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為什麼沒有存在感?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1-11-18 08:13
文 | 劉夢龍
最近江西遇到了一點麻煩,或者説江西的朋友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家鄉每次上新聞多半不是好事。當代的江西確實處於一個頗為尷尬的位置,總給人一種舊的殘餘頗多,新的發展不大的印象,甚至大多數時候可以説毫無存在感。在傳統的農耕時代,江西是一塊寶地,每當我從閩西北羣山進入江西的衝擊平原時,都能感覺到生存條件的巨大差異,不免對江西人民格外的羨慕。


自秦漢置豫章郡以來,兩千多年的傳統中國,江西雖沒有蘇杭金陵的奢華、閩粵海上貿易的暴富,但勝在安穩,憑藉優越的自然稟賦,生活所需無不充裕低廉,是一個典型的安樂窩。贛人以耕讀傳家,在科舉人文上取得了極大成功,可以説是傳統中國農耕文明的一個樣板省份。和歷史上的輝煌相比,近代以來的江西卻遭遇了嚴重衰退,直到當代,江西也沒有徹底擺脱近代衰退的影響。
江西的變遷完全可以看做近代以來,在外部衝擊和內部轉型中,傳統中國破產的一個縮影。**而江西迄今為止面臨的困境,則是當代發展不充分的一個很好樣本。**今天,我們不妨就來梳理一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談近代江西衰退,包括我們的號之前也談過這個話題,今天我們要談得更深,更宏觀一些。古代江西的優勢,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本身是魚米之鄉,物產充裕,這使得贛人能以耕讀傳家,人文興盛,地理位置上達金陵,下連閩粵,是東南數省的轉運中心,可以説得天獨厚。
清代中期,是江西在農耕的最後一個小高峯。由於清代一口通商,閩西北的茶葉,江西的瓷器,長江上游的絲綢都由廣西轉運廣東。江西境內的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水運網絡,並和長江,閩江,珠江水系共同構成了中國東南的物流水網體系。

許多人都指出,隨着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國門,從一口通商轉為五口通商,江西就逐漸失去了它的轉運優勢,閩貨出福州,粵貨出廣州,江浙貨出上海,作為南北樞紐的著名藥都江西樟樹鎮就是這個時期走向衰退的。這當然是江西衰退的重要原因,但這個觀點並不完整。
應該更全面的看到,不僅僅是物流網的改變,是整個中國經濟結構,特別是出口結構的改變,長期動盪導致的國內市場重組。由於種種原因,江西原有的優勢逐一喪失,並完全錯過了這個關鍵時期,才是給了江西以最致命的一擊,並導致直到今天江西還不能徹底擺脱其影響。
比如傳統中國出口物資,絲綢,茶葉,瓷器三大宗,在近代都受到了巨大沖擊。閩北的茶葉,一度是福建江西最重要的財源之一,像福建名勝武夷山,實際上武夷山主峯是在江西鉛山縣一側,傳統江西道也是閩茶出省的重要通道。而由於太平天國戰爭的影響,到清末,原有的中國茶葉海外市場已經被印度茶取代,而國內市場則由於軍閥戰亂的彼此分割,閩茶在失去出口優勢後,自然要走向衰退。江西景德鎮的瓷器也是出口的大宗,而到了十九世紀末,西方在制瓷工藝上已經全面超越東方,洋瓷甚至反向衝擊中國市場。

其實,一直到今天,世界上頂級陶瓷產商也還是以西方為主。作為工藝品的東方瓷器又面臨日本瓷器的競爭,江西瓷器也自然只能走向衰敗。而生絲貿易的沒落,則更體現了農業文明面對工業文明時遭遇的降維打擊。原本佔據絕對優勢的中國生絲,在面對經過現代育種改造,質量、產量都更穩當,更適合機器繅絲的日本生絲時,再加上人造絲和尼龍的先後出現,當然也只能走向衰敗。
類似的還有糧食,江西是傳統的魚米之鄉,但稻米生產,在近代也出現了洋米大量衝擊,導致東南沿海普遍食用洋米,改稻為桑果種植。自清末以來,一直到抗戰爆發,海上貿易斷絕為止,傳統農業大國的中國竟變成一個純糧食進口國。大量的洋米傾銷中國市場,一邊是國內饑荒嚴重,一邊是農民生產的糧食長期穀賤傷農,使中國的小農經濟加速破產,江西這樣的傳統的農耕省份自然首當其衝。
應該説,如果是在農耕時代,即使整個中國內部市場被戰亂分割,江西也不失為魚米之鄉,大不了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是能夠自持的。但在列強帶來的空前經濟衝擊下,洋貨洋米對中國市場形成傾銷,傳統農耕經濟越發達,交通越便利的地區,衝擊就越大,而得天獨厚的江西自然就是格外嚴重的受害者。
另一面,江西的地理位置給江西帶來了更大的災難,那就是無休止的戰亂,近代的江西曆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太平軍自兩廣起事,清軍和太平軍就以江西為主戰場,使江西的人口,經濟都遭遇了嚴重打擊。而自清末到抗戰,整個江西幾乎都沒有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不斷作為各路勢力交鋒的戰場,使江西最終失去整合進入東南市場體系的機會,這是近代江西衰退又一個重要原因。

