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落選院士，他怎麼看中國的院士評選？_風聞

　　“不能把院士評選行政化、利益化，

　　它是一個學術榮譽，應該充分反映學術成就。”

　　整理 | 凌駿

　　11月18日，2021年兩院院士增選結果正式揭曉，其中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共有10人當選，中國工程院醫藥衞生學部11人當選。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的賈偉平教授當選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部院士。

　　中國科學院增補院士名單

　　中國工程院增補院士名單

　　“院士”，代表着國家科學技術領域的頂尖學術榮譽，中國工程院院長李曉紅在2021年兩院院士大會期間表示，要把好院士增選“入口關”，在院士評選中大力破除“論資排輩”“圈子文化”，杜絕非學術性因素的影響，接受社會監督，維護院士稱號的純潔性。

　　多年來，不少專業人士為完善中國院士制度增選工作建言獻策，其中也不乏尖鋭批評之聲。

　　我國著名呼吸內科專家、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及中華醫學會內科學分會前主任委員劉又寧教授曾於2014年發表長文《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一位落選者眼中的院士制度》。劉又寧教授告訴“醫學界”，雖然早已公開表態不再參與評選，也不太瞭解現狀，但他現在還堅持當年的觀點。

　　“不能把院士評選行政化、利益化，它是一個學術榮譽，應該充分反映學術成就。”劉又寧教授説，“同時也不能神化這一頭銜、學術本就是百家爭鳴，永無止境。”

　　以下為劉又寧教授原文，發佈於《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2014年第二期：

　　劉又寧教授

　　筆者自2005年起曾連續3次申報中國工程院院士，雖然都順利獲得了候選人資格，也都進入了第二輪評選，但終因“才疏學淺”及“臨門一腳”功夫欠缺而3次落選。本文本着實事求是、傳遞正能量的原則，從一個落選並不打算再繼續申報者的角度，毫無顧慮、暢所欲言地談談對院士遴選與管理工作的一點看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院士制度的宗旨應是讓整個社會尊重科學

　　而非官本位的造神運動

　　當今國家間在經濟、軍事，甚至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科學創新與科技進步的問題，國家之興衰、“中國夢”能否順利實現全繫於此。由於長期以來各種因素的干擾，我國科技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一直不高，在“撥亂反正”前，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最先淪為被批判、被整治的對象。

　　在一個官本位思想殘餘嚴重的大國，欲提高科學與科學工作者的地位並非易事。院士制度是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試圖推行科技強國策略的重大舉措。有幸當選院士者，破天荒地被賦予副部級官員待遇，被稱作是最高學術榮譽。院士制度提高了某些“精英”科技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然而對該制度質疑、詬病最多的也是科技工作者。

　　已施行十餘年的院士制度效果如何，有識之士都心知肚明，只要看一下實行院士制度後直接帶來多少重大科技創新？真正創新者來自院士隊伍內還是局外人？院士們取得的成就是在其當選前還是在當選後？院士制度是調動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還是相反，就會一清二楚了。

　　院士稱號本應只是一種純粹的學術榮譽，清澈如水，一塵不染。當選院士的人則應徹底與官本位、商業利益脱鈎，完全脱掉“銅臭味”，潛心於科學研究，而不是不自覺地、樂此不疲地滿足甚至炫耀自己獲得的高人一等的地位與頭銜。一個副部級的官員和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到底誰更重要，誰對社會的貢獻更大，不同人心中的尺度不一樣。

　　授予副部級待遇是否意味着從事科學工作者再優秀也不能超過副部級官員了？舉個例子來説，愛因斯坦與某屆美國總統，哪個對美國甚至對全世界來説更重要、更不可或缺，不同的人自然也會有不同的結論。如果只是為了追求副部級待遇，有些人不申報院士也罷，因到目前為止軍隊系統科技工作者的待遇有別於地方，技術三級以上的軍內科技工作者，在醫療等方面已享受到相當於副部級的待遇。將學術榮譽與官本位相聯繫，既庸俗又不會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雖然制度規定只是獲得相當於副部級待遇，但確有個別院士真的把自己當成了部長，在學術界因當了院士而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目無他人、操縱科技評審結果、瓜分科研基金；在本單位搞特殊化，搶佔房屋、資金，雖已超過規定年齡仍在行政崗位上不退，其少數人甚至被以狂妄、霸道之辭來形容。之所以能這樣，自然與其本人的道德修養有關，但客觀環境的縱容、推波助瀾也不能忽視。

