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律丨大國發展史視野下的中美對視，關鍵在於中國自己_風聞

編者按：11月16日，中美兩國領導人舉行視頻會晤。此次會晤涉及諸多事關中美兩國未來的重大戰略性問題，受到廣泛關注。中美關係近年越來越凸顯出其世界性影響，已經成為國際事務中的最重大議題，其變數事關全球未來。兩個大國的關係將來會走向何方？本文指出，中美關係的問題，本質上來自大國發展帶來的世界力量均勢變化。當前中美關係既具有傳統的大國競爭性質，又包含制度、體制和文明類型的問題。不能僅僅在國際關係中尋求中美問題的解答。借鑑歷史，最終決定中美關係發展走向的，是中國在對自身的合理定位、國情認識的基礎上，鞏固好國內“根據地”，維持好國家發展的勢頭，解決好社會發展中遺留的問題。我們特推出本文，以供讀者思考。

陳曉律 |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從公元1500年以來的世界歷史來看，世界的經濟發展早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而發達國家以資本主義形式的市場機制發展，更不可能侷限在單一民族國家範圍之內，因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幾個不可或缺的因素：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力、設備和原材料，銷售商品的市場，以及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形態的競爭規則等。這些都使世界強國的發展成為國際事務的主要內容。在列強競爭的態勢下，影響國家發展的因素中，變數最大的是競爭規則，其既涉及國內因素，又涉及國際範圍的因素。兩次世界大戰最主要的就是爭奪制定世界經濟競爭規則的權力：擁有世界經濟競爭規則制定權的國家，自然可以在世界市場的蛋糕上分到最大的份額。

然而，無論原有的霸權國家如何控制，世界經濟的潮流依然是在逐漸變化的。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是，最發達的經濟和科研中心都在緩慢地轉移。這種轉移從長期看意義極為深遠。因為它預示着一個發展的普遍規律，即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可能只一種既定模式持續不變地發展下去。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的科技進步幾乎是在以一種加速度方式進行，而每一次科技進步，總是要求原有的佔據先進位置的國家，適時調整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新一輪競爭中獲取新的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一個民族或國家不能及時地調整發展模式，進行經濟方面的轉軌，那麼其可持續發展就是十分困難的。

中國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抓住歷史的機遇，通過改革開放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已經成為全球GDP 總量第二的國家。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迅速發展是與美國的默契有關的。於是，新形勢下的中美對視，就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的強國夢與美國的市場夢曾經在20世紀80 年代找到了契合點，雙方都獲得了各自較為滿意的結果。但隨着目前中國實力的增強，美國人的焦慮卻日益增長。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引發了眾多學者的討論。站在世界史的角度，需要對大國發展中可能產生的一些問題進行梳理，以便明確現在中國對內對外應該如何做。

從世界史的角度看，當代國際社會本質上依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各國只能通過力量均勢而獲得暫時平衡。然而，所有的國家都渴望發展，而發展必然帶來力量均勢的變化。於是，各國在這種力量均勢不斷變化的狀態下如何生存，就成為現代世界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以1500年為起點，近現代世界的發展大致是由英吉利海峽附近的國家率先啓動的。其中，荷蘭、德國與英國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們的經歷構成了現代世界發展的一條主線。

大國發展的歷史回溯

（一）荷蘭：發展與國家戰略

在現代西方世界的擴張歷史中，荷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17 世紀，它曾是世界強國之一併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它的很多政治經濟理念被後來的英國發揚光大，成為西方發展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就此而言，荷蘭能在西方世界嶄露頭角，並非是因為其現代化方面具有獨特的機遇，而是由於其體制方面的創新。然而，荷蘭卻未能長期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最終被其他歐洲國家排擠到邊緣位置。所以，荷蘭在世界現代化潮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承上啓下的作用。分析荷蘭的興衰歷史，有很多發人深省的地方。

荷蘭共和國成立後，在16 世紀最後10 年經濟發展最快，正是靠着這10 年的拼搏進取，荷蘭經濟飛速發展，步入世界強國行列，並一直延續至18 世紀上半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和現在的英國一樣，17 世紀的荷蘭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模範國家”。英國著名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在其著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中大聲疾呼人們學習和仿效荷蘭，將荷蘭的富強稱為“世界奇蹟”：“這樣小的一個國家，還沒有我們的兩個最大的州大，自然財富、食料、木材或其他在戰爭或和平時期所需的軍火都少得微不足道的，但它竟綽有餘裕地一切都有。”

