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威爾的下個四年_風聞

22日，美國總統拜登宣佈提名鮑威爾續任美聯儲主席，提名鮑威爾最有力的競爭對手、美聯儲理事佈雷納德出任副主席。白宮同時宣佈，負責監管的副主席職位及美聯儲理事會其他空缺的提名計劃從12月初開始。至此，喧囂已久的新任美聯儲主席人選之爭基本塵埃落定。

從大類資產表現來看，黃金持續承壓，美債收益率上行，美元指數創下16個月來新高，美股開始上漲隨後掉頭向下。資產價格走勢顯示市場或已作出判斷：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加息時點即將更快到來。目前，市場已經將首次加息的預期時點從2022年7月提前到2022年6月。

拜登的糾結之處

按照以往規律，美國總統通常會在夏末或秋天就是否再度提名做出決定，過去幾屆的提名時間主要集中在10-11月：小布什於2005年10月24日提名伯南克，奧巴馬於2013年10月9日提名耶倫，特朗普於2017年11月2日提名鮑威爾。

如果是連任提名，時間往往會更早。格林斯潘在2004年5月下旬即獲得連任提名，伯南克則在2009年8月25日獲得連任提名。

此次鮑威爾獲得連任提名，可謂二十多年來總統宣佈提名時間最晚的一次。從中，我們或可一窺拜登的糾結。

雖然此前市場也預期鮑威爾連任的概率較大，但由於佈雷納德在氣候變化以及金融監管上的理念更契合拜登政府訴求以及民主黨進步人士觀點，她當選的概率也很大。

貨幣政策方面，市場普遍認為近年來鮑威爾態度偏向“鴿派”，但從某種程度來説，佈雷納德更“鴿”一籌**：她更加強調充分就業，更加關注社會邊緣羣體福利，向來主張在就業復甦取得更多包容性進展前不急於加息。**

由此看來，此時提名鮑威爾連任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打壓通脹預期。事實上，鮑威爾最新表態已經釋放信號——“經濟正在以多年來最快的速度擴張，將使用工具防止通脹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拜登做出鮑威爾與佈雷納德的正副主席任命，無疑看重經濟的平穩運行與政策的連貫性。金融市場對於已經擔任了四年美聯儲主席的鮑威爾更加熟悉，他的留任有助於美聯儲與市場溝通，有利於金融穩定。

與此同時，鮑威爾和佈雷納德的正副搭配也能兼顧各方利益訴求。民主黨進步派人士希望美聯儲在經濟復甦中扮演更廣泛的角色，加大努力促進就業、防範氣候變化風險，並解決不公平問題；保守派則希望其堅持貨幣政策既定路線，更加關注控制通脹、降低其在金融市場以及監管方面的影響力。

由此來看，二人擔任美聯儲正副主席，可以更好實現權衡。畢竟，鮑威爾贊同適度放鬆金融監管，但在不斷上升的通脹風險面前，他的貨幣政策態度有着隨時轉鷹的可能；而佈雷納德在金融監管方面是始終如一的“強硬派”，對於通脹則容忍度更高。

“這個選擇結合了鮑威爾的國會人脈、貨幣政策上的務實靈活和佈雷納德在重大經濟問題上的深度和思想領導力。”國外某美聯儲觀察人士評論道。Grant Thornton LLP首席經濟學家Diane Swonk也表示，“對於貨幣政策來説，這不算是一個重大變局，但這為美聯儲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了確定的時刻。”

鮑威爾四年功與過

“鮑威爾主席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充滿挑戰的時期提供了穩定的領導，包括現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對美聯儲獨立性的挑戰。”

白宮的聲明是對鮑威爾這四年來工作最好的註腳。

四年前，當特朗普提名鮑威爾接任美聯儲主席的時候，很多人還出於世俗的眼光，對讓一個從未系統學過經濟學的富豪、一個來自華爾街的律師和投資經理擔任全球最重要央行掌門人心存疑慮。當2018年2月鮑威爾從耶倫手中接過指揮棒，按照既定步伐逐漸縮減購債規模並開啓加息進程的時候，特朗普對他本人及美聯儲多有抱怨和激進的指責，甚至公開揚言罷免鮑威爾。

不過隨着一場新冠疫情，這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2020年3月疫情在全球暴發後，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深度衰退，失業率高達14.2%，美股一度出現恐慌性拋盤，5周之內深度回調愈30%。面對危局，鮑威爾召開緊急會議，首先把美國的貨幣政策利率降到零，並部署了量化寬鬆政策。

