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_風聞

我們著名史學家范文瀾的名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今天網上很難找到完整版本，特發在這裏供大家參考。

范文瀾：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

滿清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滿漢平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隸總督琦善、山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外，全是滿員。帶兵大員奕山、奕經，議和大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聵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曾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慌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儒臣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篇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尚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從這些講題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們求助，大罵羣臣道：“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説：“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舞弊主考柏俊*（蒙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為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閲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病死了。

曾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開宣稱：“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説：“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勳。”漢軍機祁俊藻獻媚道：“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深信曾國藩，專指望琦善、託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江北兩大營）等這些滿洲將領和綠營將領向榮（江南大營）以及盜魁張國棟等人來維持那迫近滅亡的滿清王朝。曾國藩這時候還能夠掌握一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薦。一八六O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棟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西太后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曾國藩兩江總督節制蘇皖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曾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為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國荃、曾國華帶兵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在家鄉依勢橫行，無惡不作，誰要是不合他們的意，就被加上會黨的罪名，送到縣裏，教縣官立即執行死刑，不許釋放或監禁。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隔幾天總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他説：“曾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裏設立碼頭，照例殺豬祭神，曾家父子以為不夠虔誠，殺十六個人代豬，表示敬意。曾國藩在這一家人裏尤為特出，因為他不僅兇惡超人，而且還善於講道德仁義來掩護超人的兇惡。他在道光十八年應科舉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從滿人倭仁、湖南人唐鑑講習程朱道學，又被與乾隆時和紳*並稱滿清二大奸相的另一個道學老師穆彰阿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別快。曾國藩既然一開始就是穆彰阿的門生私黨，又是號稱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為西太后所尊重）的講學後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眾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力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卻不曾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偽，説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説，“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偽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偽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偽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偽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真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麼？曾國藩卻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依容閎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説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羣賊匪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理學，熟悉清朝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力量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卻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眾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曾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曾國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領，只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運來用以破壞久經鍛鍊的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曾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辦團練（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天地會首領洪大全，曾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慘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響本地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這就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説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奸----卻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曾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曾國藩喪母在家，咸豐帝叫他幫助湖南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只是“搜查土匪”。一八五三年二月（咸豐三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説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清查户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分子）；他所説的練則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卻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辦練斂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説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衞，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鄰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處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曾剃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説：“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曾國藩成為湖南土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辦練計劃。。

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馭。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羅澤南(與曾國藩同學，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為保衞“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求富貴，曾國藩也不願意羅澤南勢力獨盛，採用收門生的方式，使羅氏學徒爭着拜曾氏做老師。湘軍人將王珍(即王鑫)不服，説“我的老師只有羅山(澤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其舊部後來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軍。曾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牛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為唯一的獨裁領袖。在左系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只服從曾統領一人，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曾國藩，不受其他仟何人節制。近代車閥軍隊從曾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着。並且愈演愈烈地成為帝國主義的傀儡軍隊。

太平軍佔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曾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炮，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炮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炮，讚美備至，認為戰勝的決定因素。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為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伕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曾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捐虛銜執照、捐監生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賊，庶可佐兵力之不足”。（《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

曾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營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章，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説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曾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就是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與太平軍相持（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佈一道叫作《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王之田”，“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蘇之説、《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蘇與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着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衞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郡縣，先毀廟宇”，“關帝嶽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曾國藩卻一字不敢提到，只説幾句“今天子尤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户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儘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干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動黑暗勢力，又以投降主義的方法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種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些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卻不是因為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為太平軍一部分領袖到了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正當湘軍初次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曾國藩自率一部分水陸軍攻靖港，湘勇潰散，曾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陸軍主力塔齊布，水軍主力楊載福、彭玉麟攻湘潭大勝，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説：

“水勇開放大炮，專意射火焚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漂流，紅巾、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赭水温，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宛然一副一副的地獄圖，向滿洲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奸劊子手立場的堅決，真像頑石一般。

靖港、湘潭戰後，太平軍退回嶽州，曾國藩乘機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軍營。羅營軍官全是羅們學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一八五四年八月（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嶽州，十月（九月）攻陷武昌、漢陽，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月）進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曾國藩出境作戰，感到三個困難：