在西歐，城市是各地工商業中心，工商業構成城市經濟的基礎。但是“中世紀城市的工商業，是在生產有限、市場有限、交通不便的特定條件下發展的”。城市商品經濟要實現從有限規模到發達規模的轉化，必須在生產、市場和交通運輸三方面取得突破。而荷蘭正是在這三個方面做得很有成效。首先，在生產方面，近代荷蘭率先實現了從奢侈品生產向大眾商品生產的轉變。經濟史學家希倫伯姆在《工業化前的工業化》中認為：“生產力的革命，只可能實現於那些生產大眾品的工業。”這一點對於一個國家或地區資本主義關係的成長有重要的影響。轉向大眾品生產並非偶然的經濟現象，而是近代商品經濟發展的一種新趨勢。大眾商品生產必然要求突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種種限制，從而引起生產技術和生產經營組織的改變，因為傳統的中世紀的生產經營組織和技術條件無法生產出能夠滿足廣闊市場和廣大消費者的商品。如荷蘭引入新呢絨生產後，呢絨業迅速走出谷底，面貌煥然一新，產量持續上升。其次，在交通運輸方面，近代荷蘭造船業迅速發展，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實現了海上運輸革命。船舶作為水上交通運輸主要工具，與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有密切的直接關係，可以説是溝通商品經濟的橋樑。最後，在市場方面，荷蘭海上貿易在全球範圍內異軍突起，為其商品經濟發展開闢了廣闊市場。17 世紀上半期，荷蘭在對外貿易、航海和造船業方面遠遠超過英國，海外投資比英國多15 倍，船隻數量超過英國10 倍。甚至在英國殖民地，荷蘭船舶和荷蘭運送的商品總量也遠遠超過英國。在那個時期，同其他國家一樣，荷蘭的海上貿易也是與海盜劫掠、殖民、戰爭聯繫在一起的。但掠奪性的殖民活動，卻使海外貿易彙集而來的大量財富和資源，源源不斷地流入荷蘭，轉化為鉅額商業利潤和資本，極大地促進了荷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沒有海外貿易和世界市場，荷蘭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將無從談起。

但荷蘭的發展卻有着先天弱點，那就是荷蘭的商業資產階級只顧自身商業利潤，根本不考慮國家的整體利益，結果造成商業資本畸形發展。商業資本是“資本在歷史上更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沒有哪一種資本比商人資本更容易改變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變自身的職能了”。荷蘭商業資本家對商業利潤的關注要大於生產經營，而且一旦外來商品銷售利潤超過本國同類產品，他們便更傾向於進口而非製造。

荷蘭商業資本畸形發展的表現之一，就是資本向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的轉移。當荷蘭的紡織工業遇到英國廉價商品競爭、陷入困境之時，紡織業主強烈要求政府提高關税予以抵制，卻遭到阿姆斯特丹商人的反對。因為英國呢絨在國際市場比較暢銷，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商人希望維持低關税，不顧本國工業利益而大量進口。放棄關税保護政策，將商業利益不恰當地擺在阻礙甚至破壞工業生產的位置，導致本國工業產品在與國外同類產品競爭中失去保護，最終損害的是荷蘭整體經濟。到17世紀末，荷蘭竟成為僅次於西班牙的英國呢絨進口國。商業資本這種利潤第一的取向，實際上是阻礙而非推動了本國商品生產的發展，商業資本不能與工業資本相結合，當然無法支持本應開始的工業革命。

荷蘭商業資本畸形發展的表現之二，是商業資本大量地向借貸資本轉移，致使國內製造業資金短缺，無法更新技術和擴大生產。荷蘭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鉅額資金，向外國特別是外國政府放債牟取高額利潤。英國、法國、瑞典、俄國、德意志諸侯等都曾向荷蘭借貸鉅款。這些資金大部分被外國政府用於政治或軍事開支，無關荷蘭本國經濟生產，相反往往增加借貸國家的實力，進而威脅到荷蘭海上貿易。除了放債之外，還有一種資本輸出方式即在國外進行金融投機。1758 年時，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佔這些股票總額的1/3。投到國外的資金脱離荷蘭人的控制，有時甚至蒙受重大損失。如1711 年英國商人建立所謂“南海公司”，其貿易擴張計劃一度吸引了大批資金，不少荷蘭商人也參與其中，但公司因經營不善導致股價大跌，致使眾多荷蘭人遭受慘重損失，直到1723 年，荷蘭股東手中還有156 萬英鎊的南海公司股票難以脱手，就連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也受到牽連。此外，荷蘭的借貸資本如果在國外贏利，往往是變成房產之類的不動產或直接在國外開辦工廠，結果導致荷蘭國內技術和勞動力流失，許多優秀的技工出國工作，這對荷蘭國內工業顯然是雪上加霜。英國正是在這一時期引進了大批包括來自荷蘭的外來資本、技術和勞動力，極大地促進了本國新呢絨業和棉紡織業的振興，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這樣一種局面的出現，對當今的現代國家發展戰略有着重要的啓示，即資本是無國界的，但一個民族的利益是有國界的，因此，國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將本國的發展放在第一位。如果不能通過某種方式掌握自身經濟發展的主導權，那麼經濟繁榮是不能持久的。荷蘭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是商業資本逐步讓位給工業資本，而是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於商業資本，這一趨勢恰恰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相反。這種缺乏長遠戰略的“自由狀態”，使荷蘭的盛極而衰來得很快。來自競爭對手英國的外部打擊，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為扼制荷蘭並與其爭奪海上霸權，英國於1651 年頒佈《航海條例》，規定未經英國政府允許，禁止外國船隻同英國殖民地進行貿易。這種霸道行徑導致荷蘭與英國之間爆發了三次戰爭（1652—1654 年、1665—1667 年、1672— 1674 年），最終英國獲勝，取代荷蘭成為掌握海洋和殖民地霸權的霸主。

