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米開門就是牀”: 特大城市青年租客最揪心的是什麼?_風聞

✪ 項軍 劉飛 |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9期)

【導讀】近期，國內房市起伏不定，租房市場也冷熱不均。眾所周知，自2020年以來，特大城市租房市場“爆雷”事件頻發。租房問題已成為關涉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全、折射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問題。但現有對租房問題尤其是特大城市青年租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本文在利用覆蓋5大城市羣的10個代表性特大城市生活狀況調查數據基礎上，系統考察了青年租客的結構、境遇和心態。

**作者認為，在特大城市中，未取得本地户籍的80後和90後青年租客構成了租房的主體。**對於青年租客而言，房租在其家庭總支出當中佔據絕對比重，他們同時要負擔較重的贍養支出與子女教育支出，是特大城市中相對剝奪感最強的一羣人，他們的社會公平感、幸福感普遍更低。同時，基於網絡語境與傳播方式，他們的意見更易形成一種“共鳴式”的社會情緒，需要投注更多研究與政策力量。**作者指出，大學以下學歷的外地租客是特大城市中一羣相對低教育和低收入的羣體。**他們的幸福感和公平感幾乎最低，且更強烈地感受到被本地排斥。但同時，他們為特大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做出了巨大貢獻。作者認為，青年人才是創新創業的動力源泉，解決好青年租客的居住與生活消費需求，對於促進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9期，原題為《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結構、境遇與心態》。**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思考。

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

結構、境遇與心態

▍ 被長期忽視的大城市高學歷租房羣體

疫情影響下的2020年，上海、杭州、深圳等多個特大城市相繼出現了長租公寓“爆雷”事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現階段媒體和學界主要關注長租公寓行業的發展現狀，以及運營中暴露出的監管漏洞和金融風險。長租公寓作為特大城市租房市場中的重要產品，“爆雷”事件也折射出特大城市租房市場中的一些新問題和新動向。隨着特大城市住房價格的攀升，越來越多的青年羣體，包括高學歷、中高收入的羣體選擇租房。央行的工作論文就指出：創新創業靠的是年輕人，但其多半沒錢。一個城市房價太高，把他們都逼走了，何談創新。這是深圳過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經驗，也是中國特大城市快速發展的關鍵，但未來也有可能成為限制其長遠發展的障礙。

青年人才是各城市“人才大戰”中爭奪的核心資源，也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創新動力源泉和人力資源保障。在國家大力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要發揮特大城市在服務業和消費上拉動經濟的優勢，推動構建國內大循環，勢必要更為有效地提升大城市居民，特別是高學歷、中高收入羣體的生活條件和消費水平。他們為企業創新和城市發展創造出可觀的價值。因此，解決好特大城市青年羣體的居住與生活需求，培育其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對於促進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202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21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都明確指出，要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規範發展長租房市場，降低租賃住房税費負擔，盡最大努力幫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緩解住房困難。

本文利用2019年基於五大都市圈十個特大城市的“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數據，比較幾類城市青年住房羣體的結構(教育、收入、職業)、生活境遇(工作、居住和消費)與社會心態(幸福感、公平感)狀況。本研究將對深入全面瞭解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結構、境遇與心態，保障這一羣體的穩定生活與就業，培育積極健康的社會心態，增強城市創新與活力提供一定參考。

▍誰是特大城市房租客？

已有住房研究大多基於全國性數據或某一特大城市的樣本，缺乏對全國不同區域特大城市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故其結論和推論存在一定侷限性，難以對特大城市的租房羣體狀況做出全面準確的分析和判斷。鑑於此，本文采用2019年“新時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狀況調查”數據，這是由“新時代特大城市社會結構變動趨勢及其治理”課題組組織實施，受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資助的抽樣調查數據。**這一調查是對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羣中的十個特大城市開展的大規模調查。**抽樣方法是從這五大城市羣中各抽取兩個代表性城市(分別為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廣州、深圳、武漢、長沙、重慶、成都)，採用分層多階段整羣PPS抽樣。考慮到新老城區人口規模、密度等差異，將城市內部分為新城區和老城區兩個抽樣層，以區縣—街道—居委會為三級抽樣單元，每個城市抽取40個居委會，每個居委會抽取25個家庭户，運用KISH抽樣方法在每個家庭户中隨機抽取1名18~65週歲的受訪者，總樣本量為10026人。由於本文關注80後、90後青年租房羣體，最終有效分析樣本為4083人。

