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與地方文明的關係_風聞

世界文明與地方文明的關係

——1駁“何以理解文明問題與現實世界？”

楊瑞華**（男）**

【共和國同齡老三屆紅衞兵知青安慶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機修工下崗觀大商店業主兼咬文嚼理獨編】

[導讀：文揚把**“何以理解文明問題與現實世界？”定位在**—— “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樣一個立場上——毫無道理——實為——妄自尊大的自圓其説！

《文明的邏輯》一書對個人來説：是言論自由——“希望通過出版該書將這個議題推向中國思想界”——就是在糟塌東方文明！】

一．    世界文明與地方文明的關係

世界文明出現之前，世界上是N種文明並存——世界文明一旦出現並確立——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主體）文明——世界N種文明就自然下降到地方文明（或稱：民俗文明）地位。

世界文明是世界發展到現代化程度必然的產物——是從西方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不斷的發展到——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為標誌——世界文明確立!

世界文明是以西方文明為主（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其他方文明的精華提升起來的（5個常任理事國就代表了不同的主體文明精華）——但是：提升到世界文明，在國際法上就不是西方文明或其他方文明瞭——而是人類共有文明！

世界上一切主體事務都按聯合國模式運行——這就是世界文明。

世界文明一旦確立——世界上N種文明——自行成為地方文明（或稱：民俗文明）——雖然世界上沒有明確，但這是約定俗成（世界各種事務都由聯合國牽頭解決；國與國發生衝突，雙方都聲稱：按聯合國有關規則處理——隨着世界文明的發展，聯合國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如果把宇宙看成一個共同體——誰能代表地球文明？——唯有聯合國主導的世界文明！

正因此：當今所謂的“文明衝突”實為：地方（或民俗）“文明”衝突。

形象比喻：一個大家庭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爭吵而已。

大家庭可能因個人與個人之間爭吵而崩潰——世界大家庭一旦成立，內部雖有各種各樣的衝突——都會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決無崩潰可能！

現代世界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其性質都是——一個大家庭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爭吵而已——誰都沒有資格和能力取替——世界文明！

二．世界文明主要體現在9大運行（模式）方面，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自然而然的按此9項（模式）運行：

1. 社會制度民主化（資本主義的多黨選舉執政制度；社會主義的一黨執政選舉制度）；

2.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運行化，（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化消失後）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化取替；

3. 全球經濟活動（包括規則）一體化；

4. 行政架構，管理現代化、標準化；

5. 科技標準化；

6. 教育標準化；

7. 醫療衞生標準化；

8. 工業標準化；

9. 衣食住行及生活方式上，趨於標準化。

正因此——文揚把**“何以理解文明問題與現實世界？”定位在**——《文明的邏輯》一書從《文明的邏輯》這樣一個立場上——毫無道理——實為——妄自尊大的自圓其説！

2021年11月14日記於觀大商店

【附原文】

何以理解文明問題與現實世界？

文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2021-11-12

編者注：

最近，中國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文揚的最新力作《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這是繼2017年世紀文景出版的《人民共和國》和2019年底中華書局出版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之後，作者圍繞中國獨特性和中華文明獨特性展開的系列論述的一個最新努力成果。

《文明的邏輯》一書從“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樣一個去西方中心立場的問題意識談起，希望通過出版該書將這個議題推向中國思想界。在新書發行之際，觀察者網專訪本書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與讀者們分享他的心得和感想。專訪分上下篇，本文為下篇。

在上篇中，談到“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個命題的現實意義，以及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衝擊。

下篇將從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談起，以及文明理論如何應用於現實世界分析？

文明問題應如何把握和研究？

觀察者網：

如前所述，按照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的説法，人類歷史出現過的文明共計三代21個，其他學者各有各的算法，也有十幾個到二十幾個不等，如此説來，您所説的人類文明史的整體面貌，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研究對象嗎？對於如此巨大的研究對象，應該如何把握呢？如何能在幾十萬字的篇幅裏描述清楚呢？

文揚：

研究歷史，有兩個要點需要掌握好，一個是歷史尺度，一個是分析工具。

先説歷史尺度，一般認為，不同的歷史研究領域有不同的歷史尺度，最短的是個人史，以人的自然壽命為尺度，而政治史會比個人史尺度長一些，經濟史則比政治史尺度更長一些，然後依次是社會史和文化史，而比所有這些歷史都更長的那個連續的歷史，就是文明史。文明史的尺度一般來説都要有上千年。

