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記憶 | 外交官心目中的老師是這樣的(上)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11-22 13:41
人物簡介 /profile
周曉沛,曾任中國駐俄羅斯使館公使,駐烏克蘭、波蘭、哈薩克斯坦特命全權大使。現任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老朋友理事會主席。
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此話可能説得有點兒過重,但本人一輩子的親身受益體驗,深感老師就是老師,永遠都是學生的恩人和楷模。
令人敬畏的小學先生
我出生在浙江樂清大荊鎮一個農村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也盼望兒子能進城唸書出人頭地。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作家,最愛聽鎮上説書人講《水滸傳》《封神演義》,也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不過,無論升學過程還是成長道路,都並非一帆風順,這恰恰磨練、激勵了自己。回過頭來看,倘若沒有老師一路上的辛勤栽培、教育和扶持,恐怕誰都很難真正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材。

大荊古鎮
解放初期,農村學校的條件很差,校舍就是舊廟宇,桌椅板凳都是臨時拼湊的。1952年,我進大荊小學讀書,先在娘娘廟,後來搬到關帝廟、城隍廟,幾年間一共換了五個地方。教書的先生(那時興這種叫法),倒是鄉下頗有名望的秀才,對學生的要求相當嚴厲。
記得我們的算術先生姓張,總是穿着一件打補丁的灰色長衫,上課時發現誰開小差,馬上走到面前敲兩下桌子,大夥兒一下子也都老實了;對違反紀律的,則要打板子並罰站牆角,我也曾領教過一次。

石門潭畔新村
班上考試時,我幾乎每次都第一個交卷,先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就這樣開導説:“不要老想搶先去交卷子,答完題後仔細檢查一遍再交也不算晚。” 從此我改了這個毛病,後來還領悟到這裏講的是凡事不要逞能冒頭的道理。當張先生抽着煙斗、風度翩翩地走在大街上時,村民們無不高山仰止,一片肅穆。
2006年退休後回老家探親,我想去看望同村的張先生。我大哥説,他抽煙太多,前兩年得肺癌走了。我心裏一陣悲涼,50多年前張先生那令人敬畏的形象又浮現在腦海中。
老師鼓勵為母校爭光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區第一名。但因家庭出身問題,未能進入公立的大荊中學,而被分配讀民辦,這使我幼小的心靈受到打擊。在開學典禮上,葉校長強調民辦中學是“大躍進”中的新事物,實行半工半讀,自力更生,完全可以辦好。班主任張荷蓮老師兼教化學,但我不太喜歡化學,她讓我從語文課代表改任化學課代表,並説“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課堂上班主任要求很嚴,平時像慈母般體貼,對來自貧困山區的孩子總是噓寒問暖。有一次全校文藝匯演,她親自給我們化妝,一個個畫了紅臉蛋兒,男生都高興壞了。學校就在海邊,為了改善我們的伙食,週末老師帶着下海逮魚捉蟹,然後就是大會餐,各種海鮮應有盡有,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頓。
記得民中的同學大多要求上進,學習十分刻苦。老師也鼓勵我們,爭取在全縣統考競賽中能有好成績,為學校爭光。隨着教學逐步規範,上課時間增加了,每天也都要上晚自習。教室裏沒有電燈,我們每人都準備了一盞小煤油燈,經常學習到深夜。
讀完初二後,根據上級通知,民中停辦。我們年級共有四個班,只有一個班合併到大荊中學的名額,老師們也都不知道自己的歸宿去向。最後離別那天,全校師生集中在操場上,校長表情凝重,含淚宣讀有關整頓民辦中學的通知,並宣佈合到大荊中學的名單。這一次很僥倖,我有機會繼續上學,但看到許多同學不得不輟學,心裏十分難過。
1960年,在大荊中學只讀了一年書,對我來説卻至關重要。因為這裏師資條件好,教學專一嚴謹,我是一年當作兩年用,不僅補全了初中該學的知識,而且為下一步升學打下了基礎。

2016年是大荊中學60週年校慶,蔣堅祿校長邀請我回故鄉參加慶典活動,併為母校題詞。我的字不好,但出於感恩之情,欣然提筆寫了幾句,表達對母校的懷念及期待,希望年輕校友青出於藍,更有追求,更有夢想,為母校爭光,為家鄉爭光,為祖國爭光。我還給母校圖書館寄去了一本簽名回憶錄《大使札記:外交官是怎樣練成的》。
決定一生命運的一改
1961年考高中還算幸運,我以“備取生”名義進入雁蕩中學。該校位於層巒疊嶂、風景秀麗的世界地質公園雁蕩山之中。雁蕩史稱“東南第一山”,有“寰中絕勝”美譽,可謂鍾靈毓秀之地,宜於攻書習文。
由於對備取二字理解有誤,還鬧了笑話。開學時我沒敢去學校,而一直在家裏着急地等候通知遞補。過了一個星期,學校捎口信來問,為什麼不去報到?我趕緊跑到學校去,老師沒有責怪,而是笑着説:“備取與正取一樣,不存在什麼候補的問題。”後來搞清楚了,我們幾位備取的學習都不錯,也只是家庭出身差一點,才有所區別。
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陰影,我決心在學習上力爭更出色。每天晚自習結束熄燈後,我就拿出初中時用過的小油燈,再多學一個小時。我腦子並不聰明,無非是笨鳥先飛。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違反校規而挨批。
那是剛開學不久,因天熱我穿着小背心和短褲,踏着一雙木板拖鞋“呱噠呱噠”地去教室上晚自習。結果被素以嚴格管理聞名的教導主任幹祥球老師發現,他讓立即脱下拖鞋,並進行了訓誡。我檢查認錯後,光着腳丫跑回寢室換上布鞋。在返回的走廊上又碰見老師,他見我很緊張,就説沒事了,只要改正就好。從此,我懂得了要注意處處自律。