本文首先嚐試定位特大城市房租客的年齡與户籍特徵，從而初步確定這一羣體的主體是誰。圖1區分了擁有住房產權的自有住房羣體和租住羣體。本文將擁有完全產權、部分產權，包括與單位共有產權的羣體都列為自有住房羣體，其中擁有完全產權的佔87.4%，和單位共有產權的佔1.8%。

圖1A是採用包含各年齡層的總樣本，將自有住房和租住羣體各自視為分析總體，考察其出生世代的分佈狀況(依據被訪者的出生年份劃分為5個出生世代:1950—1959年間出生的為50後，1960—1969為60後，1970—1979為70後，1980—1989為80後，1990後出生的為90後)。**在自有住房羣體中，除了90後自有住房產權比例較低(13.8%)外，其他世代擁有住房的比例均為20%左右。**而租房羣體的世代差異則非常明顯，主要由80後和90後羣體構成，這兩個羣體佔租房總人口的62.9%。圖1B則是以每一出生世代為分析總體，區分每一世代中自有住房和租住羣體的比重。不難看出，隨着出生世代的臨近，呈現出自有住房比重逐漸下降，而租住比重不斷上升的趨勢，同樣反映出當前特大城市中租房羣體的主體是80後和90後。

其次，再來分析自有住房和租住羣體的户籍身份特徵。依據被訪者户籍和獲得本市户籍的時間，本文將受訪者區分為本地人、新本地人和外地人。本地人是指自最初實行户籍制度或自出生就有本市户籍的人口；新本地人是指出生時不是本市户籍人口，後來遷入本市並已取得本市户籍的人口；而外地人則是指在本市居住，但尚未取得本市户籍的人口。圖1C顯示，在自有住房羣體中，絕大多數(65.6%)是本地人，新本地人與外地人都各佔約17%。**而在租房羣體中，66%是外地人，但也有近1/4(23.9%)租房羣體是本地人，這可能是未購房或改善型租房羣體。**當以各類户籍羣體作為總體時，圖1D顯示，本地人有90%左右是自有住房，租房只佔10%左右，而之前這一羣體在租住羣體中佔比較高(23.9%)是由於本地人佔總人口比重較高導致的。同樣，在外地人中，租住羣體的比例最高，達到近60%。

概括來説，圖1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租房羣體主要是未獲得本地户籍的80後、90後青年房租客，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本地人選擇租房。同時，鑑於大學教育回報的顯著影響，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也可能對於外地租房羣體的人力資本、職業、收入和消費品位產生重要影響。因此，下文將針對80後、90後的青年羣體，基於是否擁有城市住房產權、是否擁有本地户籍，以及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大學專科及以上)將住房羣體劃分為自有住房、本地租房、大學外地租房和非大學外地租房四類住房羣體，並分析比較這四類羣體的職業收入、生活消費，以及社會心態(幸福感、公平感)等方面的狀況。需強調，首先，**自有住房產權的青年羣體並非都擁有本地户籍，約60%是自出生就擁有本地户籍，20%是後來遷入獲得本地户籍，另20%則仍是外地户籍。**其次，房租客將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擁有本地户籍的本地租房羣體，佔全部青年房租客的26%。另兩類是青年房租客的主體，約佔全部青年房租客的74%，其中45%是大學及以上學歷外地房租客，29%是大學以下學歷的外地房租客。

▍ 青年租房羣體的結構： 教育、收入與職業

本文先從社會經濟地位角度剖析青年房租客的結構。圖2A顯示，在這四類住房羣體中，由於本文的分類標準，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是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平均教育年限為16年。本地户籍的自有住房與租房羣體的受教育水平相當，都為近15年，説明特大城市本地青年人的整體受教育水平是相當高的。最低的則是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平均只有10.6年，相當於初中畢業，中專、技校的水平，有相當比例的人是未讀完高中的。圖2A中進一步呈現了各類羣體的個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水平。個人年收入均值最高的是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大概在12萬/年，其他三類羣體則低於10萬/年。讓人驚訝的是，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個人年收入並不低，與本地自有住房羣體和本地租房羣體大體相當。

