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踢球的孩子們，都去哪兒了？_風聞

29.6歲，這是中國男足在12強賽前6場比賽中首發球員的平均年齡，也是全部12支球隊中年紀最高的球隊。

2019年亞洲盃之後，馮瀟霆、郜林、曾誠等一眾老將逐漸淡出國家隊，然而在高喊「新老交替」三年之後，出征12強賽的國足，平均年齡甚至超過了2019年的亞洲盃。

33歲的于大寶、洛國富；32歲的吳曦、張琳芃、王燊超、阿蘭、池忠國、王剛；30歲的張稀哲、顏駿凌……在國足新一期出征沙迦的比賽大名單中，有且只有張玉寧和朱辰傑兩名低於25歲的球員。

在一輪輪的失望之後，中國足球始終讓人難以看到未來。「十幾億人找不出11個踢球的」這樣賭氣的話言猶在耳。我們不禁想問：中國踢球的孩子們，都去了哪兒呢？我們探訪了中國足球青訓行業的相關人士，試圖找到一個答案。

文 / 宋鑫宇

編輯 / 殷豪男

國足在12強賽上的失利，許多足校被曝出的裁員及學生轉賣等負面新聞，讓中國足球的青訓，再一次成為了風口浪尖上的話題。

在另一個更無人在意的角落，10月11日，就在12強賽中國對陣沙特比賽的兩天前，中國足協官方宣佈中國U-22男足退出U-23亞洲盃預選賽。在01年齡段25年來首次無緣亞青賽正賽、亞少賽宣佈取消之後，中國各年齡段的青少年足球隊，已經近兩年時間，沒有出現在國際正式比賽中了。

把時間跨度再拉長一些，自85國青閃耀05年荷蘭世青賽後，中國青少年足球國家隊再也沒有出現在世界級賽場之上。而就算是在亞洲賽場中，自2014年至今的7年中，我們在各級別亞洲區青少年正賽中，一共也僅僅只贏過兩場。

中國足球青訓的水平與歐美、日韓足球有差距，不是多麼意外的事情。但意外的是，近十年來在足協扶持留洋計劃、俱樂部投入、民間青訓機構和海外俱樂部等等一系列「組合拳」之下，中國青訓與日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

因此，氪體採訪了從事中國足球青訓行業的一些相關人士，嘗試找出我們足球青訓陷入困局的答案。

01

踢球的孩子真少嗎？

2014年世界盃預選賽中，坐在央視解説席上的劉建宏老師曾表達過自己對於中國足球的疑問，其中一句「如果你是家長，你會讓你的孩子去踢球嗎？」時至今日仍是很多球員、媒體説起中國足球反覆引用的「靈魂拷問」。

當EDG拿下S11冠軍，引得年輕羣體的關注之後，更是有很多人感慨：足球只屬於中年人了，而電競才是屬於年輕人的，中國的孩子都已經不踢球了。

但事實上，這句話其實並不準確。

以北京市為例，面向青少年舉辦的百隊杯，在今年一共吸引了1563球隊，近2萬名球員參加。上海的新民晚報杯則同樣有千餘支隊伍、上萬名中學生球員報名參賽。而在低年齡段的參賽球隊中，以青訓俱樂部、青訓機構為單位的球隊，則佔了絕大多數。

北京樂享青少年足球俱樂部的相關人士表示，現在很多經營球場的地方都開始成立自己的青訓機構，主要面向的就是低年齡段的啓蒙和培訓。「很多的場地甚至是‘被迫’開始做青訓——來踢球的家長希望能夠讓自己的孩子有一個能接觸足球的機會，久而久之就順勢開始進行青訓的相關安排。」

曾在多支中超球隊負責組建青少年梯隊的禾眾告訴氪體記者，隨着時代的推移，如今這一代家長並不排斥自己的孩子踢球，甚至於可以説十分樂於讓孩子去參加足球訓練，特別是正規俱樂部的低年齡段梯隊對於家長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17年負責給球隊組建03-05年齡段梯隊的時候，我一個人平均每個年齡段就分別收到了超過100份滿足招生條件的報名簡歷。」

