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43第四章千錘萬鑿出深山08_風聞

四、海上絲路與馬克思主義對華夏文明的改造

  1、宋元兩朝——陸上絲路向海上絲路的關鍵轉折期

唐朝安史之亂後，唐朝的胡漢聯盟逐漸瓦解。路上絲路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日益成為漢人的隱憂。胡漢的隔閡在加深，雖然這加快了部分內附胡人的漢化過程，但是對那些主體性很強的胡人族羣而言，這形成了類似今天民族主義的族羣區隔對立。

隨着華夏造船術和航海術的不斷發展，這一時期在技術層面已經可以支撐海上絲路的大發展。於是通過開發江南，將海外貿易的出發地南遷，並將商路側重由北方的路上絲路逐漸南遷到海路上，就成為歷史必然的趨勢。而這個趨勢在中國的發展，加速了路上絲路的重要性降低。這個降低的趨勢如果不加以人為干涉，則必然形成將北、西方的各遊牧部族，逐步驅離出絲路利益的客觀結果。這直接加大了胡漢各族基於絲路利益分配的矛盾。

這種趨勢，在北宋建國之初沒能從遼國拿回之前‘兒皇帝’出賣掉的燕雲十六州後，加速發展起來。

中原政權丟失燕雲十六州，北方長城防線漏出一個大窟窿，宋朝的國家安全底線盡失，這讓北宋立國就處於極端不利的戰略地位。公元1002年，控制甘肅、陝西等地的党項人（西夏）攻佔西北重鎮涼州（今甘肅武威），將宋朝與西域的陸上絲路聯繫切斷。隨着公元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党項人開啓了近200年的路上絲路收費站的生意。這就導致宋朝開國之初，別説佔據西域實現絲路利益最大化成為野望。就連家門口的長城防線都漏洞百出。而隨着河西走廊幾乎完全失守，國家的戰略安全日益惡化。為了穩定局勢，經過宋遼長期博弈後，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暫時緩解了北方的戰略危機。每年給予遼國定額‘歲幣’，給予西夏‘歲賜’，兩者多時每年送銀近三十萬兩，絹四十萬匹，還有大量茶葉等絲路商貿緊俏商品。這短暫維持住了北宋的國家安全穩定。由於軍事行動達不成戰略目標，於是加快南方經濟建設，並加快海上絲路的發展，成為宋朝自覺與不自覺的發展必然。而隨着這些戰略目標的逐漸實現，南方逐漸成為國家利益的主要產出地。宋朝大量利益集團將大量國家資源傾斜向國家的南方，而北方面對着北方遼、西夏、以及後來的金、蒙古威脅，日益成為戰略包袱和戰略負擔。於是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南方快速發展——重視南方——北方的戰略地位被輕視——對北方戰略資源投入的不甘——更多戰略資源南傾——北方地位繼續下降。**於是本身宋朝就在軍事建設中出現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導致宋軍戰力不足，還因為戰略重心南傾，客觀放大了宋朝整體在北方戰略博弈的意志不堅定。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言：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

