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王恭廠爆炸研究_風聞

一、概況

《天變邸抄》

天啓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盪。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承門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長安街），長三、四里，周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殭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户。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房傾圮，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沖天而起，經時方散。合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拿奸細而報，傷甚多，此真天變大可畏也。

明末王恭廠大爆炸事件中，現場死傷官員裏，高中級官僚並不多。但是，當時的工部尚書、侍郎，卻都赫然在死傷之列。

這個細節值得關注，它對於這起事件的起因及後果，有關鍵提示作用。

王恭廠爆炸後，主持軍器火藥製造的高級技工人員、大匠匠頭，以及底層技術員工、熟練雜役，當場被炸死的，經事後統計有名有姓者，數量就有幾千。閤家皆死，事後統計無名無姓者不知多少。一些生產製造工序，從匠頭到底下雜役全死光。只有個別人(如某位吳二?)，種種機緣(或另有別情?)苟活。事件發生後，當時的熟練生產人員百不存一，中高級技術人員也一時皆盡。

否則，也許輪不到有耶教背景的編外軍火專家孫元化等人隨即就閃亮粉墨登場。(明末清初的三順王們反叛事件背後，真相又如何？再聯繫到明末遼東戰場重要主持者袁崇煥的廣東籍，清廷早期火器頭目平南王裂土封疆於耶教基本盤廣東。以及耶教在清代軍火專家戴梓被殺案中的作用……等等，難道不發人深省麼？)

可以説，王恭廠大爆炸直接造成明代火藥火器生產體系徹底崩潰，這絲毫不是誇張。

萬曆三十三年的軍火爆炸，就曾造成"地庫儲備一時皆盡"的嚴重後果。那時，被炸死的匠役不過數十百餘，但已對此後軍工生產以及軍事戰爭產生重大影響。更何況王恭廠爆炸這種小型核爆能級？

二、推測

明末王恭廠爆炸時，耶穌教於此前二十多年便早已進入北京，立足中國北方積極開展傳教。洋教士所發展的早期中國本土耶教干將孫元化，萬曆中後期就在北京入教。天啓初年時，他已成為工部主持軍工設計、生產的中級官員。而耶教捧起的超級明星徐光啓，當時甚至已進入大明朝堂大員行業。他們和其他一大批中上層文官武將，已對明末軍事國防事務有極多極深入參與，也有較大權力可被當時耶教實際主持人士利用來佈局安排，事後還能提供有力庇護有效遮掩。

在軍火技術上略有領先的耶教精英，完全可以自己置身於事外，佈局操縱利用底層信徒製造這起大案。從技術上言，難度不大。

他們製造這起大案，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讓明代中國陷入分裂混亂爭鬥。他們才能從中混水摸魚，為快速推進耶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大開方便之門。

明末清初時的耶教人士，既有當時中國人所沒有的全球眼光格局，又已見識過乃至手裏就掌控着相對更先進近代軍火武器。但是，他們仍需要徹底摧毀明代中國人軍工火器生產體系，才能為紅夷大炮閃亮登場，打開並壟斷中國近代軍火市場提供條件。

王恭廠爆炸案，很可能為羅馬教會利瑪竇繼任者龍華民(及金尼閣、陽瑪諾等人所組團隊)所策劃。

龍華民等人明末清初時期在中國人生軌跡，與當時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神奇巧合，甚至可謂行蹤詭異。

王恭廠爆炸發生前，他一直在北京。深宮內廷、朝野文官、乃至軍隊的中上層人物及其內眷，均有不少教徒被髮展吸納。

王恭廠爆炸後，他便遷駐西安，又適逢陝北三邊民變大爆發。

然後，他轉向濟南並長期駐留山東。同年就發生了登萊叛亂，三順王叛明降清。當時主政登萊的天主教徒孫元化在系列事變中，各種舉措匪夷所思。

就龍華民等人行蹤論，可説是哪裏有足以影響改變格局的大事件大亂子發生，龍華民等人一定離現場不遠。雖然明末本是亂世，到哪裏都可能碰上大事件。但同等性質、後果、影響力的大事件，畢竟有限。而巧合太多，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們在其中的作為。