與此同時，鮑威爾還推出穩定金融的新舉措，首次把全部市政債以及投資級的公司債納入救助範圍。通過這些先發制人的措施，美聯儲避免了債券市場出現大規模違約，穩定了美國地方財政以及大量公司的融資能力。

同時，美聯儲還與全球九大央行達成貨幣互換協議，緩解了全球面臨的美元流動性危機，展示了努力通過國際協調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面。

在鮑威爾主導的美聯儲保駕護航之下，美國經濟也正在快速復甦。自拜登上台以來，美國經濟已經創造了超過560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下降到4.6%；美國三大股指均有不同程度上漲，其中標普500上漲78%，並創下歷史新高。除了股市，美國的債市、房地產市場也都欣欣向榮。

“儘管美聯儲對金融市場和經濟的支持進一步遠離傳統貨幣政策，進入未知領域，以致招來批評，但這些舉措確實是確保金融市場和經濟活動儘可能強勁的先決條件。”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Hooper與luzzetti評論稱。

白宮聲明稱，“這一結果證明了總統的經濟議程取得了成功，也意味着鮑威爾主席和美聯儲為緩解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而採取的果斷行動取得成效，促使美國經濟重回正軌。”

從貨幣政策溝通的角度來看，鮑威爾的工作也可圈可點。在剛結束不久的11月政策例會上，鮑威爾宣佈縮減購債，市場表現平穩，並未引發如2013年的“縮減恐慌”，這或可歸功於前期充分而有效的溝通效果。

不過，對鮑威爾的指摘也並不少，最轟動的莫過於美聯儲官員的炒股醜聞。從9月至今，已有四位美聯儲官員捲入炒股風波，鮑威爾本人也“引火上身”。有美媒報道，鮑威爾在10月1日與財政部長姆努欽進行了四次接觸，也在當日，他拋售大額VTI（Vanguard Total Stock Market Index Fund 的股票）。這一事件一度將鮑威爾連任的概率直接拉低近20個百分點。10月22日，為了平息眾怒、挽救市場對美聯儲的信心，美聯儲宣佈聯儲官員炒股新規：禁止美聯儲官員購買個股或者持有個股債券，同時要求對所有的投資提前45天公告，而且這些投資必須至少持有一年。

此外，鮑威爾對於金融監管的放鬆、對於解決日益增長的氣候風險無法給出堅定承諾也成為一些民主黨進步派的口實。

無論如何，如果沒有新冠疫情，鮑威爾的表現或也“平平無奇”，但他在新冠疫情後採取的果斷行動的確為他贏得榮光。

不過，更大的挑戰也擺在他的面前。

未來四年的棘手挑戰

1.在通脹與就業之間“走鋼絲”

通脹可謂是美聯儲當下最為棘手的問題。自去年推出平均通脹目標制以來，美聯儲為促進就業市場恢復，加大了對通脹指標的容忍度。然而在疫情反覆、供應鏈擾動之下，美國通脹不斷走高。

美國勞工部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10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攀升至6.2%，核心CPI同比攀升4.6%，均創30年來新高。美聯儲主要參考的PCE和核心PCE9月份分別增長4.4%和3.6%，也均處於1991年以來的高位。

“通脹暫時論”的支持者有三個主要論點：一是他們認為疫情暴發初期基數較低，隨着時間推移，低基數效應會逐漸消失，通脹率會回落；二是高通脹主要是由供應短缺導致的少數物價大幅上漲推動，隨着供應瓶頸緩解，物價將會迴歸正常水平；三是美國長期通脹預期大體保持穩定。

如今，這三點已愈發站不住腳。首先，通脹已經持續7個月之久，且漲勢不減。其次，供應鏈危機已然無法忽視。10月28日，日化用品巨頭寶潔、聯合利華相繼宣佈不堪成本壓力需要提價；全球農業貿易巨頭嘉吉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 MacLennan也於近日改口，不再認為通脹是暫時性的；就連一向以超強供應鏈管理能力為傲的蘋果也不得不承認供應受限的問題。美國物價上漲現象已從年初的二手車、住房、食品蔓延至現在的金屬、原油、棉花等，疊加全球石油價格再創新高，通脹加劇的風險越來越大。最後，美國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升穿2.66%，創15年新高，顯示長期通脹預期正在上升。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通脹暫時論”。他們認為，“通脹暫時論”才是暫時的。

