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踢球的孩子們,都去哪兒了?_風聞
体育产业生态圈-体育产业生态圈-商业改变体育,体育改变生活2021-11-19 14:36

29.6歲,這是中國男足在12強賽前6場比賽中首發球員的平均年齡,也是全部12支球隊中年紀最高的球隊。
2019年亞洲盃之後,馮瀟霆、郜林、曾誠等一眾老將逐漸淡出國家隊,然而在高喊「新老交替」三年之後,出征12強賽的國足,平均年齡甚至超過了2019年的亞洲盃。
33歲的于大寶、洛國富;32歲的吳曦、張琳芃、王燊超、阿蘭、池忠國、王剛;30歲的張稀哲、顏駿凌……在國足新一期出征沙迦的比賽大名單中,有且只有張玉寧和朱辰傑兩名低於25歲的球員。
在一輪輪的失望之後,中國足球始終讓人難以看到未來。「十幾億人找不出11個踢球的」這樣賭氣的話言猶在耳。我們不禁想問:中國踢球的孩子們,都去了哪兒呢?我們探訪了中國足球青訓行業的相關人士,試圖找到一個答案。
文 / 宋鑫宇
編輯 / 殷豪男
國足在12強賽上的失利,許多足校被曝出的裁員及學生轉賣等負面新聞,讓中國足球的青訓,再一次成為了風口浪尖上的話題。
在另一個更無人在意的角落,10月11日,就在12強賽中國對陣沙特比賽的兩天前,中國足協官方宣佈中國U-22男足退出U-23亞洲盃預選賽。在01年齡段25年來首次無緣亞青賽正賽、亞少賽宣佈取消之後,中國各年齡段的青少年足球隊,已經近兩年時間,沒有出現在國際正式比賽中了。

把時間跨度再拉長一些,自85國青閃耀05年荷蘭世青賽後,中國青少年足球國家隊再也沒有出現在世界級賽場之上。而就算是在亞洲賽場中,自2014年至今的7年中,我們在各級別亞洲區青少年正賽中,一共也僅僅只贏過兩場。
中國足球青訓的水平與歐美、日韓足球有差距,不是多麼意外的事情。但意外的是,近十年來在足協扶持留洋計劃、俱樂部投入、民間青訓機構和海外俱樂部等等一系列「組合拳」之下,中國青訓與日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
因此,氪體採訪了從事中國足球青訓行業的一些相關人士,嘗試找出我們足球青訓陷入困局的答案。
01
踢球的孩子真少嗎?
2014年世界盃預選賽中,坐在央視解説席上的劉建宏老師曾表達過自己對於中國足球的疑問,其中一句「如果你是家長,你會讓你的孩子去踢球嗎?」時至今日仍是很多球員、媒體説起中國足球反覆引用的「靈魂拷問」。
當EDG拿下S11冠軍,引得年輕羣體的關注之後,更是有很多人感慨:足球只屬於中年人了,而電競才是屬於年輕人的,中國的孩子都已經不踢球了。
但事實上,這句話其實並不準確。
以北京市為例,面向青少年舉辦的百隊杯,在今年一共吸引了1563球隊,近2萬名球員參加。上海的新民晚報杯則同樣有千餘支隊伍、上萬名中學生球員報名參賽。而在低年齡段的參賽球隊中,以青訓俱樂部、青訓機構為單位的球隊,則佔了絕大多數。
北京樂享青少年足球俱樂部的相關人士表示,現在很多經營球場的地方都開始成立自己的青訓機構,主要面向的就是低年齡段的啓蒙和培訓。「很多的場地甚至是‘被迫’開始做青訓——來踢球的家長希望能夠讓自己的孩子有一個能接觸足球的機會,久而久之就順勢開始進行青訓的相關安排。」

