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39第四章千錘萬鑿出深山04_風聞

2）、安史之亂終結胡漢結盟並開啓海上絲路時代

安史之亂這個歷史事件是唐朝安西節度使高仙芝與阿拉伯帝國（大食）軍隊在怛羅斯之戰戰敗後的連鎖反應。

雖然高仙芝領軍在怛羅斯之戰戰敗，但總體上，大食帝國跟唐朝的歷次摩擦中，大食軍隊敗多勝少。高仙芝三萬聯軍跟十萬大食軍隊交戰，戰場上並無明顯劣勢，而是最終敗於唐軍盟軍戰場反水。唐軍實質損失僅有萬餘人。因此安西都護府接受增援後，很快恢復了實力。而大食內部因忌憚唐朝實力及不久後統治集團發生內亂，而無法繼續對唐動兵。在這個基本歷史條件下就出現了三個方面的視角：

**唐朝：**攻打吐蕃，防止大食東進形成對唐軍夾擊的不利局面。補充安西節度使麾下的戰力，等待機會採取報復措施。

大食： 當時擺在大食帝國面前的國際形勢，就是大食帝國必然要面對唐朝安西都護府恢復實力後得更加猛烈地報復。大食帝國通過多次實戰，對唐軍的戰力自然有客觀認識。因此大食一方絕對不會坐等唐安西都護府恢復完實力發起的再次大戰。實際上怛羅斯之戰後，大食（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就派出使臣前往唐朝和談，眼看到了唐軍在西域繼續作戰擊敗吐蕃。雖然兩國實現講和，但是唐軍的能力及威脅是在眼前的。此時黑衣大食在本土的麻煩還沒有完全解除，其與拜占庭和白衣大食的戰爭沒有完結。此時大食一定會採取各種手段，尤其戰爭以外的行動阻止唐朝的後續行動。而在怛羅斯之戰中，唐軍的中亞盟友葛邏祿人的反水，顯示了大食帝國對中亞各部族的收買拉攏手段嫺熟，滲透頗深。而安史之亂叛亂首領安祿山、史思明皆為中亞粟特族人，大食極盛時，粟特人的聚居地被納入其統治版圖，而粟特人一直是中亞有名的商業民族，行走東西方之間，在絲路貿易中博取巨大財富。因此大食通過説服、售賣中亞粟特人，並通過他們來往絲路的便利，對唐朝內部粟特族高級官員進行遊説，使其在唐朝內部展開行動，牽制安西都護府不久後的報復。是一件非常高概率的事情。

西域、中亞主要族羣：以粟特人為代表的世居西域、中亞的主要族羣，自絲綢之路開通後，長期依靠西域、中亞關鍵地域行商，實現絲路中間商吃巨大差價的利益。這些族羣的核心利益就是利用通路實現中間商利益。因此當唐朝和大食爆發怛羅斯之戰，直接意味一件對這些西域族羣最糟糕事情發生了——那就是大食和唐朝發生了直接接觸。 如果我們回想當年西漢甘英企圖出使羅馬被波斯人阻攔誆騙的事件，我們就能迅速明白怛羅斯之戰背後的重大戰略危機（對於西域、中亞各族羣而言）。波斯人當年拼命也要阻止漢朝和羅馬直接發生聯繫，就是要維護自身中間商的核心利益。今天唐朝與大食客觀直接在中亞、西域接觸的事實就有極大概率（事實已經發生）發生直接聯繫並最終使得西域各族喪失對路上絲路中間商利益的主導權。因此西域、中亞主要族羣不進行激烈反應是説不過去的。所以從西域、中亞主要族羣的視角看過去，怛羅斯之戰——大食內亂——安史之亂，就是一連串完美的邏輯演繹結果。唐朝、大食崛起，整個絲路恢復極大興盛的條件，但是東西方這兩個強大的帝國，隨着強大並對絲路利益更大的控制慾望不斷將自身力量向對方推進。在怛羅斯之戰爆發前，兩大帝國事實完成了相互力量的接壤，相對於兩大帝國，西域、中亞各族羣弱小的力量無法匹敵。為了打破這種自身核心利益被嚴重威脅、即將被瓦解的局面，我們就能順着怛羅斯之戰——大食內亂——安史之亂歷史發生過程，推測出**西域、中亞主要族羣當時最可能扮演的角色和行動過程：首先，**西域各族分開投入大食和唐朝麾下，並挑動大食和唐朝的敵對，並誘發怛羅斯之戰 ，在戰爭中，投入唐朝下的一支西域盟軍整軍反水，使得唐軍大敗，唐軍在西域力量短期出現真空。此時大食在西域力量佔據絕對優勢。**其次，**為了避免大食軍隊藉機東進，徹底打垮唐軍（或繼續形成大食與唐朝的事實接壤），而使得西域完全被大食控制，有人行使挑撥離間手段，造成大食內部高層不和。怛羅斯之戰後不久，擊敗高仙芝的大食主將艾布因功高蓋主，受到哈里發曼蘇爾忌憚，最終以謀反之名被誅殺。大食在西域的控制力隨即逐步瓦解。**再次，**大食在西域力量一旦瓦解，鼎盛期的唐朝必然捲土重來，甚至更大程度完成對西域、中亞的控制。因此幾乎在大食內亂的同時，有人鼓動了唐朝節度使，身為西域古老商業族羣粟特人的安祿山、史思明起兵謀反。唐朝這次巨大內亂，不僅使唐朝開啓了衰敗歷程，更徹底瓦解了唐朝對西域的控制。自此之後，西域重歸西域人的西域。

