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留學，成了他生命的終結_風聞

當地時間11月18日下午3點，芝加哥大學的洛克菲勒紀念堂內座無虛席，來訪的人大多身着黑色，手捧獻花，輕聲落座。偌大的教堂內，幾個顯示屏在循環放着一個男孩兒的照片，背景音有沉重的音樂，還有此起彼伏的啜泣聲。

男孩兒叫鄭少雄，他西裝革履，面帶微笑的照片正擺在教堂中央，兩旁是學校和同胞們為他獻上的白色花束，以及一隻毛絨熊玩具。

鄭少雄被害時年僅24歲，他來自四川樂山，本科就讀於香港大學，今年剛從芝加哥大學統計學專業研究生畢業，這樣的學霸人生充滿了無限可能，但在子彈出膛的一瞬間，一切都戛然而止。

教堂的鐘聲響起，追悼會開始。芝大校長、教務長、學校教授、中國駐芝加哥副總領事卞志春以及鄭少雄的父母依次發言，緬懷鄭少雄。

鄭少雄的母親李榮沉痛地説：“我最親愛的兒子，我一路流淚、一路思念、一路坎坷，終於來到了芝加哥大學，來到了你追求知識的最高學府。”“媽媽生平第一次出國不是去旅遊觀光，不是去參加你的畢業典禮，更不是參加你的婚禮慶典，而是參加你的葬禮。多麼慘痛的人間悲劇。”

鄭少雄母親在兒子追思會哽咽發言：要求嚴懲兇手，強烈呼籲保護每個留學生的安全

**“在他們口中，我能感受到逝者的優秀，以及對他遭遇的惋惜。但她媽媽發言時，就讓我覺得無論他優秀與否，在親情面前這些都不是那麼的重要。”**在線上觀看了追悼會的芝大計算機碩士一年級的郭同學告訴看世界記者，“雖然我不認識鄭少雄，但我真的也非常非常傷心。可以看得出他和家人的感情非常好，真的非常優秀。”

1

一百美元

把時間拉回到案發當天。

11月9日，芝加哥的寒冷冬日裏迎來了一個難得的晴天。下午兩點左右，鄭少雄走到了海德公園社區東54街900號的一個交叉路口，離他的公寓還剩不到幾百米的距離，離學校的洛克菲勒紀念堂僅有幾個街區。

這時，19歲（有美國媒體稱18歲）的奧爾頓·斯潘開着一輛黑色野馬，身穿黑色連帽運動衫，帶着口罩，在鄭少雄旁邊停下。他下車，走到鄭的跟前，勒令鄭交出他的個人物品。鄭少雄沒有答應，兩人隨後展開了短暫的搏鬥。斯潘很快被激怒，掏出了槍，朝鄭連射好幾發子彈，其中一槍直擊鄭的胸膛。

很快，一名在案發地附近的內科醫生聞聲趕來。他發現鄭已經倒在血泊中，運動衫和T恤都已被血浸透。在救護車到來之前，這名醫生大概做了30次胸外按壓，但依舊沒能挽救鄭的生命。

“我想我來得太晚了，沒能救他。”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告訴《芝加哥論壇報》，“這一切發生得非常快。”

當天，警方在北塞奇威克1400街區內逮捕了斯潘，並在他的夾克裏發現了一把野馬的車鑰匙和兩支已經上膛的槍，其中一把與殺害鄭同學的槍相匹配。伊利諾伊州的檢察官助理阿什莉·羅米託表示，斯潘並沒有攜帶槍支的許可證，他雖然承認槍支是他的，但否認參與了搶劫和殺人。

被控謀殺芝加哥大學學生鄭少雄的男子

檢方稱，斯潘在2019年因持械搶劫和劫車被判“假釋”，當時他還是未成年，並且有“廣泛的未成年法庭歷史”。芝加哥警方稱，斯潘在殺害鄭少雄後，從鄭的隨身物品裏拿走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和一部iPhone，並換取了100美元。

“讓我們想想。”芝加哥警察局警長大衞·布朗説。“為了一百美元，給鄭先生和他家人帶來了無盡的悲痛。這顯示出兇手的厚顏無恥，也凸顯出這些暴力犯罪者必須承擔後果。”

