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51——王安石與天變不足畏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十一章 宋元時代的無神論思想

二、王安石與天變不足畏

王安石被認為是主張“天變不足畏”的。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主持變法。就在這一月，宰相富弼上書論天人之際。《宋史·富弼傳》載，富弼任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相當於宰相的職位，他聽説有人對神宗皇帝説“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感嘆説，君主所畏懼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懼上天，什麼事他不敢幹呢！這必然是有奸人進獻的邪説，擾亂君主的心思。這是治亂的轉機，不可不趕快救治。於是他向神宗上《論災變而非時數》奏章，批判了唐代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天論，認為這三人所説“皆不得其要”。因為“天地人本是一氣。善惡動靜必然相應，合若符契，間不容髮。”切不可把天變“歸之於時數”（《宋名臣奏議》卷四二）。

這個“有為帝言”者，指的就是剛剛升任副宰相的王安石。富弼的上書表明，變法一開始，關於變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對待天命、天意的態度問題，就發生了嚴重的鬥爭。

第二年，即熙寧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對天意的態度問題。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八載：

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説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

這個“備要”還特意指出，學士院這個考試的題目，是司馬光出的：“策問，光所為也”。

把外界的傳言作為比科考更為重要的制科考試的策問題目，要應試者對此一問題作出答覆，事實上是讓應試者表明自己的態度，這就不僅是一般的傳言，而是已經成為嚴重的宗教－政治問題。據《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的回答如下：

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懼天變也；陛下采納人言，事無大小，唯是之從，豈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何恤乎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矣。

外界傳言説是“朝廷以為”，這就不是專指王安石，所以王安石首先説明神宗是畏天變的，實際上也是為自己辯白。

這三條指責中，“天變不足懼”是最嚴重的一條。所以王安石對於第二條可以有條件地承認，對於第三條則可以毫無顧忌的承認，但對於第一條，則決不能有半點承認。否則他就將成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論就都會被認為是異端邪説，他的一切變改措施都將付諸東流。

實際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變。孔子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易傳》説：“天垂象，見吉凶”。作為一個儒者，不畏天變，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個小人，就不配做一個儒者。王安石也不是這樣的人。在王安石所著的《周官新義》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變，是人所感召。若遇這種情況，人就應修政，來回答天變。這是傳統的因天變修德、修刑思想。在《洪範傳》中，王安石明確表示反對兩種對待天變的極端傾向：

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予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説，則蔽而葸；由後之説，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説某個天變，就是為某人、某事而生，這是漢代儒者的普遍意見，也為後代的不少儒者所堅持。然而即使在漢代，就如歐陽修所説，其事應與天變難以符合，甚至父子之間的説法也互相矛盾。王安石主張“我知修人事而已”，和歐陽修的主張，可説是完全一致。

司馬光借考試，出題把王安石作為“天變不足畏”的主張者，並沒有全面、正確反映王安石關於天人之際的主張或觀點。司馬光之所以要這樣説，不過是借個敏感話題抵制王安石的變法而已。而司馬光之所以要借、和能夠借這個話題掀起政治風浪，也足見當時神學氣氛的濃重。

王安石反對“蔽而葸”者，不過是當時大家都具有的意識。反對者也未必就認為天變一定是為某事而發。他們之所以製造這樣的傳言，不過是對王安石的蓄意詆譭罷了。正如司馬光所説：“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七）。“三不足”説，特別是其中“天變不足畏”，就是這種毀之太過的表現之一。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宗教氣氛的濃重。

就在這次政治風波的第二年，即熙寧三年年底，河北大風成災。神宗皇帝指示，要求“省事安靜”以應天變，王安石堅持不向下發。又過了兩年，熙寧五年，“司天監靈台郎”，也就是天文官員尤瑛上言，説“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續資治通鑑》卷六九）這一年，實行保馬法和方田均税等法令。元老重臣文彥博上書，認為這些法令是為官興利，所以導致了華山山崩。這次王安石沒有否認華山山崩是天意，但認為不是因為新法：