雖然，對遼、西夏的歲幣、歲賜極大地增加了國家的戰略負擔，但是問題更大在宋內部。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少有地鼓勵商貿發展的朝代。內部經濟發展，海外貿易不斷增加，但是不斷增加的財富卻形不成強大的國家實力，更形不成強大的國家行動意志。否則王安石也不會抱怨“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這集中體現在了“三冗”問題上，“冗官”“冗兵”及“冗費”，有學者估算北宋每年財政三分之二被三冗消耗掉了，再加上歲幣、歲賜的巨大負擔，雖然高薪養了大量的軍隊、官員。但是從歷史現實可見，官員為政無能，軍事作戰不利。【**此處大略説下筆者個人對宋朝所謂積弱積貧歷史現象的成因的看法：**宋朝一朝雖然在經濟商貿、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表現出色，但是在政治、軍事等領域的表現，讓後人非常詬病。大致原因有幾個，一是從唐後期開始軍閥藩鎮割據發展出的近百年五代十國大混戰，這個華夏歷史上第三大大分裂時期（前兩次是春秋戰國550餘年左右分裂期，魏晉南北朝360餘年，五代十國僅五十餘年，就算加上唐末期黃巢起義後的藩鎮割據時期也不足一百年。**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現象，因大一統的不斷加強，在總體上呈現分裂期越來越短的趨勢。**從宋開始至今，朝代輪替基本都是緊密銜接的），將漢末逐漸發展出的世家勢力消滅殆盡。沒有以往世家對政治的高度控制，漢地的政治結構呈現鬆散化和扁平化趨向。這給了宋朝建立後，實現全面科舉制從平民中選拔人才提供了基礎。二是五代十國混戰歷史，或許因為總人口增加，生產力進步，所以導致戰爭對平民的傷害非常嚴重，民心反戰，民心思定。三是當大量平民精英靠科舉選拔上位，結合社會普遍的民心思定，反感戰爭心理，及被皇權鞏固的需要利用，興文抑武，形成了對軍事能力的嚴重抑制。傳統的貴族階層天然就有帶兵的能力和責任，君子六藝裏，‘射’‘御’都是軍事技能。**勳貴投筆從戎，文武職務的隨意轉換是傳統貴族的基本素質和能力，所以傳統貴族基本自身就是武勳。**但是貴族的能力是靠長期養成的。孔子沒有家學培養，也不會學成如此的本事。但是對平民而言，他們根本沒有這種環境和條件。尤其是軍事能力的養成，任何朝代都根本不可能允許民間對此有絲毫染指。因此當宋朝通過大規模科舉選拔出平民人才作為文官系統的主體，而皇帝為了統治穩固，以文抑武，就等於用沒有太多軍事素養的平民出身的文臣去壓制那些有軍事素養的武勳。甚至在很多時候，讓這些文官越俎代庖介入軍事。這就是讓外行領導內行，職業軍人的主觀能動性調動不起來，軍事能力上不去就是必然。四是隨着大量平民出身的高級官員遍佈行政體系內，他們的出身必然將視角關注向他們出身的階層，這就是宋朝經濟大發展的動因之一——平民階層的主觀能動性被皇權政策全面調動激活。而宋朝商業經濟大發展又反過來帶給了這些士大夫們可以動用的大量資源來對此關注付諸行動，這就形成了一個正向循環。但是這種循環雖然促進了商業、文化、科學技術等領域的大發展，但是負面問題也出現了。比如遇到災荒將大量災民收入廂軍，某種程度上，把軍隊當成了一個福利制度。北宋理學漸起，前面討論過，這就是對平民弱者的關懷，讓華夏文明進入信仰以強化這些平民出身的士大夫的心胸意志。**這種專門的‘強化’意志，在某個方面就等於説明，與傳統貴族比較，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們相對性欠缺強悍、強大、堅強的意志品質。古代貴族，其身份特權與其所要承擔的責任是對應的。面對激烈的政治甚至武裝鬥爭，以及更加慘烈地與外族的競爭。需要極其強大的心理狀態和相關應對問題尋求勝利的能力，這些都是傳統貴族從小養成的能力。但是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在其心理意志的養成期，沒有這種心理建設的大環境。更重要的是，傳統貴族自身就是國家權力的一部分。所以貴族不僅對上位貴族負責，更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權力負責。而全面科舉制選拔出的廣泛的平民出身士大夫階層，在郡縣制中，他們本質上只是皇權的‘僱員’。因此雖然他們能擁有與皇權共治天下的‘虛幻’權力，但是他們事實上對這個權力沒有責任。因為法理上國家權力集於皇帝一身，因此責任也僅在皇權一處。這就是為什麼范仲淹提倡‘進亦憂退亦憂’的原因。士大夫如果最終實現真正從皇權分到部分國家核心權力的目的，就得承擔相對的責任。因此士大夫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先行一步，先承擔責任，將國家治理做好，使得皇權無法脱離與士大夫的分權結盟。那麼最終士大夫階層是有很大機會從皇權處得到越來越多權力。（這個情況發展下去，或許真有一天，能實現一種中國特色的“君主立憲”社會形態。但是宋朝開國現實局面就是面對遊牧族羣的激烈競爭局面。實踐更需要強調效率。儘管宋朝的政治制度發展更加先進文明，但是對效率的影響在跟外族博弈過程中，這是致命的。）所以從政治層面，理學事實在給平民化的士大夫階層、官僚體系補全總體信念意志偏弱的現實。**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士人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實就是提示以天下為己任。這種原本是貴族的責任，現在既然平民出身士大夫大量出現，甚至佔據政界主流，那麼國家責任就需要平民出身的士人階層擔下來。而之所以當時要這麼提，就必然是這個責任感的在當時的普遍的欠缺，這就是宋朝後平民出身的士人階層的普遍欠缺的短板。所以三冗問題事實是皇權、士人、百姓，自覺與不自覺共謀下的共同產物。為什麼宋朝整體呈現出對外博弈的軟弱狀態？雖然原因眾多，但是全面科舉制造就的，執掌國家的平民出身的官僚體系的意志的相對性軟弱是原因之一。宋神宗與大臣文彥博討論變法時，文彥博所説“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139]”之所以宋朝對北方遊牧民族軟弱，不能把責任全怪在宋朝皇室的頭上，既然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發育不完全的士大夫階層要為宋朝的命運承擔應有的責任。】