**在通脹不斷上漲的同時，美國就業市場尚未實現充分就業。**雖然美國就業市場已達成美聯儲所謂的“實質性進展”，讓美聯儲如期宣佈縮減購債，但在疫情暴發一年半後，美國仍有逾800萬崗位空缺。

“一方面工作找不到人，另一方面人找不到工作”成為美國勞動力市場怪狀，不僅如此，美國製造業、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公用事業以及商業服務等行業的工人的離職率創有史以來最高水平，女性勞動參與率歷史最低……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始終困擾着美聯儲。

如何平衡就業與通脹，確保就業狀態恢復至充分就業，並遏制通脹的進一步攀升，是鮑威爾及其領導下的美聯儲需共同面對的問題。

在獲得連任美聯儲主席的提名後，鮑威爾承諾：“我將使用美聯儲的工具來幫助就業和支持經濟，對抗快速上漲的消費者價格，並防止更高的通脹變得根深蒂固。”佈雷納德也表示，“我會把美國人的就業情況作為我在美聯儲工作的核心，這將會降低通貨膨脹率。”

不過，這並非易事。與以往的通脹、就業兩難相比，鮑威爾的挑戰在於新冠疫情給全球進程帶來了重大變局，一切都充滿未知——新冠疫情影響下，全球產業鏈如何重構？對勞動者心理會造成怎樣的衝擊？疫情如何影響居民儲蓄行為？

畢竟，美聯儲主席也並不是神，也會犯錯。20世紀70年代，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就曾做出錯誤判斷，導致美國在“大通脹”之後迎來“大緊縮”並導致衰退。就算是正確的政策，也可能因為數據的滯後性而貽誤採取行動的最好時刻。

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覆轍，這成為鮑威爾在下個任期面臨的最嚴峻考驗。

2.應對洶湧而來的氣候變化

隨着異常天氣頻繁出現，氣候變化應對成為人類面臨的全球挑戰，也是當今社會最突出的環境問題之一。

氣候變化影響的不止是環境和生態，作為一種負外部性因素，無論是漸進性的氣候變化，還是突發性的自然災害，都會影響着全球的經濟增長，乃至引發金融體系的系統性、結構性問題。

當前，氣候變化顯然已經成為包括鮑威爾在內的全球各大央行掌門人無法迴避的一道難題，但美聯儲似乎還沒有具體的解決方案。舊金山聯儲主席Mary Daly在今年6月表示，氣候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會加劇，同時限制美聯儲利用利率來引導政策的能力，而目前美聯儲“沒有工具來對抗氣候變化”。

誠然，美聯儲已關注到氣變問題對金融系統的威脅，並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例如，美聯儲在2020年12月加入了中央銀行機構綠色金融系統網絡（NGFS），在2021年3月成立了兩個與氣候相關的委員會——負責解決宏觀審慎風險問題的金融穩定氣候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Climate Committee）和負責識別風險並制定解決風險的方案的監督氣候委員會（Supervision Climate Committee）。但是根據美聯儲理事鮑曼11月9日的最新發言，美聯儲目前還沒有考慮將氣候變化納入其監管框架。

在鮑威爾看來，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貨幣政策框架可能會危及美聯儲的獨立性，應對氣候變暖相關問題更多應該是政府的任務，而非美聯儲。在今年6月國際清算銀行（BIS）召集的“綠天鵝”央行行長會議上，鮑威爾表示，“任何能夠影響經濟前景的事情，原則上都可以影響貨幣政策，氣候變化當然符合這一條件。但我想説，目前氣候變化不是我們在制定貨幣政策時直接納入考量的問題”。

事實上，將氣候變化相關影響能納入貨幣政策框架本身仍存爭議。除了可能增加央行負擔，損害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一點之外，貨幣政策工具能否有效覆蓋也是問題。展望未來四年，能否應對來勢洶洶的氣候變化挑戰，如何在堅守美聯儲獨立性之下應對氣候問題，也將成為鮑威爾的一大挑戰。佈雷納德作為美聯儲內第一個討論氣候變化的官員，如何與鮑威爾攜手應對值得關注。

除了上述兩大挑戰，鮑威爾在金融監管、數字貨幣、社會公平等方面也面臨一系列挑戰。有趣的是，雖然與鮑威爾的立場並不一致，佈雷納德卻剛好是這三方面的“積極派”，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拜登政府的胃口。接下來，美聯儲新一任正副主席如何搭檔，頗有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