圖為1964年雁蕩中學畢業師生集體合影
1964年高考,我竟“蒙上”了北大。當時,不知天高地厚,貿然填寫了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和杭州大學“五大志願”。填完志願後,我感到心滿意足,又覺得沒把握,特地去請教語文老師。朱天壽老師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教學有方,為人樸實,深受學生愛戴。正是他勉勵我考文科,並對作文進行個別輔導。
朱老師看了我的志願表後説:“嗯,這五所大學都很好。不過,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該排在復旦前面。”我當即改了過來,北大成了第一志願,三個專業的順序是中文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和國際政治系。有人曾問過我,為什麼選擇這幾個專業?那是憑感覺隨意挑的,其中對國際政治壓根兒沒什麼概念,後來卻成了我的終生職業。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改可決定了我今後一生的命運。

圖中第二排右5-8為鄭聖道、鄭遜華、章近漢和朱天壽老師。
時隔42年之後返回雁蕩母校參加同學會,我與朱老師重逢,又提起當年填寫高考志願這段經過。老師説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但我一直記在心中,並特意將萬里迢迢從國外帶回的一個水晶玻璃花瓶送給恩師。同學會聊天時,我曾詢問鄭遜華校長有關當年備取生的含意。他解釋説,那年按規定只招收一個班,而考生很多,相當於十取一,學校想了個變通辦法,以備取生名義多招了5名。
在我印象中,他德高望重、温文儒雅,據説在“運動”中為了保護免受批鬥,幾個學生曾專門帶他一起到外地四處“串聯”。鄭校長現住杭州,每次我們班同學會都有請必到。數學老師鄭聖道談到一個愛好令人動情,就是他退休後繼續關注學生的動向,包括電視、報刊上的相關報道和文章,他都要設法收集剪報,在家裏書架上存了一大摞。至於語文老師,迄今仍是我的寫作導師。

第一部外交回憶錄《中蘇中俄關系親歷記》完稿後,我給朱老師打電話,請求像當年修改作文那樣斧正潤色。他二話沒説,就接受了我這個學生交給的任務,並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外交,這也是一次學習機會。每修改完一部分稿件寄回後,他都要打長途電話與我進行交流溝通,並叮囑改動之處僅供參考。
螞蟻啃骨頭精神
進了北大俄語系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的實際成績還未達到學校錄取分數線。據告,當年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求北大、清華等重點高校適當降低點門檻兒,多招收一些工農子弟。開學上俄語課時,老師讓每個同學都朗讀一段課文,進行摸底測試。我發覺自己的俄語水平與其他同學相比有很大差距,心裏非常着急和不安。

圖為2006年作者和語文、俄語老師合影留念
下課後,老師安慰我説不要緊,她教過許多南方學生,什麼樣的口音都能糾正過來。她還指出:“農村孩子學習條件差,目前成績可能比不上城裏的學生,但天資不見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趕上。”老師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每當回憶起這一情景,總是心潮澎湃,激勵自己好好讀書,不負厚望。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起點。

圖為陳君華、萬寧老師
這位老師兼班主任叫陳君華,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先生的外孫女。她愛逗笑,能關心人,和藹可親。按老師的要求,我買了一面小鏡子,經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樓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圍沒人,照書上的口型對着鏡子大喊大叫。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我終於把32個俄文字母的發音一個個地正了過來。
開學典禮時,俄語系主任曹靖華教授給新生做報告。他強調:“學外語,要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才能學好、學紮實。”這幾句話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腦子裏,成了我的座右銘。記得在第二學年開課不久,我在六院的走廊裏碰見曹老。當時我正在背單詞,他眯着眼睛,用俄語問:“小夥子,學得怎麼樣?”我用俄文回答:“很吃力。”然後,用中文補充了一句:“但我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曹老滿意地笑了,並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北大不愧為最高學府,其學習風氣之濃重,學術氛圍之深厚,思潮流派之活躍,就是不同一般。然而,平平靜靜地學習不到兩年,隨着全國政治氣候的變化,校園內掀起陣陣狂風惡浪。在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裏,我這個全靠國家助學金生活、一心想報答黨和人民恩情的寒門學子,內心充滿矛盾和彷徨。
在這兒不能不交代一下,我違心地寫過大字報,批判曹靖華主任鼓吹“白專道路”、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儘管也指出他還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翻譯了《鐵流》等革命文學名著,他寫的散文集《花》也不能説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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