比如按照湯因比和斯賓格勒等人的看法，今天的西方文明其實是從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廢墟上作為新一代文明重新滋長出來的，與古典文明並不是直接的繼承關係，從起源到今天的全部歷史最多不超過1500年。在1500年這個尺度上，冷戰結束至今的40年，或者二戰結束之後至今的70多年，不過是全部西方文明歷史在最近的一個短暫階段。以1500年為尺度，在這幾十年裏發生的事情可以説都屬於剛剛發生的事情，發生的原因有着更久遠的歷史根源，具有不同程度上的文明史意義。

舉個例子，大約在19世紀末，歐洲人在整個新大陸的殖民開拓接近完成。美國的西部大開發抵達了“遠西部”的西海岸，三分之一的“老東部”人口和上千萬的新移民遷往了中西部；大約同時期，加拿大的“西部定居運動”也在19-20世紀之交達到高潮，新移民數量擴大了幾十倍；在澳洲大陸，“淘金熱”導致新移民大增，維多利亞、南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等殖民地在19世紀後期相繼成立自治政府，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成立。在一般性的歷史敍述中，這幾個事件會在各國的國別政治史或經濟史中分別敍述，相互之間不相關；但如果放在整個西方文明的歷史敍述中，這些事件就成為了同一個大事件的不同分支，同屬於整個西方社會自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的、綿延4個多世紀的最近一次大遷徙浪潮的尾聲部分。

由於歐洲人在新大陸的殖民定居於19世紀末先後抵達了北美和大洋洲的最後幾處邊疆，這次歷時4個多世紀的大遷徙在地理上的擴張隨着這個尾聲的出現而宣告結束。也就是説，這些歷史事件雖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但若在文明史的千年尺度上看，卻是剛剛發生的最新事件。其大歷史尺度上的確切表述是：

“西方文明歷史上最近一次大遷徙在地理上的擴張才剛剛結束。”其中包括了這樣的含義：繼歷史上幾次大遷徙之後，此次大遷徙也許是這個文明的最後一次了；但也許未來還會發生類似規模的遷徙，而我們的當下時代則是兩次大遷徙中的間歇期。

從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敍述長達上千年的文明史，其實也並不難把握。只要使用了合適的歷史尺度，與政治史、經濟史甚至個人史的敍述方式，都是一樣的。

近些年裏興起的一個新學科叫Big History，綜合了宇宙、地球、生命和人類的研究，將自宇宙大爆炸直到當下的歷史“編織成一個故事”，作為一個時間框架，並在這個長達138億年的巨大背景下探索人類的存在，也出現了很多成果，提供了一些對於人類歷史的洞見。

再説分析工具。歷史研究的分析工具指的是一些對應於不同領域和不同歷史尺度的理論概念，這些概念是對歷史材料的歸納和抽象概括，它們不是歷史材料本身，但卻是分析、描述、解釋和理解歷史材料的必要工具。

例如，如果研究個人史，一種常用的分析工具就會包括早年、中年、晚年這種不同階段的劃分，還有家庭生活、職業生涯、主要成就、功過是非等不同方面的劃分。這些劃分都是研究者自己虛構出來的理論概念，研究對象本人的一生並非是按照抽象概念過下來的，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包含無數細節和無數側面的客觀實在，但如果沒有這些概念工具，對於其歷史就難以準確描述和深入理解。

其它領域的歷史也是一樣，一個國家的政治史也需要按照歷史階段、主要人物或重大事件進行理論概括。更進一步，還應該通過好的理論概括透視出深層的歷史邏輯，從中發現規律、獲得啓示、吸取教訓，以區別於一般的資料堆積類的歷史或紀年體類的歷史。

黑格爾曾將歷史研究的方法按照從古代到當代的順序分為“

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三種，

如果抽掉其中那個線性歷史結構，就是三種共存的歷史研究方法。20世紀的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將他所説的“歷史主義”分為

“自然的歷史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主義”和“美學的歷史主義”三種，也是一種劃分。

這些劃分實際上反映出一直以來的一種學術努力，想要把帶有研究者理論虛構成分的歷史敍述從一般的歷史研究當中分離出來。

荷蘭思想家弗蘭克·安克斯密特曾專門研究過歷史敍述問題，他舉例説，

“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冷戰”等概念就是典型的歷史敍述工具，

這些工具起到了兼顧歷史客觀實在與研究者的主觀解釋兩方面並建立起一個具有一致性的內在邏輯結構的作用。

這也就意味着，歷史敍述本身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在他於1961年出版的《文明的演變》一書的前言中開宗明義：

“本書不是一部歷史書，而是一個嘗試，通過提供分析工具幫助人們理解歷史。”

