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40第四章千錘萬鑿出深山05_風聞

6、路上絲路時代三大總結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對路上絲路時期，可以總結出三個“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難題：

複合型農耕定居文明與遊牧文明的融合的大難題（胡漢融合）一直沒有找到有效解決辦法。

從宏大的歷史角度，路上絲路的開通，農耕定居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的漢族，將觸手伸到了河西走廊以西，長城以北的廣袤的遊牧民族生產生活地域。因此，客觀而言，相關地域的遊牧部族必須有效參與其間進行合作，才能實現利益最優化。而歷史實踐也顯示如此，唐朝時期的胡漢聯合控制絲路，共享絲路利益的模式是最佳的模式。但是就如前面章節討論過的“囚徒困境”實驗：全體合作者結成的羣體效率最高。但是這種合作結構，最終往往毀於突變出的背叛者。當時遍佈歐亞大陸大量的遊牧族羣，多如星辰。因此，唐朝的胡漢合作模式，出現背叛者的概率是很高的。唐朝模式成功與它特定的歷史環境（具備積極漢化傾向並長期經略華夏北方的鮮卑人與漢人最終形成的聯盟合作機制）。因此隨着唐朝的消亡，這個模式不可再複製。

安史之亂之後，儘管唐朝一直走下坡路，但是仍舊有大量胡漢英雄人物，在歷史中極力挽救唐朝的衰亡。但是偶發的背叛者將唐朝特定條件下實現的胡漢聯盟模式徹底瓦解，讓歷史不可能再回頭。所以從宋朝開始，各個胡漢政權及朝代彼此基本涇渭分明。根據自身朝代的盛衰必然規律，中國的統治權在胡漢統治者手裏不斷輪轉。開始的爭鬥還是對陸上絲路的主導權的爭奪，到後期，掌握先進生產力的漢族將國家重心及絲路重心轉向南方。陸上絲路日益荒廢，海上絲路興起，遊牧民族不接受自己的命運被絲路時代的大潮拋棄，使得農耕族羣和遊牧族羣的鬥爭從北方轉向整個中國。而持續的基於極其巨大的絲路利益，使得爭鬥範圍和強度日益激烈，參與其間的遊牧民族和漢族的完全融合，就成為這個時代始終必須實現的目標和時代無解的難題。

最大的經驗：

 華夏文明在陸上絲路時代獲得最大的經驗就是，主觀深刻認識到地理空間角度的國家“安全底線”，和“利益實現基礎”。即河西走廊，長城防線及西域的各自重要作用。中原王朝得之則吉，失之則咎！ 

最大的成果：

佛教的中國化與理學的誕生

1）、印度文明與佛教

談到佛教，不得不先討論下印度文明。

古印度文化亡與古雅利安人不斷南下對印度次大陸北部地區的不斷遷移征服。

因此，現代印度文明主體是根植於雅利安人征服古印度文化後構建出的婆羅門－種姓制 文明模式。消亡的古印度文化，僅以現存的低種姓、賤民階層而顯露出一些現有印度文明與古印度文化的歷史關聯所在。

談佛教必須談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古代形式），因為佛教的誕生，就是基於對婆羅門－種姓制這種古印度文明（雅利安人入侵後建立的婆羅門－種姓制文明）的反動形式誕生的。

古雅利安人在印度設計出的這個婆羅門－種姓制文明樣式。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上都非常奇特的存在。婆羅門教在宗教理論上認為人在現實世界中苦難就是一種常態，是上一輪生命中業造就的結果，而生命是可以輪迴的。因此現世的苦難是上一世行為決定的，而為了擺脱現世的苦難的根本方法就是通過修行消除業力，在下一世的輪迴中走向幸福。當然婆羅門早期教義過度強調現世的苦難，只能靠修行尋找下輩子的幸福，導致信仰者內部厭世氛圍過於濃重，所以後來的婆羅門教強化了及時行樂的內容。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印度寶萊塢的發達，以及印度社會內部對女性極不尊重的現象。都可以上溯到婆羅門教用及時行樂糾偏教義後的正向和負面表現現象。

婆羅門教不僅僅構建了自身的宗教世界觀，更用宗教教義規定出一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種姓制。

