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女作家身上找不到的答案, 我卻從另一夥人身上找到了” | 文化縱橫_風聞

✪ 陳行之

【導讀】近年來，“星二代”出道、“學二代”拿創新競賽獎、“文二代”當詩人的案例層出不窮。已有不少論者指出，依賴親友和圈子實現個人發展，已成為一項默認的“潛規則”。這種現象是許多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許多人的“切膚之痛”，如果任由其過度蔓延，對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無疑是不利的。本文作者以自身觀察和經驗為例，分析了這種現象的成因，也指出其潛在的問題和風險。

他認為，“近親繁殖”現象對社會的銷蝕作用，主要在於“逆向淘汰”，即少數人擠佔上升通道，真正最有才華的個體反而容易被排除在行業、領域之外，用俗話説，就是“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説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逆向淘汰”像病毒一樣在社會肌體內部不斷地吞噬健康細胞，雖然不太可能瞬間造成社會死亡，但它對社會肌體的危害卻毋庸置疑。這種現象之所以無法通過優勝劣汰的社會自淨功能來克服，是因為並非所有職業都具有市場競爭性質，在有些行業、領域，人們往往會利用制度漏洞謀取個人利益。另一個阻塞社會上升渠道的因素，是所謂的“圈子文化”。在社會的權力場中，不在某個圈子裏，很可能寸步難行。作者回憶自己初入文壇時，驚歎一位普通女作家用摹寫作品連連發表名刊，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的；但在這位作家身上找不到的答案，卻從另一夥人那裏找到了答案——他們在發表的圈子裏混得很熟。

作者認為，“近親繁殖”本質上意味着一部分人的發展權凌駕於另一部分人之上，一部分人自由損害了其他人自由。最近國家層面出台了一些對公、檢、法部門親屬禁業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上述問題，希望這不僅是一個行業的良好開端，更是全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良好開端。

**本文轉自“愛思想”網，原題為《“近親繁殖”與社會上升通道堵塞》，篇幅所限，本文為節選版。**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思考。

▍ 一

長時期以來，每當看到“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之類的語句，我都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就好像身體的某個部位被叮咬了一樣。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無論我自己的親身經歷還是從社會上看到的大量事實，所謂“不要讓”之類不過是人們製造的噱頭而已，在改變孩子的命運問題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事實上，絕大多輸了的孩子就輸在起跑線上，甚至輸在距離起跑線很遠的孃胎裏，這幾乎是不可逆的。

換一句話説，歷史無論當時還是以後，都沒有為人們提供深刻思索和改變這種狀況的條件。血統論橫行的年代，人們還以為那只是一些年幼無知的孩子們的吵吵鬧鬧，沒有將其上升為社會本性的反映的高度。只有極個別思想先行者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極端嚴重性。長時期以來，學界都小心謹慎地躲避着關於血統論的話題，血統論無論在觀念層面作為社會機理，還是在實踐層面作為社會運行樣態，都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和遏制，它仍然發揮着作用。

只要你沒有喪失對於現實的感覺，你就一定能夠發現，截至目前為止，“爹”在人們的命運狀態中，仍然起着至關重要甚至是無可替代的作用，這種作用遠遠不是不具備“爹”的條件的人通過宵衣旰食、夙興夜寐的努力就可以抵消得了的。

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起點的不公平”。“起點不公平”很大程度將決定遭遇不公平一方的整個人生都處在不公平狀態，所謂“社會缺乏公平正義”，所謂大面積的“階層固化”，説的就是這件事情。

▍二

今天我想着重指證的，是另一層社會狀況，那就是各行各業大量存在着的“近親繁殖”現象。

“近親繁殖”現象和“血統論”有一定的關係，但它還不是“血統論”本身。如上所述，“血統論”的危害主要來源於“血統高貴”的人對“血統不高貴”的人的社會空間的排擠和社會資源的壟斷，這種與社會公平正義背道而馳的排擠和壟斷，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普遍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來得更殘酷更血腥——它甚至成為了社會通則，人們深惡痛絕的“贏者通吃”、“近水樓台先得月”從來沒有被完全禁絕；“馬太效應”始終都在發揮着效應（“馬太效應”源於《聖經·新約·馬太福音》裏的一則寓言：“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與此相對照，“近親繁殖”現象則帶有更典型的權力社會的體制性、制度性特點。

