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晴鋒：印度“毛派”如何解決革命經濟問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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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印度納薩爾運動已經持續近半個世紀。**有關它的研究通常從軍事戰略和政治思想等維度展開探討，而忽略其經濟問題。與納薩爾運動密切相關的經濟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對重要的矛盾: “黑色經濟”與“紅色革命”、革命動力與經濟發展。**批評者認為，納薩爾派以“紅色革命”之名從事“黑色經濟”，以組織化的犯罪經濟維繫其革命活動; 納薩爾派一心謀求武裝鬥爭以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卻無心改善達利特與阿迪瓦斯的生計。納薩爾派試圖在實踐和理論上破解這種批判神話，它倡導一種以土地改革和自力更生的經濟為核心的新民主。經濟根源論有助於理解納薩爾運動，但它將革命的複雜政治結構和文化邏輯還原為經濟過程，忽略了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南亞研究小組特此轉載本文，供讀者參考。

圖源網絡

**自從20 世紀60 年代末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里( Naxalbari) 爆發農民起義以來，納薩爾運動( Naxal Movement) 迄今已經持續了近半個世紀。**該運動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義為旗幟，主張通過人民戰爭，武裝推翻印度資本主義政權，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納薩爾派拒絕參與議會政治，認為它不僅無法增強民眾的政治意識，反而讓人產生幻想，進而妨礙革命運動，葬送革命前途。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納薩爾運動進行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在這些研究文獻中，軍事戰略和政治維度是其重要的考量。本文主要集中探討與納薩爾運動緊密關聯的經濟問題。

大體而言，關於納薩爾革命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主要包含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印度的很多新聞記者、政府官員以及部分民眾傾向於認為“如今的納薩爾派從事寄生性的經濟活動，它以‘紅色革命’為名實施犯罪經濟之實，即所謂的’黑色經濟’”；另一方面涉及革命動力問題，即納薩爾派控制地區( 主要是部落棲居地) 經濟的發展將對革命產生負面效應。也就是説，**經濟發展與革命意識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張力。**偏僻落後區域經濟的發展將嚴重抵消納薩爾派進行的革命動員，進而使底層民眾失去革命的鬥志、激情與理想。**這兩個方面也是當代納薩爾派面臨的主要批評與挑戰之一。**本文對這兩個方面展開探討，尤其是展現雙方的批評與反批評，它的背後主要涉及納薩爾派的基層生存境況與經濟發展模式，最後也對納薩爾運動的經濟根源論進行評析。

一、****“薩爾烏達耶”運動

**土地問題一直處於印度“紅色革命”的核心。**20 世紀40 年代中後期，印度共產黨領導特倫甘納地區的武裝鬥爭，進行土地革命。後來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干預下，印度共產黨被迫結束該地區的武裝革命，並於1951年接受憲政主義的道路。除了印度共產黨之外，其他一些社會組織和改革家試圖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決農村土地問題。1951 年，阿查裏雅·維諾巴·巴韋( Acharya Vinoba Bhave) 在當時海德拉巴的鄱查姆帕裏( Pochampalli) 地區開展“捐地運動”，這種甘地主義式的方法旨在以非暴力的途徑解決農村土地問題。

“捐地運動”是“薩爾烏達耶”運動的一部分，它在議會政治體系之外運作，具有法律無法實現的重要社會調節功能。“薩爾烏達耶”運動主張非暴力，根據它所強調的一些原則，甚至連國家法律也是一種無形的暴力。然而，**近20年的薩爾烏達耶運動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印度農村的土地問題。**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里起義和其他地方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都表明了這一點。此種情勢之下，薩爾烏達耶運動的領導者，如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 Jaya Prakash Narayan) 等人，開始向納薩爾派靠近。對此，印度政府採取嚴厲的壓制措施。奧里薩邦的首席部長曾將所有薩爾烏達耶運動的參與者都貼上“納薩爾分子”( Naxalites) 的標籤，認為他們庇護遭到政府通緝和打壓的納薩爾派，還與他們一起共事。