分析發現，自有住房的家庭規模最大，家庭同住人口平均值為3.35人，大學外地房租客的家庭規模最小，為1.92人，本地房租客與非大學外地房租客介於前兩者之間，分別為2.64人和2.62人。可能由於家庭結構的差異，上述幾類羣體在家庭年收入上呈現有趣的變化。首先，自有住房羣體，雖然個人年收入不是最高的，但其家庭年收入卻是這幾類羣體中最高的，接近23萬/年，可能是青年夫婦雙薪家庭或者與本地父母同住。其次，儘管非大學外地房租客的個人年收入不低，但他們的家庭年收入卻是最低的，只有16萬/年左右，可能他們在這裏大多是單身或者家人在老家。再次，具有大學學歷的外地房租客的家庭年收入大概在22萬/年，比自有住房羣體略低，而本地租房羣體的家庭年收入則比自有住房羣體低約2萬。

利用箱型圖，圖2B更明確地展示出四個住房羣體個人與家庭年收入的分佈狀況。與圖2A顯示的差異模式相似，圖2B中同樣顯示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個人年收入的中位數最高，為10萬/年，比平均值(叉號)低了近2萬，代表均值的估計受到其中一些高收入羣體的影響。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個人年收入中位數比其他三類羣體每年高出近4萬，其他三類之間則差異不大，中位數為6萬/年。而從家庭年收入分佈來看，自有住房羣體與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家庭年收入是非常接近的，分別為每年17萬和18萬。這反映出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數高於自有住房羣體，與圖2A不同。這是因為自有住房羣體的收入差異離散程度更高，有一些家庭年收入非常高的羣體將家庭年收入的平均值拉高了。最後，如果是看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與其他幾類住房羣體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顯。比如，同為外地租房羣體，大學與非大學羣體的家庭年收入平均值相差5萬左右，但中位數卻相差7萬多。相對於均值，中位數更少受到收入分佈和極端值的影響，所以，上述結果間接反映出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家庭收入其實是偏低的，這當然也可能與其家庭結構存在一定關係。

上面重點分析了幾類青年羣體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下面再來看他們的職業階層結構。本研究主要依據陸學藝先生的階層劃分方法，即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劃分出十大社會階層。表1顯示，總體來説，前三類羣體的社會階層結構較為相似，而非大學外地房租客的階層結構與前三類差異明顯，主要體現為專業技術人員比例低，個體工商户、商業服務業人員和產業工人比例高。在自有住房羣體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比例都高於其他住房羣體。由此可見，非大學外地青年房租客是城市中社會階層地位相對偏低的羣體，另外幾類則較為相似。

▍ 青年租房羣體的工作、居住與消費

1. 工作狀況：多維優勢與多維弱勢並存

這些青年住房羣體的工作狀況如何呢?問卷中詢問被訪者對目前所從事的工作在以下方面的滿意度評價，賦值為1~5(分別表示非常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由於極端取值比重相對較低，為便於解讀，將5分類的測量合併為3分類，即將1與2合併為不滿意，4與5合併為滿意。圖3展示了四類羣體在，工作狀況不同維度上的比較。

首先，總體來看，在工作狀況的各個維度上，這四類羣體都呈現出滿意度由高至低的變化趨勢。自有住房羣體的滿意度最高，本地租房羣體比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略高2%~3%，最低的是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在工作穩定性、工作環境、晉升機會、獲得他人尊重等多個維度上與其他幾類羣體相差達到10%~30%不等。其次，在工作的各個維度中，不同羣體的滿意度普遍都比較低的是晉升機會，自有住房羣體對自身的晉升機會滿意比例最高，但也僅有51%，而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中只有29%的人對晉升機會表示滿意。

概括來説，上述結果展示出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是多維弱勢羣體，即工作穩定性最低、環境最差，晉升機會渺茫，且更難以得到他人尊重。與此相對，工作滿意度最高、穩定性最強，工作環境最好的多維優勢羣體則是本地自有住房羣體。相對於自有住房羣體，大學外地租房羣體雖未擁有象徵財富和地位的大城市住房，但卻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也可得到相對較高的職業地位和收入，工作滿意度水平與自有住房羣體差異不大。**但如果既沒有住房和本地户籍，又沒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則是多維弱勢羣體，他們多為外來的新生代農民工羣體。**分析發現，非大學外地房租客的父親91%為農業户口，而自有住房、本地租房和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相應比例則分別為38%，50%和68%。可見，非大學房租客的農村家庭背景的比例更高，父代的社會經濟地位也相應更低。