第一，太平軍作戰勇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鋭氣挫損。曾國藩乃提倡獸性來報復泄憤，“振作士氣”。例如興國、大冶戰鬥，獲俘虜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遲”；九江成外獲俘虜十二人，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遲”；武昌成外太平軍新兵戰敗，“帶回七百餘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國藩獸性示範下，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一八六二年七月（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寧國府，“大呼直入東門，……一律斬剃*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賊匪遜湘軍的殘暴，野獸遜湘軍的貪婪，賊匪兼野獸，才是湘軍的真面貌。譚嗣同描繪這個真面貌説：湘軍以戮民為義，城邑“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為名，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仁學》卷下）事實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滅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批示徽州知府劉傳祺稟》），就是全城生命財產，頓時化為烏有。

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説：“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梳（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蓖（無所不取）”。曾國藩自己也説：自嶽州以下直至金陵數千裏，小民蓄髮納貢，習為固然，雖經諭令剃*發，而鄉民狐疑觀望。官軍稍有挫衄，則四面皆賊，餉道易斷（《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又説：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為嚮導（《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鄉民擒殺（《陳明鄰省援兵協餉片》、《曾國華殉難三河鎮摺》）。於是曾國藩的獸性發泄到人民身上，縱兵燒殺搶掠，殘留的人民強迫剃*發，作為投順大標記。英人呤俐*《太平天國革命史》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為清軍所為，責英國援助清軍為不義。容閎《西學東漸記》對太平軍、“官軍”曾作公平的記載，他説：“居民對太平軍較為信用，商不輟業，農不輟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聞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説：“運河（江南運河）兩旁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指清軍燒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官軍之殘暴實無以愈於太平軍。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就是曾國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裏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復陳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為要取得勝利，乃大燒大殺，做到“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猶魚遊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他見長髮人便殺，實際就是見人便殺。強令中國人民當滿洲貴族的奴隸。

第三，湘軍是賊匪組織,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思揚*”，就是説想逃散。咸豐四年，曾國藩對咸豐帝報告攻破武漢以後的情形説：“水師搶船太多，私匿藏貨，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則思揚*之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田家鎮戰鬥“各勇奪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玉麟恐船隻太多，爭奪貽誤，又恐眾勇飽則思揚*，遂將奪回之船，一併焚之”（《官軍攻破田家鎮燒盡逆船收復蘄州摺》）。這還不是強盜爭贓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奮怒以衞吾（孔、孟）道”（《討粵匪檄》）？曾國藩要鞏固軍隊，乃用一暗一明兩個辦法。暗的辦法就是縱兵殃民。例如湘軍駐紮石埭城，紳士們間接向他們訴苦説：“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去歸民，為伊搬運；所有店鋪，被兵勇輩佔居買賣；更有伕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攫取室中器物；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不如長毛之嘆”（《石埭紳蓍致在省諸紳書》）。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殺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事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聲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憑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寫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飽則思揚*的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陸軍借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當賊匪。也有整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曾國藩只好全營解散，另招一羣“深山窮谷寒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靠“貪”“殘”維持它的“戰鬥力”。

