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38第四章千錘萬鑿出深山03_風聞

三、陸上絲路與佛教對華夏文明的改造

公元前133年，幾乎是漢武帝完成獨尊儒術的政治大轉型同時，就斷然改變了漢初長期對匈奴的和親戰略，針對匈奴發動馬邑之戰，展開了對匈奴的戰略大反攻。為了更好地實現軍事鬥爭的勝利，在馬邑之戰早幾年，漢武帝就派出張騫出使西域，企圖聯絡與匈奴敵對的大月氏，東西夾擊匈奴。

月氏原本在現今敦煌、祁連山一代的遊牧民族，後擊敗相鄰的烏孫族，隨與匈奴產生衝突。在漢文帝時期，匈奴大破月氏，斬月氏王。月氏一族被迫西遷到伊犁河一帶，將居住於此的塞人部落驅離 。隨即，在匈奴的唆使下，烏孫繼續追擊月氏，逼迫月氏再次向西遷徙到今天鹹海一帶。月氏擊敗當地大夏後重新建立統治。張騫出使最終找到月氏。但月氏已經在當地站穩腳跟、安於現狀，不願再東行與匈奴交惡。此次聯盟雖然失敗，但是西域的大致情況已經進入華夏眼中。

公元前119年， 隨着漢軍拿下河西走廊，漢武帝派遣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各部，尤其是在伊犁河流域的烏孫（此時烏孫與匈奴已產生矛盾），企圖促使西域各國與匈奴爭鬥，以實現“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的，雖然最終未成，但是外交使團派出多路使節，與西域各國建立了穩定的外交交往。

隨着漢朝和匈奴長達百年的相互鬥爭，漢朝逐步將影響力擴展到西域，公元前101年漢朝設置使者校尉，率士卒數百人在輪台、渠犁一帶屯田。公元前68年，漢朝政府派侍郎鄭吉率兵在車師（今吐魯番盆地）屯田。公元前60年，匈奴內亂，左賢王之子日逐王先賢撣內鬥失敗後率數萬騎歸附漢朝，匈奴勢力退出西域。漢朝控制西域，隨即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境內）建立西域都護府。其後由於西域動亂以及漢朝內部動盪等原因，西域都護府幾起幾覆。漢匈長期的鬥爭，使得原本碎片化的西域各族羣，在漢匈交替控制下，逐漸轉向與親向中原漢朝的統一狀態。漢朝先進的文明，以及打通絲綢之路帶給西域各族巨大利益，使得西域、中亞各部族的利益與華夏緊密捆綁。

 控制西域的漢朝不斷派出外交使節，加強與西域及中亞各國的交往，最遠到達安息（波斯）。隨後與波斯人建立了穩定的外交、商貿關係。

公元97年，甘英出使安息 、企圖打通與大秦（羅馬帝國）的外交聯繫**“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134]”波斯基於自身與漢朝巨大的商貿利益，（中國生產的當時世界最高端製造品、奢侈品——絲綢，一經走出華夏就風行世界。這是華夏幾千年自強主基調下實現的強大先進生產力，通過一種高端製造品的直接變現。絲綢經中亞、波斯一線中轉流入羅馬帝國，給沿線各族、各國帶來史無前例的巨大利益。當時羅馬帝國對華夏絲綢狂熱追逐，中國絲綢從華夏產地到最終羅馬帝國，價格暴漲百倍，導致羅馬帝國金屬貨幣大量流出。英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提出：“總的來説，羅馬對東方的國外貿易，嚴重入超，必須用金銀錠或硬幣來補償。這種金融上的日趨枯竭，也是導致羅馬帝國經濟衰落的主要原因。”以至於羅馬皇帝戴克裏先強行規定中國生絲價格來遏制羅馬人對中國絲綢的消費），**為了避免中國跳過中間商直接與羅馬交易，波斯人誘騙甘英，在地中海岸邊，成功阻止了其前往羅馬帝國。這樣就阻斷了漢朝與羅馬帝國的直接聯繫（外交、商貿）企圖,保住了波斯及中亞各地作為絲綢之路關鍵中轉地的地位，讓中國生產的高端製造產品絲綢在羅馬銷售產生的暴利，大量控制在了這些中轉環節手中。