2. 居住條件：有房無房差異明顯

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居住條件如何呢?圖4主要從客觀的住房建築面積和主觀的住房評價兩方面來衡量居住條件。首先，從住房建築面積來看，自有住房羣體的建築面積最大，平均達到100平方米左右，本地租房與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相似，都為73平方米左右。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建築面積最小，平均只有66.6平方米。而從人均建築面積來看，最大的則是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因為這一羣體多為單身或年輕夫妻，人均建築面積達到近50平方米。而其他幾類住房羣體的人均面積差別不大，都為35平方米上下。然而，從住房主觀評價來看，仍存在明顯的差異(住房評價為1~10分，表示由最差到最好)。自有住房羣體的評價最高，均值達6.3分，本地租房和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居住條件相當，都為5.6分，但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住房主觀評價最低，只有5.4分。概括來説，從客觀住房總面積和主觀評價兩方面，都大體呈現出“自有住房>本地租房≈大學外地租房>非大學外地租房”的差異模式，且最大的差異體現在擁有住房產權的羣體與租房羣體之間。需強調的是，儘管高學歷的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往往對住房品質有較高的要求，但當下除了住房面積稍大以外，其對住房品質的評價並不高。

3. 消費結構：房租佔比最高

消費是體現青年品位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標，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也能更好地反映青年的家庭生活壓力現狀和來源。圖5呈現了四類羣體在各主要維度上家庭年消費支出的狀況。

首先，在特大城市中房租支出是房租客們在各項支出比重中佔比最高的，其中大學外地房租客的房租支出最高，平均每年高達27000元，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這類高學歷青年羣體對住房品質的要求相對較高。自有住房羣體的房租支出雖少，但其房貸支出卻是最高的，達到每年17000~18000元，而其他三類房租客也有一定的房貸支出，説明他們儘管居住的是租賃住房，但也可能在外地或本地購買了住房(注：部分自有住房羣體也有房租支出可能反映出一部分大城市居民雖擁有住房產權，但卻選擇租住在工作單位附近，或是租住在比產權住房更寬敞環境更好住房的改善型租房羣體)。其次，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自有住房羣體是投入最高的，他們通常是本地公共教育資源的受益者，但仍更多地投入子女教育。當然，也可能正因為是公共資源受益者，他們才擁有更多可支配資源投入到子女的課外輔導班或興趣班，又或者選擇入讀更高學費的私立學校等。而非大學外地房租客的子女教育支出也是較高的，這可能反映出他們由於不能享受本地公共教育資源，需要入讀家庭擔負更多的私立學校或農民工子弟學校等。最有趣的是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外地租房羣體，他們在子女教育投入上是最低的，可能是他們更多地依託自身更高的教育水平或文化資本來督促和影響子女學習，而非向市場購買教育服務。從文化消費來看，自有住房羣體的支出是最高的，每年將近15000元，本地租房和大學外地租房羣體的支出接近，都為12000元/年左右，但非大學外地房租客則最低，每年只有約5000元。在贍養支出方面，無論是否大學學歷，外地房租客的壓力都相對更大。

上述結果顯示，**除了自有住房羣體擁有較寬裕的可支配收入用於子女教育和文化消費支出等方面，其他租房羣體都面對較大的生活壓力，特別是房租支出，明顯抑制了其在其他方面的消費水平。**儘管大學外地房租客的家庭年收入並不低，工作狀況和居住條件也不差，但他們將年收入的相當大一部分都用於支付房租，對他們在子女教育和文化消費支出方面產生了較強的抑制作用。同時，非大學的外地房租客在收入不高，工作與居住環境都較差的條件下，卻要負擔相對較高的房租，也要為子女教育和贍養老人支付更高的費用，因此，其在文化消費等支出方面極為有限。這些結果從客觀上反映出房租支出是各類青年房租客在特大城市中生活壓力的重要來源，政府應更好地為這些外來羣體提供更為廉價優質的租房資源，同時降低租賃住房税費負擔，盡最大努力幫助青年房租羣體減輕房租負擔。這樣能夠大大緩解其消費支出壓力，從而利於提升其消費需求，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能讓這些對城市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青年羣體從城市發展中真實獲益，提升其幸福感和獲得感。