 我們看到宋朝在政治軍事等領域上的問題，讓宋朝不得不以更大力度開發南方，並發展海上絲路，大量分流路上絲路的貿易量。而隨着海運運量巨大，適宜易碎的大量瓷器遠程運輸的特點。海上絲路的貿易量急劇擴大。於是對依靠路上絲路獲利的西夏、遼國，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宋仁宗時期，遼國藉着北宋、西夏交戰，北宋屢敗的機會要挾宋朝提高歲幣，就是一種徵兆。

假若我們把宋給遼和西夏的歲幣、賜幣當作，漢人與契丹人、党項人，針對路上絲路利益的分利模式，契丹人、党項人以武力和戰略威脅作為籌碼，要求中原漢人王朝分得一定比例的絲路收益。那麼隨着宋朝絲路市場的不斷南遷，及利益規模的不斷擴大，契丹人看在眼裏，要求農耕定居政權提高分利淨值就是一種邏輯必然。而當時宋仁宗答應提高歲幣額度後，要求遼國制約西夏對宋的軍事行動，而遼國接受了這個條件，最終引發了遼和西夏之間的戰爭。就更證明宋遼關係是絲路利益分利模式的判斷。因為當時西夏強人李元昊基本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帶，完成對宋西出西域通商通道的控制。西夏正式成為東亞絲路分利模式的參與方。遼國從宋得到更大淨值的分利，卻面對新崛起的西夏對路上絲路的通道控制的威脅。因此契丹人要求西夏控制自己的行為不要再騷擾宋朝就是維護既有分利模式。這事實就是遵守遼宋分利的默契，同時企圖防止西夏參與進來分利絲路利潤。這就是遼國和西夏激烈交戰的底層邏輯。隨着遼國戰敗，西夏終於站穩腳跟，狠狠拿走一大塊絲路利益。

遼國被西夏擊敗。但是宋朝對遼增加的歲幣，遼國可一分不少拿。對當時宋朝而言，這等於是，這頭遼國增加了一大塊歲幣，那頭西夏又切掉絲路利益一大塊。雖然這兩家為此打破了頭，但是最終宋朝出了雙份錢，一分利都沒得到。這嚴重加深了宋朝對遼的不滿。或許這就是遼國取死之因。遼國沒有辦成事遏制住西夏，如果就此不多拿從宋多要的歲幣，或許宋遼關係還能再穩定前行個多少年。但是契丹人沒有這樣做——事沒有辦成，錢拿走了。