他的意思就是，雖然本書的題目很大，但它並不是一個關於人類文明的完整的歷史研究，而是一個歷史敍述，旨在提供分析工具幫助人們理解人類文明史。

若按照這樣的區分，我2019年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和今年的《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也都屬於歷史敍述類的書，其重點在於提供了一些幫助人們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的分析工具。

這兩本書中所使用的幾個對偶概念，如定居與遊居、居國與行國、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以及農耕民族、騎馬民族和海上民族的三分法等，都是作為歷史分析和敍述工具而創造出來的，是在歷史實在與理論解釋兩者之間建立內在邏輯的嘗試。

明白了歷史尺度和分析工具這兩個要點，就容易理解我這兩本書的主題和內容了。

文明理論如何應用於現實世界分析？

觀察者網：

那麼，像定居文明與遊居文明、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這些概念如何應用於現實中的國際關係分析研究呢？又如何對未來的走向進行預測呢？您這本新書的副標題叫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含義應該是，這些概念不僅可以用於更好地理解歷史，還可以解釋當下世界並預測未來。

文揚：

首先我們不妨先確定一個關於人類歷史的總的圖景。正如當今的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所一致確認的，在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間裏，遊居社會的數量和總體人口規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大大超過定居社會。人類的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都轉為定居、進入城市，是很晚近的變化。

假如有一個“衞星老人”在地球上空持續觀察了10萬年，那麼它必定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景象：

10萬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地球表面的人類都是一個一個的遊團，靠着大範圍的遷徙獲得生存資源。但是從距今一萬年開始，隨着農業養殖業的發展，零零散散的定居社會在各地出現了，但是大部分還都是遊團，即使是定居下來的社會也往往由於無法長久維持而重新又成為遊團。然後就是生產力增長了，定居社會越來越多，定居時間越來越長，直到今天，絕大多數社會終於都定居下來了。

在我看來，這樣一個人類歷史的總圖景，其中包含了理解人類歷史的很多重要密碼，但卻被大多數人所忽視了。

在“衞星老人”所觀察到的總圖景中，一萬年來定居社會越來越多、定居時間越來越長的這一段歷史，其實只是人類漫長的四處遷徙遊居歷史中的最後階段才發生的事。

結合前面講過的，在西方文明的整個歷史上，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新世界的移民潮作為這個文明第三次大遷徙的尾聲，也可以視為這部分遊居社會其漫長遊居歷史的最後階段。

而其他遊居文明，如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也都不過是在長時間延續了各自漫長的遊居歷史之後，在大大晚於中華文明定居開始時間的最近時期，其文明的主體部分才剛剛轉為定居。

在日本麗澤大學松元建一教授那篇文章中，他説起一位突尼斯官員的一段話——“我們政府正在推進國民定居化政策。為此，我們在沙漠邊緣處接連地蓋起了以數十户為單位、總之是可以容納整個聚落的公寓大樓。但是問題來了。即使是蓋了公寓大樓讓聚落的人住進去定居，並且讓他們從事農耕或者到工廠工作，但他們頂多住了約三個月就搬離公寓大樓。”——請注意，這是人類歷史進入到了21世紀之後的事情。

在一般的中國人觀念中，這種事情，總是與“少數民族”、“遊牧部落”等邊緣人羣相聯繫。但是，這種印象也許是定居社會中人根深蒂固的偏見，真正的歷史也許恰恰是反過來的——在整個歐亞大陸，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佔多數的人類社會其實正是這些始終與定居社會保持距離、堅持其遊居生活方式的社會。

不僅如此，文明史和人類史的大部分，其實也是由這些社會所創造和支撐的。如果將沙漠中的駱駝民族、草原上的騎馬民族、海洋上的海上民族這幾大部分以遷徙和移動為主的社會都合併在遊居社會的概念中時，就更是如此了。

從北非地區那些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不接受定居生活的遊居部落，到不久前剛剛才結束了整個文明史上最後一次大遷徙的西方社會，無論是每代人都在遷徙，還是每隔幾代人或幾十代人就要大遷徙一次，無論是徒步遷徙，還是藉助馬匹、駱駝、船舶、車輛等交通工具遷徙，歸根結底都是以遊居為特徵的社會，都是史前時期採獵者遊團漫長遊居歷史傳統的繼續。重要的是，遊居這個遠比定居更為強大的人類社會傳統，是當今存世的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三大文明的共同特徵，在其根本的性質上，與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有着截然的區別。