**薩爾烏達耶運動與納薩爾運動都旨在解決農村土地問題，並且兩者都認為它無法通過立法手段和參與議會政治的途徑加以解決。**由於地主和高種姓利益集團採取各種形式的階級剝削和種姓暴力，並支持地方政府採取國家暴力，因此有些原本信奉薩爾烏達耶的人士逐漸對非暴力手段失去幻想。儘管如此，薩爾烏達耶成員與納薩爾派之間仍然存在重要差別。**納薩爾派堅定地相信革命暴力是實現理想社會的重要手段，而薩爾烏達耶的擁護者大多不接受暴力，但他們願意與納薩爾派一起共同探索合理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莫漢·拉姆( Mohan Ram) 曾將這種權宜性的合作現象稱為“納薩爾—薩爾烏達耶綜合症”( Naxalite － Sarvodaya Syndrome) 。這表明作為左翼激進主義的納薩爾派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並不排斥與黨外社會團體進行協調。

二、****“黑色經濟”與“紅色革命”

**近年來印度的公共領域充斥着對納薩爾派的各種批評，其中討論比較多的便是它的“黑色經濟”或“寄生性經濟”。**在批評者看來，雖然納薩爾派的公眾形象是捍衞達利特、阿迪瓦斯和其他低種姓羣體的權益，但它實際上與印度政府以及各類商業組織保持着廣泛聯繫，它本質上並不關心被邊緣化羣體的利益。綜合各種批評和報道，納薩爾派“黑色經濟”的來源可以概括為三大類，即非法徵税、種植和販賣毒品以及採礦。

**首先，**納薩爾派通過暴力掌控國家行政和軍事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並主導地方性經濟活動，諸如強制徵税、收取保護費、偷獵和非法砍林伐木等成為其重要收入來源。納薩爾派向村民徵税，作為交換，保護村民免遭地主和警察的暴力侵襲。在納薩爾派的某些控制地區，政府機關的公務員每年需要繳納兩週的薪水，諸如蔬菜之類的生活必需品則要繳納“銷售税”，受政府財政資助的學校也被要求捐款。納薩爾派還徵收高速公路税，承包商建造大壩和橋樑等基礎設施也需繳納一定比例的税額。如果工程承包商拒絕納税，納薩爾派將會封鎖公共工程建設。因此，企業若要在這些地區投資經商，要麼向納薩爾派繳納税費，要麼倒閉或退出。

**其次，**除了徵税之外，根據相關媒體報道，納薩爾派還通過栽培高利潤的經濟作物實現經濟上的自我維繫。在比哈爾邦、恰蒂斯加爾邦等不同邦的交界地，納薩爾派甚至大面積種植罌粟和大麻以增加財政收入。為了避人耳目，這些植物往往隱藏在玉米與稻穀等農作物中，以有效防止政府進行干預。但是，這些報道的真實性尚有待確證。

**最後，**納薩爾派高達40% 的財政收入來自印度中部的三個邦: 比哈爾邦、賈坎德邦和安德拉邦，這些邦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森林產品。在“紅色走廊”(Red Corridor)  地區，70%的政府資助掌握在村落負責人手中，而這些人通常是在納薩爾派的扶植下才獲得的地位。此外，納薩爾派還從各類非政府組織那裏獲得捐贈。

**納薩爾派在其控制區域建立了與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平行的地方政權，並且該平行政權採取與國家基層政權相競爭的“平行經濟”。**印度政府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政府支持的各類開發與援助款項都被納薩爾派侵吞。納薩爾派通過敲詐、勒索、種植毒品等所得的收入主要用於向國際軍火商和腐敗的政府官員購買尖端的武器以及其他軍需設備，包括軍服、通訊設備與醫藥等。此外，還用於支付各種宣傳費用和律師訴訟費，當納薩爾派的重要人物被國家安全部隊逮捕時，納薩爾派需要為其提供法律援助。

**近半個世紀以來，納薩爾派的戰略動機發生了改變。**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納薩爾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資源供給，尤其是針對農民進行土地分配，而當前的納薩爾派主要關注資源獲取，以在封閉而偏僻的區域內維持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混合型的經濟特徵使納薩爾派不同於傳統的游擊戰模式和組織化犯罪，它竭力尋求權力和經濟利潤的最大化，並傾向於血腥的暴力展示和暗殺，因而類似於西西里黑手黨（Sicilian Mafia）的行為模式。為了保持對領地的絕對控制，納薩爾派不僅參與基層的政治競爭，而且需要通過地方性的經濟活動確保財政資源。資源爭奪導致納薩爾派捲入地方性的犯罪活動。