我不是隨便用“大量存在”這個詞來形容“近親繁殖”現象的，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發現“近親繁殖”已經成為我上面説過的我們這個社會普遍存在、人們見怪不怪的社會通行法則。舉例來説，有的電影演員或者電影導演的子女往往子承父業，也當了電影演員或者電影導演，至於晚輩電影演員或電影導演是否優秀卓越，完全成為了不得不聽天由命的事情，事實上我們看到過不少思想和藝術上都很平庸的“演二代”、“導二代”；有的專家、學者、教授的孩子往往也站到了專家、學者、教授的位置上，在專業選擇上甚至也有了精準的對接；老爸老媽是出版社、雜誌社編輯，他們的子女往往也能夠在出版社、雜誌社謀得編輯的飯碗，頂不濟也可以搞搞發行、印製之類的工作，總之可以活下來，並且活得比一般人要滋潤。有的老爸老媽是著名作家，那麼他們的子女如果因為缺乏天分而沒有成為作家，也必定會在作家協會體制內討得某種生存位置，甚至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文化官員，雖然在這些人中有的也混得風生水起，然而從文學的角度説，這些人進行的不過是一種文學“活動”而已，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造尚有極為遙遠的距離，這就是説，他們不過是文壇上另一種形式的“侵入者”，他們的作為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與文學的成色好壞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

請注意，我們的“文壇”是帶有體制色彩的社會組織的一種形式，這些“侵入者”當然是佔據了這個社會組織的某個位置的，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有意無意排擠了有天分成為作家的人在這個社會組織中的存在，即使是在在最低層面甚至也造成了問題，那就是在就業權利的社會分配中，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之所以造成這種現象，確實有歷史的原因，那就是建國以來曾經將職工退休退職、子女頂替參加工作作為一項勞動就業制度，可謂是行之有年。子女頂替，又稱接班頂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職後，由其子女頂替空下來的名額，進入父母原工作單位上班。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種制度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單位成為很重要的招工方式，在解決就業問題上發揮過積極作用，這也是當時幾乎人人耳熟能詳的社會現象。隨着勞動就業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競爭、擇優就業觀念的深入人心，80年代末期，這一歷史性的就業制度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1990年12月8日，勞動部發出《關於繼續貫徹執行〈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的通知》，指出搞內招、頂替，不僅違背《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的基本原則，不利於企業選用合格人才，影響職工隊伍素質的提高和人員結構的合理化，而且會形成企業內部親緣關係複雜，給企業管理帶來困難；目前國營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一些企業又處於停工停產狀態，採取內招、頂替的做法，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業難的問題。對違反招工原則搞內招、頂替的，要進行批評教育並予以制止和糾正。自此，子女頂替這種社會現象基本消失。（參見王愛雲：《我國歷史上子女頂替就業制度的形成及廢除》，2009年）

也就是説，我們議論的話題，並不完全是某種政策憑藉着社會慣性自然延伸的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擴展了，甚至可以説，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近親繁殖”成為了一些人利用體制缺陷謀取個人利益的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成為了一個不可忽視、不可迴避的社會公平正義與否的問題。

話説到這裏，人們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不是一直都説社會有自淨功能嗎？沒有資格的人站到了有資格的人應該站到的位置上，社會難道不會將其淘汰嗎？答案是，“淘汰”是有條件的，在我們所説的社會人羣中，有的人遭到了淘汰，譬如平庸的“演二代”、“導二代”丟失了票房，被觀眾拋棄，被市場拋棄，再也沒有人願意給他投資，他自然也就會消停下來，把位置讓給更有才華的人。這是市場規則帶來相應的職業性質和職業特點改變所決定的。