荷蘭的經驗表明，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堅強有力的領導集團，沒有長遠的發展戰略，沒有為國家本身長遠發展投入資源，而是小富即安，最終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願生存的。能否有效地捍衞自己的核心發展利益，是一個國家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二）德國：發展與政治機制

從歷史角度看，德意志民族及其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扮演着一種特殊的角色，它既是一個不斷在現代化道路上奮力拼搏的民族，也是一個不斷給世界帶來災難和震動的民族。因此，它在現代化過程中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都促使人們反覆思考。德意志“由一個分裂、落後的農業社會發展成今天這樣一個統一、高度發達的工業現代化社會，經歷過漫長而曲折多變的現代化歷程。世界上或許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民族的發展，曾經歷過如此劇烈的大起大落，而它的每一次起落又都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因此，開展對這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及其進程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以及整個人類現代化的整體性進程，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間位於歐洲大陸的心臟地帶。由於這種中央位置，德意志人在所有的方向上都與其他歐洲民族和文化相遇了。這不僅使它成為歐洲各種文化的交匯地，而且也為它提供了一種精神傳播上有利的出發點。這種天然的地理位置既給德意志的發展帶來了優勢，也帶來了劣勢。從地緣局勢與民族政治發展的關聯角度，施納貝爾對法蘭西與德意志進行了比較：“在法國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的道路上，巴黎盆地是發揮了一種中心點作用的。而在德意志空間裏，由於重心向東的轉移，萊茵河卻並沒有能發揮這種歷史作用。顯然，錯綜複雜的山脈體系和雜亂無章的河流也助長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歐洲，對一個文化民族來説．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是告別中世紀，邁進現代化社會門檻，維持穩定統治的唯一有效的過渡性政治方式”。因此，能否或何時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民族國家就成為這個時代衡量歐洲各民族政治、經濟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尺。而政治統一顯然不取決於哲學家的思辨，只能取決於領導集團的智慧。

重要歷史人物對一個民族發展的重大影響不言而喻，但並非每一個民族都如同德意志這樣在發展的重要關頭如此依賴關鍵人物的作用。這主要應歸因於德國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不平衡。當西方其他主要國家已經建立現代政治制度、個人的作用受到了很大制約之時，德國卻遲遲未能有效地建立相應制度。產生這一結果的根源是複雜的，實際上要求解讀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在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歷史階段，集權式的統治都是一種常見現象，集權政府中的首腦人物往往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如果能抓住政治時機，便可大大增強民族凝聚力，使國家迅速發展；而極端個人權力的濫用，則往往會給民族帶來災難性後果。德國歷史上的俾斯麥和希特勒就是兩個相反的典型。

19 世紀，德意志的統一成了民族發展的頭等大事。1848 年之後，德意志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而分裂的德意志各邦都有自己的工商業法令、不同的貨幣和度量衡，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商品輸出缺少強大國家作為後盾，也成為德意志經濟發展的另一個軟肋。分裂更使有產階級掠奪海外殖民地的野心難以實現，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德意志各階級更加迫切要求國家統一。但此時德意志的外部環境極其險惡，統一不僅是德意志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國際問題，執政者既面臨國內阻力，更要克服歐洲諸強的阻撓。普魯士時任首相俾斯麥審時度勢, 一方面對內推行“鐵血政策”，一方面通過高超的外交手段，利用歐洲各國之間的矛盾, 消除其對德國統一的干涉, 在不到10 年之內，通過三次王朝戰爭，達到了統一德國的目的。

德意志的統一，對於德國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俾斯麥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如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統一各邦貨幣、經濟、法律制度，實行保護關税政策等，掃除了過去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障礙，建立了統一的國內市場，為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順應了歷史潮流。統一後的德國緊緊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機，經過20多年的跨躍式發展，到20 世紀初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成為歐洲第一經濟強國。與此同時，1871 年後，容克貴族與金融、工業資本家達成妥協，實現所謂“黑麥與鋼鐵的聯盟”，這種獨特的“聯盟”統治成為帝國統一的基礎，直到希特勒時期一直支配着德國政治。因此，德意志第二帝國在政治上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餘，完全繼承了普魯士的封建專制主義歷史傳統。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是“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着封建殘餘、同時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織、以警察來保護的軍事專制國家”。