▍ 特大城市青年租房羣體的社會心態

1. 幸福感與公平感

前文描繪了不同類型青年羣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及居住消費狀況，下文將聚焦於這些青年房租客的社會心態，並試圖考察他們在大城市生活的境遇，以此來窺視造成其社會心態的可能因素。首先，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幸福感與公平感狀況如何呢？圖6展示了四類羣體的幸福感和社會公平感的比較結果。

**幸福感：有無住房產權差異巨大。**先來看幸福感，大體來説，幸福感水平最高的是自有住房羣體，其次是本地租房羣體，最低的是外地租房羣體，是否具有大學學歷的差別不大。具體來説，有77%的自有住房羣體認為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本地租房羣體則只有65%的人這樣認為，大學與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則只有59%和58%的人這樣認為，與自有住房羣體相差近20%。在生活滿意度的總體評價上，差異就更加明顯。自有住房羣體71%的人認為生活非常圓滿，但僅有47%的外地租房羣體這樣認為，兩者相差達到24%，而且，大學與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認為不圓滿的比例也高達20%和18%，高出自有住房羣體10%左右。

**公平感：有無本地户籍差異明顯。**再來看社會公平感，首先，從總體分佈來看，各羣體對於社會公平感的評價通常低於對其自身的幸福感評價。例如，儘管有高達77%的自有住房羣體認為自己是幸福的，但僅有56%認為社會是公平的，與外地租房羣體的差異也只有10%左右。其次，總體社會公平感最大差異主要體現在是否擁有本地户籍的羣體之間，而非是否擁有住房產權羣體之間。再次，大學以上學歷比非大學學歷的外地房租客的社會公平感更低，表達出更為強烈的不公平感，例如，有高達31%的大學外地房租客認為社會不公平，非大學外地租客也有24%的人這樣認為。最後，在公共醫療和工作機會上，相對來説，差異主要體現在自有住房和本地租房羣體與另兩類外地租房羣體之間，兩類外地房租客的不公平感更強。而在工作機會的公平感上，非大學外地房租客的不公平感更強。

概括來説，自有住房羣體的幸福感水平最高，本地租房羣體次之，最低的則是大學與非大學外地租房羣體，且兩者間差別不大。可以説，幸福感的差異最鮮明地體現在有無住房產權的羣體之間。然而，在總體社會公平感上，差異卻最明顯地體現在是否擁有本地户籍的羣體之間。公平感最低的是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外地房租客，可能他們受到更高的教育，具有更高的收入期望以及對公共服務的要求，因此，他們比非大學外地房租客的公平感更低。而在公共醫療和就業機會上，兩類外地租房羣體都較低。

2. 是否遭受不公正待遇

上文結果呈現出外地青年房租客的幸福感和公平感都相對偏低，這是哪些因素導致的呢？是否與他們在特大城市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有關呢?下文將對此進行一定分析。問卷中詢問，“在過去一年中，您或您的家人是否遇到了如下經歷?”對每一種經歷，回答有或沒有。圖7呈現的是四類羣體遭受這些不公正待遇的比例。圖7顯示，在各類不公正待遇中，自有住房與本地租房羣體大多是相對較低的，外地租房羣體則相對較高。

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不管是否具有大學學歷，外地租房羣體中都有27%的人報告曾因户籍差異而遭受過不公正待遇，遠高於自有住房或本地租房羣體(8%和12%)。第二，在遇到不合理收費和對自己或家人不利政策方面，遭受不公待遇最多，不滿情緒最為強烈的是大學以上學歷外地房租客，甚至高於大學以下學歷外地房租客。第三，因貧富差別而遭受不公正對待最多，最為不滿的是本地租房羣體，説明他們雖然擁有本地户籍，但尚未擁有住房可能反映了其收入財富不及自有住房羣體，因此更容易感受到不公對待。