一八五五年一月（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一八五八年五月（八年四月）陷九江，一八五九年七月（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陸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被分為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曾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閩浙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税、厘金，湘軍不斷潰敗，終得免於散滅。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曾國藩最怕他，説他“狡悍為諸賊之冠”。一八五六年九月（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馳回南京，咸豐帝喜出望外，令曾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曾國藩到底是老練的，他答覆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説：“若其石逆勝而洪韋敗，則該逆挾詭詐以馭眾，假仁義以要民（結民心），方且飛揚自恣，未必遽有投誠之心”（《江西近日軍情據實復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敗也不會投降，説他曾勸太平軍九江守將林啓容歸順，偽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離防地，均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曾國荃、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部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國的內訌當然是此後太平軍失敗和曾國藩成功的一個決定原因，但太平軍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健將，並未使曾國藩得到順利的成功。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定四路攻安徽計劃，曾國藩、曾國荃任第一路攻安慶。太平軍安徽主將陳玉成驍勇善戰，聯絡捻軍，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曾國華，羅澤南舊部全軍殲滅，曾國藩畏懼陳玉成，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一八六0年五月（十年閏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棟敗死，大營潰散。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曾國藩地方政權，叫他署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援救，“保全東南大局”。江南大營（向榮自廣西率綠營兵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衞，號江南大營）統帥向榮死後，即用旗人和春為統帥。照咸豐帝的看法，滿洲統帥與漢人曾國藩對立，綠營兵與湘勇對立，湘軍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洲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洲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曾國藩取得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不過曾國藩並未應命赴援，他認為安慶城圍一撤，全局敗壞，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開安徽。當時滿清的形勢確是異常危急，江浙迫於李秀成，鄂豫皖困於陳玉成、張洛行，江西又為李世賢、黃文金所攻入，這種局面，迫使曾國藩也不得不壓抑一下曾系湘軍獨佔戰功的思想，保薦左宗棠幫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咸豐帝重用左，分曾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女婿，不滿意穆彰阿派的曾國藩）守江西，保薦李鴻章辦淮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説“該員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得力的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了左系湘軍和李系淮軍。

正在這是，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使滿清的統治更見危急，也使曾國藩的毫無民族立場的漢奸本質更見發展。這就是英法聯軍之佔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脅到清室與整個中國的生存。照常理説，這是滿清立國以來的空前鉅變，忠於皇室、忠於聖道的曾國藩應該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實卻完全相反。曾國藩仍舊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己專攻安慶，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則預定投降、喪辱，悉所不計。他在《奏復勝保請飛召外援摺》裏説：“俟該夷就撫。”勝保的所謂外援自然是指湘軍，但這個外援這時卻不是咸豐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內應了！形式上他是説要英法就咸豐帝之撫，但這顯然只是要咸豐帝就英法之撫的阿Q式的説法罷了！當時咸豐帝調湘軍上諭説：“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曾國藩卻拒絕調兵，直接提出“撫”的辦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喪失兵力，破壞反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投降妥協較為便宜。滿清昏聵賣國，曾國藩精明賣國，他的才幹勝任反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勝任賣國能手。

當英法反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曾國藩正在江西、安徽埋頭作反革命的內戰，連打敗仗。中、英、法和議成功，法國、俄國的反動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反動派要求從海道運漕米到天津，曾國藩贊成“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尤”。法國剛把他的“皇上”驅逐出北京，還不曾回來，也要“獎而允之，許其來助”以反對太平天國（《復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摺》）。他的頭腦裏，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北京條約》後，英法與滿清的勾結進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豐十一年五月），幫助滿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國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加課新税，用税款買外國小火輪及槍炮，法國也願出賣槍炮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曾國藩意見。曾國藩完全贊成，認為“我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豐帝訂購洋船未到前，馬上先撥給兩隻從美國租來的破舊輪船使用。在利用外國人力物力以屠殺人民時，曾國藩就全然不管什麼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國侵略者當作救命王，把本國人民當作唯一的仇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按內讓外”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曾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缽！

曾國藩堅決圍攻安慶，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跳水圖逃的又被水師截殺，“實無一人得脱”。他自稱大快“人”（獸）心，向咸豐帝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在八月裏因荒淫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慟絕”，説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時候博他一笑。

三。戰勝太平軍（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豐帝死去後，西太后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依仗曾國藩，又知道曾國藩是一個十足可靠的大奴才。她大膽交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滿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度發揮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對外關係上，他善於把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賴外國來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為反動分子的集中點。一八六0年，上海反動分子組織“愛國會”，出資顧用一個美國流氓華爾（Frederick　Townsend。。Ward）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曾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税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發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徑。他看到上海是決定反革命與太平軍內戰勝敗的關鍵，他就奏請“聯絡洋人，協力守禦”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議復借洋兵剿賊片》裏説：“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後面的“不可”卻是一時的裝腔作勢，隨後他也就派軍隊與洋兵“會剿”內地了。初時，英法美駐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紳商向清政府請願借洋兵，清政府動搖不定。四月（三月），曾國藩派李鴻章帶淮勇往上海，準備“會剿”。五月，常勝軍聯合英法反動派的軍隊攻入嘉定、青浦兩城，太平軍圍城猛擊，外國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説：“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李鴻章也説：“滬中官民向恃洋人為安危，乃援賊未來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曾國藩看出只有左李軍加上洋兵，才能對抗江浙境內太平軍，因此，更堅決的主張“會剿”，藉以牽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軍與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財物（搶掠），清軍得土地（當然也搶掠），曾國藩主張的所謂“會剿”辦法，就是這樣無恥的鼠竊狗偷行為。

