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壯年羣體才是國家就業政策真正需要特別關注的重點和機遇_風聞

信息社會，知識更新的速度非常快，而技術變革的速度卻很慢。

知識在於對新鮮事物的感知、領悟與統合，而技術在於長期的經驗積澱、手藝與處理。

儘管政府一直很重視，大學生就業不應成為大問題。

—— 接受了高等教育是優勢。要知道至今人還有一半以上的年輕人無緣適時接受高等教育，卻不意味着他們這些同齡人解決就業的意志力有多差，往往相反的情況還不少；

—— 年齡更是優勢。就業方面的所謂“35歲”、“45歲”現象早已不是新聞，只能説這幾年更加突出和明顯。無疑這是絕大多數用人單位客觀存在的一種普遍性的誤會或誤區，具體原因不分析。

總之，如果大學生也就業難，很大的可能是一部分畢業生對初始的職業選擇過於攀比了，他們還不清楚眼下對自己最重要的究竟是什麼，自己最需要的是什麼。

想想20多年前，自由擇業的機會還很少，能幹什麼基本靠分配，那時的口號是“幹一行、愛一行”。然後沒有過十年，大批分配到縣市甚至省一級國有企業的職工便大面積地下崗了、失業了。再就業各方面的信息遠不像現在如此發達，從此自謀生路的難度可想而知。

人比人該死。

若他要往前比，或者和他們那些當初沒能上大學的同齡的許許多多的小夥伴們比，確也是幸運的。

—— 有利就有弊，有弊也有利。社會發展處在不同的階段，從來是如此。

天才有嗎？有。各個領域都非常少。在某一精專領域的創造力能維持30年以上的就更少。

最重要是轉變起步就業的觀念或思路，年輕人不可能一上來就只想着掙大錢，先能養活自己，再能適當照顧一下父母親人也就可以了，既要掙得大錢還舒服，全天下沒有這回事。

這一定程度上跟“改革開放以後，黨和國家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

同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絡輿論亂象叢生，一些領導幹部政治立場模糊、缺乏鬥爭精神，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有關。

青年人最需要的是歷練中得到認可與鼓勵，是支持、信任的環境，而不是你替他做主或救濟。很多情況下長期看，有不少長輩是好心反而幫了個倒忙。

從海內外大時間跨度的各個國家就業的情況進行分析和思考，45-65歲的中壯年羣體才真正是國家就業政策需要特別關注的重點，是機遇。這也可以説是不少西方國家體制性片面依賴市場經濟造成的弊端與無奈，社會主義國家未必要如此。

（類似“西城大媽”的社工組織，為保障社區治安環境做出了貢獻）

只是用“年齡歧視”來概括，無疑將使這一具有經濟社會發展屬性的問題過於簡單化，奉行市場方式至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運作方式，根本上無助於對這一工業化時代社會內生性問題的全面地認識與理解。

與市場（企業）發揮主要經濟功能的社會分工相比，面向各種社會事業的自覺性的組織行動同樣很重要。知識經濟時代，大量的社會事業更需要有組織—— 已經越來越成為未來已來的現實挑戰和機遇 —— 很多領域需要開展的社會事業，已經無法完全或單純通過經典的市場手段去實現。

依靠類似西方國家一些專業化的各類志願者組織，去應對一些新生的現代社會共性的社會矛盾、問題和挑戰，同樣無能為力。

（社工組織服務於越來越多需要人文關懷而不只是退休金的老年人）

發達國家的抗疫失敗的教訓至少有兩條：

一、有些事情，政府依靠市場（企業）根本搞不定。

二、對於社會上的不少專業化的志願者組織，政府並不具有號召力。

現代社會已經變得既龐大，又複雜。

比如説教育，已經不能再侷限於學校，而是急需擴展到全社會，各領域。

比如説醫療，已經不能再侷限於醫院，有些健康問題或疾病，積極地預防比事後的治療更重要。

比如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與人生輔導課，禁毒與防毒，反恐與防恐，對越來越多精神疾病患者的關心與呵護……等等。

中華文明不僅信法治，還講究德治。未來國家精神文明建設需要廣泛展開的社會事業只會越來越多……

以上眾多都是依靠市場方式無法更好去實現的。直接依靠政府增加社會職能，同樣行不通。

與此同時，個體就業無論在城鎮還是在鄉村最近十年一直在大量增加。這其中有不少人是屬於“40-50後”不再被一些僱主歡迎的中年人，他們有不少是在不得已而又被社會輿論所鼓勵走到了盲目創業的過程中，不僅創業的收益非常低，有相當大一部分還折了本。

就像小農經濟時代的農民一樣，成為了一盤散沙，喪失了原本可以被組織起來具有超越個人的組織力 ——不見得直接就撲到了某一個經濟事業上去。

這些事情由誰來做呢？未來社會需要越來越多新領域的創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