這樣的國家，一旦強大起來而統治者的擴張野心難以得到制約，走上戰爭之路也就在所難免了。1888 年威廉二世即位，他年富力強、血氣方剛，渴望擴張、不滿足於現狀卻又對國際政治規則缺乏深刻理解。德國從此進入“威廉二世時代”。宰相比洛在1897 年國會演説中聲稱：“德國佔有陸地，讓鄰居擁有海洋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想讓任何人都相形見絀，但我們也需要陽光下的地盤。”然而，威廉二世和他的幕僚們從未深究世界政策的定義以及其與德國國家利益的關係。德國的世界政策並沒有具體的目標，使人容易理解為德國可以在任何時候向任何地方擴張，而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傳統又加深了人們的這一印象。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意志第二帝國灰飛煙滅。

當然，這一切很難完全責怪德國人。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是，在這一時期，任何民族的發展都不完全是自己的事務，民族國家與國際政治的關係日益密切，而德國則始終處於地緣政治的漩渦中心，只要不能很好地處理與其他大國的關係問題，那麼，原有的社會矛盾就會被加速激化，從而給自己國家的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滅頂之災。而如何處理好這種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因此，德國曆史所體現出的國家發展困境在於，缺少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制，國家統一和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而一旦強大的國家發展起來，對於如何遏制統治者非理性的衝動，德意志民族卻始終未能提供合適的“剎車”機制。在20 世紀險惡的國際局勢下，在德國發展歷史的緊要關頭，在兩次世界大戰危機臨近之時，德國卻沒能出現富有遠見和魄力的政治領袖人物，最終給自身和世界都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

（三）英國：發展與世界霸權

如果沒有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主體的英國在現代世界的崛起，西方世界也許不可能持續地擴展它對全球的影響。今天，英語仍然是世界通用語言。只不過美國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領袖。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等，都或多或少繼承了英國人的政治文化。這種文化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認為盎格魯國家或單獨或共同對世界秩序負有特別的責任，換言之，這種文化自帶霸權印記。所以，許多當代國際問題的根源還要到英國發展和擴張的歷史中去尋找。

從這個角度看，英國的崛起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它對當今世界和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英國的崛起，除開它自身的內部因素外，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變化也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機遇。新大陸的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通將歐洲歷史發展引向了另一個路線。橫貫南北歐、以德國為心臟、以多瑙河為動脈的歐洲傳統中心商路被廢棄了，意大利與大西洋航道隔絕，而英國卻在這一巨大轉折中獲得了可遇不可求的機遇。英國人的戰略遠見，使得從大西洋到蘇伊士運河進而通往印度與中國的海上交通動脈被牢牢控制在他們手中，保證了幾個世紀英國的繁榮昌盛。為了保住其海上生命線，英國歷史上長期在海軍方面堅持“兩強標準”，即英國艦隊應相當於世界其餘兩個最大海軍強國艦隊的總和，英國隨時準備迎戰一切覬覦其制海權的對手。

正是因為這一轉變，歷史上所謂的“西歐”才打下根基，大不列顛才有了世界霸權的基礎。在一個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比贏得陸地更重要。擁有制海權，也就擁有了扼殺一切大陸國家生命線、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使自己在以貿易立國的鬥爭中擁有了天然和絕對的優勢。海洋戰爭的勝利為大不列顛帝國奠定了基礎，使英國人獲得了西班牙人喪失的威望。這種威望和對於本國國運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國人走上了帝國主義道路，並逐步建立起一個空前的殖民體系，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日不落帝國”。

而在製造業方面，英國如何從歐洲眾多國家中脱穎而出，本身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英國對於自身工業的發展有着足夠重視和特殊關照。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不同的是，英國的發展是建立在一種長遠考慮的基礎上的，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業優勢，即英國不僅要堅持不懈地發展本國的工業，而且要堅定不移地消除潛在的競爭對手。所以，英國在發展工業的過程中，並不希望各國處於平等的競爭狀態。當時英國的看法是，當兩個國家之間有着自由貿易關係時，售出製成品的一方所佔的是優勢，而只能供應農產品的那一方是居於劣勢地位的。