　　試想，一位大學校長、醫院院長也不過就是處級、廳局級而巳，怎敢對自以為是部長的人不敬？有的醫院為了顯示本院的實力，將院士們的照片放成比領袖人物還要大，常年立在人來人往的過道上，任憑風吹雨淋而供人敬仰……這種浮躁的現象應當説在全國都很普遍。但據筆者所知，也確有著名老牌學術機構能恰當地對待這一問題，在那些單位當了院士的人也沒有什麼特殊待遇，反倒更低調、更謙和。

　　國外的院士大都僅是純粹的學術榮譽，他們可以獲得的“特權”不過是一個固定的停車位或到圖書館查閲文獻優先他人而已。到過歐美留學的人都會偶爾遇到知名院士，甚至諾貝爾獎獲得者身穿牛仔褲、揹着雙肩揹包排隊買咖啡的情景。而在中國，我知道只有個別年長一點的我的老師輩院士選擇乘飛機坐經濟艙，簡化迎來送往，年輕一些的反倒更講排場，更喜歡前呼後擁地虛造聲勢。

　　某些學者在榮升院士前還算謙虛平和，一旦晉升院士可能因為有了“質的飛躍”，立刻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對自己專業知識略知一二，而瞬間搖身變成了無事不通，到處針對專業外的問題發表演講、作報告，世間一切事物都可以品頭論足，口氣之大甚至要超過高級官員，直逼偉人與領袖人物。以上現象雖屬個別，卻都是官本位的制度鬧出來的。

　　院士遴選不是造神運動，個別院士也請千萬別將自己當成了神，請認認真真地做事，踏踏實實地做人，平等地融入廣大羣眾之中。

　　與院士制度有關的幾點疑問

　　筆者並不認為院士制度一無是處，是徹底失敗的。我所熟悉的院士中有許多是值得敬佩的，多數當選者在自己本專業內都卓有建樹，其中某些人在做學問和做人方面都可稱為筆者的老師與典範。但不可否認，近年來確實有個別“冒牌貨”混進或險些混進了院士隊伍，其學術不端、為人不正的劣跡給院士羣體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院士遴選與管理制度的改革應採取防微杜漸和自潔機制，阻止這樣的人混入，一旦進入則能有相關制度及時清除，使院士羣體真正成為廣大科技工作者心服口服的榜樣。在此，筆者提出幾點疑問，與讀者共同討論。

　　1.現今的院士遴選管理制度是否科學合理？

　　每兩年一次的院士遴選，不僅是科技工作者，也是全國人民的一件大事。因為院士被冠以最高學術榮譽稱號，每次院士大會國家領導人都親自參加，無論主流還是非主流媒體都是鋪天蓋地般地報道。“院士”已成為中國普通百姓茶餘飯後聊天的主要話題之一。人們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哪些人能當選，哪些頗有名氣的人會落榜。筆者認為現今的遴選制度還遠談不上科學與完善，真正有資格的學者常會落榜，卻給少數學術平庸的人留下可乘之機。

　　2012年7月《中國人才》雜誌刊登了一位署名艾斐的社科專家的文章，他認為“以名譽頭銜為上的不良之風會阻礙傑出人才的出現”。文中對包括院士制度在內的一些奇怪現象做出了深刻且不留情面的批評。艾斐先生認為：我們已進入了各種頭銜、名份、獎項、稱號雲山霧罩的時代，現實所迫，知識分子們被迫將攫奪這些頭銜當成頭等與終生大事，為達目的不遺餘力，一些人也會不擇手段，動腦筋、找竅門、搞關係、送實惠成了這些人不可缺少的基本功。

　　院士評選同樣也要包裝、公關、走門子、送實惠。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一旦獲得了這些名份，不是人才也會被當作人才；相反，則是人才也不被承認。艾先生也認為：有些院士候選人落選並不是因水平不夠，而是因為人直率、不會或不屑於“活動”，“公關”不到位。