因此，納薩爾派形成了以敲詐勒索為主要內容的犯罪經濟，它以組織化的犯罪活動獲得經濟收益，並以此來支撐其政治行動。通過這些方式，**納薩爾派建立了一種犯罪型經濟模式，它既選擇性地與政府合作，又反對政府。**總之，批評者認為這些革命者與罪犯之間的界限並非斷然分明。從這種角度看，納薩爾派實際上成為不平等的階級———種姓制度的維護者和利益至上的機會主義者，而非社會改革者或政權顛覆者。

**儘管如此，不少同情革命的印度政治和社會精英認為，納薩爾派是自律的和利他的。**關於納薩爾派經濟活動的大量負面報道也經常遭到革命者的強烈駁斥。事實上，納薩爾羣體對財政收入的來源和支出有着明確的規定。例如《印共( 毛) 的財政政策》（Financial Policy of CPI － Maoist）闡述了黨的財政來源，它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1）黨員，主要是黨費；（2）普通百姓，以現金或糧食等形式;；（3）沒收敵人的財產，對象是大地主、放債者等；（4）税收，對象是納薩爾派控制區域的各類項目工程，以及經商或採集原材料等商業行為，但學校、醫院等非營利性機構不屬於徵税範圍；（5）充公，對象是國有銀行或私營銀行等。納薩爾派的財政支出則主要包括：（1）維持各級委員會的運作及相關設備的維護；（2）新領地的擴張；（3）軍事需要；（4）維持職業革命者的生計；（5）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培訓費；（6） 黨的各類印刷品與宣傳材料；（7）羣眾組織；（8）醫療費。其他的財政支出還包括為被壓迫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其他物質和非物質形式的支持。印共（毛） 還詳細列出了財政問題上可能出現的違規情況，如貪圖享樂、揮霍浪費、擅自使用公款等。

大體而言，納薩爾派募集資金的來源包括黨費、徵税、自願捐贈、種植農作物和經濟作物（稻穀、煙草等） ，向公司和大資產階級徵税以及沒收階級敵人的財富等。其中，**向控制區域內的各類政府機構或商人徵税是它的經濟來源之一。**針對捲入“黑色經濟”和腐敗的指責，納薩爾派作出了這樣的回應: “這不是腐敗，而是徵税。在鬥爭的區域，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權力當局。因此，我們向那些通過大型發展項目斂聚財富的承包商徵税，這些資金將服務於人民。我們利用這些資金加快鬥爭，在“革命的人民委員會” （RPCs） 的領導下用於各項激進的改革計劃。對於如何向人民徵税，我們有規章和制度。大型項目的徵税要比小型項目多。建造學校、醫院、小池塘以及管井等，我們並不向他們徵税。我們也對如何使用募集來的資金有成文的規章和制度。我們不是為了私人利益而集資——那是腐敗。我們是為了服務勞苦大眾而籌集資金。”

**納薩爾派深嵌於地方性經濟，它也從事各種贏利性的經濟活動，**諸如出售從森林中採集的各類林副產品，或從事鋁土礦等礦產資源交易，納薩爾派將這些利潤再投資於其他經濟活動。**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納薩爾派的經濟模式具有軍事化企業組織的特徵。**但是，納薩爾派也在控制區提供基本的社區服務，如提供清潔的生活用水、初等教育以及開發性貸款等。在納薩爾派看來，他們向企業和大資本家徵税的性質類似於這些資本經營者對政黨進行資助。而且這些錢財主要用於為人們謀福利，也即“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納薩爾派設有獨立的財務審計系統，不會浪費這些錢物。因此，不能將納薩爾派看作是非政治性的和唯利是圖的，他們並不是如印度的宣傳機器所譴責的那樣是一羣土匪、強盜和惡霸。

**納薩爾派在印度中東部地區建立了與印度政府既是平行的，也是共生性的“國中之國”。**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國家政局的穩定、經濟發展以及民主制度為納薩爾派的持續存在提供了有利條件，尤其是印度政府主導下的商業網絡為革命羣體提供了經濟利潤。從這種意義上而言，通常被視為解決納薩爾派問題的重要舉措——即優先發展資助貧窮落後地區，不僅於事無補，可能還會“火上加油”。政府官僚的腐敗和對平民百姓的敲詐勒索使納薩爾派能夠在國家經濟繁榮中獲益，利用經濟上的收益來滋養其軍事實力並對抗為他們提供經濟支持的制度。但需要指出的是，**納薩爾派在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誠然極大地促進了其自主性，但也容易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而導致不同革命羣體之間相互爭鬥。**例如，在比哈爾邦，這種經濟模式曾經導致毛派共產黨中心（MCC） 和人民戰爭羣體（PWG） 捲入領地衝突。