“受害者根本沒有做任何值得被槍殺的事情——完全沒有。”布朗表示，“無論他是掙扎，還是驚嚇，還是回話，他都沒有做任何事來激起這樁滔天罪行。”

11月13日，斯潘被指控一級謀殺、非法使用武器和持械搶劫罪，法官芭芭拉·道金斯下令判處斯潘不得保釋。

11月12日，芝加哥警察局長大衞·布朗宣佈對奧爾頓·斯潘提出謀殺指控

2

“我們是來學習的”

案件發生時，郭同學正在上課。

他先是在Citizen——一個實時安全警報的軟件上看到了附近有人被槍擊的彈窗消息。但他沒太注意，因為這類事件在學校周邊出現過太多次，無非又是附近有黑幫在火拼，他已經感到很麻木了。直到點開微信羣，發現大家都在討論出事的人是中國人後，郭同學才覺得“不會吧，這次是我們的一個同學。”他感到很震驚。

11月10日，芝加哥，鄭少雄的同學和朋友在紀念鄭少雄

“他去世的地方真的就是不應該出事的地方，就是一個我們覺得想象不到會出事的地方。”芝大量化社會學系的研究生李天力告訴看世界記者，當時他先是從朋友口中聽到消息，隨後又在學校發動郵件上看到是“Asian Student（亞裔學生）”，但怎麼也沒想到會是來自中國的國際生。而且由於事發地太靠近學校和居住區，除驚訝外，李天力還感到非常害怕。

對於芝大“臭名昭著”的治安，幾位受訪者都表示來讀書前，都做過一定的調查，也都算是有備而來，畢竟這不是芝大第一次發生類似案件。

芝加哥大學官網的紀念主頁寫道：在人們的記憶中，範軼然是一位傑出的研究者和同學，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愛戴他（beloved by all who knew him）

今年1月，同樣是來自中國的博士留學生範軼然，在芝加哥街頭遭到一名隨機作案的歹徒槍殺。當時範軼然陪女友看牙醫，便在地下停車場坐在車內副駕駛等待。期間女友發短信給範軼然，但一直沒有回覆，覺得不對勁後，她立即跑到停車場，卻發現範軼然已經渾身鮮血，不省人事。而兇手使用的大口徑.45手槍子彈彈殼，就掉在駕駛座上。

“我當時租了他出事的那個宿舍。”李天力説，但考慮到宿舍的地理位置和條件，他最終沒有換，只是現在每次往地下室走的時候，他都會心裏揪一下，因為會想到幾個月前，有一個很優秀的學長在這裏就被人一槍奪命了。

11月10日，在芝加哥海德公園附近，哀悼者聚集在一起默哀，紀念鄭少雄

來到芝大讀書後，李天力發現了自己在生活習慣上的不少改變。他説：“我出門的時候都會比較小心，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我之前在任何地方也不會考慮，比如説我腦子一般都在想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可能是學術上的，也可能是其他的。但是現在出門之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我要看一看附近有沒有可疑的人，然後天黑之後一般就不會選擇出門了，要麼就直接打車，不會選擇走路。”

在伊利諾伊理工大學（IIT）讀建築系的大四生Jerry也有同感。IIT離芝大並不遠，但因為校園面積小，並且有兩條主幹道穿插在校園內，Jerry甚至感覺在芝大內更有安全感。

“今天我就有收到學校校警的郵件，説學校附近又有槍擊的事件，但好像沒有人受傷之類的。”Jerry告訴看世界記者，這種事情在芝加哥真的太多了，完全已經成為日常性的事件。

學生們聚集在一起，呼籲人們關注最近圍繞芝加哥大學校園的暴力事件（圖源網絡）

“所以出門在外我會更警惕一些吧，隨時聽前後左右有沒有腳步聲，有沒有人之類的。”在芝加哥生活了四年後，時刻保持警戒心已經成為了Jerry的習慣。

但無論多麼警惕，受訪者們都清楚地知道，這隻概率問題，因為“只要美國有一天不禁槍，那就會有人拿着槍殺人”，李天力説，這種不安全感就像是一層撥不開的烏雲，時刻籠罩在心上。“它會給人一種心理壓力。就是在告訴我，我必須要時刻小心，這讓人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

