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抑鬱篩查入校園，人們真的做好準備了嗎？_風聞

文/陳根

自2020年9月國家衞健委公佈《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提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後，近日，教育部對全國政協《關於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鬱症防治措施的提案》進行的答覆中**，進一步明確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

在近幾年社會對心理健康問題關注越來越多的背景下，“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聽起來確實是個不錯的政策。但****事實上，這個政策卻並沒有讓人們感到太安心。

當前，抑鬱症依然更多地作為一個“負面”標籤存在，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里，人們也並沒有想像中那樣包容抑鬱症。

抑鬱篩查讓人不安？

出台相關抑鬱症篩查措施，似乎是對時下社會高度關注心理健康問題的最好回應。近年來，青少年抑鬱症頻發、抑鬱症低齡化等現象突出早已成為既定事實。**此前，一項由世界衞生組織發佈的數據顯示，全球有逾3億人罹患抑鬱症，僅中國就有5400萬患者。**目前，患病人數仍在增加。

抑鬱症的最壞後果眾所周知，就是發生自殺行為，這也是目前15-29歲人羣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不容樂觀的現狀也引起了國家層面的重視。國家衞健委在《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中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抑鬱症治療率在現有基礎上提高30%和80%。

與此同時，《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也對外公佈，《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明確指示：到2022年，公眾對抑鬱症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達80%，學生對防治知識知曉率達85%。抑鬱症就診率在現有基礎上提升50%，治療率提高30%，年複發率降低30%。在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前，相關抑鬱症篩查措施的出台也就不難理解了。

2020年9月11日，國家衞健委辦公廳發佈《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將青少年、孕產婦、老年人羣、高壓職業人羣列為抑鬱症防治重點人羣，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然而，《方案》一經發布，首先迎來的不是歡迎和肯定，而是對“給予重點關注”的懷疑和不安。儘管近年來高校已經開始設立心理諮詢室、思想政治教育課堂等，但高校大學生的心理狀況依舊形勢嚴峻，由於面對着保護隱私和上報危機的兩難，高校心理諮詢室的工作推進並不盡如人意。

一個被診斷為抑鬱症的學生在校園裏會遭遇什麼？首先是約談，然後是“監視”，嚴重時“勸退”。在整個過程中，還要遭遇隱私泄露的風險和被旁人排擠的可能。即便是主動諮詢，這些令人擔憂的因素也依然存在。

一方面，不論是先約談，後“監視”，還是再“勸退”，一旦啓動了程序，就好像解鎖了麻煩。事實上，對大學生進行抑鬱症篩查，其實並非《方案》首創。在過去的十餘年間，幾乎所有剛入校的大學新生，都會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接受一次包括抑鬱症篩查在內的心理健康普查。

而在****心理健康普查中顯示出問題的學生，校方的心理諮詢中心工作人員將逐一約談了解情況。但在現實世界中，如果一個學生在篩查中被列為“重點關注”對象，被“約談”的體驗卻可能並不美好。

學校的諮詢師往往擁有雙重身份。事實上，在高校心理諮詢中心，諮詢師們分為專職和兼職：諮詢中心隸屬於學工部，新生開學、迎新大會、軍訓等學生工作都需要專職諮詢師全員參與。此外，還有大堆文書報告、日常會議。諮詢師和行政職員的雙重身份，也往往讓諮詢師在做心理工作時很難跳脱出職員角色。

並且，當職員身份與心理諮詢師身份混雜的時候，在需要心理幫助的學生和諮詢師之間便多了一層師生關係，這對於諮詢師保持絕對中立的態度是極大的挑戰。而喪失中立態度，卻是心理諮詢工作所不允許的。尤其是約談過後，可能還要對學生進行持續的重點觀察。對於那些被約談的學生，這些可能是一種負擔。

另一方面，即使學校承諾對學生心理狀態的保密，但高校心理諮詢中心作為學校心理危機干預的重要渠道，為了互相分享經驗，往往還是將那些隱私“半實名”地分享在日常工作會上、錄入危機管理數據庫中。

不止****是一種疾病

顯然，多年實踐下來，高校心理諮詢室的工作推進並不盡如人意。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政策再次對青少年預防抑鬱症提出明確的要求“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會引來這麼多的爭議。

而在爭議背後，更多的卻是人們對社會依然不能很好地包容抑鬱症患者的不安。作為一種社會事實，抑鬱症的社會屬性在本質上體現為它是一種具有污名化功能的符號暴力，由此使患者因患“抑鬱症”而被歧視。這種困境正基於患者自我與健康大眾對抑鬱症所共同持有的負面評價之上。

如何理解這種暴力符號呢？在互聯網和現實生活中，人們都不難聽到“沒事找事”、“博得同情”諸如此類對抑鬱症患者們的評價，甚至至今仍有不少人認為會患抑鬱症，就是因為懦弱、無能、一壓就垮等，而這種表述無疑會加劇患者體驗到的、根植於他人的對“抑鬱症”的病恥感，以至於許多患者都會生出“怕別人知道自己抑鬱”、“怕別人用異樣目光看我”的心理。