如果對比以上這三個視角：我們可以推測出一個大概率的結論：**怛羅斯之戰——大食內亂——安史之亂的背後真正棋手就是以粟特人為代表的西域各族羣。**他們為了為了維護自身絲路中間商的核心利益，推動了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並最終達成了其戰略目標。【從這個角度而言，漢朝甘英敏鋭的戰略眼光的確值得稱頌。而唐朝時的這個事件説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絲路利益必須是沿路人民共同的利益時，利益實現才能穩定長久。絲路利益不能拉下任何沿線任一族人（因為他們或許無法實現錦上添花，但是絕對能做到壞你好事）】

我們回到唐朝當時的歷史:

當時唐朝節度使制度形成的藩鎮割據，國家軍力佈局內輕外重的巨大弊端，在唐玄宗時期就到了爆發的邊緣。此時唐軍在西域大敗，開始失去對西域的有效控制，阿拉伯人在西域佔據主動。阿拉伯帝國龐大疆域帶來巨大市場規模 ，這個通商利益足夠給商業民族粟特人巨大誘惑。因此阿拉伯帝國具備足以讓粟特人中精英對此垂涎的重大利益。而如果手握重兵的安、史二人，面對兵力虛弱的唐朝中央腹地，發動突襲，起兵滅唐，並學習當年鮮卑人佔領並主導中國北方，一統天下。那麼絲路主導權、阿拉伯帝國龐大市場，以及唐朝本土華夏文明強大的生產能力，將大規模控制在粟特人主導的政權手中。這個利益規模橫跨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其規模巨大到能動搖有巨大野心的安、史兩人。也讓他們兩人能拉攏到足夠多的胡漢將領參與叛變。

當然這只是作為邏輯推測的最可能原因。真正的歷史事實如何，基本已經淹沒在天地之間了。但安史之亂，事變從一開始就有大量漢人將領和軍隊參與叛亂，就證明這就是利益主導下的衝突，而非民族族羣、文化原因發動的叛亂。這個叛亂雖然最終被唐朝鎮壓，但是它不僅僅削弱了盛唐國力這麼簡單的問題，而是**在根子上破壞了唐朝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胡漢聯手控制西域，打通絲路，共享絲路利益的合作共識。**利益衝突最終引向族羣隔閡。這種隔閡這就讓唐朝的河西走廊到西域整個地區，從原來遊牧族羣協助控制形成的安全區，讓唐軍和商隊能無後顧之憂的通行，變成控制當地的遊牧族羣被唐朝政治集團大加懷疑，被隱隱認為是商路的最大威脅源。重整軍備的西域都護府為了協助國內平叛，撤軍迴歸中原，西域漸漸失守。大食帝國內亂後也逐步淡出西域，西域各族徹底消除了唐軍及大食勢力對西域的控制。而在唐朝內部，族羣之間的隔閡不斷髮酵發展，河西走廊、長城防線就逐步由腹地變成了前沿。安史之亂帶來的後果非常惡劣，這讓胡漢深度聯合分利的互信機制基本瓦解。這給後來的宋元歷史營造出非常糟糕的地區戰略環境。

從安史之亂直到新中國成立之間近一千二百多年曆史，胡漢各族之間再也沒有形成盛唐時期這般的聯手攻略絲路的局面。從此在東亞華夏文明覆蓋的區域內形成了惡性的族羣競爭關係。漢人主導中原王朝，掌握着先進生產力和絲路源頭，得利了不會分潤給遊牧區各部族。於是各遊牧部族要麼攻佔絲路要地開辦收費站以自利，要麼行武力威脅和搶劫來獲得自己的利益份額，甚至索性顛覆漢族對中國的控制。