11月16日，在芝加哥大學校園中心，300餘名芝大大學生自發組織了一場遊行。他們傳達反對槍支暴力，保證學生安全的信息，高聲呼喊着口號：“我們來到這裏是為了學習，而不是送死。”

李天力也是遊行隊伍中的一員，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禁槍”在美國又是另一個意識層面的問題，這麼多年來，並沒有任何美國政府真正有魄力地推行過。

“我也會繼續申讀博，但是我可能不會再留在芝加哥大學吧。”李天力遺憾表示，他最希望的還是芝加哥能變好，如果犯罪率變低的話，芝加哥大學依舊會是他的首選。

芝大學生們在校園內遊行，希望學校保護學生（李天力供圖）

3

罪惡芝城

犯罪率高居不下在芝加哥幾乎是個無解的難題。

根據芝加哥警察局（CPD）的數據，今年截至10月23日，芝加哥至少有617人被槍殺，至少3768人受傷，是這座城市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最致命的年份之一。此外，還有45起非槍擊兇殺案，大多數暴力事件發生在南區和西區以黑人和拉丁裔為主的社區。

疫情之下，芝加哥市中心地區的謀殺、槍擊、強姦和汽車盜竊事件數量也在急劇上升。

芝加哥各社區犯罪率自2019年以來發生的變化

僅在包括市中心大部分商業區在內的中央警區，自2019年以來，槍擊事件總數就猛增了近220%，包括市中心部分地區和林肯公園在內的近北區的槍擊事件，發生率也猛增120%。CPD的數據顯示，市中心的性侵犯案件也增加了35%，汽車盜竊案增加了51%，達到800多起。

《芝加哥太陽報》的分析認為，這些數字都反映了整個城市令人不安的趨勢。

“在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後，犯罪率確實立即飆升，”刑事司法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員托馬斯·阿布特 表示，“這是一場完美的風暴。”

2020年5月25日，弗洛伊德在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逮捕時被殺。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德里克·肖萬跪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窒息的視頻在網上瘋傳，美國各大城市也因此爆發了反警察的抗議活動。

喬治·弗洛伊德事件

對於美國人來説，“警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職業。

今年6月，美聯社和芝大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聯合民調顯示，在美國白人中，39%的人稱警察對公眾的暴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遠高於2015年的19%，而高達84%的美國黑人仍然認為警察暴力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民調還發現，51%的美國黑人表示他們因種族而受到警察的不公平對待，而美國白人的這一比例僅為6%。

美聯社-NORC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刑事司法系統對警察過於寬容

不少學者表示，警察作為保護居民安全的一大政府職能部門卻無法取得大多數民眾的信任，這讓治安行動的進行愈發困難。尤其是在黑人居民佔93%的芝加哥南部，也就是芝大、IIT等高校的所在地，居民和警察的恩恩怨怨已經是“世仇”級別。

“數據顯示了我們不經常看到的顯著變化，特別是在長期存在的文化或社會問題上。”美聯社-NORC中心的副主任詹妮弗·本茨指出，“雖然這項民意調查確實是在我們社會對種族主義高度關注的時刻進行的，但我們從其他數據中得到的信號表明，這些變化並非純粹是對弗洛伊德事件的反應。”

非營利組織芝加哥反暴力組織的兩名代表在兇殺案現場觀察警察的活動

在《警治的終結》的一書中，英國作者亞歷克斯·S·維塔萊，也曾深度探討美國警察的必要性，而他得出的結論是“警察不是來保護你的”。他認為，警察內部有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他們認為黑人等有色人種更容易犯罪。同時，主流媒體誇大了大多數警察工作的實際性質，因為管控犯罪，只是美國警治活動中的一小部分。

維塔萊援引政治經濟學批判教授馬克·尼奧克里爾斯的話，“警察的存在是為了營造社會秩序，但這秩序卻建立在剝削體系之上。”

蓋洛普的調查顯示，88%的美國黑人希望警治改革

當然， 維塔萊的分析邏輯，建立在美國突出的種族問題，以及附着於其上的治理體系中。但是，無論是什麼樣的“警治”，在槍擊案頻發的社會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考慮“倖存概率”問題，這無疑是巨大的悲哀。這種悲哀落到個人身上，就是人生悲劇。正如鄭少雄與他的家人那樣。

作者 | 趙菀瀅

編輯 | 雷墨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