而在全國層面上，在疫情前的2017-2018年期間，中國足協組織的全國青少年錦標賽中，共有40個單位最終從地方賽事中脱穎而出，參加了U14（04年齡段）全國總決賽階段的比賽。而這一個數字級別在過去的10年中並不少見，早在2013年全國U14（1999-2000年齡段）錦標賽時，進入最後全國總決賽階段比賽的，就共有43個單位派出47支參賽球隊。

由此可見，事實上對於中國而言，踢球的小孩子數量，以及家長對於自己孩子踢球的支持，其實要遠遠超過很多球迷的刻板印象。

但問題在於，這樣數字規模的足球少年，最終卻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有效足球人口」。

02

消失的足球少年

2020年夏天，在上海集訓為備戰2024年巴黎奧運會做準備的U19國足，在4場熱身賽上2平2負，難求一勝。時任U19領隊的劉殿秋在接受PP體育採訪時表示，這個年齡段的適齡球員很少，算上以業餘球員身份送到海外的，以及各個職業俱樂部的球員資源，加起來總共只有142人，選材面比較缺乏。

那麼，從U14在各地都常年擁有大量的參賽球隊和球員，到U19全國僅142人的可選擇人才總數，這中間巨大的落差究竟從何而來呢？

第一個病根，可能來自踢球少年們自身的學業。家庭對於孩子未來的擔憂，事實上是國內青訓面對的第一個困境。

對於足球青訓而言，12-14歲是個分水嶺。之前的培訓以強化個人技術為主，大多可以利於課餘時間。但再進一步發展，基本就要弱化課業的佔比，以足球訓練為主。由於真正能成為職業運動員的人數鳳毛麟角，這就意味着大多數的孩子，如果最後無法走足球這條路，前途怎麼辦，是個很大的問題。

在體工隊、足校時代，球隊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備戰省運會和全運會。而一旦比賽打完，大批的球員既沒有對口專業的出路，學業上又被耽誤。所以慢慢在國內的家長眼中，足球和學習存在明顯的矛盾關係。因此，哪怕機構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孩子自己沒有好好學習，責任最終仍會落在青訓機構的頭上。被家長逐步放棄的體工隊和足校，就這樣走向了衰落。

而職業化改革之後，雖然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職業化道路，但球員學業保障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依照職能劃分，職業俱樂部和專業青訓機構主要是培養足球人才，而學業保障其實更多是一個道德要求，絕大部分的球隊，並不會過於在意青訓球員自己的學業問題。

另一方面，對於出錢做青訓的俱樂部來説，其實球員自己的選擇，最後是否會被淘汰都是優勝劣汰的正常市場機制。青訓機構需要保證一定的人才基數，才有可能選拔出合格的球員。然而，無論是誰都很難找到足夠多能讓家長們認可的學校，願意接納自己的全部梯隊成員，讓學生能在接受專業訓練的同時兼顧學業。

「你很難要求他們（學校）接受職業隊的青訓隊員。別的不説，普通學生家長就不會願意，會擔心教學資源的浪費、會擔心學校風氣的問題。學校也會擔心影響自己的升學率。」禾眾坦言，很多俱樂部雖然能讓自己的球員在好學校就讀，但是更多隻能是採取「借讀」的方式，也就是説球員實際上並沒有學籍。

「對於俱樂部來説，在編的球員都很難安排妥當，那些被淘汰的俱樂部自然也就根本不會再去過問。因此現在幫球員或者被淘汰的小球員找學校和學籍，甚至已經成為了這個行業內的一門生意，有相當一批人專門以此為生。」

