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金融與氣候投機_風聞

COP26的一大成就是把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推到了前台，這是西方金融業試圖主導氣候金融的舉措，牽頭人是聯合國氣候行動和融資特使馬克·卡尼（Mark Carney）。

卡尼是個有意思的人物。這個60後是在加拿大西北特區出生的，小時候就搬家到埃德蒙頓，後來去哈佛讀經濟，到牛津拿了碩士和博士。他的博士論文是《競爭的動態優勢》。

畢業後，他在高盛工作，2003年轉任加拿大銀行（加拿大的中央銀行，相當於美聯儲）擔任副行長，一年後轉任財政部副部長。2007年擔任加拿大銀行行長，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受到好評。2011年，他兼任G20組建的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這一時期他還是國際銀行間清算委員會主席。2012年，他受邀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這是英格蘭銀行300多年歷史上第一次非英國人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他在2020年3月卸任英格蘭銀行行長職位。現在的主要工作是代表英國出任聯合國氣候行動和融資特使。

融資一直是氣候行動的焦點之一。發達國家去碳化需要投資，不發達國家的無碳-低碳發展更需要投資，多少年來，西方投資口惠而實不至。巴黎協定承諾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基本上成了泡影。GFANZ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融資渠道有多種，包括銀行貸款、風險投資、私募、共同基金、捐贈基金、購買股票或債券等，這些渠道可以引導資金流向，促成既有助於碳減排又可盈利的投資項目。格拉斯哥淨零金融聯盟（GFANZ）成員包括450多家銀行、保險公司、投資者、證券交易所、評級公司和指數供應商，資產總計高達150萬億美元。在理論上，這個規模足以在2050年前融資100萬億美元來投資於新技術開發應用，也足以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推動自身重組鋪平道路。

GFANZ承諾將制定“基於科學”的目標，投資重點是2030年大幅削減排放，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為推動轉型、企業碳減排、激勵有助於抗衡氣候變化的行業實現增長提供資金，並每年報告進展情況。

GFANZ還要制定金融業淨零承諾的黃金標準，建立新的國際機構，制定以公開、可核實的氣候信息為基礎的國際淨零金融會計標準。這是第一個針對清潔發展機制（CDM）和聯合履約機制（JI）温室氣體減排項目開發的獨立的、實用的基準，為項目開發商提供了完整的方法，以確保CDM和JI能夠產生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真實可靠的環境效益。標準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等若干國際組織發起，經政府部門、環境組織、私營企業和認證機構等利益相關方長期協商於2003年正式推出，定期更新。

GFANZ還要主導碳市場的建立、監管。歐盟和英國已經啓動碳市場，中國剛開始試點，美國還沒有建立碳市場。各國碳市場的互信和核算也需要統一規則，並保障透明度。全球會計標準組織、美聯儲、英格蘭銀行在內的金融監管機構已經在共同制定審查和披露標準，實施金融監督，但具體細節還不清楚。GFANZ還要對經濟脱碳化中的機遇識別、風險管理、公平競爭提供工具箱，並將各國中央銀行、金融監管機構和主管部門一併納入綠色金融體系，這是氣候金融的另一個説法，但也更加廣義。

氣候議題以逆轉氣候變化為中心，綠色議題則擴大到更加一般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綠色金融的核心是加強金融對氣候行動的主導作用，包括綠色融資、綠色貨幣政策、綠色量化寬鬆政策等。簡單地説，資本主義綠色化了。

綠色經濟當然是有收益的。聯合國估計，綠色經濟可在2030年前在全球創造6500萬個新增就業機會；在2020-30年間投資1.8萬億綠色產業，可在五個領域產生7.1萬億美元的總淨效益，比如預警系統、具有氣候抵禦力的基礎設施、改善旱地農業作物生產、全球紅樹林保護和更具抵禦力的水資源。世界銀行估計，在未來15年裏，需要投資90萬億美元，但這些投資都是可以收回的。另有研究發現，向綠色經濟轉型可釋放新的經濟機遇和工作機會，平均1美元的投資產生的收益為4美元。聯合國2018年發佈的《新氣候經濟報告》稱，據保守估計，大膽進取的氣候行動到2030年可帶來26萬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收益。