因此，一方面，為保持自身的工業優勢，英國十分關注其他國家的發展。一旦這些國家的工業可能成為英國的對手，就必須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1815 年，英國國會議員亨利·布魯阿姆就宣稱：“為了將外國工業扼殺在搖籃裏，英國工業品出口就是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10 年後，另一個主張自由貿易的英國國會議員也強調，對大陸工業應趁其蓓蕾之時加以剪除。李斯特對這類行為的評價是，“它（英國）的政策方針將以為它自己謀福利為唯一鵠的……只要有可能，他將盡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資本從事於發展他本國的工業，使他的工業產品推廣到世界各國的市場……到那時，歐洲大陸國家的地位將一落千丈，人民將成為不重要的、沒有收益的民族。在這樣的形勢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將遭到同樣命運，最上品的酒得供應英國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

而另一方面，英國的優勢就在於自身的工業能力。工業革命後，英國的世界霸權才正式形成，儘管這之前英國在國際事務中已經擁有無可爭議的威望——沒有英國的參加，重大國際問題幾乎都無法得到解決。但沒有經濟的實力，尤其是先進經濟體系與其在商品生產中體現出來的優勢，僅僅靠政治和軍事的霸權影響是有限的。19 世紀中葉，英國工業才真正進入了黃金髮展時期，棉織品產量比1785 年增加了50 倍，煤產量從1790 年的760 萬噸增加到1853年的5400 萬噸，機器製造業則在世界市場上處於絕對的壟斷地位。1846 年，以廢除“穀物法”為標誌，英國放棄了貿易保護主義，公開宣佈“所有民族之間的貿易必須享受完全的自由”。從傳統的重商主義到自由放任主義，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一個國家，即便是英國這樣的國家，在自己沒有絕對的技術和經濟優勢時，也是實行重商主義的國策，只有確信已經沒有競爭對手、可以穩操勝券之時才會鼓吹自由貿易。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自由貿易是強者的遊戲，不是人人都能“自由”參與的。自此，英國憑藉自己的工業優勢和經濟實力，不僅保持着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而且乘勢擴張，到處搶佔殖民地，把許多國家變成自己的工業品市場和廉價的原材料供應地，由於世界其他大國尚未完成工業革命，英國這種先發優勢使其獲盡好處。可見，英國的繁榮有很多影響因素，但最重要的還是英國當時所具有的“世界工廠”的地位，這使它在很長的時期內在工業生產領域中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競爭對手，這就是第一個工業化民族所獲得的優勢。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或者説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最為輝煌的時期。英國擁有廣闊的殖民地，成為事實上的全球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的殖民地已經膨脹到3350 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其本土面積的130 多倍；人口為三億九千多萬，是英國本土人口的8 倍多，其殖民地面積比當時的法國多1/3，是德國的4 倍。霸主的地位，不是空泛的説教，不是虛幻的光榮，而是意味着實實在在的好處。於是，如何維護大英帝國的優勢，不讓其他後來者奪取這種優勢，就成為20 世紀英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20 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了。眾多殖民地帶給英國龐大的財富，也同時消解着帝國的真正實力，這是任何一個帝國都無法避免的問題。世界潮流不進則退，歷史從來沒有一廂情願，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實力的逆轉已經使英國只能在美國的庇護之下生存。在戰爭結束、美國終止援助之後，英國負債累累，只能靠出售海外資產抵債，而海外收入也大為減少，1946 年，英國在海外的支出比收入高出7.5億英鎊。

大英帝國的衰落背後暗藏的是一種歷史宿命。作為世界霸主的英國，力量龐大而虛弱，其始終面對着各個後起工業國的追趕，看似輕鬆實則危機四伏。英國力量龐大自不必説，“日不落帝國”的稱呼已經言明一切，而其虛弱之處則在於英倫三島面積有限、人口不多，換言之，核心區的資源有限是其致命短板。英國國力強盛之時可以把世界各地視為糧倉或原料供應基地，而一旦稍顯頹勢，要想穩住霸主位置就顯得力不從心。因此，英國人為了維持霸權實際上是小心翼翼的，不僅在歐洲一直試圖保持各國之間的均勢，甚至在遠東還與日本建立過盟友關係。可以説，這體現了英國政治家的深思熟慮。無論“一戰”還是“二戰”，英國人蔘戰都有幾分無奈。更使一心維護大英帝國利益的丘吉爾痛心的是，到“二戰”後，英國民眾對於他竭力維護的不列顛霸權，已經沒有了熱情，而是迫切希望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結果丘吉爾在原本信心滿滿的大選中失敗——這説明，英國民眾與政治精英的關注點已經開始分化，丘吉爾宏大的政治願景，無法再次激起英國人的熱情。大英帝國的民眾，已經沒有原來的精氣神了。仔細檢查英國政治家的作為，實事求是地看，應該沒有多少可以批評的地方。他們十分不幸地處於一個歷史潮流之中，那就是隨着全球經濟的發展，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開始崛起，這種新的潮流最終使得中等強國主導世界格局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大國發展史的當代啓示