曾在多支中超球隊負責組建青少年梯隊的禾眾告訴氪體記者,隨着時代的推移,如今這一代家長並不排斥自己的孩子踢球,甚至於可以説十分樂於讓孩子去參加足球訓練,特別是正規俱樂部的低年齡段梯隊對於家長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17年負責給球隊組建03-05年齡段梯隊的時候,我一個人平均每個年齡段就分別收到了超過100份滿足招生條件的報名簡歷。」
而在全國層面上,在疫情前的2017-2018年期間,中國足協組織的全國青少年錦標賽中,共有40個單位最終從地方賽事中脱穎而出,參加了U14(04年齡段)全國總決賽階段的比賽。而這一個數字級別在過去的10年中並不少見,早在2013年全國U14(1999-2000年齡段)錦標賽時,進入最後全國總決賽階段比賽的,就共有43個單位派出47支參賽球隊。
由此可見,事實上對於中國而言,踢球的小孩子數量,以及家長對於自己孩子踢球的支持,其實要遠遠超過很多球迷的刻板印象。
但問題在於,這樣數字規模的足球少年,最終卻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有效足球人口」。
02
消失的足球少年
2020年夏天,在上海集訓為備戰2024年巴黎奧運會做準備的U19國足,在4場熱身賽上2平2負,難求一勝。時任U19領隊的劉殿秋在接受PP體育採訪時表示,這個年齡段的適齡球員很少,算上以業餘球員身份送到海外的,以及各個職業俱樂部的球員資源,加起來總共只有142人,選材面比較缺乏。
那麼,從U14在各地都常年擁有大量的參賽球隊和球員,到U19全國僅142人的可選擇人才總數,這中間巨大的落差究竟從何而來呢?
第一個病根,可能來自踢球少年們自身的學業。家庭對於孩子未來的擔憂,事實上是國內青訓面對的第一個困境。
對於足球青訓而言,12-14歲是個分水嶺。之前的培訓以強化個人技術為主,大多可以利於課餘時間。但再進一步發展,基本就要弱化課業的佔比,以足球訓練為主。由於真正能成為職業運動員的人數鳳毛麟角,這就意味着大多數的孩子,如果最後無法走足球這條路,前途怎麼辦,是個很大的問題。
在體工隊、足校時代,球隊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備戰省運會和全運會。而一旦比賽打完,大批的球員既沒有對口專業的出路,學業上又被耽誤。所以慢慢在國內的家長眼中,足球和學習存在明顯的矛盾關係。因此,哪怕機構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孩子自己沒有好好學習,責任最終仍會落在青訓機構的頭上。被家長逐步放棄的體工隊和足校,就這樣走向了衰落。

