬆了對企業海外投資的限制，1991年開始開放對大陸投資, 掀起了一股赴大陸投資的熱潮。

韓國80年代以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開始大幅增加，韓國政府大力支持大型跨國公司的發展，對中小企業對外投資制定特殊優惠政策，在國際人才培養和海外投資信息諮詢服務方面採取了眾多舉措。

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三個經濟體在推進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時，並沒有同步加強金融監管，這直接導致三者後來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

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始於80年代初，包括利率自由化、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和資本賬户開放等。金融自由化加劇了金融業的競爭，低利率環境下信貸配額現象減少，日本學者認為金融業的過度競爭和不當競爭成為後來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

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分別始於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改革內容與日本類似，包括利率自由化、放鬆對金融市場和機構的管制，以及資本項目開放。長期來看，金融自由化確實有助於保持宏觀政策獨立性，提升信貸資源配置效率。但是，由於監管缺位，金融自由化也帶來了金融市場的動盪。中國台灣股市從1986年的1000點漲到1990年2月的12000多點，然後到1991年跌到2573。

韓國經歷了1997年嚴重的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進程中，金融監管缺位造成了大量高槓杆舉債和金融資產投機行為，不少韓國學者認為這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

社會保障方面，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沒有采用歐洲式的福利社會模式，而是在維持當時社會福利水平的同時，重點降低收入分配的差距。

其中，日本採取累進税制，對股市投資的資本利得、銀行存款利息、各種債券的收益等等徵税，對土地和房產徵税。日本政府對於低收入家庭的轉移支付包括最低生活補貼、住房補貼、醫療補貼和教育補貼等。這些制度再加上全民醫療和養老保險制度，實現了收入的相對平等。

與日本相比，韓國的福利制度變革相對較晚，近年來逐漸改變了“經濟第一，分配第二”的傳統理念，通過調節初次收入分配、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改善非正規就業工作環境等方法，縮小收入差距。

四、政策啓示

**經濟轉型時期面臨的關鍵挑戰是市場自發的需求不足。**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過去之後，私人部門的信貸需求會顯著放緩，與之相對應的是私人部門的自發性投資增速也會下降。

在市場自發的總需求不足環境下，如果政府採取了積極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彌補市場自發的需求不足，總需求還能保持在合意水平上，就業和通脹也隨之保持在合意水平。

在市場自發的總需求不足環境下，如果供給面臨着生產效率提升的停滯或者是能源價格上漲的衝擊，會同時出現高通脹和高失業的格局。

**面臨市場自發需求不足，標準政策工具是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歐洲國家並沒有通過總需求管理政策來應對需求不足，事後來看大部分的政策效果不佳，沒有起到提升總需求的作用，也沒能緩解失業和經濟不景氣的壓力。

與德、法、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相比，日本放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以後，可以更主動地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市場自發需求不足壓力。

用日本學者的觀點看，日本民間存在嚴重的過度儲蓄，政府通過發行國債進行公共投資的方式吸收了這些過度儲蓄，實現了資源的充分利用。雖然政府債務/GDP在持續增加，但這並沒有威脅到日本的政府信用，沒有威脅到日元，沒有帶來通脹。具體來説：

一是主要依賴總需求管理手段。供給端手段不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應對不當可能破壞市場機制、抬高供給成本，陷入滯脹。二是保護好貨幣和財政政策獨立性。三是順應投資回報率下降，下調利率。四是在通脹得到控制的前提下，財政擴張有很大空間。

**經濟進入轉型期之後，政府支持經濟發展的政策需要做出調整，讓市場主導資源配置更加重要。**政策的重點是鼓勵公平市場競爭，反壟斷，削減和取消各種政府補貼；對外開放，尤其是貿易和投資領域的市場開放；支持基礎科研和教育。1980年代以後，樣本經濟體中的國家都做出了類似的選擇。這些政策的調整更適合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經濟成長，使得這些經濟體持續保持在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經濟進入轉型期後，社會問題會出現新特點，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變過去的社會保障體系。**過度增加的社會福利支出受到了很多批判，包括過度依賴福利而喪失工作動力、資源浪費等。為了應對後工業時代新問題，同時也是回應對傳統福利政策批判，歐洲學者提出了社會投資戰略理念。新戰略不再強調通過收入分配達到平等，而是強調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通過在教育與培訓方面的救助，提高低收入羣體的工作機會和工作能力。

具體的案例包括：英國減少對青年和失業羣體的現金補貼，增加職業培訓和終身教育能力的開發項目；英國、新加披、加拿大等國設立兒童發展賬户，支持兒童教育；提供合理價格的保育、有薪兒童養育假期、兒童有病時可以休假等三種核心要素構成的女性親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