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中國史與世界史：共同的底色_風聞

章清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文史研究院教授

有着共同“底色”的中國史與世界史何以漸行漸遠？參加中國史、世界史的“對話”，首先想到的便是這樣的問題。將二者強分，本不合適，即便分別追蹤各自的歷史，亦可發現此二者是在晚清共同開始學科化知識的建構。發掘中國史與世界史“共同的底色”，或能進一步看清，割裂的中國史與世界史，對於中國史學的發展存在諸多負面影響：中國史不便更好分享各國的史學研究及相關理論，世界史則難以如歐美及日本的中國史（對於它們是各自的“外國史”）形成自具特色的學術傳統。加強兩者的溝通與對話，於中國史學的成長大有裨益。

文明溝通催生了中外歷史“合和”，

瞭解可資對比的“他者”

兩種文明相遇，其意義往往展現為瞭解到另一空間與時間維度的“他者”。中外歷史之“會通”，也有助於尋求彼此的理解之道，並解決自我“認同”問題。正是這樣的“會通”，暴露出各文明的歷史書寫，一開始往往各自立足於“我族中心主義”來認知“他者”。恰似當下我國史學現狀：中國史不講外國；世界史沒有中國。即便有些許內容，也是置於各自的“歷史”架構中去認識。

有着悠久歷史書寫傳統的中國，歷代大多以“列傳”或“志”的形式，介紹周邊民族乃至國家的歷史與文化。除依從中國之紀年方式外，還衍生出文明發展程度的判定。杜佑《通典》已有“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的看法，無非是強調“中華”與“夷狄”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晚清一開始也是將西史納入朝代史的架構認識，將西人/西事比附於中國之歷史人物/史事。如夏燮的《中西紀事》，就有“佛郎西興於唐，英吉利興於宋”的表達。

彼時來華西人則秉持神學史觀以實現中西曆史的“合和”。1833年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分11次刊登的《東西史記合和》，即致力於“較量東西史記之合和”。該文分為上下兩欄排列，上為中史，下為西史。以“洪水之先”分別敍述“漢土帝王歷代”“西天古傳歷記”，自然透露出深意。隨後，西史之編纂體例也被引入中國，最突出的是將歷史演化劃分為古、中、近三個時代。1882年編譯出版的《萬國通鑑》一書，按“東方國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分為四卷，也大有意味。“東方國度”沒有像西史那樣區分為不同的“世代”，未嘗不是指明“東方國度”還沒有進到“近世代”。

文明相遇開啓中外歷史“合和”，為的是把各自的歷史都納入同一時間座標軸，其影響並不限於史學。晚清士人普遍感受到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多少也是較量中西曆史的結果，郭嵩燾的覺醒就表現在其真切認識到以“地球縱橫九萬里皆為夷狄”並不妥當。使中國受到刺激的，不僅是作為“強國”的“他者”，也包括“弱國”，尤其是“由弱轉強”的例證。所謂“借鏡於人國，自同洲之國始”，這也使東亞範圍內的日本、朝鮮成為重要的“他者”。商務印書館1904年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就在傳遞這樣的意思：“觀於日本，吾國人可以興也。”

“中史”“西史”對話，

奠定了“共同的底色”

中西曆史之“會通”，也促成“中史”“西史”的對話。其影響所及，對於中國歷史的闡述，無論是歷史事件還是人物，都開始有了外國史這一參照，而且往往以“中史”比附“西史”。而中國的世界史也在成長，無論是古代文明史、近代史還是各大國史，尤其是對若干歷史事件及人物的評説，都開始有了中國人的聲音。

當日之“史學”，在中外溝通中也扮演着特別角色。在“歷史”中尋求富強之道，維繫文明的優越感，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受“中體西用”論影響，晚清明確區分了“中史”與“外史”（或“西史”）。無論是科舉改制，還是開辦新式學堂，“中史”與“西史”都佔據重要位置，從中即可窺見晚清如何結合“西史”重新認識“中史”，改變了“中國史”的“講法”。而中國有關“世界歷史”的認知，也開始有了立足於“本土”的知識積累，構成中國“世界史”之濫觴。

無論“中史”還是“西史”，都因此有了諸多“發明”。“中史”受“西史”的影響，更為重視追溯歷史之盛世，總結歷代改革之經驗得失；最突出的是，一些被歷史塵埃掩埋多年的各色人物又重新躍上歷史舞台，令人感嘆於“幾多古人之復活”。有關“西史”的問題，更是將當時中國關心的問題投射於國外歷史，如富強之由、治理之方及長治久安之道等。一則問策寫道：“俾思麥可方中國何人？試以古事比附之。”這是當日會通中西曆史時典型的提問方式，將西人、西事置於中國歷史的背景中加以認識，甚至將中國之現實處境與歷史上的西方相類比。梁啓超就有這樣的企盼：20世紀之中國能夠經歷19世紀歐洲那樣的變革。