這是在文明論的世界觀當中首先需要確定的一點。根據這一點，再結合我所説的“遊居文明是運動主義的，沒有了運動社會就要崩潰，定居文明是秩序主義的，沒有了秩序社會就要崩潰”這個基本定律和其他分析工具，就可以對當前的世界形勢進行分析和解釋了，也可以對未來的演變發展進行預測了。

觀察者網：

能否舉例説明一下呢？比如説今天的西方文明，如何應用您的理論分析工具解釋它的各種特徵和表現呢？

文揚：

西方文明是當代世界最顯赫的一個文明。但人們在觀察它時會有很多疑問，比如為什麼這個文明一直以來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地理範圍？而且永遠處在分裂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和德國戰爭雙方都自稱為文明的捍衞者，並將對方定義為“野蠻人”。“冷戰”結束之後，塞繆爾·亨廷頓給出的西方文明新定義，在歐洲僅包括西歐和中歐而不包括東歐，在北美則不包括墨西哥，在大洋洲僅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而不包括南太平洋各島國。21世紀以來，由於歐洲和美國兩邊都在抱怨説大西洋“越來越寬”了，西方文明再次面臨分裂，其定義又開始變得模糊不清。這是什麼原因呢？

若用我的文明論解釋就是：

西方文明本性上就一個遊居文明，這並不是説它的居民也像北非那些遊居部落一樣從不在一個地方居住超過三個月，而是説這個文明由於沒有連續定居的傳統而且一直鵲巢鳩佔他人土地所以並不固定屬於同一個地區。換句話説，它永遠需要有新空間、新領域、新邊疆供它開拓、征服、探索，供它釋放其強大的運動主義能量。

在過去的歷史上，政治-軍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就是它的遊居特性的表現形式，直接用武力開拓新的地理疆域，並征服當地的原住民，在這種形式中，新疆域越廣闊無垠、被征服者越人口眾多，作為征服者的西方文明越能事盡顯、鋒芒畢露。

在和平時代，政治-軍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則轉換為了經濟-文化-技術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但開拓新疆域、建立新的殖民地、征服新的“原住民”的本質始終不變。

二戰以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革命”、互聯網革命等，形式不同，但都是在西方文明內生的運動主義驅動下的新空間冒險，而西方文明本身也正是在這種開拓、征服和探索的集體行動中不斷獲得其獨有的特徵。

斯賓格勒的鉅著《西方的沒落》一書在談到西方諸民族時這樣寫道：

在眾多歷史時期中，我們只有一種遷徙形式是值得重視的——武士成羣結隊橫掃住滿了人的國土，那上面的居民還過着平靜而誠實的生活，他們已成為戰利品的一個主要部分。在這時，由於勝利者居少數，許多全新的情形出現了。 具有強悍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數多得多但卻沒有精神形式的土著民上面發展壯大……（這種意義的民族）比起它們所佔領地區的居民來，在數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幾千個戰士而已，他們只在一個方面優於本地人，那就是他們決心要成為一種命運，而不是屈從於一種命運。他們所佔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已經有人居住的，因此，兩個民族之間的關係變成了地位的問題，遷徙變成了出征，定居過程變成了政治過程。

這是對於西方文明之本性的一個很深刻的論述。把其中的武士和戰士換成大公司，土地換成市場，就是當前的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技術或數據殖民主義，但征服者的地位這個西方文明中的永恆政治問題卻不會改變。

如此來看，西方各國在今天面臨越來越多的危機，也就不難解釋了。歸根結底，正是我所説的“遊居文明是運動主義的，沒有了運動，社會就要崩潰”這個定律在背後發生着作用。

如果説自18世紀以來的新世界大殖民、二戰後的電氣化社會和新技術擴散、70年代之後的金融全球化、90年代之後的互聯網革命都屬於西方文明運動主義所驅動的新空間擴張運動，那麼，當前出現的一個重大現實是：

自互聯網革命之後，這個文明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類似規模的新空間可供其擴張和釋放能量了。借用一句流行語，它開始“內卷”了。

以文明論觀之，這個“內卷”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英國脱歐、特朗普運動、疫情應對大失敗、中美全面競爭和對抗等等現象，都可以從西方文明的“內卷化”運動中得到一定的解釋。

一句話，當今世界文明衝突的本質，就是西方文明這個自誕生以來始終按遊居文明的運動主義邏輯演化的文明，終於來到其演化路徑的邊界和盡頭，必須要面對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抉擇：要麼與其他偉大文明和平共處，轉入定居文明的秩序主義邏輯，接受“內卷化”生存的現實，要麼靠擊敗其他文明、入侵其領地，繼續其運動主義的生存方式。而後一個抉擇就意味着文明衝突的隨時爆發。