　　包括院士在內的各種人才符號，即使走了樣、變了味，也同樣被機制與體制承認，並附以社會功利時，將誘惑科技工作者間的競爭不是拼實力、拼才能、拼貢獻，而是拼關係、拼權利、拼金錢……艾先生的話既深刻又精闢，點到了關鍵的“穴位”，值得我們警惕與借鑑。

　　筆者認為，當今在生命科學界最有資格當選響噹噹院士之人，可舉出袁隆平和與屠呦呦，後者據説是因沒有申報而不能進入院士之列，而袁先生雖最終申報成功卻歷經周折，據説曾被批評為“沒有學問”。筆者發自內心的疑問是：“如果袁先生最終仍無緣於院士，那些已當選並有投票權者難道不覺得良心不安，一點也不羞愧、不臉紅嗎？”作為“不學無術”的筆者認為，沒有任何“學問”要大過解決中國及世界數以億計人吃飽肚子的最基本需求！

　　同樣，作為一名臨牀一線工作者，本人也認為一些泰斗級被全國公認的赫赫有名的大家，如方圻教授、牟善初教授等自始就與院士無緣的現實，不利於樹立院士的權威。對於臨牀專業學組的工程院院士候選人，最為注重的應當是其臨牀能力，不要讓老百姓將院士頭銜與不看病或不會看病劃上等號。

　　而對於方教授和牟教授那樣的大家，即使不適於授予院士稱號，也應授予相等或更顯赫一點的榮譽方能讓人信服，否則，無形中就等於降低了院士榮譽的高度與權威。院士被稱作是“最高”學術榮譽，但俗話説沒有“最高只有更高”，而更高者又在院士以外會怎樣呢？

　　下面舉出個別不該當選而當選或險些當選的名人。比較肯定的不應當選者可舉出所謂的“煙草院士”謝劍平，他賴以當選院士的“神農萃取液”引起了極大爭議，他的當選遭遇到眾多內行院士理所當然的公開、堅決反對，甚至於將此事件稱為中國科學界的恥辱，中國工程院的恥辱。但因缺乏相關自潔機制，恥辱歸恥辱，謝院士卻照當不誤。

　　院士制度本身不能及時清除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選入者，可以置103名院士聯名要求取消當選資格而不顧，更無法面對全國400餘萬醫務工作者控煙的共同心聲了。至於申報院士過程中發現和尚未發現的弄虛作假、巧取豪奪他人成果、搞關係送好處者並不是少數，更有甚者是竟有人僱兇傷人，報復敢於揭露他的人。

　　最近對社會造成巨大沖擊的有關院士遴選的重大丑聞，莫過於原鐵道部局長張曙光在法庭上的供稱：“因參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需要花錢，分6次共收受2300萬元，”而張曙光只差一票就險些入選。當然筆者並不會天真地完全相信一個嫌犯的全部供詞，但張敢在法庭上説如此的話，無論真假已足以將所有心地善良的科技工作者“雷暈”了。

　　2300萬元的去向很令人關心，但我絕不相信這些錢悉數進入了有投票權院士的私囊。張曙光騙人，他同時也會被人騙，社會上一直在流傳：“申報院士有中介者，其要價是天文數字！”。為了張申報院士，鐵道部竟有30餘位學者為其代筆寫專著；張的著作尚未出版，就有院士提前一年讚揚、褒獎。據報道為了應付有關捉刀代筆的調查，鐵道部竟組織了事先演練，並將不願配合的專家派遣出國……

　　2.如何對待行政官員與企業家申報院士？

　　據報道，僅以2011年為例，就有23名政府高官或中央企業高管入圍院士候選人，鐵道部先後已有2名原副部長、1名總工程師，衞生部1名原副部長當選了院士。近年來也有私企老總成功當選院士者。至於有廳長、司長、校長、院長等行政職務頭銜的院士佔總數多大比例，近年來是否逐年增多，筆者手中並沒有確切數據，無法回答這一問題。

　　如前述，院士制度起源於科學院學部委員制度，當時的當選委員都是純粹的科學工作者，並在本專業領域享有公認的威望，最初幾屆當選的院士也罕有專門從事行政或身兼行政職務者。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都是正部級單位，院長、副院長都由政府任命，一旦晉升院士就可享受到副部級官員待遇，並且是終身制，所以才會引來無數行政官員與企業家們為其“競折腰”。