比如西夏就是佔據了通往西域的絲路要地；而北宋給予遼的每年鉅額‘歲幣’，實質就是遼基於戰略優勢和武力為後盾對宋朝的絲路貿易利益進行強行分潤。

安史之亂的危害不僅僅如此，由於胡漢聯手的破滅，使得中原王朝對通過遊牧民族控制的路上絲路，獲得利益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產生了巨大憂慮。因此，唐後期開始試水海上絲路的貿易。到宋，尤其南宋海上絲路得到大發展。海船巨大的載量，以及海運對大量易碎瓷器的遠距離運輸相對陸路運輸的顯著優勢，使得漢族政權通過海上絲路得到的海外利益不斷增長。這就相對就導致路上絲路通道的重要性快速下降。安史之亂是華夏文明由陸上絲路時代向海上絲路時代轉化的關鍵事件。

於是我們看到中原王朝的經濟重心快速南移，海外貿易獲利急劇增加，而北方遊牧民族控制的陸路通道重要性不斷下降，漢族利益集團日益將經濟重心，和戰略重心南遷，大量資源財富向南方集中。北方中原地帶，就逐漸由華夏早期主要利益產出地區，逐漸轉變為戰略資源消耗地區。每年各種物資開始大量從南方漕運或其他方式轉運到北方。隨着海上貿易日益興盛，漢族各大利益集團逐漸將北方，尤其路上絲路視作一種戰略負擔。對路上絲路都沒有太大的戰略決心去經營。這就是唐以後到清朝，漢族掌權的朝代，幾乎不再涉足西域的重要原因。打通絲路是為了絲路利益，但絲路利益主要靠海路獲得的就足夠多了，那麼花如此大代價攻略西域對國家有什麼意義呢？所以今天中國疆域裏，長城防線以北，河西走廊以西及西藏等廣袤國土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民族裏那些遊牧民族及廣大的邊疆少數民族對此是有大功的。

我們看到，隨着漢族政權快速發展海上絲路貿易，在宋遼歲幣顯示的絲路利潤分配結構裏，必然是北方遊牧民族佔比的快速下降。於是佔領江南，這個華夏新經濟中心、以及海上絲路的源頭就成為北方各遊牧部族開始認真考慮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漢唐滅亡之後的兩次大的分裂期，胡人為什麼佔據北方就滿足了，因為當時中原地區基本是生產力最發達的地區，是路上絲路的始發地。控制北方就等於控制了絲路源頭。而到了南宋之後，北方遊牧民族必須要突破長江南下，佔領整個中國。核心原因就是不佔領整個中國，遊牧民族將被排斥出絲綢之路的大時代，被排除在（海上）絲路滾滾紅利之外。絲路利益及分配結果是這些歷史的核心推動力。

3、 華夏文明的主要生產生活方式，從較為純粹的農耕定居文明樣式，向複合型文明樣式轉化。

我們看到自從絲路被打開，華夏民族（漢族）就不再是簡單的農耕定居民族了。雖然春秋時期，管子就説過士農工商，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136]。 但是當時的狀態，士農工商的職業分化都是滿足農耕定居族羣的內部生產生活循環為核心目的。

 但是隨着絲路帶給中國持續巨大的，且隨着生產力進步而不斷擴大的財富利益。因此，針對外貿生產，外貿交易的外部循環生產生活方式，開始從農耕生產生活樣式裏有效分化出來。這部分生產生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滿足族羣內部的需求，而主要指向——通過滿足外部族羣的商品需求，而分化出的較為獨立的工、商業活動及對應的特定羣體。隨着絲路貿易的不斷擴大，使得這個人羣及生產生活規模不斷擴展。一大批人，專門為了外貿，生產絲綢，生產茶葉，生產瓷器等等當時的高端工業製成品。 今天我們可以去景德鎮去看看外貿瓷曾經的輝煌歷史，就可以想見這種生產生活樣式，已經相當規模的獨立出純粹的農耕生產生活樣式。

因此嚴格意義上，隨着絲路的開通，漢族就不僅僅再是一個純粹的農耕定居族羣了，華夏文明也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農耕文明樣式了，而成為，農耕、工業（手工業）、商業三種生產生活樣式合成的複合型的文明樣式。而到了唐朝，漢族與遊牧部落的聯合，華夏文明一度形成農耕、畜牧（遊牧）、工業、商業四種生產生活樣式的複合狀態。雖然唐亡後，遊牧生產生活樣式又脱離出華夏文明。但是隨着新中國建立，華夏文明下的各個族羣聚合演化為中華民族，遊牧（畜牧）生產生活樣式終於完全融入華夏文明之中。

因此，我們可以明確地説，隨着絲綢之路的打通，華夏文明開始就向一個複合型文明樣式轉變。在每一個絲綢之路歷史時期，華夏文明內部都增加出那個歷史時期核心的新型生產生活樣式，以此不斷增加及豐富我們的文明的內涵（以生產生活為視角的）。