從世界史的角度看，自15世紀開始，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已經不再只是本國的事務，而是整個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各國發展的歷史不是分散的，而是一個相關聯的持續的發展過程。筆者選擇論述的是三個在世界歷史上具有典型性的大國，我們可以從其成敗得失中發現一些具有共性的經驗教訓，其中部分內容今天看來並未過時。

首先，要解決好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建設問題。沒有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一個地區和一個民族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民族是否能夠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關鍵性要素之一。而一旦建立了某種性質的民族國家，相應的發展戰略往往也就會從這種民族國家的性質中派生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民族國家的性質與其發展戰略往往具有某種難以分割的同一性。拋掉自己的文化傳統，離開自己的歷史根基，完全照搬其他國家的經驗，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在構建自己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任何好高騖遠的空談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其二，從歷史的角度看，對外擴張和掠奪不可能成為歷史發展的持續動力。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國並未成為首批工業化強國。英國與荷蘭儘管參與了殖民掠奪，為自己的發展積累了第一桶金，但這並非是其發展的主因。一個國家能夠最終成為現代化國家，最重要的一點就在協調發展。任何一種增長的結果，都是國家體制模式、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等綜合的產物，而這一變化的過程必須依賴於其政治、社會、法治乃至文化的整體性變化。工業革命這種使全人類的生產力發生革命性變化的重大事件，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會發生。歷史上出現過不少依靠對外戰爭和掠奪起家的大帝國，但它們都未成為新型生產力的源頭，其輝煌擴張只能是過眼煙雲。即便如德國這樣的國家，在工業化已經取得驚人成績後，也因急於擴張四面樹敵而導致滅頂之災。對這一點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其三，基礎的科研教育和製造業始終應是國家發展的主業。在這一點上，荷蘭與德國提供了正反兩面的案例。荷蘭沒有始終堅持製造業本位，過分重視商業的利益，最終被歷史的潮流擠到邊緣。而德國則因堅持科技與製造業立國，獲得了巨大的收益，甚至今天德國人還在享受這種傳統的紅利。“擁有學校的國家就擁有未來”，早已成為德國人的信念。德國十分重視科學與技術、理論與應用的結合，始終根據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培養適合的人才。有了人才基礎，德國卓越的引進和應用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就不難理解了。歸根結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確保了技術的推廣應用，使之能真正結出果實。因此，教育、科技與製造業協調發展、相互促進，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根基與命脈。

其四，一個民族始終保持憂患意識與艱苦奮鬥精神至關重要。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在努力爭取自己的發展利益，這一過程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此，憂患意識在一個國家的崛起過程中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憂患意識如何成為全民的共識和國家的行動，卻是一個必須加以深入探討的問題。實際上，任何國家和民族，在其知識精英或統治集團中，總有一些人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中國古人早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説。然而，要使這種意識成為一種傳統，成為一個民族的常識和採取行動的動力，卻是十分複雜的事情。在英國崛起的過程中，社會精英和民眾能夠很快形成共識並將這種共識轉化為民族和國家的行動，所以在幾百年的時間內能從歐洲一個邊遠的島國發展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強國。但在成為世界強國後，儘管英國的有識之士不斷地呼籲國家採取行動未雨綢繆，卻始終難以得到全民族應有的回應，其中緣由值得我們深思。換言之，在逆境和危難中，一個民族具有憂患意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處於順境階段，要保持憂患意識就十分困難了。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精神，或許是國家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難題。

中美對視的歷史定位與未來

在上述回顧基礎上，我們再將世界歷史經驗與大國發展的最新動態對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正式取代英國，成為國際秩序中新的霸主。儘管有着同是超級大國的蘇聯與之較量，也有日本等國在經濟方面的競爭壓力，但美國一次次地戰勝了自己的對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各方面的優勢之強，甚至使福山發出了“歷史終結”的感嘆。

然而，正是在這種歷史似乎已經跨入“美國世紀”的潮流中，一直奮力拼搏的中國終於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機遇，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時代。從1840年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再到改革開放，特別是在最近幾十年，中國的發展變化之快，不僅使我們的對手瞠目結舌，就連我們自己也有些不能適應。於是，不僅西方不能從他們的現有理論中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作出合理解釋，從而陷入了某種戰略性的焦慮，我們自己也未能從全球史的角度構建起一種深刻、有説服力的理論，讓世界真正理解中國發展對於人類進步的意義。因此，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當前中美關係的認知和解釋，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中美關係問題，而需要對世界大國競爭規律、文明形態和發展模式進行全面的重新梳理，這顯然是一個浩大的工程，筆者僅結合前述角度對相關問題談談自己的體悟。