曾國藩本人駐安慶，一八六二年六月（咸豐元年五月），曾國荃率湘軍主力進至雨花台。九月（八月），李秀成猛攻湘軍，血戰四十六日，秀成軍敗退，南京合圍。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年十月）李鴻章、戈登陷蘇州。一八六四年四月（三年二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曾國藩迅速攻下南京，令李鴻章帶兵來助。曾國藩拒絕李鴻章，説最好教他帶餉銀來，李鴻章也就託故不敢來。這是曾國藩與李鴻章之間最顯著的一次矛盾表現，像他那樣老奸虛偽，為什麼不能掩蔽這個矛盾呢？湘軍起初利用餉銀招誘破了產的遊民當練勇（餉比綠營兵多三倍），出境作戰以後，官、兵主要收入是搶掠財物，擄獲金幣珍寶不可勝計，流行着“軍興不乏財”的諺語。曾國藩在咸豐七年《恭謝天恩並籲請開缺摺》裏也説：湖南練勇“以以投營為名（官爵）利（搶掠）兩全之場，以戰陣為日用常行之務；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絡繹不絕，父缺子代，此往彼歸”，造成湖南省紳士流氓痞棍大發賊匪財的熱鬧場面。搶掠，鼓舞了湘軍的“戰鬥勇氣”，也強固了湘軍奪取南京的“戰鬥決心”。因為當時“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湘軍志在獨吞，決不允許別人來分贓。這就是湘軍拒絕淮軍來助，各營輪流苦攻，不惜任何嚴重損傷，圍城二年以上，病死二萬人，戰死八九千人，而作戰竟始終不懈的原因。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攻破南京，“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河屍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的勇敢，他説：“李開芳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韌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摺》）。從敵人的口中，正顯出了太平天國的將領士兵，乃是中國民族偉大的英雄的戰士。他們為了反對滿清統治者、外國侵略者和漢奸的聯合反革命勢力，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會改革，忠貞不屈，視死如歸，悲壯激昂，可歌可泣。曾國藩輩無情地殺戮這樣大量的民族精華，不是窮兇極惡罪該萬死的民賊是什麼？他大報殺人功，對財物卻説“偽宮、賊館，一炬成灰”，“並無所謂賊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摺》）。

南京為什麼變為“全無貨財”的空城呢？原來南京的一切財物，特別是江南民間的財物，已都完全被湘軍洗劫一空，曾賊只好説一句“為從來罕聞之事”來掩飾。曾國藩看到《李秀成自述》，畏懼李秀成深沉機智、可能設計分化湘軍與滿清的結合。如果李秀成到了北京，利用滿清政府一向疑忌湘軍的潛在裂痕，進行謀略，萬一發生作用，對曾國藩將是不利的，所以決定違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處置。這時再也顧不得他一生標着一個“誠”字的假面具，刪改了李秀成的自述，匆促地殺了他以滅口。秀成受凌遲極刑，死訊傳出，南京居民罷市哀悼這位偉大的英雄。就是他的敵人戈登（C。C.。Cordon)也認為他是太平軍中“最勇敢的，最富於才情的、最具有進取心的領導者”，“他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曾國荃搶得寶物金銀最多，湘軍老將如多隆阿、楊栽福、彭玉麟、鮑超等心懷嫉妒，借不同意擅殺李秀成為由，紛紛向曾國藩告退，曾系湘軍幾乎鬧到爭髒火併的局面。反對派左宗棠、沈葆楨又向清帝攻擊曾國藩兄弟吞沒財寶（事載《湘軍志》：《曾軍後篇》）清政府本想從審問中查究出金銀所在，但在曾國藩提供裁撤湘軍三四萬人的交換條件下，又看到將領爭奪財物，形勢緊張，也就追認拒絕獻俘，擅殺李秀成為“合法”，把危機和緩下去。曾國荃給李鴻章信裏説：“李秀成擒獲後，弟遍刺以錐，流血如注，隨即傳置檻車（囚籠）中。”曾國荃對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簡單的為了泄忿，更不是強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鴻章給友人信説：“沅翁（曾國荃）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後來的地方官難於完成恢復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復舊也。”湘軍燒殺搶掠的慘酷，一羣匪魁自己供的夠清楚了。曾國藩殺李秀成，大裁湘軍，令曾國荃稱病歸家（託辭回家治疥，而曾國藩長着極重的癇，不曾回家醫治過）都是為了掩護湘軍賊匪的暴行。但國荃在家鄉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頃，不納租税，聲名仍是惡劣不堪。