**三、**革命與發展之悖論

很多批評者指出，儘管納薩爾派的宣傳口號是爭取社會底層的基本權利，強調社會經濟層面的苦難是導致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們並沒有致力於改善作為其主要參與者的達利特和阿迪瓦斯的生活質量，也沒有向偏僻農村地區的人們提供基本的生活資源，反而竭力阻礙政府在其控制地區實施各類發展項目。**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發展將對革命產生負面作用。**納薩爾派為了能夠繼續招募到新成員並維持其意識形態，需要使它的控制地區處於貧窮狀態。在一個被重新結構化的社會里，各個羣體對他們新的權力狀態和社會地位不確定，容易產生緊張關係。

**對印度政府而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起到社會穩定劑的作用，底層的人們從新的財富中獲得滿足感和安逸感，這將阻止他們採取激進行動和冒險行為。**因此，納薩爾派反對和阻撓由政府主導的在佔領區開展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工程，同時又譴責政府對農村的貧窮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批評者還認為，納薩爾派刻意在地主與農民之間製造階級矛盾與對立，為了革命犧牲部落的利益。

尼爾瑪蘭舒·穆克吉（Nirmalangshu Mukherji）認為，過去數十年來，納薩爾派並沒有顯著改善阿迪瓦斯的社會福利，如工資收入、教育、醫療健康或農業發展等。納薩爾派的主要目的是發動游擊戰爭和奪取國家政權，強調襲擊警察和國家機器以及對革命根據地的絕對控制，而不是改善阿迪瓦斯的悲慘遭遇。納薩爾派並不太關心飢餓、腐敗、貧困等民生問題的解決，因此，這種革命觀念很難與民眾之間進行真正的溝通。換句話説，**納薩爾派的主要目標不是社會的或經濟的，而是軍事的和政治的，也即通過武裝鬥爭推翻新德里的資本主義政權。**正因如此，不少人懷疑阿迪瓦斯僅是納薩爾革命的“墊腳石”，甚至是“炮灰”。納薩爾派以反對“修正主義”的名義反對經濟發展，阻礙企業開發阿迪瓦斯聚集地區的礦產、森林、水和土地等資源。

納薩爾派認為，只有革命取得成功之後才能進行徹底改革，發展對革命意識不利，生活水平的改善將削弱革命者的鬥志，一旦社會得到充分發展，政府將贏得窮苦民眾的心。因此，革命需要窮困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憤懣、抗爭和暴力。在彼亞特·查克拉巴蒂（Bidyut Chakrabarty）和拉賈特·庫鳩（Rajat Kumar Kujur） 看來，納薩爾派利用被邊緣化羣體希冀改變窮困和被極端剝奪狀況的心理，以“政治作秀”應付民眾真實的社會經濟苦難，這限制了它的意識形態嚴肅關注經濟問題。而且，**納薩爾運動從未為那些它所宣稱為之鬥爭的人民提出過具體的經濟發展綱要。**不僅如此，納薩爾派為了阻止國家安全部隊的逼近，破壞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甚至殺害向政府和警察告密的村民。這些做法使納薩爾派在知識界和部落羣體中自我孤立，並使政府在清剿行動中能夠利用部分民眾來對付納薩爾派。

**如今，納薩爾派面臨的棘手問題是: 在印度宏觀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如何提高底層民眾的政治意識並保持高昂的革命鬥志，促使他們不是僅僅滿足於眼下的自我物質利益的需求，而是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遠大目標前仆後繼地投入運動。**在現實生活中，農民的訴求大多比較樸素務實，譬如擁有一小塊耕地，建立自己的家庭，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子女能受到基本教育，較好的醫療服務以及消除種姓歧視和階級壓迫等。很多農民不願意長期投入艱苦的武裝鬥爭。**在歷史上，不少地方出現過經濟發展導致瓦解納薩爾派羣眾基礎的例子。**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 最初利用納薩爾派進入村落幫助他們獲得經濟獨立，而經濟條件的改善卻疏離了他們與納薩爾運動之間的依附關係。譬如，1972 年國大黨政府在鎮壓納薩爾運動之後，在吉利堅人（Girijan） 中實施一些發展項目，為當地的農業發展提供各項優惠政策。