而職業化改革之後,雖然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職業化道路,但球員學業保障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依照職能劃分,職業俱樂部和專業青訓機構主要是培養足球人才,而學業保障其實更多是一個道德要求,絕大部分的球隊,並不會過於在意青訓球員自己的學業問題。
另一方面,對於出錢做青訓的俱樂部來説,其實球員自己的選擇,最後是否會被淘汰都是優勝劣汰的正常市場機制。青訓機構需要保證一定的人才基數,才有可能選拔出合格的球員。然而,無論是誰都很難找到足夠多能讓家長們認可的學校,願意接納自己的全部梯隊成員,讓學生能在接受專業訓練的同時兼顧學業。
「你很難要求他們(學校)接受職業隊的青訓隊員。別的不説,普通學生家長就不會願意,會擔心教學資源的浪費、會擔心學校風氣的問題。學校也會擔心影響自己的升學率。」禾眾坦言,很多俱樂部雖然能讓自己的球員在好學校就讀,但是更多隻能是採取「借讀」的方式,也就是説球員實際上並沒有學籍。
「對於俱樂部來説,在編的球員都很難安排妥當,那些被淘汰的俱樂部自然也就根本不會再去過問。因此現在幫球員或者被淘汰的小球員找學校和學籍,甚至已經成為了這個行業內的一門生意,有相當一批人專門以此為生。」
原海南足協青訓總監,如今任職於西甲畢爾巴鄂競技青訓部門的安東尼奧則告訴氪體:「雖然我們是政府部門成立的青訓單位、我們有自己的青訓基地,我們免費培訓。但是依然很少有學校信任我們。我的訓練計劃和安排總是需要給‘作業’讓步,甚至於我能夠感覺到在訓練和比賽中,我的隊員們也揹負着學業的負擔。這讓我們的球員很難真正接受系統的訓練。」
「而當球員的年紀上升,能否進一步進入更高等級的訓練時,家長們的意願會成為超越球員天賦的決定性因素。但不幸的是,絕大部分家長的第一選擇都是——不。」。
安東尼奧還表示,在西班牙以及很多的歐洲國家,無論俱樂部的規模,他們與當地學校之間都會保持非常緊密的合作,能夠讓自己梯隊的球員進入當地最好的學校。而學校也十分願意接受這些學生,甚至會根據他們的訓練或比賽日程,專門設定課業教學標準。
曾在多個校園足球隊任教的徐子晨認為,現階段國內俱樂部和學校很難達成廣泛的統一。「雖然一直在提倡體教融合,但是站在學校的角度而言,其實很難和俱樂部達成合作。推行體教融合,對於學校而言需要拿出效果,所以很多學校青訓考慮的第一位是成績而不是如何培養球員。」
「因此,學校選的往往是‘人’而不是‘才’。」徐子晨總結道。
就國內而言,校園足球與職業足球並沒有一條很好的連接通道,而校園足球的訓練和比賽質量,也很難達到職業梯隊的標準。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來説,在目前的國內足球體系中,「體」與「教」之間,依舊有着距離。
氪體專欄作者張路老師,在《我們怎樣用三年時間搞垮了中國足球?》一文中也提到過:
校隊要參加區裏的比賽了。由於選材和訓練都不行,公平競賽未準能拿冠軍,大家就開始互相挖人。最終,當然是那些校長重視,場地條件好,教練力量強,經費充足的重點學校更能吸引學生。
於是,區裏的尖子就都集中到一兩所學校,他們再參加區裏比賽,別的學校根本無法抗衡,這樣一兩年後,其他學校就都不參賽了,也就都遠離足球了,一個區就只剩下一兩個學校搞足球,一個市也剩不了幾支隊伍。這一批抽的各校尖子水平還算可以,可到了下一批沒有其它學校搞了,沒有尖子再讓你抽了,你也就完蛋了。
這種情況領導不管嗎?問題是,各級領導也想盡快出成績,要政績,所以不但不制止,反而幫助重點學校抽尖子,調校,更助長了分化和集中的趨勢,所以不出兩三年,基礎就垮了。

延伸閲讀:十問張路:中國足球,是怎麼跑偏的
事實上,國內也有足球青訓機構嘗試過將學業的比重提高。比如恒大足校在成立之初曾承諾,為了孩子未來的考慮,會幫助孩子參加高考。儘管從設施到師資再到比賽機會,恒大足校在國內都屬於最頂尖的水準,但負責恒大足校招生的尚佳儀告訴氪體,很多家長對於選擇恒大足校仍然有所顧慮。
「之前俱樂部的成績各方面最好的時候,招生都很困難。就連在廣州範圍內而言,恒大足校的吸引力還不如廣州城的梯隊,因為他們在市裏,相比於專業能力,家長們更看中教學質量和升學機會。」尚佳儀説。