【有些人對當年甘英沒能出使羅馬感到遺憾。筆者對此唯一有疑惑的是，就以張騫為代表的當時漢朝外交人員素養，出使西域十幾年而歸的堅韌，豈會來到地中海岸邊，僅因畏懼度海耗時過多而退縮？更何況當時絲綢通路已經打開，波斯人欺騙甘英，阻止漢朝與羅馬直接聯繫，就是因為絲綢貿易所含極其龐大的利益。面對如此大利益——減少中間商吃百倍差價的經濟動力，甘英何以會退縮？筆者一個猜想就是，甘英為首的漢朝使團，正是從波斯人千方百計阻止漢朝與羅馬直接建立聯繫的表現，看到了利益均沾，維護商路穩定，才能使得華夏長期實現大規模外銷售高端奢侈品絲綢的目的。一旦漢朝和羅馬建立直接聯繫，兩家獨吞絲路利益，利益受損的整個絲路中間段各族羣必然羣起破壞商路穩定。那麼到時甘英與羅馬就算建立了直接聯繫，也將是華夏絲路利益的大罪人。因此筆者認為甘英使團正是看清了現實，所以面對波斯人的誆騙，順勢而為，中斷出使羅馬。後漢書説安息人慾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也證明漢朝知道安息人行動的目的。漢朝放棄與羅馬直接聯繫（貿易），其核心考慮就是維護商路穩定,通過維護絲路利益各族共享，來使商路各族與漢朝綁定成為利益共同體。商路通暢，華夏絲綢穩定大量出口，這才能保證華夏利益的持久最大化。】

漢朝對匈奴的成功博弈徹底打通路上絲路，形成一系列的預想不到的後果，並最終完全改變了華夏曆史的走向及華夏文明的演變方向（相當程度也改變了世界史）。

1、中國作為絲綢之路始發地的利益格局構建，是基於華夏文明對其掌握先進生產力兑現。

 華夏文明之所以打開陸上絲路之後，就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絲路利益格局，並持續2000年基本不變。就在於中國始終穩定存在與東亞，並在絕大部分時間裏，持久保持了人類生產力最高地區之一的狀態。以此事實將東亞持久存在的中國作為了絲路利益格局的存在基石。中國興則絲路興，中國衰則絲路亂。

春秋戰國，中國開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循環。漢朝實現大一統，打通絲路獲得巨大利益。這些利益，極大吸引了前往西域商路的沿路、蒙古高原、東北等地大量的遊牧部落的熱切關注。漢朝秉持之前華夏族數千年積累的先進生產力，通過路上絲路的開通，將這個先進生產力濃縮到以絲綢為代表的，這類當時人類高技術奢侈品身上，最終通過絲路兑現出巨大利益。

漢朝以自身強大生產力為基礎，通過絲路獲得的龐大財富加持，形成了東亞的超強存在。漢強則四夷歸附，他們從漢朝先進的定居文明學習各類先進知識和技能以圖強大自身。這一時期是華夏中原農耕文明領先周邊遊牧民族差距最大時期。

2、路上絲路產生的巨大利益，引發絲路沿途胡漢各族針對絲路主導權的長期博弈。

1）、從漢朝漢族主導絲路利益發展到唐朝胡漢結盟共享絲路利益

漢朝作為華夏歷史上第一個穩定的大一統國家，尤其是劉邦是庶民身份出身，雖然建國之初有反思霸權興衰。但是在政治實踐、治理等領域，或許因為沒有前例可循，所以漢朝是華夏歷史上少有的，一朝內幾乎把歷史上所有出現過的重大政治實踐錯誤都犯過一遍甚至幾遍的朝代。早年的皇族與異姓王之爭，接着皇族內部奪權削蕃戰爭、還有後宮干政、外戚干政、外戚權臣王莽奪權、東漢宦官干政，亡國前還被權臣挾天子以令諸侯…各類問題層出不窮，持續不斷，這在歷史上的朝代裏是少有的。