在婆羅門教義中，人類社會是原人在現實中的反應。

婆羅門（祭祀）、剎帝利（武士）、吠舍（平民）、首陀羅（奴隸）代表了原人的嘴、手、腿、腳，（後期隨着征服者不斷到來，被征服者不斷增多，首陀羅的人數不斷增加，為了便於統治，就將一部分特定的奴隸劃為一個新的階層——不可接觸的賤民階層，這讓有大量人口的奴隸階層首陀羅也有了可以欺壓的對象，使得大部分都被征服者也形成了某種心中最微小的優越感，極大轉移了大部分被征服者首陀羅階層對征服者們的敵視。）由於征服印度的雅利安人不是一個統一的、聯合起來的族羣，他們對印度北部的入侵是一個個部落，由各自主觀意志決定下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持續南下而發生的一系列征服過程。這裏不僅有着雅利安人對原住民的持續征服過程，也有着後來的雅利安族羣對先到的雅利安族羣的征服。因此這個種姓制的制度設計，不僅僅解決了雅利安人對原住民征服後的利益鞏固的問題（他們將被征服的原住民劃歸到低種姓、尤其是賤民階層，保證了這個制度下，原住民世世代代處於社會最底層、被其他階層人欺壓），同時解決了後來雅利安族羣對先到雅利安族羣鬥爭奪權的關係。前到的征服者，他們制定出自己婆羅門的身份以及擁有印度北方城邦的王權（剎帝利）權力。而遇到後來的征服者時，只需新征服者承認先前的征服者婆羅門的象徵性的神權特權，原有的統治者就可以用最微弱的抵抗，甚至不抵抗，放棄曾掌握的王權權力給予新征服者。於是原來的統治者只需要用政治妥協即可讓新來印度的征服者們的獲得統治權力，而自己則用婆羅門的神權身份保有相當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這個種姓制是一個非常嚴密的職業綁定製度，各種姓及基於四大種姓下的無數個亞種姓的種姓制身份與具體的職業是嚴密綁定的。隨着人口增多，以及各個新的行業產生出來，不斷有各個亞種姓分化出來，成為這個具體職業的永世繼承者。印度文明下的分工最後已經細化到非常綿密的地步。掃地的不能做飯，開車的不能賣布。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在印度的外國人對類似情況的描述，讓一個印度教信仰下的人去做他職務以外的事情，往往會引發印度人極大的反應，根源就在於這裏。這等於逼迫他幹了其他種姓或亞種姓的工作（如果幹了比自己高的種姓的事，就是自己對高種姓的玷污。如果是幹了低種姓的事，就是對自己的侮辱。這種情況如果持續公開，甚至可能引發其他種姓或亞種姓對自己的敵視），這是對印度文明（婆羅門教規範下的種姓制）傳統的‘不敬’，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破壞’。種姓制嚴格綁定了職業，好的地方在於，這個制度給這個文明下所有的人一出生就‘安排’好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哪怕賤民也規範了他們的職業）。在古代人類生產力低下，社會生存條件低下，給每個人生下來就安排好了工作。這種好處足以抵消種姓制對絕大部分人永世的壓迫。這就形成了在社會層面，在生產生活經濟領域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結構——儘管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所有人都承受不同程度的歧視和壓迫，甚至迫害。但是總算是每個人都能有一口飯吃。

更妙的是，當這些結合起來，就形成更奇妙的結果。每一個新的入侵者進入印度，只要接受印度文明婆羅門－種姓制度規定，哪怕是種姓制規定，那麼原有的統治階層就會將政治權力讓渡出去給新來者（剎帝利），入侵者只需保證原有統治者的婆羅門身份，並從獲得的統治利益中分出一小塊，作為給予原統治者（婆羅門）的供養。那麼新來的統治者就能輕易獲得印度的統治權。不僅僅如此，在這個種姓制體制下的全體人民，被統治階層設定於一種超長曆史的穩態結構中，那麼接受印度文明（或僅僅接受種姓制）的新統治者，將不需要花費過大力量對印度進行武力征服，新征服者只要承認自身成為這個體制內的剎帝利，這個體制就完整自動地成為其權力統治下為其服務的社會系統。

於是我們看到，印度次大陸歷史上，征服者無數，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英國人。佛教、拜火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不同種族的人在漫長的歷史中都紛紛來到印度次大陸，並實現了統治。

為什麼印度文明面對無數征服者至今仍在？就在於這個雅利安人構建的‘婆羅門－種姓制’印度文明的精妙結構。征服者們，只要你們接受種姓制，那麼整個社會的統治權力就能讓你們輕易獲得（就等於承認了婆羅門教的合法統治地位）。對每個新來的統治者來説，為什麼不開心地成為這個文明一份子呢？

 於是站在印度文明的立場，無論統治者如何變化，只要新的征服者接受了種姓制帶給他們統治印度的巨大便利，等於新的統治者自動接受（或者説承認了）婆羅門教的至高地位。婆羅門教是宗教，但是他以宗教教義為背書，規範了世俗社會的社會結構（種姓制），種姓制帶來統治的巨大好處，又給了婆羅門教（今天的印度教）巨大的生存土壤。婆羅門教和種姓制相互背書和支撐，才造就了印度文明持久存在，直到今天仍舊是印度次大陸的核心文明樣式。