不幸的是，並不是所有“職業”都具備這種“市場”的性質和特點，事實上，相當多的行業是不具備或者説完全不具備這種淘汰功能的，相反，有些行業往往會表現出一種對“近親繁殖”現象的體制性呵護的功能，使這些人可以毫無風險地在原有的位置上舒適地存活下來。大專院校、社會科研單位、包括作家協會在內的各種協會、文聯組織之類的官辦機構，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不信你可以查一查，在此類性質的單位裏，有多少人是具有“子承父業”、“近親繁殖”色彩的。

可能有的讀者不以為然，説：“陳行之先生，我覺得你過於敏感了，諸如此類甚至更讓人堵心的事情我們見得多了，你説的這些事情難道還叫事情嗎？”

我承認，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事物中，確實有比我説的這個事情更嚴重的事情，圈子文化、裙帶關係、“近親繁殖”之類確實不是什麼很大的事情，然而我們也必須警覺到圈子文化、裙帶關係、“近親繁殖”現象對社會所起的銷蝕作用，這種銷蝕作用的嚴重程度，我認為是遠遠超乎人們想象的，其指標性的結果在於：它嚴重堵塞了社會上升的渠道，最有才華的人往往被擋在了專業領域之外，社會創造力受到壓抑，由此進一步導致階層固化……這對於一個尋求崛起的民族來説，絕對不是什麼好事情。

那麼“近親”究竟是什麼“繁殖”起來的呢？它需要哪些必要條件呢？

▍三

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我先説説“人才”這件事吧，我認為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甚至可以説人才問題更能從實質上體現社會上升通道通暢還是堵塞的問題。

人才問題與權力問題或者説與權力的行使問題息息相關，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才能夠捕捉到從歷史深處綿延而來的某種脈絡和機理，“近親繁殖”這件事兒就隱含在這種脈絡或者機理之中。為什麼這麼説呢？有一句俗話，叫“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覺得這句話挺好的。好在哪裏呢？好在它用淺顯的語言道出了權力的本性，那就是：權力具有裁決人或者事物的是與非的強制力，它所認定的東西，你是沒有辦法否定更沒有辦法推翻的，這就造成了一種後果，即：在一定範圍內——我通常將其稱之為“權力場”——權力就是上帝，而上帝是不可違拗的。

權力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幾乎涵括所有具有強制與服從機制的領域，譬如老闆對管理層和員工形成權力，縣委書記對其治下的所有官員和百姓形成權力，警察對司機形成權力，老師對學生形成權力，城管對小販形成權力，幼兒園阿姨對孩子形成權力，牧羊人對羊形成權力，等等。一般來説，強制與服從會自然形成為一種場域，我所説的“權力場”指的就是這種“場域”。人都是活在“權力場”中的。

人活在權力場中這件事，正常還是不正常呢？我認為是正常的，這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你是沒有辦法改變也不可能改變的，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秩序”——你想，如果有一天司機突然把車停在警察面前，命令警察把警察證拿出來，並且公然給警察記了12分，然後揚長而去，這還成體統嗎？這世界不是得亂套？

既然這樣，那為什麼還有“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之類的事情發生呢？具體到我們的話題，實際上“行”卻被認為“不行”的人，怎麼就會得不到尊重呢？怎麼就會被排擠到角落裏去了呢？這就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即權力性質的問題了——這個問題與人才問題息息相關。

▍四

現在我們假設有一個叫趙甲的老闆，也不知道怎麼了，成天跟公司裏最有才華最有創造性的科學家錢乙過不去，有一天竟然把錢乙堵在樓道，説：“你以為你是誰？我實話告訴你，公司是我的，我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就是這！你看着辦吧！”錢乙眨巴眨巴眼睛，一定以為自己撞見了鬼，讀者也會指責這個老闆説：“公司既然是你的，公司的發展一定是第一位的，你説出這樣的話，這不是在用左手砍右手嗎？”