原海南足協青訓總監，如今任職於西甲畢爾巴鄂競技青訓部門的安東尼奧則告訴氪體：「雖然我們是政府部門成立的青訓單位、我們有自己的青訓基地，我們免費培訓。但是依然很少有學校信任我們。我的訓練計劃和安排總是需要給‘作業’讓步，甚至於我能夠感覺到在訓練和比賽中，我的隊員們也揹負着學業的負擔。這讓我們的球員很難真正接受系統的訓練。」

「而當球員的年紀上升，能否進一步進入更高等級的訓練時，家長們的意願會成為超越球員天賦的決定性因素。但不幸的是，絕大部分家長的第一選擇都是——不。」。

安東尼奧還表示，在西班牙以及很多的歐洲國家，無論俱樂部的規模，他們與當地學校之間都會保持非常緊密的合作，能夠讓自己梯隊的球員進入當地最好的學校。而學校也十分願意接受這些學生，甚至會根據他們的訓練或比賽日程，專門設定課業教學標準。

曾在多個校園足球隊任教的徐子晨認為，現階段國內俱樂部和學校很難達成廣泛的統一。「雖然一直在提倡體教融合，但是站在學校的角度而言，其實很難和俱樂部達成合作。推行體教融合，對於學校而言需要拿出效果，所以很多學校青訓考慮的第一位是成績而不是如何培養球員。」

「因此，學校選的往往是‘人’而不是‘才’。」徐子晨總結道。

就國內而言，校園足球與職業足球並沒有一條很好的連接通道，而校園足球的訓練和比賽質量，也很難達到職業梯隊的標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説，在目前的國內足球體系中，「體」與「教」之間，依舊有着距離。

氪體專欄作者張路老師，在《我們怎樣用三年時間搞垮了中國足球？》一文中也提到過：

校隊要參加區裏的比賽了。由於選材和訓練都不行，公平競賽未準能拿冠軍，大家就開始互相挖人。最終，當然是那些校長重視，場地條件好，教練力量強，經費充足的重點學校更能吸引學生。

於是，區裏的尖子就都集中到一兩所學校，他們再參加區裏比賽，別的學校根本無法抗衡，這樣一兩年後，其他學校就都不參賽了，也就都遠離足球了，一個區就只剩下一兩個學校搞足球，一個市也剩不了幾支隊伍。這一批抽的各校尖子水平還算可以，可到了下一批沒有其它學校搞了，沒有尖子再讓你抽了，你也就完蛋了。

這種情況領導不管嗎？問題是，各級領導也想盡快出成績，要政績，所以不但不制止，反而幫助重點學校抽尖子，調校，更助長了分化和集中的趨勢，所以不出兩三年，基礎就垮了。

延伸閲讀：十問張路：中國足球，是怎麼跑偏的

事實上，國內也有足球青訓機構嘗試過將學業的比重提高。比如恒大足校在成立之初曾承諾，為了孩子未來的考慮，會幫助孩子參加高考。儘管從設施到師資再到比賽機會，恒大足校在國內都屬於最頂尖的水準，但負責恒大足校招生的尚佳儀告訴氪體，很多家長對於選擇恒大足校仍然有所顧慮。

「之前俱樂部的成績各方面最好的時候，招生都很困難。就連在廣州範圍內而言，恒大足校的吸引力還不如廣州城的梯隊，因為他們在市裏，相比於專業能力，家長們更看中教學質量和升學機會。」尚佳儀説。

恒大足校距離廣州市區超過100公里。較偏遠的選址，也是許多家長對選擇足校有所顧慮的原因之一

03

希望在哪兒？

在中國組建並維持一個完整的青訓體系，是件困難的事情。對於財政和知名度稍差一些的低級別球隊而言，就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中國足球協會職業俱樂部准入規程（2018年版）》中，曾明確要求，中超和中甲俱樂部要下設至少5支不同年齡段層次的青少年梯隊，而中乙俱樂部也要求下設至少4支梯隊，且必須是以俱樂部名義註冊的隊伍。

