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記憶 | 外交官心目中的老師是這樣的（上）_風聞

人物簡介 /profile   

周曉沛，曾任中國駐俄羅斯使館公使，駐烏克蘭、波蘭、哈薩克斯坦特命全權大使。現任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老朋友理事會主席。

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此話可能説得有點兒過重，但本人一輩子的親身受益體驗，深感老師就是老師，永遠都是學生的恩人和楷模。

令人敬畏的小學先生

我出生在浙江樂清大荊鎮一個農村鞋匠家庭。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也盼望兒子能進城唸書出人頭地。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作家，最愛聽鎮上説書人講《水滸傳》《封神演義》，也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不過，無論升學過程還是成長道路,都並非一帆風順，這恰恰磨練、激勵了自己。回過頭來看，倘若沒有老師一路上的辛勤栽培、教育和扶持，恐怕誰都很難真正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材。

大荊古鎮

解放初期，農村學校的條件很差，校舍就是舊廟宇，桌椅板凳都是臨時拼湊的。1952年，我進大荊小學讀書，先在娘娘廟，後來搬到關帝廟、城隍廟，幾年間一共換了五個地方。教書的先生（那時興這種叫法），倒是鄉下頗有名望的秀才，對學生的要求相當嚴厲。

記得我們的算術先生姓張，總是穿着一件打補丁的灰色長衫，上課時發現誰開小差，馬上走到面前敲兩下桌子，大夥兒一下子也都老實了；對違反紀律的，則要打板子並罰站牆角，我也曾領教過一次。

石門潭畔新村

班上考試時，我幾乎每次都第一個交卷，先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就這樣開導説：“不要老想搶先去交卷子，答完題後仔細檢查一遍再交也不算晚。” 從此我改了這個毛病，後來還領悟到這裏講的是凡事不要逞能冒頭的道理。當張先生抽着煙斗、風度翩翩地走在大街上時，村民們無不高山仰止，一片肅穆。

2006年退休後回老家探親，我想去看望同村的張先生。我大哥説，他抽煙太多，前兩年得肺癌走了。我心裏一陣悲涼，50多年前張先生那令人敬畏的形象又浮現在腦海中。

老師鼓勵為母校爭光

1958年考初中，我得了全區第一名。但因家庭出身問題，未能進入公立的大荊中學，而被分配讀民辦，這使我幼小的心靈受到打擊。在開學典禮上，葉校長強調民辦中學是“大躍進”中的新事物，實行半工半讀，自力更生，完全可以辦好。班主任張荷蓮老師兼教化學，但我不太喜歡化學，她讓我從語文課代表改任化學課代表，並説“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課堂上班主任要求很嚴，平時像慈母般體貼，對來自貧困山區的孩子總是噓寒問暖。有一次全校文藝匯演，她親自給我們化妝，一個個畫了紅臉蛋兒，男生都高興壞了。學校就在海邊，為了改善我們的伙食，週末老師帶着下海逮魚捉蟹，然後就是大會餐，各種海鮮應有盡有，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頓。

記得民中的同學大多要求上進，學習十分刻苦。老師也鼓勵我們，爭取在全縣統考競賽中能有好成績，為學校爭光。隨着教學逐步規範，上課時間增加了，每天也都要上晚自習。教室裏沒有電燈，我們每人都準備了一盞小煤油燈，經常學習到深夜。

讀完初二後，根據上級通知，民中停辦。我們年級共有四個班，只有一個班合併到大荊中學的名額，老師們也都不知道自己的歸宿去向。最後離別那天，全校師生集中在操場上，校長表情凝重，含淚宣讀有關整頓民辦中學的通知，並宣佈合到大荊中學的名單。這一次很僥倖，我有機會繼續上學，但看到許多同學不得不輟學，心裏十分難過。

1960年，在大荊中學只讀了一年書，對我來説卻至關重要。因為這裏師資條件好，教學專一嚴謹，我是一年當作兩年用，不僅補全了初中該學的知識，而且為下一步升學打下了基礎。

2016年是大荊中學60週年校慶，蔣堅祿校長邀請我回故鄉參加慶典活動，併為母校題詞。我的字不好，但出於感恩之情，欣然提筆寫了幾句，表達對母校的懷念及期待，希望年輕校友青出於藍，更有追求，更有夢想，為母校爭光，為家鄉爭光，為祖國爭光。我還給母校圖書館寄去了一本簽名回憶錄《大使札記：外交官是怎樣練成的》。

決定一生命運的一改

1961年考高中還算幸運，我以“備取生”名義進入雁蕩中學。該校位於層巒疊嶂、風景秀麗的世界地質公園雁蕩山之中。雁蕩史稱“東南第一山”，有“寰中絕勝”美譽，可謂鍾靈毓秀之地，宜於攻書習文。

由於對備取二字理解有誤，還鬧了笑話。開學時我沒敢去學校，而一直在家裏着急地等候通知遞補。過了一個星期，學校捎口信來問，為什麼不去報到？我趕緊跑到學校去，老師沒有責怪，而是笑着説：“備取與正取一樣，不存在什麼候補的問題。”後來搞清楚了，我們幾位備取的學習都不錯，也只是家庭出身差一點，才有所區別。