　　在當今社會上如果一位沒有任何行政職務的學者與官員或企業家競爭院士的話，那他們根本就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其中道理相信誠實的讀者們心裏都會清楚。院士制度不去行政化、不去利益化，就永遠不是真正學者的棲身之處，遲早要變為官員、企業家們的倶樂部。年輕的官員當了院士會有利於進一步升遷，年長接近退休者則可頤養天年。

　　企業家們一方面可利用手中的錢財拼“活動”，拼“包裝”，拼“公關”，來競爭院士；另一方面，一旦當選自然有利於發更大的財。院士頭銜對這些人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一次在京外的學術活動，主持人是一位對我不夠熟悉的當地行政和學者“一肩挑”的知名人士，當屏幕上打出我的簡介後，他的第一反應是“你申報院士已綽綽有餘，為何不報？”。聞此言後，筆者不免暗中叫苦，心裏對他的回答是：“對老弟來説可能綽綽有餘，而對老兄來説卻遠遠不夠！”。

　　試想，假如陳景潤先生仍在世能否當選院士呢？相信90%以上讀者會回答“絕無可能”。暫且不説陳先生盡一生之力從事的數學研究的價值如何，就憑他老實得有些迂腐，從來無意也無力、無暇進入社交場合，見了人連一句客套話都不會説的人，能有人投他票才是怪事！當初，陳先生之所以能出名，也是因為有會相馬的記者伯樂才成全了他的好事。

　　實際上，在我國過去、現在、甚至不遠的、將來，仍會有許許多多的陳景潤永遠被埋沒掉。有人講真正的天才與瘋子相差只有一步之遙，其實科學事業缺少的正是像陳先生那樣無任何其他奢求，如痴如迷，不顧一切，甚至不惜生命鑽研終生的人；不需要的是那些油嘴滑舌，做了一點小事就無限誇大，不惜採取不端手段拼命追求名利的人。

　　中國社會如果繼續壓制前者，縱容後者，就永遠不會有驚天動地的創新成果出現！為了鼓勵真正從事科學的知識分子，筆者建議重建名副其實的院士制度，最好能明文取消官員、企業家、披着學者外衣的商人的申報資格，也不要打“擦邊球”，一個人兩種身份，視對自己有利與否，一會自稱學者，一會又故意渲染自己的官員身份，已身居官職或已從商的當選院士，要不辭掉官職專心做學問，要不放棄院士稱號。

　　3.院士的建議是否都靠譜？

　　無可懷疑，院士團體或個人確實提出過許多科學的建議，並且有的已轉化為生產力，促進了地方與全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否只要院士提出的建議就是正確的，就應毫不懷疑地照辦？是否院士署名越多就更可靠呢？筆者僅舉出不久前發生的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例來説明：61名兩院院士曾在2013年7月聯名上書國家領導人，要求儘快批准轉基因水稻種子商業化，並聲言“推廣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不能再等，再遲緩就是誤國”。

　　消息傳出後，引起國內外媒體一片譁然，筆者對院士們無畏的“勇氣”有所讚許的同時，也心生許多疑問。轉基因食品，特別是作為中國人主糧的稻米對人體的長期安全性並沒有得到驗證，其對生態會帶來什麼影響也不得而知，即使在美國大多數人對轉基因食品並不反感，但美國政府仍對商業使用的轉基因小麥種子有所保留，遲遲不批准……

　　對以上問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旗幟鮮明、觀點明確、語言尖鋭、毫不留情面地提出了反對意見。文中指出，“涉及基因安全的事情，它們的顯現週期要比普通健康問題長得多”“全球各國還很少有主糧轉基因化，中國的13億人口貿然走上‘試吃’轉基因主糧第一線，全國為人類的這一技術做‘超級試驗’，這絕非明智的國策”。

　　甚至公開尖鋭批評推動過程確實有可能摻入一些人和機構的利益考慮，而且不能排除對利益的追求發生在有較高科學地位的研究者中間。也許是為了印證以上的批評，與《環球時報》同日的新華通訊社所屬《參考消息》則引用國外報道稱：“目前中國不少轉基因水稻專家同時也在種業公司持有股份”。