他們也許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但終究會有痕跡。

他們在此期間蹤跡列舉:

1613年，龍華民派金尼閣赴歐洲。

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南京教難爆發。

龍華民聞訊，回北京設法緩解。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孫元化等奮力保教，但未能阻止教難。最終，耶穌會士被明廷命令從各地驅逐出境，僅少數獲免。之後，除南京外，教難逐漸平靜。

同年，後金政權建立。努爾哈赤七大恨告天，正式反明。

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薩爾滸之戰爆發，明軍大敗。

1620年，萬曆帝駕崩，泰昌帝即位一月後又駕崩，天啓帝即位。

天啓帝接受奏請，召回被驅逐傳教士。旨在利用西洋人以新法練兵抵禦滿州入侵。

龍華民與陽瑪諾進北京，去兵部報到。後又聲稱對練兵不感興趣，重歸教區傳教。此後，龍華民忙於培育新教友，開闢新教區。

1622年，天啓二年，教案再起，有教徒殉教。(注：“殉教"一旦發生，既預示矛盾激化，也導致立場態度、應對手段方式都改變。畢竟死都不怕，漠視生命，何事不可為?)

這次教案在徐光啓、李之藻等努力奔走後很快獲解。同時，在徐光啓、李之藻等人安排下，大批底層天主教徒進入明末軍工生產體系滲透參與明代軍火生產。

1626年，天啓六年端午後。明代最主要火藥製造機構及軍火軍儲倉庫王恭廠爆炸，明代軍火生產體系從此整體癱瘓。

工部尚書、侍郎等受傷，去職。

徐光啓李之藻等人掌控明代工部軍火生產。

1627年，天啓七年，龍華民赴西安傳教。

同年，陝北三邊民變大爆發。

1629年，崇禎二年，龍華民遷駐濟南，從此長駐山東。

同年，滿清皇太極避開袁崇煥耗費鉅額"三餉"營造的寧錦防線，從喜峯口入關。繞道千里大掠關內，北直京師震動，八旗兵鋒直至山東濟南而止。廣東籍遼東督師袁崇煥，以通虜大罪被誅或被冤殺，明遼東戰場幾近徹底崩壞。

同年，天主教徒孫元化巡撫登萊，登萊發生叛亂。明末一批較懂火器、也有較多實戰經驗官兵以三順王為首，正式叛明降清。滿清在軍事戰場上，縮小了與明軍火器作戰上的技術差距，甚至從此具有了火器作戰方面的對等均勢。

三、背景

明代耶穌會士正式進京，也不過是在公元1600年前後，距王恭廠大爆炸僅二三十年。甚至他們隨大航海時代潮流東來中國，也不過幾十年百來年時間。他們在中國的根基淺薄而非深入牢固，遠非漢魏以來到晉代時佛教已東傳兩三百年的情形。他們當時就敢、就能夠做下如此大案？最低限度的必要條件具備麼？

現在重新觀察當時的這起事件會發現，它距離天主教狂信徒弗蘭西斯科皮薩羅開創史上最大戰爭奇蹟並不久遠。距王恭廠爆炸事件發生的幾十年前，皮薩羅僅僅用一個連隊兵力，就征服了、消滅了另外一個地域廣大千萬人口文明悠久的富饒帝國。這樣的"神蹟"及其帶來的財富權力，足以鼓舞地理大發現後的其它宗教信徒們紛紛效仿，驅動他們奔赴世界各地瘋狂冒險。

當然，在遍佈東廠錦衣衞嚴密管控下的大明王朝統治中心，在天子腳下製造王恭廠大爆炸事件，操作難度畢竟還是大了些，至少遠超岀常人想象。

然而，羅馬教會從來就不是單純宗教團體，而是早已涵蓋宗教教堂教士、世俗政權教廷宗裁所、資本商團、騎士團軍事組織的混合集團。大航海地理大發現開啓西方殖民全球時代以來，耶穌會士們團隊更是殖民開拓的先鋒隊探險隊。