**這些發展措施的受惠者後來逐漸遠離納薩爾派。**1977 年以後，印共（馬）（CPI － ML） 在西孟加拉邦重新獲得支配性地位，它在左翼政府的秩序框架下進行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改革，諸如分配耕地，提高勞動報酬以及通過潘查亞特製度增強地方自治權等，這些舉措在某種程度上質疑甚至終結了納薩爾主義的理論基礎。**在納薩爾運動初期，很多年輕人在經濟衰退的就業市場中受挫，因而規避現實政治，在理想主義的驅使下加入納薩爾運動。**這些人後來大多都走出叢林，返回安逸的家庭和職場，或者前往海外繼續深造。在今天的納薩爾巴里，當年參加武裝反叛的農民早已脱離了革命運動，而接受議會體制內的政府制定的政治秩序。在曾被查魯·馬宗達（Charu Mazumdar） 寄予革命厚望的斯里卡庫拉姆（Srikakulam） 地區，情況也是如此。如今，在安德拉邦、比哈爾邦和中央邦等地，僅零星地存在納薩爾力量。

**四、**納薩爾派的發展模式

納薩爾派的重要領導者之一阿扎德（Azad） 曾指出，納薩爾派實行以人民為導向，自食其力的發展模式。在這種社會發展模式中，人民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將得到充分地釋放。簡而言之，**納薩爾派倡導一種以土地改革和自力更生的經濟為軸心的新民主。**印共（毛）（ CPI － Maoist） 特區委員會（Special Area Committee）發言人戈帕吉（Gopalji） 在一次訪談中認為，“21 世紀將會掀起新一輪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浪潮”。

他嚴厲批評印度政府：“他們（印度政府）對解決普通大眾最根本性的問題毫無興趣。按照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議，政府正在推動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各項政策。他們試圖向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及其帝國主義的主子拋售我們的自然資源、土地和森林。碰巧的是，這些自然資源主要集中在賈坎德邦、恰蒂斯加爾邦、西孟加拉邦和奧里薩邦等納薩爾派強勢存在的區域。超過80% 的自然資源都分佈在這裏。他們知道，除非清除和鎮壓納薩爾派，否則他們不能公開地、赤裸裸地向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出售我們的土地和自然資源。”

**納薩爾派認為，徹底的變革只能發生在革命成功之後。**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時，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會阻礙實現奪取政權的目標。而印度政府認為，在這些地區只有清除納薩爾派，確立國家權威之後才能有穩定的發展。**在納薩爾派看來，政府提出的建造公路和橋樑等所謂的“發展項目”只是為了便利警察和準軍事部隊的進入，它直接導致對當地人造成更多的騷擾，**如夜襲村莊、對可疑人員進行毆打、施以酷刑等。針對納薩爾派忽略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批評，納薩爾派的一位匿名發言人在2009 年9 月19 日的《政治經濟週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上撰文指出: “我們反對的只是那些損害阿迪瓦斯利益的發展項目，這些項目便利了對當地財富的掠奪，驅離森林裏的部落和原住民，將他們趕出家園和領地，破壞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一種疑慮認為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道路建設，或指責我們破壞能源供應和通訊設施。而事實上，我們的黨戰鬥在為人民爭取基本生活福利的前線，我們自己開展一些發展活動，直接造福於當地人們。在這些地方，我們建立了人民民主權利的初級機構。”

類似地，戈帕吉也指出，印共（毛）並不反對開發礦藏或建立工廠，但是“我們反對的是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只為滿足他們的私慾而劫掠我們的自然資源和家園。印度政府對於為了改善人們的福祉而建廠開礦漠不關心。這些地區的人們將會被強制遷離，他們將被拋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組織人們反對這種對我們自然資源的掠奪和搶劫。”

**納薩爾派並沒有阻止所有形式的發展舉措，尤其不會阻撓那些能夠增加農業生產率的工程，**例如在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s）、表列部落的土地上進行的適度開發、建設小型的灌溉工程以及植樹造林等。納薩爾派的發展理念認為，發展的主體和受惠者應該是廣大人民。在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印度時，真正由人民掌權的政府會考慮這樣一些問題：**第一，**工廠和礦藏將會被國有化，併為國家利益服務——而不是為了特定資本家和跨國公司的利益；**第二，**通常情況下，可耕地不應用作採礦或其他用途；**第三，**如果不得不佔用這些土地，必須適當補償失去土地或生計受影響的家庭，並向他們提供工作、家園以及可耕種的土地; **第四，**礦藏和工廠不能妨害生態環境，在開設工廠和啓動大型項目時，必須考慮生態因素；**第五，**在啓動工程之前，必須取得人們的信任並能參與工廠和礦藏的管理。