無疑，疾病和社會意識的雙重作用，會讓生病的學生變得更加敏感，他們擔心以“異類”的身份暴露在生活中。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在競爭已經如此激烈的社會里，任何一個“負面”的標籤都可能讓人敗下陣來，遭受到升學、就業、社交上的歧視。

一旦把抑鬱症放入健康檔案裏，即使做到了保密，也不能保證它不會“保密地”對升學、人事錄用造成影響。誰也不知道當抑鬱症成為一個系統性篩查的目標後，被貼上這個標籤的人們會有怎樣的遭遇。

此外，作為一種心理疾病，如果社會不能真正理解抑鬱症患者們，除了歧視之外，人們對抑鬱症患者的干預和關愛還可能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人們希望通過藥物和行為改變抑鬱症患者低落、沮喪、無力的情緒。但是，我們要知道，不是治療就一定有效果，這取決於不同患者的不同情況。

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抗抑鬱藥物只對非常嚴重的抑鬱症患者顯示出了一定效果，而對其他的患者來説，這些藥的作用並無異於安慰劑。**事實上，**至今為止，在世界範圍內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還非常初級。抑鬱症的發病機理、治療路徑、預防預後，仍是一個黑箱。

抑鬱症的發病原因複雜，從心理角度來看，可能是因為抑鬱症患者們從小面對施加身體或精神暴力的家長，可能是因為他們面對着不可被戰勝的威脅，也可能他們承擔着難以承受的現實壓力。無論是什麼樣的情況，盲目的干預和關心都不會是最好的辦法。

這個時候，抑鬱症大規模的篩查和干預，就好像是要拿着探照燈，把那些已經被生活的壓力逼到想要躲起來的人找出來。在他們感到低落的時候，卻要讓他們開心起來；在他們需要逃離的時候，讓他們直面威脅；在他們已經筋疲力盡的時候，讓他們繼續全速前進。

不是所有人都能負擔起旁人的強大的預設，有時候讀懂一個人身上的怯懦，才算明白生活。而如果社會開始對抑鬱症進行大量系統性的篩查和干預，並且將寫入可能伴隨升學、入職的檔案，那麼就要求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要遠遠大於“抑鬱症是一種疾病”。

唯有源頭活水來

可以預見，未來的很多年，抑鬱症等心理疾病低齡化都將是社會的關注重點。除了應對抑鬱症提出治療措施，抑鬱症羣體的日益擴大也多少也暗示了這個社會潛在的問題。**為什麼在物質越豐裕的年代，年輕一代卻越來越難以感到幸福？**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抑鬱症都是由抑鬱情緒發展而來。

尼斯教授在《產生壞情緒的好理由》一書裏，曾以進化論的角度去理解精神疾病的存在：當我們面對巨大威脅、失敗的競爭時，感到低落、抑鬱、沮喪的情緒就好像痛覺一樣，是對所處環境的反饋，這些情緒讓我們向不可戰勝的威脅示弱，從無法達成的目標裏抽離、放棄。但是，正是這些看起來懦弱、無能的行為其實是一種保存能量、有益生存的本能反應。

也就是説，當抑鬱情緒產生時，人們感到情緒低落、沮喪，出現什麼都不想做的行為，或許就是一種當我們面對無法逃脱也無法戰勝的困境時，對自己的保護行為。這種行為在一開始確實保護了人們免受更激烈的傷害，但正如一時疼痛會發展成慢性疾病一樣，長久的抑鬱情緒也容易讓人們陷入抑鬱症的漩渦。

**於是，對於青少年來説，**一方面，現代社會高競爭高壓力下，家長往往也對孩子的人生髮展寄予了高期望。家長的高期望必然反映在對孩子從小開始的學習成績的期望上，於是“雞娃”行為成為當下社會家長們工作之餘的主要任務。“高期望”、“高焦慮”、“高社會比較”成為家長羣體的主要社會心理現象。

而這種期望和社會比較的心理和行為無疑對孩子的少年時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尤其是學業不良學生，由於長期學習成績不佳，常常處在更多、更強烈的自責、焦慮、抑鬱等負面情緒狀態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極易出現過激行為。

另一方面，當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改變，給青少年帶來了相對優渥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青少年也受社會普遍心理影響，自我意識強烈，自我體驗敏感而深刻。也就是説，隨着青少年對自我愈發關注，成功、快樂在他們心中放大的同時，失敗、挫折和傷害也被不斷放大**。**

與此同時，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階段抗挫折教育卻往往存在缺失，大部分的學生沒有經歷過失敗、挫折、壓力、否定等的磨練，在遇到困難時會出現卡位現象，導致一旦生活遭遇負性事件，就易長期陷於負面情緒體驗中而不能自拔。

沒有健康的魚會生活在污水裏，所有的崩壞都有跡可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抑鬱症在年輕一代的羣體裏愈演愈烈。當然，就目前來説，人們對於抑鬱症的愈發重視和了解是一個良好的改變信號。但是，如果不真正改變環境，最終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的消極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