　　以前也發生過個別院士在各種“鑑定會”上為騙人的荒唐事作背書之事，但此次竟能爭取到61名院士簽名，筆者實在覺得不可思議。筆者仍願意相信利令智昏者一定是少數，大多數署名的院士只是為了堅持自己的學術主張。作為外行的我沒有什麼“資格”來爭論這一問題，但作為一名醫生，我卻認為，在沒有第三方出具轉基因水稻令人信服的長期安全證據以前，決不能批准其商業化。由幾位院士帶頭出面試吃什麼“黃金米”，來誤導大家，讓人誤認為是安全的鬧劇，請不要重演！

　　筆者也認為轉基因種子的研究十分重要，絲毫不能放鬆，將來可能是國家間實力競爭的一個方面，其長遠影響不可限量。但對於轉基因食品，特別是轉基因主糧的安全性，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要嚴格把關，否則才是真正的“誤國”，而且是害人！筆者也願意相信，來自土壤中細菌的抗蟲害蛋白，因人類缺乏其受體而不能加害於人類，而只能殺死昆蟲。

　　甚至也可以“預測”：長期食用此類轉基因稻米對人類健康沒有不良影響，説不定還能“抗病”。但凡事都要用事實來説話，臨牀最看重的證據是循證醫學。觀察轉基因稻米對人類健康，諸如生殖安全等的全面長期影響，絕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更不能僅用稻米餵豬90d就認為是安全了。

　　轉基因主糧種子要想商業化，必須先經由有關機構批准的第三方來主持，以較大樣本自願者為研究對象，符合循證醫學原則的長期隨機對照研究來證明其安全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什麼能比13億人口的食品安全更重要的呢？在安全性證據十分不足的前提下，為何有些院士如此急迫地將轉基因稻米商業化呢？

　　4.緣何只有院士才配當一級教授？

　　筆者瞭解到，現今如在軍隊以外的涉及教學的體系中工作，要想被評為一級教授，只有先當院士這唯一一條路。教授級別的高低應以教學成果、培養學生的多少與質量高低而論，與是否是院士並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繫。能評為一級教授與否在收入等有形與無形待遇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別。

　　在近年當選的較年輕的院士中，從事教學工作不多、培養學生寥寥的並不在少數。試想，一位年資很長、影響很大的著名臨牀專家，在他的教學生涯中已培養出無數的優秀研究生，其中説不定也包括院士。但遺憾的是這樣的老師都只能屈居為二級教授，而他當選院士的學生卻能“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級教授，這樣的事情能説是合理的嗎？又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

　　筆者在改革開放早期，就在國外獲得了博士學位，從事教學工作近30年，也培養出許多臨牀領域的優秀學生。幸運的是因在軍隊科技系統工作，截至目前仍不受地方評級規定的限制，不才的筆者得以在6年前就被評為“技術一級”，也可稱是一級教授。想到這裏，我只能再一次為我在地方工作的老師輩的教授們鳴不平：只有你們才真正配做名副其實的一級、特級教授！政策的制定不要只鼓勵了少數，而壓制了多數，被壓制的人説不定是更優秀的。

　　院士制度關係到

　　整個學界****及全社會的操守與風氣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從事科學工作的知識分子們的操守、道德底線對社會風氣的形成至關重要。科學的最終目的是求真、求實，而如果從事科學的工作者在骨子裏就隱藏着虛假和虛偽，很難想象他的“研究結果”是可靠的。我們國家目前急缺的是陳景潤先生那樣，為了一個外人看來是無關緊要的課題，心甘情願地、如痴如迷般地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人，而不缺少的是那些稍有成績就到處宣揚、一味追求名利的人。

　　俗話説：“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倒下來”。作為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殿堂，理應首先在全國樹立起一個為人師表、唯真求實、嚴謹治學的榜樣。因為被賦予了特殊的地位，院士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有時就會像演藝界明星一樣，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與炒作。

　　不要讓社會上的浮躁之風、唯利是圖之舉蔓延到最高科學殿堂！院士遴選與管理制度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