**在教育、營養健康、公共衞生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納薩爾派做了大量原本應該由政府做的事情。他們建立流動的和永久性的學校，用當地的語言提供數學、科學等常規課程，並且還開設政治教育課。他們引入土豆、茄子、紅辣椒等蔬菜種植，分配水果幼苗、養殖魚、建立輾米廠等。納薩爾派的流動醫療隊為偏僻落後地區的人們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務，併為村民提供醫療訓練，包括一些農村地區常見疾病的診斷及其救治，從而使被蛇咬、霍亂或瘧疾等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救療。納薩爾派還修築水庫、水渠等水利灌溉設施，促進農業增產。

戈帕吉細述了納薩爾派在數十年來取得的具體成就：“**首先，**最重要的成就是勞苦大眾、土地勞動者和貧民已經發展成為印度的一股政治和軍事力量。在納薩爾派進行鬥爭的區域，封建權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毀，鬥爭的人民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遊擊軍，即人民解放遊擊軍（PLGA） 。**其次，**在經歷了長期的歷史性歧視之後，達利特和阿迪瓦斯獲得了社會尊嚴和地位。如今，虐待婦女、達利特和阿迪瓦斯等錯誤行為，以及高種姓和外來者在森林地區的統治等都發生了改變。**再次，**解放森林地區。這些地區以前處於腐敗的、鎮壓性的林業部門控制之下，甚至低級政府職員也極具壓制性，他們受控於森林“黑手黨”和高種姓地主。現在森林地區是完全解放的，人民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自由地使用森林。同時，納薩爾派也得以控制森林砍伐。最後，反封建鬥爭。在納薩爾派鬥爭區域的人民享有各種民主權利。” 納薩爾派奪取了數千英畝地主的土地，並且在很多地方，地主被驅逐出村落。納薩爾派還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措施，剩餘的土地分配給無地者和貧農。

此外，納薩爾派還組織民眾為提高工資福利進行鬥爭，從而增加了工資收入並廢除高利貸盤剝；消滅地方犯罪團伙，根除偷盜和搶劫行為；禁止政府讓大承包商競拍池塘、河流、集市和果園等，確保人民使用這些資源；禁止執行由印度中央或地方政府與大資產階級和跨國公司簽訂的各類諒解備忘錄，使其無法掠奪土地等自然資源；成立農業互助社，在落後地區運用新的耕作方法( 挖水渠、井和池塘等) ；以及建學校和醫院，根據補貼率給予醫藥品等。

**五、**革命的經濟根源論

學術界在探討關於納薩爾運動的成因時，佔據主導地位的一種解釋是經濟根源論。**根據這種觀點，發生納薩爾運動的根本原因在於底層民眾( 尤其是達利特和阿迪瓦斯) 的極端貧窮、被剝奪和被邊緣化，人們參與革命是為了改善生存處境。**不可否認，經濟根源論在闡釋納薩爾運動的起源時是一個重要的維度。尤其是20 世紀60 年代末，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里爆發農民武裝起義時，生計問題確實是其中一個直接的起因。但是，**經濟根源論在現實的解釋力方面存在薄弱之處，它並不能完全解釋納薩爾運動的根源。**對此，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探討。

**首先，**以經濟利益作為動機的革命運動通常無法持久，因為諸如擁有土地、增加收入等短期的經濟目標相對容易協商和實現。然而，納薩爾運動迄今已存在了近半個世紀。**在歷史上，納薩爾革命曾受到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出現過高潮和低谷，但從總體上而言可謂經久不息。**此外，倘若果真如同很多批評者認為的那樣，納薩爾派僅僅是出於經濟利益上的訴求而採取行動，那麼又如何解釋他們以血肉之軀作為暴力抗爭的手段，而不是通過其他非暴力的、代價更低的渠道來謀求利益?