前蘇寧俱樂部董事長的王哲，曾因為公開表達「青訓必須賺錢，大量投入青訓不划算，不如買人」的言論，而被球迷怒噴「不懂球」。而2016年開始投資中國足球李雷告訴氪體記者，存在這樣想法的球隊完全不在少數。

「我買幾個特別強的外援，轉會費、調節費、工資加一起也不過幾個億，但是能讓球隊快速出成績。同樣的錢投到青訓，可能十年都看不到一點水花。」

因此，在准入規程的執行之下，有一些低級別聯賽球隊採取了一種變相的「捷徑」——與當地的專科院校合作共建球隊，球員幾乎全部直接由學校提供，既滿足了准入標準，又不用過於費心費力。然而，這樣的所謂「青訓梯隊」，對於中國足球的人才培養，幾乎沒有任何實際作用。

乍看之下，雖然踢球的青少年在數字上實實在在增加了不少，但存在的大量「無效人口」，不僅不能算是健康的後備人才庫，更是讓原本就為數不多的青少年比賽質量進一步下降。

例如，在最近結束的青超U19聯賽中，中甲球隊江西北大門的U19梯隊4場比賽全負，一共被打進48球。而在青超聯賽中，類似這樣的球隊和比賽並不在少數。

「憑心而論，可以看到最近幾年青少年球員數量大幅增加、年齡分層更加合理、比賽機會增多。但是這些之下，是我們青訓水平的下降，與過去相比小球員們的整體水平有很大差距。」有長期從事青訓的教練對於這種現狀頗為無奈。

「確實也能達到練兵的效果，不過相當於是我們給他們弱隊做陪練，對於很多青訓強隊來説，長期跟這些‘魚腩’比賽根本達不到任何鍛鍊效果，久而久之只能讓自己的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國內青訓補償體系的不完整，又進一步限制了年輕球員的流通。事實上在俱樂部之外，各地的足協和體育局隊伍也會自己組隊參賽，而全運會成績的客觀壓力，使得地方幾乎不可能會放（全運會適齡年齡段）的頂尖球員，到其他俱樂部甚至與國外踢球。

同時，由於各地經濟、環境的差異，很多地方球隊的隊員都來自於第三方俱樂部和校隊，但大部分的俱樂部和校隊，卻沒有因此得到補償。例如，江蘇中南珂締緣俱樂部曾發佈聲明，表示上海申花俱樂部涉嫌違反轉會協議，並主動去向球員及球員家長遊説，簽署了代表上海蔘加全運會的《協議書》。

一則小球員的聲明

因此在過去的10年中，從95年齡段、到97年齡段、再到99和01年齡段，這些球員在國內的比賽中看上去總是天賦出眾，每個年齡段幾乎都被球迷們稱之為「中國足球從XX後開始崛起」。然而現實卻是，這批球員中的絕大多數，只能藉由近年U23政策的「福利」，才能獲得有限的出場時間。

正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在過去近10年的時間裏，我們的青少年球隊很少能有跟世界範圍內同齡人較量的機會。造成了不光球員「自嗨」，包括教練、球探以及訓練邏輯和選材標準，與世界先進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同時，由於足球特長在升學道路上的加成也有限，隨着社會整體條件的變化，工作機會和平均工資的增多，相比於高淘汰率，職業足球可能獲得的「高薪」誘惑，對於家長以及小球員自己的吸引力也在逐漸下降。

在禾眾看來，現在社會工作壓力和競爭的增加，被職業足球淘汰的小球員，很難再次融入同齡人的競爭。

「過去體工隊、體校甚至於工廠企業都會設立足球隊，發工資有編制，踢球相當於也能夠獲得一個鐵飯碗。但是中國足球這些年來的成績不好，連帶着原來很多的企業、公司也不再設立足球隊。國人都很現實，踢足球既不能帶來上學的便利，又不能成為找工作的優勢，那麼能下定決心走職業道路的球員跟過去相比，其實要更少。」

