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共同富裕”便擔心起“殺富濟貧”是現代知識精英智識幼稚的投機心理在作怪_風聞

前些天有報道，某著名上市企業決定員工要實行“雙休”了。

—— 實話講，對於此類遲到的“新聞”，總感覺有種讓你五味雜陳卻言説不出的滋味。

進步畢竟不嫌晚，故仍值得肯定邁出了這一步。

然而，這背後反映出我國不少大企業的管理水準尚處在怎樣一個骨感現實的水平上。

從重資本到重知識，從拼體力到拼腦力，不少企業經營者對新時代艱苦奮鬥精神內涵的理解還很難説不片面，或者説膚淺。只能正向地去理解，未來不少企業進一步成長髮展的空間潛力還很大。

以史為鑑，不僅可以知興替，還可以更好地觀世界，領悟天道、人道與企業經營之道。

新中國成立至今尚且只有70年。

但每閲讀一段歷史，往往就像得一次重感冒，想讓人記住所經歷的所有經驗或教訓非常難。

共同富裕不是個新名詞，至少在新中國立國之初就已經在用了。追求實現共同富裕，亦非現實版“烏托邦”，它包含着我們國家的執政黨在不斷深化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再認識。

—— 而更重要的是，這一治國理念的提出，在信仰共產主義崇高社會理想的共產黨人那裏，賴之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清醒與自覺，沒過多久也就再一次超越了“均貧富”，充分認識到當年稱之為國有企業的“大鍋飯”、物質分配中的過於“平均主義”現實也還行不通。

由此，追求共同富裕的內涵已經更精準，在第三份中共“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再次明確：

“……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夠領導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更大勝利“。

何謂歷史經驗的決議？—— 中華民族的歷史經驗包括教訓究竟可以追溯到多久？中共是保守民族傳統而又置身於世界文明發展潮流的自我革命主義者，在他眼裏的經驗教訓足足不下兩千年，也非只侷限於中國。

就算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何謂供給側？首先須清楚最大、最優先可靠的“需求側”在人民。企業以及各類社會服務組織只要堅定“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和自覺，自身所需要的“市場”怎麼可能不存在？想要多大有多大。

用博大胸懷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當代中國偉大的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

曾經“歷史週期律”的論説，就好似高懸着的一把劍，但畢竟它還不是劍。人身皆肉體，全系父母養。自古知兵者，非好戰。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

中國共產黨從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勤學苦練、血與火的淬鍊中成長，不是在準備着“趕考”，就是長期走在一路去“趕考”的路上，從來還沒能停下過。

從“抗日救亡”到“中蘇交惡”，從抗美援朝到“蘇東劇變”，從“乒乓球外交”到“南海撞機事件”，從世界金融危機到GDP總量歷史性地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再到美國掀起“貿易戰”……步步驚心。

歷史經驗的決議 —— 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只有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才能進一步發展、促進生產關係；只有先進的生產關係，才能進一步促進、提高社會生產力。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只要具有一定的國家歷史基礎知識的成年人，都能夠很好地讀懂並理解，並不深奧。

—— 追求實現共同富裕的治國理念，絕不僅僅只是有助於社會上必然存在着的一部分弱勢羣體，甚至根本也談不上需要一部分人對另外一部分人行慈善，

而是已然清醒、理性地認識到，國家社會本是一個人與人休慼與共、共同生產和生活着的社會共同體。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和發展，離不開每一位國家公民的參與和奉獻。

不只在傳統社會，現代社會實現長期和平、穩定，健康、和諧地發展與進步，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一再地表明，只有一條道：追求實現共同富裕。

（“二戰”後的西方社會，國家和平與穩定並沒能維持多久）

—— 換句話講，追求實現共同富裕，於國有利根本上是於“全體國民有利”，這其中當然包括了一小部分已經先行富裕起來了的羣體在內。

如果不追求共同富裕，相反就出現貧富兩極分化。

貧富兩極分化一旦制度性、體制性地形成為某種社會的發展趨勢，除非發生無數人大規模地流血犧牲，萬難逆轉。

—— 革命爆發受損的絕不只是窮人、老百姓，受衝擊最大的是那些曾經不可一世或為富不仁的歷史虛無主義的一批人。説跳不出“歷史週期律”—— 它經常是一種知識分子惡與流俗的憤懣與無奈，更或是勞動大眾或平民百姓對信奉“精英體制”思想幼稚病患者的歷史聲討與嘲諷。

美國哈佛大學一位叫邁克爾.桑德爾的哲學和政治學學者2012年來我國走訪調研，並在幾所高校進行的演講中坦陳，最近數十年人們幾乎是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已經從“市場經濟轉變到了一個市場社會”，西方絕大多數國家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裏，幾乎完全忽視了除市場價值之外人類生活的本身還有其他一些更需要關注的價值、準則、規範。

—— 人類工作不只為謀生。家庭、人際與社區關係、醫療、教育、國家安全、刑事審判、國民生活秩序……不是市場對現代社會的生產生活不重要，是必要弄清楚金錢和市場在人類生活當中需要扮演哪些角色，何時何事上發揮作用才適合。

這位桑德爾先生自知自己的結論儘管不高明，無數人類的先知先賢與此有關相似的結論也已經闡釋甚至強調過，但確確實實似乎“現在金錢不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了”。

—— 重要的是，它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相反卻是西方社會危機頻發，陷入動盪不安、社會矛盾加劇甚至惡化的根源所在。包括特朗普式政客人物的當選，以及造成美國等國家在這次長期難以遏制住瘋狂肆虐的疫情中的種種表現。

桑德爾認為，1920年代之後的不少經濟學家是誤讀了亞當.斯密當年的《國富論》—— 技術官僚治國不僅作為一種治理模式失敗了，而且壓縮了國家公民項目的存在空間 —— 經濟學需要重新連接到社會道德和政治哲學上。

（當今美國社會陷入各種動盪不安）

英國社會學者邁克爾·揚 1958年出版了其著作《優績至上的崛起》，他發明了“精英統治”一詞。揭示“精英體制”貌似合理與進步的外表下存在着儘管非常隱蔽，卻實在經不起認真推敲的倫理學悖論。

早在“二戰”前夕，已經移居到了美國的西方學者彼得.德魯克（1909-2005）發表了其成名作《經濟人的終結》。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之後，它再一次深刻揭示了未來工業社會內生的深層次社會矛盾的性質或本質。喪失了傳統社區精神的現代人，其公民品格該歸往何處？

—— 勞動者工作不只為謀生。西方與東方，古代代現代，皆無例外。

人類共生共存，何謂誰比誰成功？

人與人長期共事，謀求和平與安寧，離不開敬畏天道與人道，感恩幸運、懂得謙卑，而各履其責，享有各自的社會身份、社會地位、成長條件和做人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