利瑪竇等羅馬傳教士，從中國澳門廣東一路北上經過南直江浙到北京，他們看到了什麼？怎麼想？

他們看到了一個遠超西方任何一個近代萌芽小城小國實體規模、人口眾多、富裕繁華、統一強大的龐大帝國。僅東南地區的紡織工場、鐵器工場、商業規模，就都遠超過當時西歐之總和。東南地區中下層社會識字率、文教發達文明開化程度，同樣也遠超歐洲同期水準。商業化市民化的士大夫們，對於西方新科技知識的開放吸納能力極為驚人。規模龐大的東南海盜海船縱橫東南洋，西班牙荷蘭殖民先鋒與之相比，也全都無法佔據上風優勢。

他們到達北京後，又看到一個萬餘人、數萬人規模的龐大近代軍工生產體系！一支火器裝備比例不輸西歐各國，由數十萬兵將組成的龐大軍隊！一座超百萬人口巨大城市！

任何一個西歐國家都無法與之相比，根本不在一個量級。

對這些具有新全球視野的冒險家、開拓者們來説，這一切都會讓他們極其震驚乃至恐懼！

這根本不是哥倫布、皮薩羅們所遭遇過的情形，根本不是新大陸印第安土著、千萬人口印加帝國，見到手持火器白人就視為神靈跪拜的開局模式！

他們唯一慶幸地，當時這些中國人對他們的真正目的一無所知！中國人對於新全球時代一無所知！很多人還對他們十分友好，樂於與他們交往交流。

當他們發現有機會一擊致命，毀掉這個上帝子民們、西方各國共同的潛在最可怕對手、億計人口異教徒的龐大帝國時，他們會怎麼做？

尤其是這個帝國大多數人對這潛在致命一擊、最大死穴尚末足夠重視，還不知其真正價值份量時？還忙於應付各種內憂外患、朝野紛爭沒完沒了之時？

他們會幫這個帝國一把，努力把它從內憂外患中拯救出來，讓它從此更加不可戰勝？

大明帝國轉危為安後，就會從此感恩他們的努力幫助而敞開對上帝使徒的懷抱？

金尼閣1613年羅馬彙報之行，1621年帶新指令重返中國，背後究竟有沒有，有什麼秘檔？五年之後，就發生了王恭廠爆炸。

真地只是時間上的巧合？

明末天啓六年時，朱由校已然坐穩紫禁城裏的寶座。經過數年激烈黨爭，朝局也已漸漸安定。遼東戰場經過孫承宗等人持續努力，也逐漸穩住了。後金勢力還遠在關外，這個時候根本伸不進北京。陝北三邊災情嚴重，但發酵猶需時日，民變尚末爆發。

當此之時，在北京城內，既具有全球大視野和殖民狂徒冒險狼子野心，敢於、能夠敵視明廷，又具備人財物條件和組織動員能力，還具有從戰略高度看待火藥軍工技術體系眼光，能下決心策劃炸燬火藥局的，甚至就只剩有在幾年內兩蒙"教難"，曾被明廷詔令完全驅逐的耶教勢力！

這些耶教冒險家們，還受到了幾十年前皮薩羅"神蹟"式成功經驗鼓舞，完全可能學習效仿！

可以説，排除自然天災，在天啓六年能策劃製造王恭廠大爆炸，幾乎非他們莫另屬。

四、後果

歷史不可假設，不能説沒有1622年的耶穌會教案，就沒有1626年的王恭廠大爆炸。

但十六、十七世紀的世紀之交，發生於中國境內的幾次耶穌教案事件，很大程度上確實使得天主教士們改變了對於明廷的過往基本立場態度。他們甚至極大概率正是因此而決意策劃製造了王恭廠爆炸。

此後，耶教更是明顯採取了各種扶清亂明、滅明的多管齊下戰略大轉變。

這些都極大影響乃至根本改變了明末清初中國境內各主要勢力的原有基本軍事格局，極大影響乃至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