觀察者網：

這樣一個文明史上的宏觀局面，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中又有哪些具體表現呢？

文揚：

文明論是一種在大的歷史尺度上運用大的分析工具考察歷史和現實的理論方法，這種理論方法是否適用，就需要看它能否對歷史和現實中的具體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釋，並對事件的發展做出預測。

例如，最近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重掌政權這個事件，在一般的國際關係理論框架中，這被看作是美國和阿富汗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與和平關係問題。

但是問題顯然沒有那麼簡單，因為從兩個國家的實力對比這個算式中，是得不出美國20年無功而返這一結果的。而一旦將阿富汗和塔利班放在伊斯蘭文明的背景上，將美國放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上，事情的全貌就大不一樣了。這個事件就成了兩大文明在其漫長的衝突歷史上的一個當前事件，反映的是伊斯蘭文明在反抗西方文明的擠壓這一長期過程中發生在前沿地帶的一個局部勝利。

從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擴張這個角度看，這個大擴張一旦開始收縮，必定會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進行擠壓併發生衝撞的各個前沿地區留下一些長期拉鋸爭奪的地緣衝突熱點。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中，這些地緣衝突熱點都可以清楚地辨識出來。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在伊斯蘭文明勢力範圍前沿留下的地緣衝突熱點，烏克蘭就是西方文明在東正教文明勢力範圍前沿留下的地緣衝突熱點，台灣就是西方文明在中華文明勢力範圍前沿留下的地緣衝突熱點。這三個熱點地區的共同之處在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隨着西方文明勢力範圍整體上的時進時退而不斷爆發危機。

另外還可觀察西方文明勢力範圍內部的變化情況。由於它歷史上最近的一次大擴張實際上剛剛結束不久，在“軟擴張”方面在世界範圍內到達了其金融-經濟擴張的邊界，在“硬擴張”方面在北美和大洋洲到達了其地理擴張的邊界。由於在老的腹地和新的邊疆兩部分之間存在着差異，可以認為，它的收縮在腹地和邊疆也一定不是同步的。其文明的地理腹地即歐洲部分，尤其是定居文明歷史悠久的南歐和中歐，將首先轉向定居文明秩序主義，而其文明的邊疆部分美、英、加、澳等國則還會在一定時間內處在遊居文明運動主義慣性中，兩部分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

為什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南歐國家中獲得了較積極的響應？為什麼是美、英、澳三國剛剛成立了AUKUS聯盟？這都是西方文明內部發生分離的表現。

以此類推，應用文明論的歷史尺度和分析工具，對於當今存世的五大文明相互之間的所有關係以及各個文明自身內部的變化，都是可以做出理論描述、解釋和預測的。

觀察者網：

《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博弈與未來》一書是如何建立文明論理論的呢？對於讀者您有什麼話要説嗎？

文揚：

《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博弈及未來》一書主要內容是嘗試建立起對中華文明這一特殊文明的文明論理解模型，一旦理解模型成立，在解釋當前熱點問題方面就是一個應用問題了，讀者自己就可以進行分析了。

本書首先以“文明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個命題開篇，直接進入文明問題的核心領域並切入真問題，然後按“生存的邏輯”、“定居的邏輯”、“遊居的邏輯”、“碰撞的邏輯”、“發展的邏輯”依次展開，利用原創開發的基本分析工具深入分析了中華文明的發生和發展以及與他者文明的衝突和博弈。

為了在二十幾萬字的有限篇幅裏展開關於人類文明史的歷史敍述，本書採取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方法，通過選擇出幾十個古今中外著名的思想者，藉助他們的觀察視野和研究結論，進行一個全景式的考察。

希望此書能夠引導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們從一個全新的路徑進入到文明問題的深處，前往一個西方學者一直避而不談、中國學者也一直不太涉及的思想邊疆。

塞繆爾·亨廷頓説過，“我們只有在瞭解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在瞭解我們反對誰時，才瞭解我們是誰。”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人，站在這樣一個歷史高度上，處在這樣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中，清醒地認識

我們是誰、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這幾個涉及中華文明真實身份的重大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迫切。而要更加清醒地認識這個問題，就一定要了解我們不是誰，瞭解我們沒有從哪裏來，也不要到哪裏去。

大時代呼喚大問題，從現在開始，進入文明問題，梳理文明的脈絡，探索文明的邏輯，解釋文明的運動，預測文明的演變。

謝謝讀者們的支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