於是歷史不可逆地前行着。

抱着深深的怨念，宋與女真人聯手對付遼國。

金滅遼。東亞近一百年來形成的較為穩定的戰略格局徹底被顛覆。宋朝在此所犯最重大的戰略錯誤出現了。

宋朝和遼國形成的分利模式是基於北宋開國兩國針對燕雲十六州激烈爭奪的鬥爭結果。按現在最通俗的話就是：戰場上你拿不到的，談判桌上你也拿不到。宋遼的長期相對穩定的關係是戰場博弈結果在談判桌上實現的狀態。而當宋金聯手滅了遼國，在新的戰略格局下，宋金之間是沒有經過激烈博弈形成穩定關係的。在這個狀態下，宋朝沒有優先選擇使用實力（武力為後盾的）來展現自身力量，並與金朝形成實力為前提下的戰略平衡，而是在無法打敗即將亡國的遼軍後選擇用錢向金人贖買燕雲十六州失地的模式。直接暴露出戰略實力的巨大短板。——這段歷史呈現給筆者一種宋朝整個統治階層一種非常幼稚的狀態。甚至他們連為什麼宋開國時期與遼國形成的固有的關係的成因都嚴重認識不清。

金人習慣性動兵跟宋博弈試探能從戰場能拿到什麼。結果就是這一試，就把宋朝戰略毫無準備，軍事沒有能力，內部問題惡化等一系列問題全試出來。**宋朝的靖康之恥就是女真人從戰場上能拿到的，就可以在談判桌上拿到的巨大代價。**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宋朝從皇室到士大夫，整體上缺乏意志上強悍性。大量的平民出身社會精英，在總體平均值上沒有達到以往歷史上，華夏族統治精英階層普遍的強悍的素養。**宋朝整個統治階層，在自身實力不足前提下，幼稚地以為靠動用金錢和智慧就能佔得戰略便宜。在錯誤發生之後，整個統治階層，尤其是最上層的那批士大夫的信念瞬間崩塌，作出了一系列歷史記錄中讓人不忍直視的行徑。從這個角度看，**理學作為強化社會精英意識信仰****的目的和功能，需要我們提高几個量級來重視。

隨着南宋歷史開啓，漢人不得不將海上絲路作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絲路通道，進行大力發展。

而這時，金人得到的遼國的龐大基業，以及從宋朝掠奪的大量財富、資源，需要大量時間消化。所以前期，金人扶持偽齊政權與宋金之間，作為緩衝。這時，終於得以緩過一口氣的南宋，這才回過神來。以岳飛為代表的一批著名將領，領軍向金朝進行反擊。雙方在江北到中原一帶進行了長期的激烈的攻防，南宋一度佔據優勢地位。但是宋朝文官團隊（士大夫階層）的意志的軟弱的致命漏洞充分展現出來。他們將中原一帶視作國家的戰略包袱不想消耗更多的資源；他們被北方不斷更迭的強悍的鄰居打怕了。意志的軟弱，就使得沒有充分利用戰場的優勢機會擴大談判桌上利益所得。最終，割淮河以北之地，稱臣納貢，每年給金上貢銀、絹各二十五萬。並殺主戰將領，岳飛、張憲、岳雲。

**從“莫須有”這事，我們已經能清清楚楚看清，宋朝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那些士大夫們薄弱的意志。**從一開始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盡然想從談判桌上得到。到遭受重大挫折後，從戰場上能得到的東西，盡然在談判桌上得不到！這是薄弱的意志被衝擊崩潰後的懦弱表現。當然這裏的批判有些馬後炮。作為華夏曆史首次實現的全面科舉制以及文官治國，這或許就是它必然的負面作用之一。儘管理學的發展在努力填補這個短板，但是顯然需要給予足夠的歷史沉澱。