放在全球背景大格局中觀察，也許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

在十七世紀來臨之時，在大航海時代大勢大格局已成全球根本的新態勢下，耶穌教勢力的這次冒險突擊與後來的各種扶清亂明、滅明戰略轉向，影響更是致命地，直接關係決定了誰興孰亡。甚至可以説，明亡清興，真正轉折點其實就在於1622年及此前的耶穌教案導致一些天主教士鋌而走險策劃了王恭廠爆炸。

所謂大潮之下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大格局根本形勢改變了，華夏已然被動捲入了全球化初期浪潮。數千年裏一直相對封閉，主要以內生邏緝緩慢發展演進的華夏文明，從此內在諸因素逐漸不再是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

地理大發現之後，迅速攫取到全球全人類文明發展主導優勢，日漸取得人類近代文明中心地位的西洋文明，已經開始試圖影響、逐漸滲透控驅、進而主導改寫華夏文明進程。

同樣也可以説，這一歷史過程就是以1626年王恭廠大爆炸為其正式起點。

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本來既面臨內部文藝復興、新教改革帶來的各種挑戰，又有擊退奧斯曼帝國伊斯蘭文明擴張的嚴峻現實任務。在征服新大陸過程中，主要還是依靠少數冒險家在世界範圍內搶佔殖民據點。象皮薩羅那樣一個連隊征服一個帝國的奇蹟，固然能激勵殖民者瘋狂冒險，但終究是不可複製、難以再現的偶然事件。

時代大潮下，有全球眼光、有新時代戰略格局視野的耶穌會士們，冒險在大明帝國內策劃製造王恭廠爆炸，進而多管齊下，藉助特殊時勢，廣泛深度參與、並同樣最終摧毀了一個強大帝國。

站在西方文明立場角度觀察這次冒險，它大大拖延了華夏文明發展前進步伐，改變了華夏文明歷史進程。甚至是從根本上剷除了西方文明一個潛在的最可怕對手，為西方率先進入近現代文明時代奠定了最堅實根基。他們創下的這一歷史"奇蹟"“成就”，與皮薩羅毀滅印加帝國相比，不遑多讓。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有過之無不及。僅僅憑藉此次冒險一擊，羅馬教會就早在荷蘭、英國等等新教徒隨後二百多年裏從小規模到大規模嘗試入侵征服之前，已經一舉顛覆了一個帝國，已經徹底撼動了、改變了中國與全球的文明發展進程。

王恭廠大爆炸摧毀了中國類近代軍工體系，此後中國陷入戰亂，最終淪為滿清八旗鐵騎統治之下。中國歷史進程再次陷入傳統農業社會治亂循環、低增長慢發展舊模式，中國也在近代化道路上被西方越甩越遠。

站在華夏文明立場角度觀察，中西文明的碰撞糾纏對比，從王恭廠爆炸發生時起，就正式奠定西方文明牢牢掌控主動的大格局。

這一格局在此後三百年內一直沿着這種基本態勢不斷延伸發展，主動權始終牢牢掌操於西洋文明之手。對於這一格局態勢，華夏文明甚至長期都整體處於矇昧狀態，對此無所感知。到了近代更由於彼此差距已然過大，只能被動承受落後捱打，一再被侵犯掠奪。

當然，即便三百年後八國聯軍侵華佔領了北京，達到了這一歷史進程頂點，但西方殖民者依舊感嘆無法完全佔領徹底征服統治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何況三百年前耶穌會士們這樣一支殖民開拓先鋒隊？能製造岀王恭廠大爆炸，已經是其極限。

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西洋文明一度幾乎徹底征服控制了除中國之外地球其它所有文明區域，但卻始終未能完全掌控征服中國。即便西洋文明對華夏文明的控驅達到頂點時，中國仍然擁有強大的內生生機。

反倒是達到頂點僅僅十多年後，西洋文明影響控制主導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三百年大格局，就迅速陷入了崩潰走向終結。三百年中西文明碰撞糾纏歷史上客觀形成的西方文明主導，迅速崩潰於一戰西洋文明內亂，徹底解體於中國加入聯盟共同贏得二戰。