曾國藩入南京，急辦三件大事：首先是蓋造貢院，當年舉行鄉試，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紳商的子弟）；其次建築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閒散旗兵南來駐防，發給全餉；同時強力裁撤湘勇（不發欠餉或名義上發欠餉），一部分交曾國荃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索欠餉及其他非法行動，又被曾國藩用懲辦遊勇名義殺死無數。曾國藩不僅消滅了農民起義的太平軍，而且也消滅了農民中受騙從逆的大部分湘勇，食戰勝之果的只是滿清統治者及一批擁護封建舊制度的士大夫，買辦和大地主。

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分裂表面化（一八六。四年----一八七二年）

曾國藩正在江南鞏固他的勝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滿清的農民軍捻軍勢力又已大張，滿清兩個大師----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與湖廣總督官文束手無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軍，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國藩帶兵帶皖鄂交界處督“剿”。曾國藩深知滿清想在攻捻戰爭中造成滿蒙將帥的威望，對抗湘軍將帥，自己再出“立功”，將更招滿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繼續裁減湘軍，一面推薦後起的淮軍並湘軍的一部分，歸僧格林沁、官文調遣，保證各軍服從命令。這正合滿清的願望，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惡湘淮軍，説他們都不能作戰，嗾使安徽地主武裝首領苗沛霖殺湘軍挑釁，又令部將陳國瑞與湘軍互鬥，奏劾湘軍爭功。湘淮軍方面，曾系湘軍只服從曾氏兄弟（國藩、國荃），左系湘軍只服從左宗棠一人，淮軍只服從李氏兄弟（鴻章、鶴章、昭慶），曾國藩地位高，指揮淮軍，仍需通過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統，更不能統曾系湘軍。僧格林沁、官文統率湘淮軍，結果引起漢滿兩系間顯著的分裂。僧格林沁敗死，滿清只好又教曾國藩出來統軍，維持北方的危危局。

曾系湘軍大部分經曾國藩強力裁撤，又因長官可口軍餉，兵勇和下級軍官非常憤恨，兵變到處發生。例如同治四年，鮑超部（川勇，在湘軍中作戰最悍，搶掠也最兇）在湖北、江西、福建兵變，李、蔣、成三軍在湖北，訓、義兩軍在皖北，金、唐、朱各軍在皖南，相繼譁變潰敗，再加被捻軍擊敗（攻捻中湘軍只殘留曾系張詩日，左系劉松山兩部），湘軍基本消滅了。湘軍失意官勇，深抱不滿，相率加入秘密反滿團體哥老會，影響在營官勇也秘密入會，曾國藩嚴令“查獲哥匪，立予正法”，與湘軍士兵形成嚴重的對立。從此哥老會代天地會勃興，成為有力的反滿團體之一。湘軍紀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長毛”的定評。淮軍同樣“與民為仇”（《批淮軍提督吳長慶稟》），曾國藩無法約束，指揮不靈，屢戰屢敗，只好讓位給李鴻章，使淮軍享滅捻的軍功（劉松山部戰功最大，招滿清及李鴻章的疑忌，抑功不賞）。攻捻戰爭中，湘軍本身分裂，實力保存無幾，湘淮軍又分裂，於是李鴻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國藩。