這種複合型文明樣式，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內部利益結構。就是每種文明樣式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利益規模和利益取向的特點，並在華夏文明之中，與其他文明樣式的利益形成交融互動。

對每個時代的中國統治階層而言，組織形式能適應所在時代具體的文明樣式，能將各個文明樣式所涉及利益羣體在華夏文明內部和諧共存，進而為了文明共同的目標行動一致。那麼這個階段的朝代就會將社會潛力深度挖掘出來，形成極盛的狀態。

比如正面案例：

漢朝總體是農耕定居文明樣式佔據主導的（漢朝中後期逐漸分化出工業文明樣式、商業文明樣式）。漢隨秦制，基於農耕定居文明樣式的組織機制，使得漢朝呈現強盛之局。

唐朝，由於胡漢合作，漢朝原有的農耕、工業、商業文明樣式複合體，新加入了遊牧文明樣式。在盛唐前這幾個文明樣式在唐內部精誠合作，這個組織體系就形成了盛唐的繁榮。

反面案例：

典型就是明朝，華夏文明內部新分化出的主要負責海上活動的羣體，與明朝其他利益羣體產生了長期的利益對抗。明朝的組織體系基本無法使負責海上貿易的海商集團與其他利益集團和諧共存。相反還以海禁的形式與之激烈博弈，造成了嚴重的內耗。華夏文明作為領先進入海洋時代的族羣，為此導致命運的逆轉。

因此，以生產生活視角展開，將文明內部梳理清楚次一級的‘文明樣式’結構，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讓我們看清華夏盛衰輪迴的一些重要的內在原因。

4、路上絲路涉及農耕區域遊牧區兩大地理空間

  路上絲路歷史，我們看到，之所以造成複合型的華夏文明與西部、北部的遊牧民族進行近兩千年長久博弈，就在於絲綢之路所跨越的領土，不僅僅是農耕區，還包括極其廣大遊牧區。

因此**我們可以客觀而言，絲綢之路的利益，原則上是絲綢之路上各個地域所涉及的各個族羣共同合作產生出來的。這些利益理應由相關各個族羣共同享用。**但是如何共同享用，則成為胡漢各族兩千年來的爭鬥的核心矛盾所在。是否共同享用絲路利益？如何共同享用絲路利益？

農耕族羣能單獨控制利益時，獨享了絲路利益，遊牧各族就得忍着，比如漢朝。遊牧民族能單獨控制絲路，農耕族羣就得忍着，比如元朝。還有一種就是胡漢兩族形成聯手共識，大家分潤絲路利益，比如唐朝。

因此我們看到，漢朝以後華夏朝代更迭核心原由之一，就是在於農耕族羣和遊牧族羣，在面對橫跨農耕區和遊牧區的絲綢之路所產生巨大利益的分配的紛爭。隨着這個利益不斷擴大，導致兩大族羣博弈能力和博弈強度的不斷提升。這讓東亞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農耕族羣和遊牧族羣。

如何解決農耕區域遊牧區兩大地理空間帶來矛盾，足足困擾了華夏2000年。

5、華夏文明在路上絲路時期形成了一個基於地理空間的“安全底線”，和一個“絲路利益實現基礎” 

對華夏文明而言，路上絲路歷史，形成了一個地理空間上的“安全底線”，和一個“絲路利益實現基礎”。

**安全底線，就是河西走廊和北方長城防線。**凡是能牢牢控制河西走廊和北方長城的大一統朝代（無論胡漢），基本就能維持國家長久地安全保障，而國家長久安全，必然社會快速發展，絲路貿易必然持久繁盛。一旦政權失去對這個安全底線的有效控制，國家戰略安全就會出現巨大隱患，生存都堪憂（典型朝代就是北宋沒能收回燕雲十六州，讓北方長城防線出現巨大破口，後又因西夏建立失去河西走廊控制。整個安全底線喪失）。因此以河西走廊和北方長城防線構建的安全底線，是國家存在、發展的基礎。

**“絲路利益實現基礎”就是西域。**歷史顯示，控制西域，路上絲路就能給中原政權帶來絲路利益的最大化。掌握西域，就能掌握路上絲路時代，利益實現的基礎。否則就會處於非常被動的戰略地位（針對絲路利益的）。

這個“安全底線”，和 “絲路利益實現基礎”。在路上絲路時期，就是“河西走廊、北方長城防線”和“西域”。到海上絲路時期，實踐同樣演化出一個新的“安全底線”，和“絲路利益實現基礎”。下節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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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管子·匡君小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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