此後的歷史，就是新中國建立，華夏文明逐漸復興、開啓融入後主導全面全球化新進程。

五、結語

洛陽武庫大火事件與王恭廠事件，都對中古華夏文明歷史進程，產生了關鍵性作用決定性影響，先後影響造就中古時代兩次千年未有之變局。

分析研究尋找這兩次大事件的發起者嫌疑者，可以發現它們有很多的共同特徵。而且，它們在過去都幾乎從未進入過相關歷史研究者的觀察視野。

這兩次事件都距今時隔久遠，短則近四百年前，遠則一千七百多年前。相關證據，其實幾乎無從尋找。

對於兩支中古時代的宗教名人團隊乃至史上有名高僧、聖徒，數百千年來，從來就無人懷疑他們與兩次事件有牽涉。把他們當作暴恐性質大事件作案嫌犯，自然更是難以找到證據自圓其説。甚至會引來恥笑批評，憤慨討伐。

雖然即便沒有攤上洛陽武庫大火這起事件，佛圖澄恐怕也難逃縱火幽州欺世盜名的真相被揭發。但耶穌會士們與王恭廠事件的關聯，還是太過於蹤跡渺渺了。

大火、大爆炸，它們本身就有銷燬、消滅絕大多數證據的自帶功能。

即便是當代最強國家參與、大量現代頂尖高科技協助，對於極端宗教暴恐分子作案，仍然是事前難以預防。事後大多也只有待其發表作案聲明，才能知曉元兇。

當然，這也恰恰是它們成為最大嫌疑的最有力理由。

其它勢力做下此等大事業，不會如此神秘。神不知鬼不覺，幾百年千多年都無人察覺。甚至除非它們自承負責自揭謎底，否則外界永難知其真相。

這樣的情形，只有極端宗教暴恐才向來如此、大多如此，通常也只有他們能夠辦到。

這兩次事件如果不是自然因素偶然天災所致，而是人為，那麼就只會是某個勢力單方面所為。

因為四百年一千七百年來，兩次事件都沒有一點策劃者的信息被記錄流傳出來。如果如此重大事件是某某雙方，乃至某某等多方合作策劃發動，在中古時代，根本做不到這樣完全的鎖死信息。

能做到將相關信息在超長時期內都徹底掩蓋住、徹底鎖死，也還説明這個單方面勢力有超強的內部控制能力和對外保密鎖死信息能力。而這兩種能力，在中古時代，恰恰又正是宗教型團隊才具備的乃至獨有的。

後記:

對於五胡亂華及明亡清興的研究，歷來研究者大多着眼於失敗方西晉、大明朝的制度缺陷、政策得失乃至主政者各方勢力的各種個人錯誤、責任。幾乎到了用放大鏡顯微鏡努力尋找，且越找越多的地步。這也就陷入了一種成王敗寇的觀察思維窠臼，失敗者承擔一切過錯、責任。研究者觀察者一旦思維陷定在這窠臼中，就難免失去了客觀中立，有失偏頗。

對於其中很多客觀因素，“死因素”，人們往往忽略了其意義價值作用影響。對於勝利者、獲利方、歷史書寫者的觀察，也往往多有不足。

因為研究者對於失敗方西晉、大明朝的各種問題，以前已有夠多乃至過多、不無誇大的檢討，這裏就不再贅述。本文僅從以前研究者較少注意的客觀因素、外來可能因素切入分析，以補不足，聊備一説以資參考。

一、

對於東漢三國魏晉時代的佛教而言，各方世俗權力爭鬥的結局，究竟是胡主中原還是漢人主宰天下，其實都並無實質區別。只有是否更有利於佛教傳播，那才是他們需要重點關注的關鍵。

同樣，對明末清初時代的西洋耶教而言，關內關外朝堂民間各方世俗權力爭奪的結果，究竟最後是由韃靼主宰中國還是大明國繼續統治，其實也並無區別。關鍵只在於何者更有利於天主教士傳播主的福音。