很多人把江西近代衰退的直接原因歸結於粵漢鐵路在清末不取道江西而取道湖南,作為江西發展滯後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傳統富裕的贛南走向衰退的同時,依託長江水網的九江等沿線城市仍然能保持繁榮。即使是在太平天國戰爭中,被湘軍打成了白地,也在清末逐步恢復了過來。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清末到民國的一系列戰爭,對江西最直接的打擊,是湖廣士人崛起,**傳統的江西士人在這個關鍵時刻處於衰退期,幾乎沒有人能在中樞為江西發聲,**導致江西在近代中國大洗牌中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各種資源分配滯後,一步慢,步步慢。李烈鈞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江西只有若干地方小軍閥,甚至沒有能代表全省的軍閥派系,只能作為其他省大軍閥的地盤,江西不振,可見一斑。
**傳統江西的繁榮昌盛,是和江西在科舉人文上的巨大成功一體兩面的。**而清末廢除科舉,無疑是給江西人致命一擊。在科舉時代江西人有多輝煌,廢除科舉後,江西在近現代教育資源上就有多窘迫。這種困窘,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因為中國教育資源的分佈本來就是和近代發展息息相關的,乃至新中國建立前就基本成型了。江西這一步錯過了車,後來再補票就沒有機會了。

當然,談到這裏就不能不談到中國革命的問題。民國以後,閩贛交界幾乎成為革命政權割據的絕佳土壤。一方面是當地農村經濟的快速衰敗,一邊是舊有力量盤踞不去又日趨沒落,舊時代積累的底子還在,自然稟賦不變,但面對新時代的衝擊又無法適應,成為東南地區矛盾格外突出,反動力量特別薄弱的脆弱帶。
我們可以肯定的説,近代贛南閩北的環境,是一定要爆發革命的。原有的經濟基礎完全被破壞了,反動階級又相對衰退,本身處於中國東南腹地,又不利於列強幹涉,也缺少強大的軍閥發動派,任何有戰略眼光的革命者都會把目光投注到這裏。但另一面,中國革命確實不可能侷限在這裏,在革命的力量壯大後,要麼很快贏得決戰的勝利,要麼迫不得已走出去,中國革命最後遭遇挫折,由南到北是有一定地理格局必然性的。
畢竟,自五代以來,江西的地理格局其實就不利於割據。江西可以作為長江上游,中游力量決戰的戰場,比如陳友諒與朱元璋,湘軍與太平軍,但江西本身作為獨立行政單元,就等於受到四面夾擊,是難以割據的。同時,以地理位置來説,近代以來的江西可以點燃革命的火種,但在蘇聯建立,日本侵華的大背景下,南方的戰略環境確實不如北方,中國革命由南向北有其內在動機,實際上也適應了國內戰略環境的變化。

無論如何,中央蘇區的失敗,確實也對江西等地造成了嚴重影響。由於反動派的瘋狂反撲,空前的反革命大屠殺,造成了嚴重的人口損失,而且隨着抗日戰爭的爆發,這種損失始終沒有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以至於從清末到新中國建立,江西人口幾乎沒有變化,這是十分可怕的。
另一方面,自清末以來,江西積累的最後一點元氣,人才也都在中國革命從南到北的大戰略轉移和艱苦的革命戰爭中損失殆盡。這導致在革命火種被撲滅後,反動的力量變本加厲,本地的進步力量更加衰退,使原本的蘇區在長期的反攻倒算下,到新中國建立時,其實是一個相對保留舊殘餘較多,相對更加落後的地區。
當然,江西在革命事業中的奮鬥,在新中國建立後不是沒有回報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江西是享受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待遇。**但這種休養生息不能改變一個客觀現實,那就是從清末到新中國,中國的經濟帶、工業帶都已經逐步建立了,而江西並不在這個範圍內。**即使建國後,處於恢復時期的江西沒有這個能力和機會參與到這個進程裏去,大勢已成,這就不是靠幾個百戰餘生的老幹部、老將軍能改變的。當然,在改開前,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內循環體系了,江西還是處於比較舒適的位置。
而隨着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重心徹底壓倒東南沿海,江西就很快淪為單純的原料,人口輸出地。這種情況下,江西的問題已經不是交通問題,所以包括京九鐵路的貫通,當然對江西是好事,但也不能在根本上改變江西的發展困境。乃至於交通越發達,江西作為資源腹地的抽出效應越嚴重,他的經濟,社會就越窘迫。

無疑,江西作為一個自然稟賦極好的,人文歷史悠久的省份,由於近現代中國的一系列變遷,使其繁華不在,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而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完全是基於外向輸出的,這又使得江西幾乎變成了東南腹地被忽視的一角,被犧牲的一角,在全國的經濟結構裏,無法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是很讓人遺憾的。
**但中國經濟,社會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也確實到了要逐步從依賴外向的發展結構走向內外雙向二重結構的新軌道了。**相信在這個過程中,江西在時代變遷中的遺憾,能得到逐漸的彌補,能一點點恢復歷史上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