第一，當前中美關係既具有傳統的大國競爭性質，又包含制度、體制和文明類型的問題。重點當然是傳統的大國之間的競爭問題，這是一條主線。在美國看來，只要中國沒有挑戰到美國的霸主地位，那麼，其餘衝突都是可以緩解的。改革開放初期，儘管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性質等方面與西方有巨大差異，但這並不妨礙中國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發展較為理性的雙邊關係。但當中國的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二之後，西方人心態失衡，於是，原有的文明、種族、宗教、意識形態差異，開始被作為“中國威脅論”的由頭而放大。這是目前中美間對抗色彩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二，中國對自身的定位是中美關係的關鍵變量之一。隨着中國的持續發展，體量越來越大，引起周邊國家和西方的不適應是很自然的，各種圍堵和非難是免不了的。這就考驗着中國的戰略定力。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推進自己的既定發展戰略，不隨西方國家的不時喧囂而起舞。如果中國為了西方滿意，將自己定位為中低端生產大國，與美國形成長期互補，那麼，中美關係肯定是“理想”的。但美方要長期在高端技術上佔據絕對優勢，打壓中國的產業升級，讓中國始終處於價值鏈的低端，中方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安排。我們要捍衞自己的發展利益，尤其是要進軍高端領域，就會觸碰美國的“奶酪”。因為發展高端產業並不僅僅是產業本身的問題，實際上涉及規則的制定權。爭奪規則的制定權也就是爭奪發展的主導權，本質上就是一種國家競爭行為。中國如果不把自己定位為美國的附庸，與美國的競爭就是無法避免的。

第三，中美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對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爭奪上。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不斷地退出各類國際組織，很多時候是因為對現有規則不滿，認為這些規則被中國鑽了空子，因此要另立新規。美國一方面認為中國在破壞現有規則，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另一方面卻對WTO十分不滿，一再要求美國優先。因此，對現有國際規則的性質，中美雙方的理解是不同的。説到底，只要美國的利益受到威脅，美國對現有的規則就是不滿意的，往往採用國內法來取而代之，同時卻説中國沒有遵守規則。拜登還未正式接任美國總統時，已經開始與盟國商議制定新規則來圍堵中國。可見在未來很長時期內，中美之間的規則之爭不會止息，變化的只是鬥爭的形式。

因此，筆者認為，目前的中美關係或許是歷史上最複雜詭異的國際關係之一。美國試圖妖魔化中國的戰略目標實施起來並不容易，畢竟時移世變，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態勢已經與二戰結束時有天翻地覆的變化。而另一方面，坦率地講，中國對未來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也尚未定型。中國還是希望中美間能維持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中美之間當前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一個雙重塑造或者説在互動中重塑的問題。

在這一歷史性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必須面對和解決很多問題，但始終應該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首先就是要做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與新全球化規則的制定者。中國要繼續成長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帶頭遵守各類國際通行的規則——尤其是我國已經承認的規則，這應該成為一個“中國標誌”，這樣不僅能使各種攻擊中國的言論失去聽眾，也能真正強化中國的軟實力。在中國的國力日益增強的形勢下，對內而言，依法治國就意味着依法辦事，使國內的發展越來越具有世界公認的先進性與合理性；對外則意味着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守護者、雙贏政策的踐行者，而絕不是為一己之私的攪局者。中國的硬實力早已有目共睹，而新時代軟實力的建設則應該由此起步。

第二，利用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中取得的成績，向世界證明自己的體制合理性和優越性。也就是説，要講好中國故事，尤其要講好1840 年以後的中國故事。從馬戛爾尼訪華到最終加入WTO，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間之漫長令人感嘆。但是，我們應該對一些數字有基本的概念：中國的人口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所以中國的現代化不是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而是相當於另一個“世界”的現代化。這樣一個任務使其政府承擔着異乎尋常的重任，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以借鑑。正如李斯特所説：“實際上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國家的政體，不論是叫作民主共和或貴族共和或君主立憲，只有當它能使人民獲得高度的個人自由與財產安全，在管理制度上使他們獲得保證，當他們從事於向共同目標作奮鬥時能高度發揮活動力，並且能持久地、穩定地進行——只有處於這樣情況下的國家，公眾福利才會獲得高度的進展，工商業才會達到高度繁榮的狀態。”中國在短短40多年的時間裏使整個國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權和基本的生存權利得到了保障，這份成績單表明中國人創造出了合乎自己現代化目標的政府，中國政府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是極為合格的，是一種典型的成功的發展型政府。即便按照西方的發展理論，我們也應該把這個故事講得理直氣壯。因為當前中國人民所獲得的實際權利，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當然，我們不迴避我們應該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工作。只要我們堅持下去，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逐漸瞭解和理解當今中國，這也能讓我們穩步地擴大自己的“朋友圈”。