恒大足校距離廣州市區超過100公里。較偏遠的選址,也是許多家長對選擇足校有所顧慮的原因之一
03
希望在哪兒?
在中國組建並維持一個完整的青訓體系,是件困難的事情。對於財政和知名度稍差一些的低級別球隊而言,就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中國足球協會職業俱樂部准入規程(2018年版)》中,曾明確要求,中超和中甲俱樂部要下設至少5支不同年齡段層次的青少年梯隊,而中乙俱樂部也要求下設至少4支梯隊,且必須是以俱樂部名義註冊的隊伍。
前蘇寧俱樂部董事長的王哲,曾因為公開表達「青訓必須賺錢,大量投入青訓不划算,不如買人」的言論,而被球迷怒噴「不懂球」。而2016年開始投資中國足球李雷告訴氪體記者,存在這樣想法的球隊完全不在少數。
「我買幾個特別強的外援,轉會費、調節費、工資加一起也不過幾個億,但是能讓球隊快速出成績。同樣的錢投到青訓,可能十年都看不到一點水花。」
因此,在准入規程的執行之下,有一些低級別聯賽球隊採取了一種變相的「捷徑」——與當地的專科院校合作共建球隊,球員幾乎全部直接由學校提供,既滿足了准入標準,又不用過於費心費力。然而,這樣的所謂「青訓梯隊」,對於中國足球的人才培養,幾乎沒有任何實際作用。
乍看之下,雖然踢球的青少年在數字上實實在在增加了不少,但存在的大量「無效人口」,不僅不能算是健康的後備人才庫,更是讓原本就為數不多的青少年比賽質量進一步下降。
例如,在最近結束的青超U19聯賽中,中甲球隊江西北大門的U19梯隊4場比賽全負,一共被打進48球。而在青超聯賽中,類似這樣的球隊和比賽並不在少數。

「憑心而論,可以看到最近幾年青少年球員數量大幅增加、年齡分層更加合理、比賽機會增多。但是這些之下,是我們青訓水平的下降,與過去相比小球員們的整體水平有很大差距。」有長期從事青訓的教練對於這種現狀頗為無奈。
「確實也能達到練兵的效果,不過相當於是我們給他們弱隊做陪練,對於很多青訓強隊來説,長期跟這些‘魚腩’比賽根本達不到任何鍛鍊效果,久而久之只能讓自己的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國內青訓補償體系的不完整,又進一步限制了年輕球員的流通。事實上在俱樂部之外,各地的足協和體育局隊伍也會自己組隊參賽,而全運會成績的客觀壓力,使得地方幾乎不可能會放(全運會適齡年齡段)的頂尖球員,到其他俱樂部甚至與國外踢球。
同時,由於各地經濟、環境的差異,很多地方球隊的隊員都來自於第三方俱樂部和校隊,但大部分的俱樂部和校隊,卻沒有因此得到補償。例如,江蘇中南珂締緣俱樂部曾發佈聲明,表示上海申花俱樂部涉嫌違反轉會協議,並主動去向球員及球員家長遊説,簽署了代表上海蔘加全運會的《協議書》。

