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育率已經低於日本_風聞

14億人口大國的新挑戰

今年我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與之前年份的數據進行對比，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我國人口增長率持續放緩、性別結構有所改善、人口老齡化程度則進一步加深，我國人口的主要矛盾由總量壓力轉變為結構性挑戰。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振武在相關評論文章中寫道：“顯然，中國人口高速甚至於超高速增長的時期已漸行漸遠，人口慣性增長階段正漸趨尾聲，人口零增長乃至負增長的時代則漸行漸近。”

而在我國人口增長率持續放緩、老齡化加劇的背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國逐漸下降的生育率。

七普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是1.3，也就是説，現在我國平均每個婦女只生1.3個孩子。

理想狀況下，一對夫婦需要養育2個孩子，才能確保持上下兩代人口的基本平穩，考慮到其他因素，學界一般將總和生育率達到2.1界定為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

而從歷史和國際社會經驗看，總和生育率1.5是一條“高度敏感警戒線”，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低生育率陷阱”是奧地利學者魯茨於2005年提出的。該理論認為，一旦總和生育率低於1.5，那麼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將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

目前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是2.41，而我國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僅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90），甚至比“高齡少子化”的日本（1.34）還低。

據統計，2016年我國新生兒數量是1846萬，連年下降後，2020年我國新生人口的數量僅為1200萬。有機構預測，如果按照近幾年的下降趨勢，5年內我國新生人口的數量將會跌到1000萬以下。

新生人口數量的下降，意味着未來年輕人的數量將會大幅減少，如果持續這麼低迷下去，很可能還會出現人口的負增長。而同時，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會逐漸升高，老齡化趨勢將會進一步加深，社會的撫養比也會失衡。

低生育率下，最先受到影響的是母嬰相關行業。MobData數據顯示，在2014-2019年間，中國母嬰用品市場規模從1.65萬億元增長至3.36萬億元，複合增長率約14%，但2019全年增長率僅為11.2%，呈現出下降趨勢。

母嬰行業或逐步向存量市場過渡，目前一級市場投資普遍認為，母嬰項目已經是紅海市場，用户生命週期不長，流量成本非常高，大部分母嬰項目融資近兩年都表現較差。

而低生育率不僅只對相關行業有較大影響，長期來看，對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影響更大。

低生育率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邏輯，簡單來説是新生人口補充不上，勞動力就會匱乏，生產成本隨之增高，東西會越來越貴，企業會喪失競爭力，利潤越來越少，打工人的收入將無法提高，消費也就上不去，由此進入惡性循環，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放緩。

在低生育率的後果方面，美國、日本、韓國的現狀可以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鑑。

美國最大的一次嬰兒潮在20世紀40年代-60年代，新生人口對之後幾十年里美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伴隨着這一批人的逐漸老去退休，美國經濟增長也逐漸疲軟，2019年為經濟增長僅為 2.4%， 美聯儲對較長期的經濟年度增長預測為 1.8%。

而鄰國日本，從1994年開始，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結婚率生育率進一步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也非常緩慢，2019年日本GDP增速為0.65%。2020年受疫情影響，GDP增速為-5.81%。

相比起來，韓國的人口形勢則更加嚴峻。2020年，韓國的新生人口僅為27.58萬人，同比減少10.65%，死亡人口約是30.78萬，同比增長3.1%。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衞·科爾曼曾對韓國的人口問題作出預警，稱韓國或將成為“全球第一個消失的國家”。

生育率，到底怎麼了？

儘管二孩政策已經實施多年，我國每年的新生人口仍然逐年下降。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三胎”政策，就是為了能改善我國的低生育率情況，優化人口結構。

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了？

首先，出生率下降現在是世界性現象，而非我國獨有。可以説，生育率降低是經濟社會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

伴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種普遍的趨勢，這一過程也被稱之為“人口轉變”，即死亡水平先下降，隨之生育水平也開始下降，這種規律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得到了驗證。

人口轉變也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必經過程，現代化進程伴隨着個人主義的發展、經濟獨立和家庭結構的變遷，現代人的生育意願普遍下降，生育行為也轉向了“少生、優育”。

我國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生育政策的影響，也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

我國在上世紀70、8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前期政策的慣性仍發揮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方面，長期的嚴格計劃生育已徹底改變了社會生育觀念；另一方面，計劃生育政策還大大降低了育齡女性基數。當前我國20-35歲婦女數量較十年前萎縮了13%，未來十年還可能將萎縮30%以上。