從技術上來説，晉代佛教徒與明末天主教徒，在各自所處時代分別做了兩件影響改寫中國數百年曆史進程的偶然事件，在當時都是具有操作可行性地。

西晉武庫大火後，從大黃弩、連弩車等重要武備不再見於史書來看，當時很可能連武器生產工坊、工匠、工具、技術圖紙之類都一併燒掉了。換言之，漢民族的整個軍工後勤體系當時也崩潰了。

明末王恭廠安民廠炸後，同樣不僅是軍備軍儲一掃而空，當時的軍工火器生產體系也基本毀滅。

明清兩時代，倘若一直有類似於王恭廠的軍工軍火人才物資生產體系完好無缺，還會那麼看重紅夷炮，不得不容許引進耶教嗎？

往更遠了説，從春秋戰國時代乃至夏商周三代，整個中原武備始終都是強於周邊蠻夷。哪怕是春秋戰國、王莽之亂、東漢末年大亂，周邊蠻夷始終無能為力，很難進入中原區域。

洛陽武庫大火之後，局勢才徹底改變。

洛陽武庫大火，甚至可以説是華夏文明史上千年末有之大變局的關鍵環節。

同樣，王恭廠爆炸之前，漢唐宋明在對外交往方面，從來都是中華上國之姿。地理大發現，也改變不了這個局面。

王恭廠爆炸後，中國火器軍事生產體系完全崩潰，這才是中國軍事技術徹底落後於西方的根由。 王恭廠損失的不僅是武器彈藥，而且是整個生產體系。藉機取明而代之的滿清，更是以落後野蠻代替先進文明，他們重新將騎射為業的八旗精騎當作政權生存立足的根本，中國的科技樹再次被拐歪，這才造成中國從此徹底落後西方。

因此，將王恭廠爆炸看作是中國近千年末有之變局的源頭，也並不為過。

兩次大事變，都是讓胡人騎射從被壓制狀態按地摩擦後又滿血復活。讓中國的科技樹一再徹底歪向胡騎騎射。

兩次大事變後，兩大胡教洋夷教也才藉機打破儒家獨尊與宋明理學一統天下局面，真正在中國立住了腳開始廣泛傳播。

二、

將洛陽武庫大火事件與王恭廠大爆炸事件並列而觀，放在華夏文明數千年發展史裏，從全局角度去考量，把它們視為改變華夏文明科技、軍事、宗教文化、政治等等發展歷史進程的大事變，是否有點言過其實？是否有點兒"武器裝備決定論"的思維不合理不科學傾向？

分析一場戰鬥、戰役乃至戰爭，裝備決定論的觀察，確實總是會顯得有失偏頗、片面。

但裝備決定論也有量變與質變的區別。質變性質的尤其是洛陽武庫大火式毀滅性打擊式的裝備決定論，當然有其成立的價值與意義。

洛陽武庫大火前後，中國範圍內各主要勢力之間的軍事戰爭形態、規模、作戰方式、裝備技術水平，尤其是漢胡華夷之間整體的軍事力量格局對比，都有了根本性改變。它確實導致了當時華夏文明的千年末有之變局。

這樣的武器裝備突發事件，就不能如通常情形，僅僅被視作一個戰術性質的變量因子。而是必須被視為質變性質的戰略性質的鉅變因素。

王恭廠爆炸如果考慮到明代軍火生產體系的破壞乃至癱瘓崩潰，同樣不可以等閒變量視之，而是戰略格局性質的變化。

當然，王恭廠大爆炸聲勢雖更驚人堪比小型核爆炸，但在性質權重上，其質變程度遠不及洛陽武庫大火來得嚴重。

這兩次特大歷史偶發事變，一者長期以來被史書史學家們儘量淡化到無形，一者被各類野史小説家們變成各種玄幻色彩怪談歷史之迷？

説到底，歷史發展如果是這種"偶然性"事件在起着重大作用，那各種大儒專家哲人們不辭辛苦去總結歷史經驗、規律，還有什麼意義？

不同程度各類歷史決定論豈非建在沙塔之上？

歸根到底，這種歷史偶然事件居然成了決定性環節，讓習慣了讀史可以知興替，慣於將分析政治得失作為重頭戲碼的史學家也罷，普通人也好，實在難以接受。

三、

鴉片戰爭以來，西洋船堅炮利打破了華夏文明幾千年的驕傲自信。

五胡亂華之後，漢人"敢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狂妄”，也曾一掃而光。

但是，這兩次沉重打擊，也讓當時一些人養成了凡事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毛病越找越多的良好謙虛習慣。直至把自己看得一無所處，除了仰望"強者"跪下臣服，他們看不到一點岀路。這個好習慣，現在有些人仍然保持着。