捻軍敗後，滿清認湘軍為“隱患”（淮軍後起，戰功較小，兵勇很少參加哥老會，滿清扶植淮軍，使與湘軍對立），定計消滅湘軍，令左宗棠帶劉松山部與西北迴族起義軍戰鬥。同治八年，劉松山部在綏德，高連升部在宜君兵變，起因都是查拿哥老會員。將領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當，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軍，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滅湘軍，滿清與曾國藩意見一致，起初利用落後的一部分農民，消滅革命的一部分，轉過來又消滅被利用者，所謂兔死狗烹，統治階級是慣用這個毒計來鞏固自己的權位的。直使得滿清在人民起義反抗中得轉危為安，曾國藩及其同類大漢奸們得享受富貴尊榮，自然獲利極大。為他們充當爪牙的士大夫，單就湘鄉一縣説，二品以上文武官將近一千家，這些都是豪紳大地主，佔地不繳租税，官吏強迫貧民代繳，造成普遍破產的現象。曾國藩號召為保衞聖道，維持傳統文化而戰，他達到目的了，封建主義戰勝的結果自然是少數人富貴，多數人死亡和破產。

曾國藩在內戰中獲得勝利以後，竭力媚滿媚外來保守個人的反動成果。他替滿清製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論來鞏固國內統治。認為“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一手一足所能補救，本部堂分內之事”專重在反對革命人民的內戰（《批侯選訓導計棠稟呈豫中採訪記略摺》）；“借洋人之力，開誠佈公，與敦和好，共保人財。”（《遵旨通籌全局摺》）。但如洋人並不與敦和好，共保人財，如英法聯軍之役，那又該怎麼辦呢？他認為這裏應該從大處着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記）。他把外國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於我”，要聯絡他“共保人財”半殖民地統治階級的媚外心理，以曾國藩為代表而理論化了。英法聯軍的藉口之一就是廣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0年，天津又發生一起教案，因當時各地發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間拿獲拐犯王三紀，靜海拿獲劉金玉，“供詞涉嫌教堂”，天津拿獲拐犯王三、武蘭珍、安三（教民）等，也“當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此事哄傳之後，人心大憤”（蕭若瑟神甫：《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人民羣眾天主堂前與教士理論，法國領事豐大業（H.。Fontanier）洶洶來見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開放手槍，又向天津知縣劉傑放槍，擊死僕從一人。人民遂激動義憤，歐死豐大業，焚燒教堂，共殺死法國領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國人三名，共燒燬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處。這一類的仇教事件，本質上是人民原始的自發的反侵略運動。法國藉口仇教，又提出許多無理要求，滿清令曾國藩往天津查辦。在反對太平軍時口口聲聲大罵天主教的曾國藩，這時卻力主“和平”辦理了，對法使預先保證殺人數目，求其滿意，以至連政府中人（包括李鴻章）也不能忍受，羣起抨擊，説“辦案當以供證為憑，豈能預為懸擬，強人就案”。這個人頭販子曾國藩堅持自己的主張，終於重辦“滋事人犯”，斬二十人，充軍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也辦充軍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國謝罪。經這次屈辱外交，曾國藩的漢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國朝野呼為賣國賊，人人慾得而誅，連他的湖南同鄉也把他在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匾額，摘下來打碎燒成灰了。他自己也覺得沒趣，説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這個漢奸劊子手在國人皆曰可殺的呼聲中死去了。

被後來直到現在的一切反動派所謳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這樣的。這些本來都是公開的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事實，但是統治階級卻把它隱蔽起來，無恥地捏造另外一套“歷史”，竟然把曾國藩説成“聖賢”了。這個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正是和曾國藩一模一樣的人物，他們不也在裝模作樣要羣眾承認他們是“聖賢”嗎？客觀事實對他們總是那末不幸，他們滿以為“聖賢”可以掩蓋些自己的嘴臉，結果恰恰相反，人們看到他們的“聖賢”，就知道他們是什麼嘴臉。