佛教就是在印度文明的這種大背景下誕生的。婆羅門－種姓制為核心的印度文明，雖然保持了存在的歷史頑固性，但是無論宗教還是社會制度徹底的等級制度以及等級壓迫，對印度大陸上的人民，尤其是大陸上的土著勢力以及不甘被壓迫的人民而言，對印度文明的反抗就自然發生了。佛教、後來的錫克教等等，都從宗教層面，以眾生平等的核心教義來反抗印度文明內含的絕對壓迫。佛陀釋迦牟尼在尼泊爾，在當時更多土著聚居的城邦裏創立了佛教。以眾生平等的教義反對婆羅門構建出的種姓制對大多數人的嚴重不公。佛教的反種姓制度宗教教義很快就贏得大量人民的皈依，當希臘亞歷山大大軍東征來到印度次大陸北部 ，將古希臘文化帶到這個地區，對印度文明帶來重大的影響。一個具備強大文明背景的外來文化對印度文化的強烈衝擊，不僅從政治權力、文化思想、社會階層帶來巨大震盪。這種震盪對固有的婆羅門－種姓制印度文明帶來沉重的打擊，這就給強權制度崛起以空間，給佛教的崛起帶來巨大機遇。隨着孔雀王朝強勢崛起，篤信佛教的孔雀王室對佛教進行了大力扶持，佛教開始在印度次大陸興盛，並北上走向西域、中亞。隨着漢朝打通絲路，佛教和一眾異域宗教（波斯的拜火教、羅馬的基督教、印度的婆羅門教、佛教等）紛紛來到中原。而在印度次大陸，佛教經過短暫興盛，逐漸走向衰敗。因為依託強權興盛必然因為強權必然的衰落而式微。當佛教開始式微，它就重新面對婆羅門教的逆襲。佛教提倡的眾生平等理念，固然是文明上的先進體現，但是佛教在當時只能在信仰領域來反對種姓制度等級的絕對壓迫，但是**在現實生活層面，佛教沒有具體的現實解決方案來實現意識形態領域人人平等的要求。**如果徹底打倒種姓制，佛教能實現人人都有飯吃的目的嗎？相反，種姓制與職業的高度綁定，卻能極大程度確保能給予絕大部分人一口飯吃。佛教這種以信仰平等來對抗社會不平，等於企圖用精神滿足解決肚皮飢餓問題。於是在現實生活這個方面，即便理念佔優的佛教也不得不對印度社會種姓制的普遍現實採取一種曖昧的默認態度，而只將佛教的實踐領域集中在意識領域及價值觀層面。因此當孔雀王朝衰亡，社會動亂，新的征服者來臨，種姓制重新展現出它的獨特作用和適應性時，婆羅門教就復辟了。這種復辟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陸絕大部分地區重新佔據主導。而佛教逐步萎縮成小眾宗教。直到今天，佛教被很多印度教徒認為是其（印度教、婆羅門教）的一個叛逆分支。

相對於印度本土佛教的衰亡，佛教通過陸上絲路從漢朝進入中國後，經過魏晉南北朝與華夏文明磨合大發展，到隋唐逐漸走入華夏統治階層。

佛教漢化的過程裏，主動地與華夏文明進行融合，以禪宗誕生為標誌，佛教基本完成了宗教的本土化。漢土佛教，從早期小乘為主，逐漸發展大乘為主。從追求個人修行，修行者的最終覺悟為主，逐漸進化到大乘佛教普度眾生。

從唐朝開始，已經走進華夏統治階層的佛教開始跟儒家在理論和意識形態方面進行了激烈的鬥爭，這個鬥爭持續到宋明，隨着理學的興起，產生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狀態。佛教的意識形態部分成功進入華夏文明的意識形態核心領域，併成為其重要的一個部分，極大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內容。佛教這個進入中華，通過磨合交流改變而成功融入華夏的過程，並非此處簡短片語能詳細説清楚，讀者們可以找一些佛教史書籍中仔細瞭解。此處闡述大致歷史框架。就是要闡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絲綢之路打通後，世界各地宗教紛紛入華，比如波斯的拜火教，羅馬的景教，這些宗教的入華基本跟佛教入華的時間差不多同期。基督教入華近兩千年，如今信眾據説上億，但是為什麼沒有對華夏文明的核心有深度的影響？至於那些湮滅歷史中的外來宗教不知凡幾。於是，我們不禁要問，除了佛教，其他宗教為什麼不像佛教一樣，實現最終三教合一，融入華夏文明的核心並深度改變華夏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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