漢朝不斷內部激烈的政治紛爭；以及對外與匈奴長期戰爭，以及跟四夷不斷摩擦給漢朝帶來巨大的損耗和傷害；比如在打通絲路之後，跟絲路西部通道邊古羌族以及北方鮮卑族進行了長期的博弈。這種內外持續不斷的鬥爭和博弈。是漢朝最終衰弱消亡的主因。所以王夫之説“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135]”。這並非誇漢朝強大，而是指責漢朝濫用強蠻之策，持續揮霍華夏族積累的數千年先進生產力及絲路帶來巨大利益，不斷的內鬥外徵。消耗國力。

漢朝這種濫用強力的習慣，在東漢時與將大量四夷內遷的政策嚴重衝突，朝廷內遷大量遊牧部族，但不採取策略善待優撫以同化，反而多施強力壓榨。結果就是內附各族學習華夏文明以自強，卻對漢朝始終不滿，沒有建立起較高的認同度。待晉朝八王之亂，漢族政權消耗完最後國家潛力，漢族與周邊遊牧民族的力量對比完成了逆轉。五胡之亂隨起。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 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 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135]。

從公元316年西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統。歷經270餘年，華夏生產力最發達的中原地區，處於政治主導地位的北方各遊牧部族，與當地建堡自守發展起來的漢族門閥進行了深度的對撞、交往甚至融合。這從唐朝李氏皇族有鮮卑血脈可見北方胡漢融合的程度。

遊牧民族初步攻佔農耕定居民族的核心地區，尤其是中原還是絲綢之路的發源地，外貿產品的主要產地。遊牧民族就不得不面臨巨大難題：

 長城以南作為主要農耕區，如果遊牧民族長期定居與此，勢必要將自身傳統的遊牧生產生活方式轉化為農耕定居生活樣式，才能有效適應現實。這就需要完成遊牧民族的自我變革。

隨着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胡漢之間激烈的衝突期的結束，鮮卑人在北方建立北魏，隨着北方完成統一，恢復絲路利益就成為自然而然的重要實現目標。而在同一時期，歐亞大陸西端的總是不斷四處征戰的羅馬帝國也再經歷着內亂和外敵夾擊下的崩解。就在華夏三國時期，公元235年羅馬帝國陷入持續五十年的內戰，隨即帝國開始分裂，直到公元394年，短暫統一帝國的皇帝狄奧多西將帝國一分為二給予他的兩個兒子。隨後國力嚴重耗損的西羅馬帝國，面對北方匈人、日耳曼人等蠻族的不斷入侵，勢力範圍不斷收縮，力量逐步瓦解。西羅馬被迫大量僱傭內附的日耳曼人進入羅馬軍隊。隨着公元453年，匈人首領阿提拉逝世，匈人勢力瓦解，公元455年，日耳曼人一支攻陷羅馬。公元476年，羅馬軍隊裏的日耳曼人僱傭軍官奧多亞塞廢黜篡位上台的西羅馬蠻族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自立為意大利之王。西羅馬徹底滅亡。幾乎在同一時間，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對中國北方的統一。公元493年，北魏皇帝拓跋宏力推遷都和漢化，造成鮮卑人內亂。我們看到東西方這一時期幾乎一致性的境遇，既有現在一些人認為當時地球遇到一次小冰河期，導致亞歐大陸北方的遊牧民族大規模南下求存，與南方的定居族羣嚴重摩擦的原因。同時也不能忽略絲路利益帶來的相互的連鎖反應。