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併爾，於官何利焉？（《續資治通鑑》卷六十九）

這次爭論的結果，是文彥博辭去朝廷的職務，放了外任。

熙寧七年春天，久旱不雨。宋神宗下罪己詔書，説是自己“政失厥中”，導致陰陽失和，並要求臣下直言朝政得失。而所謂朝政，主要就是實行新法。宋神宗長吁短嘆，憂形於色，準備廢除新法，來回應上天的懲戒。王安石勸慰神宗説，水旱災害，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即使堯和湯這樣的聖人統治時期，也無法避免。只要努力搞好人事，就是對天意的回應。但宋神宗説，我所害怕的，正是人事沒有搞好啊！現在對新法的怨恨太多。從皇親到近臣，沒有不怨恨新法的。（見：《續資治通鑑》卷七十，《宋史．王安石傳》）在上天的警告面前，宋神宗準備退縮了。

旱災造成了嚴重的饑荒。光州司法參軍鄭俠把農民背井離鄉的悲慘情景畫成圖，送給了皇帝。要求廢除新法，以“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百姓垂死之命”。並且斷言：“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續資治通鑑》卷七十）。《宋史·王安石傳》記載此事説，鄭俠上書説：“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鄭俠的上書，充滿了一個儒者對百姓苦難的深切同情，也表現了一個儒者對天命、上帝的充分信任。他只有一個錯誤，那就是把旱災歸咎於新法違背了天意。

宋神宗接到鄭俠的上書，寢不能寐。於是下令廢除新法。據《續資治通鑑》卷七十記載，當天就下了雨。不過由於呂惠卿等人堅持，這次只廢除了方田法。

這時，司馬光又向神宗上奏摺，要求廢除所有新法，説只有這樣，才能解除上帝的憤怒。但神宗沒有采納司馬光的意見，於是，皇太后、太皇太后出面了，要求廢除新法。於是王安石辭職。《宋史·王安石傳》説是“以旱引去”。

不過這次王安石被解職，新法還沒有被廢除。將近一年之後，王安石被重新啓用。就在被重新啓用的熙寧八年十月，天上出現了彗星。這一次，神宗皇帝依慣例避殿減膳，下詔求言，王安石和神宗發生了直接衝突。

王安石率領自己的“同列”，向神宗上書。説晉武帝五年，出現彗星，十年，又出現彗星。《乙巳佔》預測武帝在位的年數，和實際的十八年並不符合。“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不無偶合。”像古代禆灶那樣優秀的天文官，説話尚且未必準確，今天那些搞天文的，怎麼能完全相信。那些占星的書籍，是國家所禁止的，因為其中荒謬的地方太多。臣子們這些話，希望能使皇帝感到寬慰。

不過皇帝並未感到寬慰，而是直接指出，百姓們抱怨新法。王安石説，百姓們抱怨的事多了，不必太過重視。皇帝説，總是不如沒有抱怨的好啊！

王安石知道皇帝不能再把變法堅持下去，就稱病退卻了。

這時候，臣子又紛紛上書，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都認為，只有罷免王安石，廢除新法，才可以使天變消除。雖然十二天後，彗星消失，但張方平仍然上書，認為是新法的可惡，召致了天變。一年以後，王安石被第二次解除了宰相職務。

北宋滅亡後，圍繞新法和天意的爭論並沒有結束。到了南宋，對王安石的指責就逐漸集中到“三不畏”上來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勳員外郎趙鼎上言，説王安石隨意更改祖宗法度，以致釀成今日大禍，只有罷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的資格，才能收拾人心，感召天地和氣。

數十年後，理學逐漸佔據統治地位。淳佑元年正月，宋理宗下詔，將王安石逐出孔廟：

尋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宋史．理宗本紀》）

這是對王安石一案的最後判決。其判詞説明，王安石最大的罪過，是不畏天命。

説王安石不畏天命或不畏天變，並不準確。他只是和歐陽修一樣，不認為天變一定是為某事而現。然而這一點，在那些堅持從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理論的皇帝和儒者們看來，就是不畏天變。而從我們後人看來，雙方從各自立場出發，都有自己的道理。從這裏我們看到的，一面是宋代儒教天人感應思想的濃重，一面是王安石“知修人事而已”思想的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