第三，要認真補課，解決此前迅猛發展遺留下的社會隱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是與外向型的經濟格局密切相關的，甚至為此犧牲了國內原來某些上游行業。這種格局長期未能改變，使我們國內浮現了很多原本不那麼嚴重的問題，突出表現為所謂“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和醫療。如關於住房問題，中央已經出台了很多政策平抑房價，但至少目前效果還不明顯。甚至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一些著名高校要留下青年教師也成問題。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再如，中國的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已經進入了某種“內卷”狀態，從學校到家庭，從校內到校外，全民“參與”教育，圍繞“名校”“升學”等指標，甚至在幼兒園階段就已經開始競爭，不少家庭為了孩子而耗盡財力、物力、精力。其實，只要教育資源能夠公平分配，這座大山不難排除。醫療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的醫療衞生條件近年來已有很大改善，但部分問題依然嚴峻。大醫院、好醫院配置齊全，病人願意前去就醫，人滿為患是常態；很多中小醫院卻處於苦苦掙扎的狀態。這種醫療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單靠醫院本身是不能解決的，只能依靠國家的力量。改革開放後，市場化給中國經濟注入了活力，但教育和醫療是絕不能完全市場化的，否則，國家命脈就遲早會被資本掌握。所謂“戰略機遇期”就是鞏固國內這塊大“根據地”的時期，是在外部勢力的圍堵下建設好“根據地”的時期。搬走“新三座大山”，才能真正釋放中國社會的活力，老百姓的錢袋子也才能真正投入消費市場。

第四，要讓美國與中國的“脱鈎”企圖最終變成美國的自我孤立。目前，美國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實際上代表着一種經濟、貿易和金融的世界秩序。美國高叫要與中國“脱鈎”，本質上就是要讓中國重新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與世界經濟的大市場隔離開來。而我們是堅決反對這一點的。坦率地講，任何一個國家要打壓中國，我們都不會畏懼，但如果是與一種經濟貿易體系脱鈎，則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事情。美國之所以試圖將我們擠出去，就在於現有國際體系基本上是由美國控制或主導的，我們既然不能在短期內另搞一個世界貿易體系，就只能在這個體系裏留下來。因此，如何防止美國逼迫我們脱鈎，是一個需要各方都冷靜思考的問題。中國只能更加開放和包容，而不能以閉關鎖國來回應。不過，在美國要強行脱鈎的嚴峻形勢下，也不是沒有任何迴旋餘地。美國要切斷我們與外部世界聯繫的舉動是一種政治和國家的行為，而實際上這種聯繫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經濟與市場的聯繫。換言之，美方所做的本質上是一種反市場行為。所以，中國一定要利用好市場本身的規律，更何況中國還是在繼續成長的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最終，世界需要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平等交往的國際關係，

第五，需要建立“發展中大國”的國情認識。“發展中大國”這一説法，是為了與一般意義上的強國、大國相區分。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基於以下幾個考慮：其一，中國尚未完全實現國家統一，就此而言，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依然還是“弱勢”的；其二，中國沒有對外擴張和殖民掠奪的歷史，中國的發展沒有西方傳統意義上那種“強勢”的爭霸戰爭的火藥味；其三，中國的GDP總量雖然可觀，但由於人口基數等原因，人均GDP要趕上發達國家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這一點而言，中國在很長的時期內，國民收入方面依然是在發展進程中的；其四，由於中國的非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身份，我們在國際話語權方面一直處於“動輒得咎”的不利境地；其五，中國強調和平崛起，不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強調國與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從不以強凌弱，我們願意與所有的國家合作共贏，這樣一種姿態，似乎用低調和氣或大而不強勢作為限定詞來形容更為貼切。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曆來是一個東方大國，大國心態在中國是天然存在的，但近代中國國力位次下降，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直到抗美援朝才得以扭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我們的綜合國力開始增強，但直至目前依然與美國有巨大的差距。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弱國，也不是完全成熟的大國。這樣一種“發展中大國”的態勢，還會持續很長時期。而我們對這種國情需要更加系統地研究，並在對外交往中加以注意。既然中國還處於由弱變強的過程中，那麼，在“老大”組織力量四處圍堵我們的情況下，中國當然需要朋友，但現實中我們卻往往發現自己的“朋友”還不夠可靠。我們不得不思考，“發展中大國”需要的朋友，應該按照什麼標準來衡量。

由不同國家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現代化的國家發展不僅僅是一國內部的事務，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為了不被淘汰而在全球範圍內尋找自身位置，並且可能要與世界上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角力的過程。目前，對於中美關係的變化，很多有識之士十分擔心，乃至對我國發展的前景感到悲觀，筆者卻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基於大國發展歷史的視角，中華民族的韌性是舉世罕見的，中國具有龐大的體量和穩定的政局，並且已經跨過了工業化的門檻。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和最強的生產能力，最大的科研羣體以及不斷強大的國防力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打不垮的敵人只能成為朋友，這或許會成為中美關係的最終寫照。

圖片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