從455年蠻族攻陷羅馬開始，日耳曼各族都在消化西羅馬帝國肥碩的遺產。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因此面對西北方的蠻族的壓力驟減，雖然繼續與老對手，北方斯拉夫人和東方的波斯人持續博弈，但是傳統絲路的利益格局逐步恢復。與此同時中國北方統一，路上絲路具備了通暢的基本條件。而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在493年，北魏皇帝將都城從大同遷到洛陽，採取更激進的漢化政策。拓跋宏企圖在該地區快速漢化，實現將鮮卑拓拔部從遊牧生產生活狀態轉化成農耕定居狀態，以此將絲路出發地，中原最先進生產力地區作為鮮卑人的立身之本。

站在更宏大的歷史視角，拓跋宏的確敏鋭窺見了歷史出現了重建絲路的重大戰略機遇。西方安定，西域諸多族羣多為商賈，巴不得東西方穩定，商路通達可以從中賺取巨大利益。而鮮卑人此時又控制了絲綢最主要的華夏北方的產地。如果能快速完成漢化（農耕定居化），然後就能積極促使胡（已漢化的）漢民眾發揮主觀能動性，大力發展生產，貨通絲路，天下財富還不滾滾而來！鮮卑人千年基業或許可定。但是拓跋宏過於激進的漢化政策盡然引發了鮮卑人自己的內亂，北魏最終解體。這就徹底斷絕了北方胡人快速漢化的妄想。這件事實顯示了北方胡漢融合需要足夠的時間沉澱才能成功，絲路利益作為不同族羣的融合推動力，作用沒有想象得那麼大。所以隨着北魏解體後再有一百年，隨着隋唐再次完成大一統，中國北方才算初步完成了一次胡漢大融合。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北方戰亂，大量漢族人口南下，大力開發了長江以南的廣袤土地。江南的經濟地位快速上升。於是在唐朝鼎盛期，中國出現了中原、江南、巴蜀等多個經濟發達區，隨着人口擴張，產地的擴大，中國能實現的有效產出不斷增加，因此能通過絲路給華夏帶來更多的海外利益。這些利益使得北方初次完成融合的胡漢各族聯手向西域出擊，擊敗了企圖控制絲路關鍵地區利益的突厥勢力，再次控制了西域，完成了對路上絲路的再次疏通。

因此我們看到，**唐朝的極盛，是建立在胡漢聯手共享絲路巨大利益的基礎上的。**唐朝在絕大部分時間，行使的國策是掌握政權的漢族政治集團有選擇地與部分胡人政治集團聯合，組成一個由漢人控制主導下的，胡漢合作，共享絲路利益的政治大格局。他們合作的目的就是發揮各自的優勢，漢族在定居地區大力發展農耕、基於外貿的工商業生產活動，胡人基於自身遊牧生產生活特點，對絲路所涉及遊牧區進行控制，保證河西走廊到西域商道的安全和穩定。這種胡漢合作的政治大戰略，從唐太宗所列凌煙閣24功臣民族構成就可以看出來，長孫無忌、長孫順德是鮮卑人（長孫一族是鮮卑拓跋氏皇族分支後裔），屈突通是奚族人，後世門神之一的尉遲敬德是鮮卑族人。凌煙閣後來有皇帝繼續添加功臣畫像，最終有百人左右，其中漢臣不足一半。可見唐朝時，**漢族政治集團基於陸上絲路經過農耕族羣和遊牧族羣不同的地理空間的現實，採取胡漢聯合，發揮各自特長，實現絲路利益共享。這個策略，是唐朝的強大繁盛的核心緣由。**但是，唐朝的衰弱也是來源這個策略。當胡漢不能達成共享絲路利益的共識的時候，矛盾就會從唐朝的內部激烈爆發出來，安史之亂就是關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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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後漢書·列傳第七十八·西域》

[135]王夫之《讀通鑑論》  卷八.後漢恆 帝紀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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