為了抹去“矮人一等”的陰影，我決心在學習上力爭更出色。每天晚自習結束熄燈後，我就拿出初中時用過的小油燈，再多學一個小時。我腦子並不聰明，無非是笨鳥先飛。至今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曾因違反校規而挨批。

那是剛開學不久，因天熱我穿着小背心和短褲，踏着一雙木板拖鞋“呱噠呱噠”地去教室上晚自習。結果被素以嚴格管理聞名的教導主任幹祥球老師發現，他讓立即脱下拖鞋，並進行了訓誡。我檢查認錯後，光着腳丫跑回寢室換上布鞋。在返回的走廊上又碰見老師，他見我很緊張，就説沒事了，只要改正就好。從此，我懂得了要注意處處自律。

圖為1964年雁蕩中學畢業師生集體合影

1964年高考，我竟“蒙上”了北大。當時，不知天高地厚，貿然填寫了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和杭州大學“五大志願”。填完志願後，我感到心滿意足，又覺得沒把握，特地去請教語文老師。朱天壽老師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教學有方，為人樸實，深受學生愛戴。正是他勉勵我考文科，並對作文進行個別輔導。

朱老師看了我的志願表後説：“嗯，這五所大學都很好。不過，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該排在復旦前面。”我當即改了過來，北大成了第一志願，三個專業的順序是中文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和國際政治系。有人曾問過我，為什麼選擇這幾個專業？那是憑感覺隨意挑的，其中對國際政治壓根兒沒什麼概念，後來卻成了我的終生職業。萬萬沒有想到，這一改可決定了我今後一生的命運。

圖中第二排右5-8為鄭聖道、鄭遜華、章近漢和朱天壽老師。

時隔42年之後返回雁蕩母校參加同學會，我與朱老師重逢，又提起當年填寫高考志願這段經過。老師説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但我一直記在心中，並特意將萬里迢迢從國外帶回的一個水晶玻璃花瓶送給恩師。同學會聊天時，我曾詢問鄭遜華校長有關當年備取生的含意。他解釋説，那年按規定只招收一個班，而考生很多，相當於十取一,學校想了個變通辦法，以備取生名義多招了5名。

在我印象中，他德高望重、温文儒雅，據説在“運動”中為了保護免受批鬥，幾個學生曾專門帶他一起到外地四處“串聯”。鄭校長現住杭州，每次我們班同學會都有請必到。數學老師鄭聖道談到一個愛好令人動情,就是他退休後繼續關注學生的動向，包括電視、報刊上的相關報道和文章，他都要設法收集剪報，在家裏書架上存了一大摞。至於語文老師，迄今仍是我的寫作導師。

第一部外交回憶錄《中蘇中俄關系親歷記》完稿後，我給朱老師打電話，請求像當年修改作文那樣斧正潤色。他二話沒説，就接受了我這個學生交給的任務，並謙遜地表示他不懂外交，這也是一次學習機會。每修改完一部分稿件寄回後，他都要打長途電話與我進行交流溝通，並叮囑改動之處僅供參考。

螞蟻啃骨頭精神

進了北大俄語系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的實際成績還未達到學校錄取分數線。據告，當年周恩來總理指示，要求北大、清華等重點高校適當降低點門檻兒，多招收一些工農子弟。開學上俄語課時，老師讓每個同學都朗讀一段課文，進行摸底測試。我發覺自己的俄語水平與其他同學相比有很大差距，心裏非常着急和不安。

圖為2006年作者和語文、俄語老師合影留念

下課後，老師安慰我説不要緊，她教過許多南方學生，什麼樣的口音都能糾正過來。她還指出：“農村孩子學習條件差，目前成績可能比不上城裏的學生，但天資不見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趕上。”老師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每當回憶起這一情景，總是心潮澎湃，激勵自己好好讀書，不負厚望。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個新起點。

圖為陳君華、萬寧老師

這位老師兼班主任叫陳君華，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亞子先生的外孫女。她愛逗笑，能關心人，和藹可親。按老師的要求，我買了一面小鏡子，經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樓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圍沒人，照書上的口型對着鏡子大喊大叫。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我終於把32個俄文字母的發音一個個地正了過來。

開學典禮時，俄語系主任曹靖華教授給新生做報告。他強調：“學外語，要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鍥而不捨，持之以恆，才能學好、學紮實。”這幾句話太深刻了，一下子印到腦子裏，成了我的座右銘。記得在第二學年開課不久，我在六院的走廊裏碰見曹老。當時我正在背單詞，他眯着眼睛，用俄語問：“小夥子，學得怎麼樣？”我用俄文回答：“很吃力。”然後，用中文補充了一句：“但我有螞蟻啃骨頭的精神。”曹老滿意地笑了，並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北大不愧為最高學府，其學習風氣之濃重，學術氛圍之深厚，思潮流派之活躍，就是不同一般。然而，平平靜靜地學習不到兩年，隨着全國政治氣候的變化，校園內掀起陣陣狂風惡浪。在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裏，我這個全靠國家助學金生活、一心想報答黨和人民恩情的寒門學子，內心充滿矛盾和彷徨。

在這兒不能不交代一下，我違心地寫過大字報，批判曹靖華主任鼓吹“白專道路”、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儘管也指出他還是做了一些好事，例如翻譯了《鐵流》等革命文學名著，他寫的散文集《花》也不能説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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