同時，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騰飛和社會進步，人們選擇婚姻和生育的自覺也逐漸增強。以往“婚姻—生育—家庭”的觀念被質疑，歷史上國人的婚姻負載着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的核心需求，而現在，對情感的需求和滿足是當代年輕人步入婚姻的關鍵指標。

2020年發表於《歐洲人口雜誌》的一篇論文研究了受教育程度與生育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表示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當地女性普遍推遲生育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的生育率。換句話説，生育率降低，一部分也是因為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國民受教育程度的顯著提高。

據統計，1947年，我國的家庭平均人口數有5.4人，到2005年，下降到每個家庭3.1人，七普數據統計又減少了0.48人。平均下來，已經無法滿足“三口之家”的標準了。

也就是説，我國單身人口和無孩家庭的比重，比以往提高了許多。2018年，我國的單身成年人口高達2.4億人，其中有超過7700萬成年人是獨居狀態，預計到今年，這一數字會上升到9200萬。

民政部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結婚登記數據為813.1萬對，這是繼2019年跌破1000萬對後，再次跌破900萬對的大關。同時，這也是2003年以來的新低，僅為最高峯2013年的60%。

除開現代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轉變的大背景，一個關鍵性因素還是現在生活壓力太大、生活成本太高。大部分青年仍需要花費絕大部分精力和收入，去維持和獲取更好的經濟條件、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

而關於生娃這件事，除去孩子簡單的衣食開銷，還有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養孩子的每一個階段都開銷不小，換句話説就是：生的起，養不起；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三孩政策出台後，社交媒體上網友表達出的生育意願也並不強烈。

“國家雖然允許生三胎，但我們自己並不想再生，而且一孩甚至都不想要，更何況還是三孩？”

在相關調研問卷中，有觀點甚至認為，“什麼樣的人才能生三個孩子？必須得是富人，生三孩那才是財富的象徵！”

新生代父母的育兒困境

艾媒諮詢日前發佈的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90後佔母嬰羣體的比例達52.9%。如今，90後羣體接過了生育棒。新一代的年輕父母，整體上文化層次並不低，物質條件也遠勝上一代，但在育兒問題上，似乎比自己的父母輩要焦慮、手足無措得多。

育兒焦慮的產生與社會環境的鉅變息息相關，當代社會中的競爭壓力、階層晉升、教育公平等方方面面，無不刺激着新一代父母的神經，生育率下降同樣也反映出了我國年輕夫妻所面臨的“育兒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出現急劇轉型，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巨型的市場催生出了遠超一流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崗位，而我國人均GDP世界排名仍在50名開外，地區發展水平差異逐漸拉大，這也意味着我國的大城市會更具吸引力。

因此，年輕人不斷湧入大城市，去追求更高的學歷、耗費更多的精力來博一個“好未來”，這也導致了一種競爭式的育兒文化。因為，無論是對下一代子女“向上的期盼”，還是“防止跌落”的擔憂，都會讓競爭加劇，大城市的生存難度也會變得更高。

時至今日，高考依舊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如果沒有高考，分數外的競爭更會是難以想象的激烈，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許永無出頭之日。於是，高考順理成章的成為“捷徑”，是無數家庭為之不斷競爭的目標。

此前，大部分家庭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級路徑是從購買學區房開始。好的學區房能讓孩子上個好小學，之後再一路課外補習，確保孩子成功升上高中、考上一本及以上大學，畢業以後再參加公務員和國企考試，得到一份正規且穩定的工作。

而我國大城市有限的財政和公共服務，卻難以滿足大量新流入人口的需求。買房難、建檔難、就醫難、入托難、上學難等問題也就不斷凸顯。

很簡單，有限的資源被過度競爭，就會陷入內卷。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是競爭式育兒文化最鮮明的表現，每位父母都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給孩子最好的教育。因此，子女教育的經濟總投入則越來越成為不容小覷的大問題，校外培訓班也越來越成為新生代父母難以承受的養育之重。

現在雙減之後，課外班競爭的發力點則轉移到了各類興趣班上。“別人都在學，不學怕落後”是眾多家庭報班的重要原因，體育藝術類培訓課程也隨之瘋狂漲價。

在社交媒體上家長曬出來的“精英教育”賬單裏，少兒級別的冰球訓練一節課450元，一週上課4至5次，一個月下來單學費就要8000多元，除此之外，各類樂器的學習也少不了。

而在網上流傳廣泛的“中國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裏，北上廣深的養娃成本更是早已超過了200萬。