一則小球員的聲明
因此在過去的10年中,從95年齡段、到97年齡段、再到99和01年齡段,這些球員在國內的比賽中看上去總是天賦出眾,每個年齡段幾乎都被球迷們稱之為「中國足球從XX後開始崛起」。然而現實卻是,這批球員中的絕大多數,只能藉由近年U23政策的「福利」,才能獲得有限的出場時間。
正如文章開頭提到的,在過去近10年的時間裏,我們的青少年球隊很少能有跟世界範圍內同齡人較量的機會。造成了不光球員「自嗨」,包括教練、球探以及訓練邏輯和選材標準,與世界先進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同時,由於足球特長在升學道路上的加成也有限,隨着社會整體條件的變化,工作機會和平均工資的增多,相比於高淘汰率,職業足球可能獲得的「高薪」誘惑,對於家長以及小球員自己的吸引力也在逐漸下降。
在禾眾看來,現在社會工作壓力和競爭的增加,被職業足球淘汰的小球員,很難再次融入同齡人的競爭。
「過去體工隊、體校甚至於工廠企業都會設立足球隊,發工資有編制,踢球相當於也能夠獲得一個鐵飯碗。但是中國足球這些年來的成績不好,連帶着原來很多的企業、公司也不再設立足球隊。國人都很現實,踢足球既不能帶來上學的便利,又不能成為找工作的優勢,那麼能下定決心走職業道路的球員跟過去相比,其實要更少。」
「就好比咱倆的採訪,説青訓都在討論足球的高薪、性價比和升學優勢,他們這些球員每天想的,業務問題真的排不上。」禾眾對氪體感嘆道。
事實上,前日本男足主教練岡田武史在杭州綠城隊執教時期,也曾多次指出中國球員在訓練以及比賽時的一些糟糕表現,他表示:「在訓練時,球員就算提前來到訓練場也不會自己主動去練習,而是在那閒聊休息,都是要等教練來了,才會去訓練。甚至有些球員經常因個人原因不參加訓練。在我看來,他們沒有主觀意識,只是把訓練當成義務,並沒有從心底上去喜歡足球,中國的球員們,缺少高於金錢的追求與理想。」
更致命的是,目前國內足球運動員的選拔系統還不健全,許多的選材研究還停留在過去的傳統經驗和理論,選材研究與選材實踐脱節。
安東尼奧也認為,中國對於青訓的認知過於簡單粗暴。「很多人對於青訓的評判標準就是輸贏,當然成績是青訓很重要的一項指標,但是更重要的是培養球員的素質,讓他們完善成為一名出色職業球員的各項要求。在西班牙的青訓體系中教練經常會要求小球員不斷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嘗試不同的位置來鍛鍊並完善球員自身的能力,並且測試他們是否具備職業足球的潛力。」
作為國內最成功的足校之一,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魯能梯隊的戰績在國內幾乎碾壓任何球隊,然而進入成年隊後卻並沒有展現出與成績匹配的實力。作為從1999年魯能足校初建到現在,唯一一名始終在魯能足校工作的教練員,張濤在接受《足球報》採訪時也坦言:「魯能足校這20年,雖然貢獻了一批國字號球員,但是在高精尖球員的培養方面,依然有所欠缺。」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內的青訓體系陷入了某種怪圈:由於出色的年輕球員稀少,球隊需要用更好的待遇才能留住球員,而獲得了高薪之後的年輕球員,又會失去追逐自己足球夢想的動力。另一邊,球隊對於青訓的高投入得不到回報,又開始降低投入的熱情和規模,優秀的年輕球員就更加稀缺。
韋世豪此前在中超吐口秀節目中,也曾以自己為例,直言在低年齡段時,自己身體素質的優勢能夠支撐與同年齡段的歐洲球員抗衡。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失去身體優勢踢不上球后,所謂的「夢想」,在國內金元足球的高薪誘惑下,幾乎變得一文不值。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中國足球各級國字號隊伍沒有統一的技戰術指導思想,且沒有自己的風格。從最早整隊出走巴西的健力寶、到大面積留洋葡萄牙、西班牙的明日之星計劃,中國足球雖然一直在學習世界最先進的理念和青訓體系,但是頻繁更換的大方針,導致最終只學了「四不像」。

競技體育的發展,需要良好的運動文化氛圍,而不是簡單的政策或經濟基礎扶持。不同區域、不同國家的高水平競技體育人才培養,都需要在良好的運動文化基礎上,配合接地氣、有針對性的建設。
比如以南美為例,很多國家的經濟和職業賽事體系並不完善,但依舊能源源不斷的湧現出高水平足球人才,並持續不斷向世界各國輸出,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南美國傢俱有着濃厚的足球文化氛圍和厚實的足球羣眾基礎。
近年來,在政府、學校對足球運動高度重視下,我國的足球文化氛圍明顯改觀。在近日公佈的「十四五」 體育發展規劃中,也反覆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青訓體系的建設。但對於足球青訓而言,教練,比賽,設施及場地等因素息息相關,如果不能構建一套持續性的培養方案,外加缺少良好的足球氛圍和待完善的青訓補償機制,高水平足球人才培養,很可能依舊是一句空話。
總而言之,「足球青訓的淘汰率高」是行業規律,不能簡單的甩鍋給中國足球。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的確值得借鑑,但也都有弊端,不宜照搬。對於中國來説,當務之急還是要總結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青訓道路並堅持下去,哪怕是從現在開始,也不晚。
注:文中受訪者姓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