「就好比咱倆的採訪，説青訓都在討論足球的高薪、性價比和升學優勢，他們這些球員每天想的，業務問題真的排不上。」禾眾對氪體感嘆道。

事實上，前日本男足主教練岡田武史在杭州綠城隊執教時期，也曾多次指出中國球員在訓練以及比賽時的一些糟糕表現，他表示：「在訓練時，球員就算提前來到訓練場也不會自己主動去練習，而是在那閒聊休息，都是要等教練來了，才會去訓練。甚至有些球員經常因個人原因不參加訓練。在我看來，他們沒有主觀意識，只是把訓練當成義務，並沒有從心底上去喜歡足球，中國的球員們，缺少高於金錢的追求與理想。」

更致命的是，目前國內足球運動員的選拔系統還不健全，許多的選材研究還停留在過去的傳統經驗和理論，選材研究與選材實踐脱節。

安東尼奧也認為，中國對於青訓的認知過於簡單粗暴。「很多人對於青訓的評判標準就是輸贏，當然成績是青訓很重要的一項指標，但是更重要的是培養球員的素質，讓他們完善成為一名出色職業球員的各項要求。在西班牙的青訓體系中教練經常會要求小球員不斷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嘗試不同的位置來鍛鍊並完善球員自身的能力，並且測試他們是否具備職業足球的潛力。」

作為國內最成功的足校之一，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魯能梯隊的戰績在國內幾乎碾壓任何球隊，然而進入成年隊後卻並沒有展現出與成績匹配的實力。作為從1999年魯能足校初建到現在，唯一一名始終在魯能足校工作的教練員，張濤在接受《足球報》採訪時也坦言：「魯能足校這20年，雖然貢獻了一批國字號球員，但是在高精尖球員的培養方面，依然有所欠缺。」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的青訓體系陷入了某種怪圈：由於出色的年輕球員稀少，球隊需要用更好的待遇才能留住球員，而獲得了高薪之後的年輕球員，又會失去追逐自己足球夢想的動力。另一邊，球隊對於青訓的高投入得不到回報，又開始降低投入的熱情和規模，優秀的年輕球員就更加稀缺。

韋世豪此前在中超吐口秀節目中，也曾以自己為例，直言在低年齡段時，自己身體素質的優勢能夠支撐與同年齡段的歐洲球員抗衡。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失去身體優勢踢不上球后，所謂的「夢想」，在國內金元足球的高薪誘惑下，幾乎變得一文不值。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中國足球各級國字號隊伍沒有統一的技戰術指導思想，且沒有自己的風格。從最早整隊出走巴西的健力寶、到大面積留洋葡萄牙、西班牙的明日之星計劃，中國足球雖然一直在學習世界最先進的理念和青訓體系，但是頻繁更換的大方針，導致最終只學了「四不像」。

競技體育的發展，需要良好的運動文化氛圍，而不是簡單的政策或經濟基礎扶持。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高水平競技體育人才培養，都需要在良好的運動文化基礎上，配合接地氣、有針對性的建設。

比如以南美為例，很多國家的經濟和職業賽事體系並不完善，但依舊能源源不斷的湧現出高水平足球人才，並持續不斷向世界各國輸出，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南美國傢俱有着濃厚的足球文化氛圍和厚實的足球羣眾基礎。

近年來，在政府、學校對足球運動高度重視下，我國的足球文化氛圍明顯改觀。在近日公佈的「十四五」 體育發展規劃中，也反覆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青訓體系的建設。但對於足球青訓而言，教練，比賽，設施及場地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果不能構建一套持續性的培養方案，外加缺少良好的足球氛圍和待完善的青訓補償機制，高水平足球人才培養，很可能依舊是一句空話。

總而言之，「足球青訓的淘汰率高」是行業規律，不能簡單的甩鍋給中國足球。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的確值得借鑑，但也都有弊端，不宜照搬。對於中國來説，當務之急還是要總結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青訓道路並堅持下去，哪怕是從現在開始，也不晚。

注：文中受訪者姓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