**其次，**如果認為經濟貧困會導致高風險的叛亂活動，那麼納薩爾革命者與罪犯之間將無本質性區別，而且這種解釋似乎正當化了納薩爾暴力。因貧困而導致叛亂的觀點亦被稱作“貪婪的反叛者假説”。**將納薩爾運動歸結為社會經濟問題顯得過於籠統，諸如賭博、賣淫、高利貸等社會問題也可以被視為經濟問題，納薩爾問題不能與它們混為一談。**確實有些政策研究者將納薩爾派看作是“黑手黨”或犯罪集團，但是它忽略了納薩爾派是一個政治組織，納薩爾運動是一場意識形態運動的不爭事實。因此，現實主義的理論不足以解釋納薩爾叛亂的起因以及導致其持續的機制。**薩爾派進行的是一場社會革命，不是為了謀取私利的純粹暴力和犯罪活動。**在印度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度，對反叛者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地方性的層次上利用民眾的怨憤充分進行動員。不能不假思索地將無地、失業、窮困和社會剝奪等因素與納薩爾運動劃上等號。

**再次，**戰爭與衝突並不都能用惡劣的社會經濟因素進行解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也未必能解決衝突問題。**貧困與衝突之間僅存在一種可能性關係，而並非是必然性聯繫。**經濟根源論忽略了產生怨憤和導致受害者處境的多重維度，尤其是將複雜的政治結構和文化邏輯還原為經濟過程，這種對沖突原因的經濟決定論分析顯得過於狹隘。

**最後，**經濟根源論無法充分解釋納薩爾運動的組織者通常是出身於城市中產階級和衣食無憂的知識分子這一事實。革命運動的不少領袖是教師出身，很多中層領導( 尤其在馬宗達領導的城市殲滅戰時期) 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從一些自傳和回憶錄看來，這些革命者是有情懷、有理想的。而人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納薩爾派的主要支持者是窮人，並且反對與國家有着密切聯繫的地方精英。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阿爾帕·沙哈（Alpa Shah）的研究表明，****在最初動員階段，納薩爾派的得力支持不是來自最窮苦者，而恰恰是地方精英。**大多數底層的民眾甚至未聽説過納薩爾派，即使聽説過也認為這樣的組織只會出現在別的地方。納薩爾派設法解決村落糾紛或社會問題，諸如禁酒、譴責婚外性與婚前性等，但也偏袒農村精英。這些研究都間接反駁了經濟根源論的解釋。

**總之，經濟根源論在探討納薩爾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時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它也存在侷限性。**經濟根源論將納薩爾運動視為現有政治體系失敗的附生性現象或副產品，而不是一場自主性的運動。而且這種分析過多地聚焦於社會經濟狀況分析，忽略意識形態的維度，也即無視文化的重要性。**從本質上而言，經濟根源論將革命去意識形態化，它剝光了納薩爾派的外衣，只剩下唯利是圖和唯暴力的怪樣。**順着這種邏輯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印度政府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發展並惠及廣大民眾，那麼納薩爾運動必然會失去根基而自然消亡。然而，數十年的歷史經驗表明，納薩爾運動或許會暫時處於低潮，但作為一種文化和意識形態，納薩爾主義有它深層的合法性根基，並且具備再生性機制，它很難徹底消亡。

**六、**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與納薩爾運動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即“黑色經濟”與“紅色革命”、革命動力與經濟發展。這也是納薩爾運動不得不面臨的重要議題。**長期以來，納薩爾派不願意放棄武力，印度政府也不承諾剋制暴力，雙方長期陷於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印度政府批評納薩爾派採取寄生性的經濟活動，並質疑它利用達利特和阿迪瓦斯作為革命的廉價工具。對此，納薩爾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印度的納薩爾運動其實包含了不同的革命羣體，不可否認，這些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納薩爾派真實的生存處境。然而，從納薩爾派在佔領區的實踐與自我辯護來看，這些批評不乏污名化和抹黑的成分。納薩爾派在其控制區域內也實行了一系列可持續的發展措施，在改善民眾的生計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經濟根源論有助於解釋納薩爾運動的起源和發展，由於印度獨立後廣大農村地區仍然存在窮困、飢餓、壓迫、剝削等不平等現象，而資產階級有意識地維護傳統的社會經濟秩序，以繼續統治和剝削底層民眾，這是導致社會底層倒向納薩爾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經濟決定論忽略了意識形態的維度，作為一種可再生的文化資源，納薩爾主義在維繫和動員革命運動的過程中同樣發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本文轉載自“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2021年11月18日

來源於《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7年第3期

原標題為《【研究分享】｜ 王晴鋒：紅色革命與黑色經濟：印度納薩爾派的經濟問題》

作者王晴鋒，為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南亞問題和政治社會學

本期編輯：穆禕璠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