南宋由於基本喪失與陸上絲路的聯繫，所以開始全力發展海上絲路。這時靠給金朝每年上供，形成了新的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分利模式。短暫地維持住了局勢的穩定。而宋朝全面倒向海上絲路，則讓北方各個沒有參加與宋分利的遊民民族的利益，遭到重大影響。遼國在時，宋朝尚能與西域聯繫，輸出貨物，讓沿路各族獲利。而金朝女真人從底層起家，一上來幹倒遼國，又將宋人爆錘一頓，將宋壓縮到淮河以南。金人靠宋上供分利絲路利益，但是原有陸上絲路上其他各族的利益呢？金人崛起過快，缺乏底藴，在國際戰略格局上缺乏深刻認識。間接將自己和宋朝送到了其他絲路各族的對立面。這就是金亡國的大勢，也是南宋亡國的大勢。

蒙古崛起，打通了歐亞大陸北方，佔領西域，但這又有何用？絲路貿易的出發地，源頭產地都轉移到了中國南方，且被金隔斷與淮河以南。因此北方廣大遊牧民族想要進入絲路大潮中分享利益。先要消滅金朝，然後進而佔領中國南方。於是隨着蒙古帝國的崛起，不僅整個中國，大半個歐亞大陸都落入蒙古人的手中。

北方遊牧民族在宋以前往往只關注中國北方。因為那時是路上絲路時期，路上絲路的源頭產地及始發地都在北方。控制北方就能實現對路上絲路的有效控制。而從南宋開始，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必須征服整個中國。原因就在於南宋將絲路貿易全面轉向了海上絲路。北方遊牧民族如果不想被時代拋棄，不想與天量的絲路利益無關。就必須將整個中國納入自己的視野。

蒙古帝國實現短暫輝煌後，迅速瓦解成五塊。但是總體上，在元朝，基本保持了海上絲路和陸上絲路並行並用的狀態。由於蒙古人對自身遊牧生產生活形態的執着以及對自身建立龐大蒙古帝國榮耀，使得他們對自身純粹遊牧生產生活方式的堅持，嚴重阻礙了自身向農耕定居樣式的轉化，更別説海洋活動樣式，（相比較歷史上契丹、女真人漢化及轉化成定居樣式的程度和速度，蒙古族人直到20世紀中後葉依舊保持了大量較為純粹的遊牧生產生活樣式。顯示了蒙古人對自身文化的強大信心。原因之一就是歷史實現過的輝煌）。

蒙古人的這個特性，使得在元朝時，原本前朝政府控制的大量社會、生產事務，被蒙古人下放給各地自治，蒙古統治者更多負責收税。尤其在海洋活動中，蒙古人看到漢人海商賺取驚人利潤，一度下場吃獨食，要求所有海商都只能用指定官船下海行商，

延祐改元…鐵木迭兒奏…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眾，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徵税如制，私往者沒其貨…仁宗皆從之。[140]

“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的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番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141]”

結果將問題搞得一片糟糕。運行不足十年後不得已最終取消。“大抵官自遣船之法，常為好利之權相，嫉私商獲利之厚，因思以此壟斷之耳。實際私商之入海者未必能絕，政府亦未能繼續採此法也[142]”我們看到在元朝短暫歷史中，江南的海上貿易，在海上絲路始發地的海商們的自發運行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主要生產生活都是圍繞海上絲路的外貿需求展開的。其活動及族羣主要集中在華東沿海一帶，**這就在複合型的華夏文明中，分化出一個新的文明樣式和族羣——海洋生產生活文明樣式。**由於出海行商，絕大部分海洋活動都脱離華夏本土政權權力監管，尤其在元朝，遊牧民族初涉龐大國家的管理，導致行政管理效能的嚴重下降，管理體系快速腐敗。海商私發商船，獨佔海外貿易利益的衝動和可能性不斷增大。海商集團日益脱離出中央政府的管轄。

這個海洋生產生活樣式及所涉族羣成為海上絲路時代一個活躍的新的族羣。海上貿易形成巨大的海外貿易利益。這個分化出的族羣，在進入明朝後，徹底改變了華夏文明的前進路徑，深刻影響之後華夏文明的命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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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1

[140]《元史》列傳九十二奸臣

[141]《續通考》

[142]《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李劍農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p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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