或許有人要説"總把原因推給別人，是容易地"，但真的嗎？

千萬年來，總把原因推給別人，那恰恰是強者的權利，正如當今的美帝。把失敗者的原因統統都推給失敗者自己，他們什麼都是錯的，這確實很容易。

總把失敗的原因歸之於自己，也是更常見更容易的，因為那是弱者的無奈選項。

五胡亂華之後，胡騎縱橫中原胡教遍佈中國幾百年數千年，勝利者早就把華夏漢族失敗原因，用成王敗寇思維死死釘入華夏自身靈魂。以至於歷史上，一些善於尋找自身毛病，越找越多幾近自虐的聰明人，如狀元秦檜，見胡騎即跪。

智慧生命的本能，讓他們自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華夏文明天然就該自信。然而，面對山溝裏鑽岀的落後野蠻兇獸，他們卻又自動放棄了智慧，甚至把智慧用在批判自身而不是野獸們身上。

漢魏西晉時代，佛教徒是一批擁有"世界"眼光、有着智慧文化自信驕傲、有着宗教徒特有的狂熱的開拓者。這一特徵與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如岀一轍。

而西晉的中國人、明末中國人，與十六世紀的印第安人、印加帝國人相似，他們對這些外來者一無所知、知之不多不深。

明末中國曾有最好的率先進入近代文明機會，但這個"機會"掌握在耶穌會士們手中。他們陰掉了中國人的機會，還把原因留給中國人自己。

隆慶時已經開邊開海，大方向已經基本正確。嘉靖以來歷次抗倭防虜，已讓明朝高度重視火器軍工生產、戰場應用。戚繼光、李成梁等軍事人材已為明軍積累了豐富的火器作戰經驗。

大一統王朝只要方向正確，發展躍進速度遠非碎片化西歐可比。現代中國重新一統後，四十年七十年就走完西方三百年曆程。

中國不是沒有機會，而是被一羣有"世界"、“全球"眼光的冒險家、殖民者開拓先鋒陰掉了。

當一些人還在繼續尋找自身原因毛病時，他們的眼光、格局、冒險精神(這些也恰是某些人們慣常讚揚敬佩仰望的)，使他們一眼就看到了那兩次擊潰、打垮華夏文明的要害死穴。精確定位精準打擊，一擊斃命。小成本獲取鉅額回報。這是他們共同的手段方式。皮薩羅綁架斬首印加皇帝，佛圖澄火燒武庫，耶穌會士炸掉王恭廠，如岀一轍。

就是這麼簡單直捷有效。

四、

研究這兩次事件，重點是將其一向被人忽略乃至掩蓋的歷史作用、影響、後果，從角落塵埃裏提取岀來，而不是要去探究真兇是誰。

事隔四百年一千七百年，找到真兇又如何？還能把死人拉出來過堂？

代入西晉時佛圖澄、明末天啓六年時耶穌會士，當他們面對太康盛世、朱明整體形勢逐步企穩，如何破局入場？這樣才能真正觸摸到有"世界胸懷、全球眼光“的開拓者、冒險家，也是真正的勝利者，才能切身體會、瞭解他們當時的所想所為。

所謂全球眼光、睜眼看世界，不僅是要學一點西方"先進文明”，用它來比較觀察自己的種種落後封閉，找差距不足。還要代入當時擁有全球眼光的開拓者、冒險家，想想、看看他們是怎麼想的、怎麼幹的。

否則就永遠是師夷長技，跟在別人後面"象我者死"，甚至常被老師教訓打死、不許學。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學我者生，青出於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