讀者的指責恰如其分，因此我們的這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讀者的指責道出了這裏邊的真諦：權力是老闆的，公司也是老闆的，他們是一體，老闆不可能無視公司的利益而輕率地使用權力，這既是社會機制的約制，也是人性的約制。然而我必須強調，諸如此類的情形在另外一種情況下卻是有可能發生的，那就是在“單位所有權公有”的領域。

在“單位所有權公有”的領域，權力是個人掌管的，而公司是國家的或者集體的，這就有充分的條件讓公司的管理者以個人好惡替代對公司前景的考慮，做出“説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荒唐事情來。

此種情形，讓我想到“管道效應”四個字：如果人才上升通道被堵塞了，那麼就會形成一種迴流，這種迴流就是人們通常所説的“逆向淘汰”。在我看來，“逆向淘汰”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它像病毒一樣在社會肌體內部不斷地吞噬健康細胞，這種吞噬雖然不太可能瞬間造成社會死亡，但它對社會肌體健康造成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最近一些年我們常常聽到“塌方式腐敗”這個詞，説的是某地不是一兩個官員腐敗，而是所有官員成窩的腐敗，我想，如果在此之前沒有“逆向淘汰”機制的長時間培育，讓具有相同惡劣品性的人走到一起，“蛇鼠一窩”，諸如此類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發生的。

我曾經親眼目睹在“所有權公有”的單位裏，權力者為所欲為撥雲弄雨、顛倒是非、指鹿為馬，“説你行行就行不行也行，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毀掉一個單位的事情。這絕不是個別人的責任或者説罪惡，我們甚至也不能由此對某些人進行道德譴責，這是一種比個人作用強大得多的體制性缺陷，人性中的醜陋只不過是利用了這種缺陷而已。遺憾的是，截至目前這種缺陷也很少被人所注目，它往往被“嗨，世事就那麼個樣子”的無奈感嘆所遮蓋，只有那些在事情當中的人，才能夠感受到切膚之痛——我相信讀者中就會有這樣的人。

▍五

導致社會上升渠道阻塞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上面提到的裙帶關係，即所謂的“圈子文化”。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很容易結成一個又一個“圈子”，不在“圈子”裏似乎寸步難行，從而造成一種極為特殊的社會生態，讀者對此一定不感到陌生。

上世紀80年代我在西安工作的時候，還是一個初入文壇的青年。與80年代的社會氛圍有關，那時候文學青年都懷着很大的衝力，想寫出優秀作品。而“優秀作品”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能不能在全國著名文學刊物上發表。有一段時間，西安突然冒出了一個連續在全國著名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的女作家，我拜讀過這位女作家的作品，説不上好也説不上壞，因此在情感上也就沒有什麼“敬佩”、“羨慕”之類的東西。交往比較深入了，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發現這位女作家的作品竟然是摹寫出來的——她親口告訴我，寫小説的時候，她會先找一個範本放在稿紙旁邊。這讓我十分驚訝，它幾乎顛覆了我對“文學創作”概念的全部理解。我不知道她這些可以用“平庸”兩個字形容的作品是如何在遙遠的上海、北京等著名文學期刊上發表出來的。

在這位女作家身上找不到答案的東西，我卻從另一夥人身上找到了答案。

那時候文學期刊很少，每個省只有一個文學期刊，陝西省也是一樣。我剛從延安調到西安，雖然也有資格參加文學界的活動了，但並不在作者隊伍的核心圈裏，那時候這份期刊的核心作者隊伍，是幾個帶有農民文學色彩的業餘作者，在我印象裏，他們就像佔領者一樣佔領了那份期刊，連篇累牘發表的都是他們的作品，遠離西安的那些業餘作者，很難獲得發表作品的機會。這一點，我如果還是在延安，是絕對不會知道的。純粹用文學的標準來衡量，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也認為他們的那些作品還沒有脱離農民講故事的色彩，完全不具備“文學作品”的品格，哪怕是在形式上。然而它就那樣存在着，甚至還獲得本省評論家很高的評價。