3. 社會排斥態度及其感知

除了遭受過客觀上的不公正待遇，四類青年羣體在主觀上對於社會排斥態度的感知狀況如何呢?他們本身的社會排斥態度又怎樣呢?問卷中測量社會排斥態度感知的問題是“本地人普遍排斥外來人口”。而對於社會排斥態度，本文選取了三個變量來測量，即外來人口太多會奪走本地的工作機會，破壞社會治安和秩序、文化傳承。首先，針對社會排斥態度的感知，圖9顯示，非大學外地租房客感受到的社會排斥是最為強烈的，他們中有24%的人比較或非常同意本地人排斥外來人口，而大學以上學歷房租客則有16%的人這樣認為，自有住房羣體和本地租房羣體則只有10%和13%的人這樣認為。相反，分別有74%和68%自有住房羣體和本地租房羣體並不認為本地人普遍排斥外來人口。而對於社會排斥態度來説，自有住房和本地租房羣體都比外地房租客更認為外來人口太多會奪走本地的工作機會，破壞社會治安和秩序、文化傳承，而外地房租客卻大多不同意這一説法，特別是大學以下學歷的外地房租客。

可見，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張力和矛盾，本地人更多地認為外來人口會奪走本地的工作機會，破壞社會治安和秩序、文化傳承，外來人卻不這樣認為。而外來房租客更感受到被排斥，但自有住房和本地租房羣體卻並不這樣認為。

▍ 結論與討論

**研究發現，80後與90後且未獲得本地户籍的青年房租客是特大城市的租房主體。**為更清晰地展現房租客的現狀，本文基於是否擁有住房產權、是否具有本市户籍和是否上過大學將住房羣體劃分為四類:自有住房、本地租房、大學外地租房和非大學外地租房。通過對四類羣體的總體狀況進行深入比較分析，本研究發現：

首先，自有住房羣體是特大城市中獲益最多的優勢羣體，在上述各維度上他們既是客觀水平，也是主觀評價滿意度最高的羣體。其次則是房租客，大學及以上學歷的外地房租客是一羣高學歷、中高收入的青年羣體，在學歷、收入上與自有住房羣體持平甚至更高。然而，他們的工作滿意度、居住條件和消費水平都不及自有住房羣體。房租在其家庭總支出中佔據相當大的比重，且要負擔較重的贍養支出，這不僅抑制了他們“享受型”的文化消費支出，也可能導致其在子女教育上更多選擇親力親為，而非去市場購買服務。當然，也可能是他們依據自身更高的人力資本，嘗試自己教導兒女，而不是更依賴教育機構和課外輔導。也許正是由於學歷高且收入水平較高，他們往往是特大城市中相對剝奪感最強的一羣人，他們的社會公平感、幸福感普遍更低，對於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合理收費、政府的工作都表現出相對更強的不滿情緒，甚至高於大學以下學歷的房租客，這應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們求學和就業的過程正是中國互聯網高速發展的時代，因此，他們的意見更容易形成一種“共鳴式”的社會情緒，應關注他們當下的居住和生活狀況、社會心態和利益訴求。地方政府應在提升其落户本地機會、均等化享受公共服務，減少户籍和政策的不公正待遇方面更多作為，從而增強這些高知高能羣體的幸福感、公平感和歸屬感。

與此相對，大學以下學歷的外地房租客則是特大城市中一羣“相對”低教育和低收入的羣體。強調“相對”有兩層含義，一是如果他們的教育水平放在農村其實並不低，但在特大城市中卻是最低的；二是他們的個人收入並不低，但其家庭收入卻最低。除此以外，他們工作穩定性最低、工作環境最差、居住條件最差、晉升機會最渺茫，且更難以得到他人尊重。房租在其日常消費支出中是佔據比例最高的，且要支付高昂的子女教育和贍養老人支出，因此，他們也是文化消費支出最低的羣體。而且，他們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也幾乎是最低的，且更強烈地感受到被本地人排斥，被認為會奪走本地人的工作機會，破壞社會治安和秩序、文化傳承，是名副其實的多維弱勢羣體。但事實上，他們卻為特大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做出了巨大貢獻，是城市人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羣體，例如外賣送餐員、滴滴司機、快遞員、建築工人、美髮店員工、餐廳服務員等都屬於這類羣體。因此，從國家到各特大城市政府應該給予這些城市中低教育、低收入卻為城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外來房租客更公平的待遇、更友好的居住和生活條件，提升他們的歸屬感，減少在制度上和心理上對這些人的社會排斥，為其子女教育和居住提供更公平更優質的公共資源，降低其租住生活壓力，提高其對城市服務和居住條件的滿意度。這些羣體是特大城市商業服務業的主體，只有讓這一羣體在城市安居樂業，才能促進特大城市在未來健康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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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21年第9期，原題為《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結構、境遇與心態》。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