曾國藩是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在這一點上，他的確是盡了“繼往開來”的任務。他精通極端專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他被《天朝田畝制度》駭倒了，要挽救封建統治者的權利，犧牲數千萬人生命，説是“衞吾道”，所講的“道”，只是少數大地主大官僚的“道”，從人民看來，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國藩及其領導的一羣人，絲毫沒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滿洲皇族的忠實奴隸，屠殺漢人。對新來的外國侵略者，又甘心當忠實代理人，認反革命的洋人不滅滿清、直接參加反革命的內戰為“有德於我”，不必再計較“關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壓人民一類“小處”（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記）。他有意識地認清了要維持國內統治，必需依賴外力，必需不惜喪權辱國的條件去交換外力。他規定這個對外公式，也就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規定半殖民地的依附關係。對國內弱小民族，左宗棠殺回民數百萬，席寶田殺苗族一百萬，這羣人把殺人當作專業，他們殺漢民數千萬，當然不會放鬆對回苗的屠殺。當時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學大師戴望，給曾國藩一類人下了定評，説是“賊盜夷狄，相帥（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圖解序》），真是一點不錯。

曾國藩是屠殺同胞的內戰能手，一切思想行動都以反革命的內戰為中心。他反對太平天國獲勝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軍自身的錯誤，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國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練長江水師，洋炮不到決不出戰，“湘潭、嶽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的結論（《請催廣東續解洋炮片》）。駐軍江西、安徽逐步進逼南京，軍餉來源多數是上海關卡的税銀，主要是鴉片捐税。保衞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參戰。沒有外國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戰勝太平天國。曾國藩以後，凡是反革命的內戰能手，也定是賣國能手，曾國藩給這些能手啓示了實例。

鴉片戰爭壓迫中國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軍起義揭開了救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曾國藩創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動典型。文化方面，堅守舊文化的黑暗面，拒絕外來的進步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卻依賴外國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鎮壓民眾，在外國侵略勢力保護下，保存封建權利，這樣一個典型；中國一天不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反動統治者一天不放棄這個典型的繼承。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無疑地已經極大、極重地打擊了滿清的統治，動搖了它整個統治的基礎，滿清廷廷的聲威，從此一落千丈了。歸根到底，曾國藩之流究竟還是沒有救活了滿清廷廷，只讓他多延長了幾天的殘喘；而太平天國的人民革命精神也並沒有死亡，這種革命精神的種子，經過太平天國英勇的戰士們是更深地種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種在由湘勇發展的哥老會的心中了。孫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國的繼承者自許，並終於完成了太平天國推翻滿清的未竟之業，這正如他的叛徒們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許，並幻想完成曾國藩消滅中國革命的未竟之業一樣，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動方面説，曾國藩創湘軍，主觀上雖是為了挽救滿清，客觀上卻也起了些削弱滿清的作用：

滿清侵入中國，軍隊主力是八旗兵，平吳三桂到鴉片戰爭，主力是綠營兵，兩種軍隊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揮權。湘軍、淮軍是近代漢族軍閥軍隊，清政府要通過漢族軍閥才能使用。這樣，滿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軍起義前，地方軍政長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極大多數是滿洲人，鹹同兩朝，湘軍轉戰全國，督、撫、提、鎮（總兵）不得不用湘淮軍中人。這樣，滿清對地方的統治也削弱了。

鴉片戰爭時，滿清獨攬外交權。鹹同以來，曾、左、李與上海紳商、買辦、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吳煦劣跡昭著，被人蔘劾，曾國藩奏稱吳煦聯絡洋人，廣交洋商，厚結洋將華爾，吳煦的進退，關係英法各國對中國的態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換吳煦。左宗棠經買辦胡雪嚴介紹，以一分二釐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萬兩，作為出兵新疆的經費。李鴻章身兼官僚軍閥買辦三種性質，與反革命的洋人關係尤密，滿清不得軍閥同意，不能單獨進行外交。這樣，滿清對外關係也削弱了。

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挽救了滿清，同時客觀上也削弱了滿清，漢滿統治者之間，勢力起着顯著的變化，從此滿清政權，逐漸向漢族軍閥轉移。但這種變化，當然是出乎曾國藩這批反革命漢奸劊子手的主觀意識之外，其結果倒不是加強反革命，而是成為有利於新的革命火焰爆發的因素之一了。歷史發展規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