正是這樣的對話，奠定了中國史、世界史“共同的底色”。影響最大的，約有兩端：其一是“新名詞”之入史，中史、西史有了共同“話語”；其二是將中外歷史皆納入“普遍歷史”，確立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等二元架構。

“新名詞不能不撰”，也是文明溝通的產物。史學中出現的新名詞，則涉及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描繪“過去”；書寫歷史“話語”之轉向，通過“新名詞”之“入史”展現出來。《新世界學報》一篇討論“中國歷史”的文章，就表彰孔子為“吾中國之大政治大哲學家也”。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章節目錄，也不乏“政治”“宗教”“權利”“義務”“財政”“工藝”“美術”等“新名詞”。此亦表明當時對於中國歷史上的人與事，已通過各種“新名詞”重新敍述。

歷史書寫中充斥各種“新名詞”，還主要來自“東瀛”（源頭自然在西方），也曾遭到嚴厲指責。彭文祖《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甚至認定“新名詞”之“為鬼為祟，害國殃民”，實啓“亡國亡種之兆”。到民國時期，對此也不乏爭論。1923年錢玄同就仍有改“意譯”為“音譯”的主張，甚至對“文藝復興”都主張以“音譯”的方式表述。1926年傅斯年與顧頡剛討論古史，則提出用“新名詞”指稱“舊事物”是否合適的問題。20世紀20—30年代圍繞中國社會性質發生的論辯，也透露出各方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的認知存在嚴重分歧。胡適就撰文提出：今日中國之危機，正體現在“只是抓住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變戲法”。言下之意，以“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帝國主義”指稱“中國”未必合適。錢穆的《國史大綱》也指出：“近人率好言中國為‘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

“新名詞”之“入史”，不僅涉及史學編纂的問題，接納上述對歷史進行定性的“新名詞”，意味着將中西曆史納入相同的時間序列。將中國納入“普遍歷史”，究其實質，是認同西方社會的演進代表人類“普遍”的發展模式。

梁啓超《中國史敍論》即道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編寫歷史，雖稍嫌“武斷”，卻只能“權宜”為之。他也按照“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劃分中國歷史，並分別命名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稍後梁又按照下列四個階段劃分中國歷史：（1）“野蠻自由時代”（黃帝以前）；（2）“貴族帝政時代”（自黃帝至秦始皇）；（3）“君權極盛時代”（秦始皇至清乾隆）；（4）“文明自由時代”（清乾隆至現在）。他明確表示：“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按照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將中國史分為“三大期”，認為此可以解決“中學無途轍”的問題，只要“不隨朝而舉”，“則不覺繁重矣”。

“斷世”逐漸替代以往之“斷代”，更直接的影響則來自日本。按照周予同的分析，“這類書影響於中國史學界較早而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兩書”。當中國開展新式教育時，所採用教材多來自日本，“中外史學”一門，尤其突出。直至“五四”時期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如傅斯年評述的，仍“概以桑原氏為準，未見有變更其綱者”。

對於將中國納入“普遍歷史”，同樣有質疑之聲。嚴復與章太炎圍繞《社會通詮》一書就發生激烈爭辯。嚴復接受“始於圖騰，繼以宗法，而成於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並推斷中國也是由宗法而漸入軍國。章太炎卻提出了不同看法，指明此書“不足以懸斷齊州之事”，“皮傅其説”的嚴復並不瞭解中國。基於同樣的考量，章也曾譏斥主張“西學源出中國”的王仁俊，以及以“三世”仰攀“進化論”的康有為，直指強行將中西納入所謂“類例”，“何其迂闊而遠於物情耶”。

“五四”時期也曾演出相似的一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強調文化的發展有一定律則，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各有不同的特點及成因。梁氏對文化差異性的辨析，受到胡適的批駁。在胡那裏，各民族文化所表現的，“不過是環境與時間的關係”，如以歷史眼光觀察文化，“只看見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的不同”。胡適將東西文化的區別歸於歷史步調的差異，認同的是“普遍歷史”與進步理念。這也是當時主流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成長，尤其是以“五種社會形態”描繪中國的歷史進程，同樣是將中國納入“普遍歷史”的結果。接受這樣的“普遍歷史”，也就確立了中國歷史的未來，使歷史有了“目的”。