在融資方面，2020年年初承諾實現淨零排放的金融資本總額為5萬億美元，而11月初則達到了130萬億美元。

必須説，在一大堆令人眼花繚亂的數據裏，存在很多不一致，更存在很多空頭支票，但西方試圖主導綠色資本主義的用心昭然若揭。綠色金融不僅是經濟的事，更是政治的事。

西方從科技進步帶來的生產力進步開始，走向發達。西方已經習慣於經濟和科技上遙遙領先於亞非拉。但雁陣里長出一個大飛象中國，以經濟和科技為基礎的領導權眼看不保，氣候與環保成為新的着力點，西方正在力圖打造綠色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這是領先中國一步的最後希望。

西方的發達是從金色資本主義開始的。這是“古典資本主義”，唯利是圖，但鼓勵超越階層的個人逐利。與富裕的權利來自階級的封建社會相比，這是共同富裕了。金色資本主義也確實首先將歐美帶入富裕社會的。

但金色資本主義的弊病也越來越明顯。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金色資本主義加速財富向資本集中，勞工階級則面臨工作機會流失、環境污染的問題。資本主義需要政治正確才能繼續生存，綠色資本主義閃亮登場。這一次，無條件的逐利不再是號召，人類福祉成為旗號。

不過綠色資本主義到底能不能成事，並不是幾個有才華、有光環的金童玉女就可以決定的。比如説，GFANZ有150萬億資產，但這不等於有150萬億可投資的資金，更不等於有150萬億可用於綠色投資的資金。不管金色綠色，銀行最終是要營利的，換一個顏色只是有可能把部份短線營利轉為長線營利。

不管是聯合國還是誰，綠色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直接的。比如説，災害性氣候的避免肯定可以折算到經濟收益，但這不是投資銀行可以看得見摸得着的真金白銀；生態改善不僅提高人們的健康、降低醫衞開支，也拉動旅遊產業，問題還是一樣，投資銀行難以通過這些間接收益而得益。政府可以進行公益投資，最後的收益以税收或者降低健保開支來體現，但這對投資銀行不行，他們需要更加直接的彙報。銀行不是不可以進行公益投資，但這和主要是公益投資還是有巨大差別的。

政府投資也是有限的。西方受到社保開支增加、税入降低、基礎設施老化的壓力，很難在綠色投資方面大舉擴張，更難如巴黎和格拉斯哥所許願的那樣，向第三世界提供鉅額綠色投資。

對第三世界的綠色投資是否能達到綠色目的，這也是有疑問的。第三世界毫無疑問看到了道德槓桿，不斷利用國際舞台大力撬動，期望綠色資本主義幫助他們一舉脱貧。但宏大設計與地氣常常脱節，綠色與生存是有矛盾的。飢餓、貧窮的人們拿到天上撒下來的錢，首先是買肉吃，多買幾件衣服，草棚換瓦房，多生幾個孩子，甚至弄個輕騎、小汽車。這些都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都是人權，但也都是增碳的。

更重要的是，不管什麼綠色產業，尤其是綠色能源，最終可能都繞不過中國。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尤其是在“重建更好世界”計劃的背景下，歐美融資最後用於購買 中國製造屬於政治不正確。但依靠歐美的太陽能電池板、風機、特高壓輸電，可能在成本上是不可承受之重。歐美要搞與一帶一路對着幹的重建世界計劃，離開再工業化就是經濟上不現實的，更是政治上不可持續的。但歐美要是做得到再工業化，也就不急於與一帶一路對着幹了，而是正面進攻中國市場。

綠色資本主義弄到最後，可能就是個綠色金融，或者説以綠色為名義，通過主導金融規則，收個智商税。資本主義説到底還是金色的，所有金融槓桿到最後還是要落到供應鏈這個支點上，才能撬動任何事情。亞當•斯密到卡爾•馬克思都沒有看走眼。

中國可以陪歐美玩，但以不變應萬變，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不管資本主義如何變色，中國堅持社會主義，把世界的供應鏈牢牢地栓在中國，不僅帶領中國人民共同富裕，還要帶領亞非拉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