除了全國範圍內的人口向發達地區集中，各省內也同樣存在人口向相對發達城市集中的趨勢，因此中西部大城市對教育的“軍備競賽”，也不比一線城市輕鬆多少，京滬羣眾們擔心的問題，在小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父母平時省吃儉用，但面對孩子大幾千的課外班費用時，卻絲毫沒有猶豫。

除開佔大頭的教育費用，養育子女的醫療支出也是一筆不小的經濟負擔，養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更是加大了家庭總體消費支出。

“不當家不知柴米油鹽貴，不養娃不知養娃成本高”——這大概是每位新生代父母的煩惱，養娃的高支出也讓孩子被形象的戲稱為“四腳吞金獸”和“行走的碎鈔機”。

此外，隨着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劇，很多年輕家庭都面臨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家庭的負擔也會進一步加重。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在二胎三胎的討論裏，很多父母都表示堅決不再生了，除開養娃的高成本，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育兒難”。 俗話説“生孩子容易，養孩子難”，養一個已經太累了，身心俱疲，養不動第二個，更別説三胎了。

在孩子出生後，首先擺在新手父母面前的第一大問題是：孩子誰來帶？

在我國大部分家庭的經濟條件下，都需要夫妻二人共同工作，才能維持生活質量，但如果兩個人都上班的話，就會面臨孩子無人看管的問題。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辦法就是由家中的長輩帶——老人天天在家不用上班，正好可以幫忙帶帶孩子。

然而，在不同生活背景下成長、具有不同知識體系的兩代人，不可避免地會存在育兒觀念的衝突，反而會新增更多的家庭矛盾。

雖然老人帶娃有缺點，但家中有長輩能來幫忙照看的，也算是幸運的情況，尤其是現在年輕人大部分都選擇離開家鄉，到大城市打拼。很多父母都不放心直接把孩子送回老家，但如果把家中老人接到到城市，則意味着住房需求和生活成本的進一步提高，老人也需要重新適應陌生的生活環境。

嬰幼兒時期過後，對孩子學習和身心健康的引導，不僅會傾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要求家長們掌握好正確的教育方法。而新生代家長在家是孩子父母，在外是承擔着職業使命和社會責任的職場人、社會人，受到角色身份的衝突和時間精力資源限制的雙重掣肘。

日常休閒娛樂和事業發展是青年父母在育兒路上需作出的較大犧牲，其中女性家長的犧牲相對更明顯。《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顯示，中國家長每天花 4.6 小時陪伴孩子，其中女性家長是照料和輔導的主力。

“生育懲罰”是近年來社會關注的重點。生育懲罰，又稱生育代價，是指在勞動力市場中，女性由於生育而對其自身職業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女性都會因為生理和家庭責任的原因，難以在工作上投入與同齡男性相當的時間和精力。

在家庭制約、人力成本、僱主歧視等因素還在加深女性的生育代價的前提下，僅靠單一的產假政策，無法從根本上緩解女性的生育與生產矛盾。

因此，為已婚已育青年制定一整套協調而具有內在統一性的“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是當務之急。

從國際經驗來看，公共政策越早干預生育問題其效果越好，且各國幾乎都採取了多部門“合作治理”手段，也即在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時，往往多種政策多管齊下，政策間相互配合與補充。

在目前階段，我國“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必須是政府、社會、用人單位共同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組合，再配合家庭、個人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以期對破解低生育率之難、化解“育兒貴”“育兒難”之困，發揮政策組合拳之功效。

從國家政府層面上，制定並實施“三假兩補一優惠”制度，即：延長產假制度、二孩附加產假制度、延長父親帶薪陪護產假制度，同時針對新生兒家庭的現金補貼制度、租房住房補貼制度，以及面向新生兒家庭的税務優惠制度。

從用人單位層面，對有生育責任的女職工在績效考評、職稱評審、職位晉升等方面，不能採取區別對待甚至歧視的措施，在懷孕、哺乳、入托等特殊時期，應適當增加彈性工作時間安排，允許特殊情況之下的遠程上班等等。

從家庭和個人層面，要調動家庭可利用資源，如爭取隔代照料，夫妻互相協調，分階段合理安排個人職業發展目標，預留精力時間等資源空間，以圓滿完成子女養育的社會責任。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讓新生代父母面對育兒問題不再焦慮、緊張，才能使其真正釋放生育意願，促進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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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網：《韓國2020年出生人數創新低 人口首現負增長》https://news.cctv.com/2021/01/03/ARTIftVXu2yLvkQTEQzO6fQg210103.shtml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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