據一個瞭解內情的人告訴我，這夥人跟作協和雜誌社領導以及編輯都混得很熟，形成了所謂的“圈子”，你來我往，飯局不斷，所以他們的作品才能夠長期佔有期刊版面。

路遙曾經當我面調侃這夥人説：“文學是一種活動，這些傢伙都很聰明。”而我在想——也許是我剛從延安來省城不久，深知業餘作者不易的緣故吧——那些在偏遠地區做着文學夢的青年人呢？那些接連接到退稿信的作者中，萬一有很有天分的文學人才呢？不就錯失了發表作品、登上文壇的機會了嗎？不就被這夥人排擠了嗎？現在想起來，我也真是天真，社會就是這樣，社會的機理就是這樣，在漫漫的人世間，人因利益而結盟，人也因利益而散夥，人生的悲喜劇每時每刻都在上演，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要議論社會上升通道的問題，即使是我也很難回憶起年輕時代遇到的那些事情。

讓人慨然的是，那些事情如今在全社會範圍內不但仍舊廣泛存在着，仍舊在更大範圍內發生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也就是説，無數沒有裙帶關係或者不善於搞裙帶關係的人，無數無心在形形色色的“圈子”裏撥雲弄雨的人，是無法站到他們想站到的位置上去的。

▍六

我們在談論人權的時候，往往用“發展權”概括，認為人的發展權利高於其他經常被人強調的各種權利。既然如此，倘若在社會的實際運行中，一部分人的發展限制了另外一部分人的發展，或者説，一部分人的發展總以另一部分人被剝奪為代價，那很顯然就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了，這一點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警覺。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深刻洞見，仍然包含在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論述之中，身在其中的我們反而有些蒙然坐霧，不知就裏。即使佔據高位的煌煌思想大家，也似乎有些麻木，並沒有有針對性的研究成果出來，更不要説系統性的理性思索和理論建樹了。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其實很簡單——我們往往不具備直面現實的勇氣，我們更沒有説出真相的膽略，甚至連説出思想的能力都要退化了，而這種狀況不是一時半會兒就可以改變的。這其實同樣也是發展的問題——沒有一定條件的社會發展，人是不可能得到全面發展的；反之，如果沒有人的前面發展，社會發展也終將會成為不可能。人，無論尊卑長幼，都逃不脱這種規律的制約。

我們換一種方式表述：只要我們不封閉自己，只要我們的眼界是開闊的，只要我們有膽量不忌諱什麼，我們就會發現，關切人的存在，關切人的發展，早就成了鐫刻在人類精神殿堂上的重要內容，很多厚重思想的闡述，早就梳理清楚了我們正在思考着的這些問題的脈絡，那些連篇累牘的格言警句式的提醒，總是在告訴人們，一個社會如果失去了正義的品格，那麼它一定會麻煩不斷，它的結局也一定會是悲劇性的。

我記得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曾經特別強調：“個人的自由必須約制在這樣一個界限上，就是必須不使自己成為他人的妨礙。”而我們正在議論的裙帶關係、圈子文化、“近親繁殖”等等醜惡的社會現象，無一不是以一部分人的自由（發展）妨礙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發展）為代價的，用密爾的話説，這就等於一部分人的自由超越了界限，變成了對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的妨礙和侵犯。值得警惕的是，如前所述，這種侵犯不僅持續性地發生着，而且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有了更寬廣的範圍，它的嚴重程度也增加了。

筆者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忽然聽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在梳理總結教育整頓中查處問題的基礎上，將“幹警違規經商辦企業和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違規從事經營活動”列為必須徹底整治的問題，試圖通過建章立制，確保各系統政法幹警廉潔司法、廉潔用權、廉潔齊家，為此相繼出台了“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近親屬禁業清單”、“檢察人員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業清單”、“公安民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業清單”以及“司法行政幹警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業清單”等文件。這些文件所列舉的禁業內容，在抽象的意義上，我認為已經進入我上面所議論的關於“近親繁殖”話題的範疇，道理我也已經講過了。但願這不僅是一個行業的良好開端，更是全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良好開端。

本文轉載自“愛思想” ，原題為《“近親繁殖”與社會上升通道堵塞》。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