加強中國史、世界史的對話，

探索可能的突破

梁啓超20世紀初嘗言：“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似乎中西史學之“會通”，最不成問題。一百多年過去了，問題卻愈發凸顯出來。上述種種，皆是“西史”影響“中史”的體現，至今仍未改變。對此，何偉亞（James L. Hevia）已經點出問題的癥結，指出中國史家重新審視中國的過去，主要體現在接受時間觀念和組織分類，並運用“西方”話語解釋中國之“落後”，“與從前存在於中國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

不必諱言，至今仍影響着中國史學發展的，正是這些構成中國之中國史、世界史的“共同的底色”。而如何超越“在中國發現歷史”，“發現在中國的歷史”，也成為當代史家需要面對的問題。改變“沒有中國的世界史”，或許即是可能的“下手處”。畢竟一旦書寫涵蓋中國史的世界史，就需要解決書寫範圍、編纂體例、時代安置等問題，“話語”也不例外。加強中國史、世界史對話，既有助於共同檢討晚清以降影響中國歷史書寫的諸多因素，也有裨於探索可能的突破。

晚清出現的“萬國史”之內的著作，不少已是包含中國的世界史。只是這些著作以編譯居多，而且明顯受“泰西史例”影響。岡本監輔所著《萬國史記》即表示，“文雖用漢字，其體反仿泰西史例”，甚至道出，西史分稱三古——上古、中古、近古，可以“明古今明暗之別”；這樣的“世運歲進”，乃萬國常態，“與地球始終者矣”。以“世界歷史”為名的論著，還試圖解決世界史、中國史如何平衡的問題。1914年徐匯公學印行的《世界歷史課本》，系史式微（Joseph de la Servière）譯自法國教材。考慮到“此書原本於遠東之事嫌其太略，於中古及近世史內間有數節為中國學生所不必讀，即讀之亦無甚大益，則為之參酌考訂，略者詳之，蕪者節之”，於是史氏做了“減法”與“加法”。上古史部分，“補錄遠東各國史”；“今世史”下，也補充了涉及中國的內容。

什麼時候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國史”不在“世界史”書寫中，不是這裏可以辨析的。不管怎樣，撰寫包括“中國史”之“世界史”，一直是中國史家關心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吳廷謬已提出“建立世界史的新體系”的問題，何茲全1984年更是明確主張“我們需要包括中國史的世界史”。吳於廑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曆史》撰寫的“世界歷史”，更是引發學界“熱議”。具體到“世界通史”撰寫，也在陸續發生變化。週一良、吳於廑1962年主編多卷本《世界通史》，沒有涉及中國史，只在各卷末尾加入“中外關係”的章節。吳於廑、齊世榮主編六卷本《世界史》，齊世榮主編四卷本《世界史》，則均包括中國史的內容。只是，這樣的努力顯然還不夠，中國史研究者即很少論及此。

歷史學三個一級學科的劃分，對於解決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漸行漸遠，更增添了難度。越來越多的高校在開設考古學專業、世界史專業，也衝擊着原本按照“歷史學”進行的培養模式。樂觀的面向也不是沒有。“外國史”儘可以存在，但稱之為世界史，則必須包括中國史，已成為越來越多史家的共識。難度在於，如何確立合適的書寫範圍。194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谷城所著《世界通史》，已明確提出“世界通史並非國別史之總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整體的世界史觀”也引起熱議。但一般認為公元1500年以後，世界才形成一個整體。馬克思也強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明顯是將“世界歷史”與“近代世界的誕生”聯繫在一起。為此也有人擔憂，如堅守“整體的世界史觀”，很可能導致“世界歷史”被簡化甚至矮化為“世界近代史”。

拋開“世界”這一概念可能造成的歧義，按照“全球史”的架構重新尋求“歷史研究的單位”，或許更便於解決如何同時納入中國史、世界史的問題。當初湯因比撰寫《歷史研究》，首先解決的正是“歷史研究的單位”。湯氏認為“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一般範圍，大大限制了歷史學家的眼界，因此主張把歷史現象放到“文明”這一更大的範圍加以考察。“歷史研究的單位”，可以放大，也可縮小，引入“全球史”的架構，更能使歷史書寫遊刃有餘。世界史學者對此也多有思考，如劉新成發表《全球史觀與近代早期世界史編纂》等論文，肯定全球史開闢了考察世界歷史的新視角、新框架。基於此，中國學者撰寫出“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或涵蓋“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全球史”，應該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