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內地青年人在公共場合的提問顯得質量不高，原因有哪些？_風聞

一些中國大陸青年人在公共場合的提問顯得質量不高，原因有哪些？在各種沙龍或講座的提問互動環節，中國大陸的大學生或青年人作為提問者，問題普遍很傻。有同感嗎？

當年段永平花了高價拍下和巴菲特的午餐，段永平準備了一大堆問題去問巴菲特，巴菲特竟然告訴段永平，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時我也有困惑，為啥中國人提問題總是這樣功利，總是要去解決問題，人家沒經歷你的生活，憑什麼要幫你找答案。

五年前我參加一個青年編劇培訓營，當時韓國電影《八月照相館》編劇來中國講課，講完課後，有個提問環節，在場的青年編劇都有很多疑問想問他。

當時很多人提了相似的問題，都是怎麼解決他們遇到的編劇困難，韓國編劇答了幾個問題後，沒有跟本性解決問題本身，所有青年編劇也不太滿意。

於是我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韓國在《八月照相館》一直表現水平很低，到了《八月照相館》那一年突然爆發式增長。

韓國編劇明顯被我的問題氣到了，他説：韓國電影一直水平很高，只是《八月照相館》突然讓大家看到了韓國電影水平。

我接着説：我在少年時期看過大量2000年前的韓國電影，水平確實一般，很明顯模仿香港和日本電影。

韓國編劇好像被我氣到了，開始瘋狂輸出，大概就是韓國電影水平一直不低，各種為韓國電影辯解，最後他氣的跳過我，去為另一個有創作疑惑的編劇解答類似的問題。

我旁邊的人都説我問的很好，可是我並沒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2010年我去一個全國編輯培訓班見朋友，這個班是國家出資，從每個省挑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總編輯，統一到北京接受三個月的培訓，總共有三十個人。

當時有個年輕導演，以前是很多文藝片導演的攝影師，攝影轉了導演，新電影拍完後，朋友介紹來這裏集體觀看一下，當時他的想法就是，三十個總編誇一下，那麼自己豈不是白得一次免費宣發機會。

電影放完了，當時張藝謀用過的文學統籌也在，她提了三個尖鋭的問題，結果後面29個總編輯為了不比第一個差，每個人都問了三個尖鋭問題，當到了一半的編輯的時候，問題已經是為了尖鋭而尖鋭，年輕導演已經被氣得要爆炸，可是他要壓住火。

最後一個總編輯發打圓場，説美的標準不同，觀影草草收場。

天道好輪迴，一次我參加一個論壇，我是發言嘉賓，台下的觀眾們開始對我提問，我發現問題有兩種，一個是提問題，怎麼低成本拍一部電影，一種就是攻擊我的觀點。

他們提的問題因為條件不相同，我不知道他的資源如何，無法給他們一個滿意的低成本拍攝電影方案，而攻擊我觀點的人，讓我很生氣，而且他抱着的目的就是攻擊我，短短幾句話，我根本不能説服他們，最後結果就是沒啥用。

中國的聽眾們為什麼總是不能提出高質量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想要幹事情的人，他們帶着自己的問題去聽講座，他們想要通過聽課獲得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

國外的青年是帶着思辨的精神去聽課，他們思考講座人的內容，然後找到問題的漏洞，然後提出問題，演講者趕緊補上這個漏洞。

也就是説，很多國外的很多聽眾有一部分喜歡演講者的理論，在演講前就大量閲讀演講者的書籍或者發言，通過聽過找到演講者理論的疑惑點，通過提問獲得自己知識點的增長。

而中國的青年往往不太理解演講者的理論，也不會去做準備，往往都是看到某個人來了。

中國青年們往往都是幾種態度，一種是這傢伙挺牛呀，我要去看看這傢伙能不能幫我解決點問題。

第二種，就是喜歡這個傢伙，我想聽聽我的宏觀大問題，他有沒有解決方案。

第三種，這傢伙我得槓他一下子

兩種不同社會哲學體系下，思維體系是不一樣的，不能説我們總想解決問題就很摟，也不能説國外青年會提問題就很優秀。

如果喜歡某個人，不是聽了他兩個小時的演講就明白了他複雜的理論，而是拿着他的書好好啃上一段時間，他該説的書裏都有。

學習相對論不需要找愛因斯坦去聊聊怎麼回事，提問題沒什麼重要的，我被人無數次問過怎麼拍電影，最後每個人走的路都不相同，我的意見只是給他一個思路。

中國人做事就是解決問題，而不是坐在那裏叭叭的説半天，社會哲學不同，我們不是不會攻擊演講者，我們中國這裏叫砸場子，是很不禮貌的行為

可是老外就偏偏喜歡被人砸場子，他們覺得把砸場子的人放倒了，才顯得自己水平高。

當年克林頓卸任來中國撈金演講，很多學生提的問題其實都很宏大，克林頓聽了一臉懵。

現在想想就是提的問題足夠尖鋭，又能怎麼樣呢？克林頓給不了真正的答案。

中國人走路，就是問完路，知道方向後，堅定的奔赴自己的目標，到終點的也總是自己一個人。

老外們總是跟在某個人後面，然後問那個人，怎麼走的那麼慢？是不是方向錯了？是不是步伐錯了？他們的每個提問都很有見地，但是不解決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