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44第四章千錘萬鑿出深山09_風聞

2、明朝——沒有資本主義的命，卻得了資本的病

   明朝海上絲路實踐歷史決定了中國近現代史的命運。如果説得更直接一些，中國近現代落後西方，根源在於明朝資本（尤其是商業資本）的失控。

縱觀明朝整個歷史，有一條歷史主線非常明晰，那就是禁海。

從明太祖開始禁海，禁了又開，開了又禁，禁了再開…反覆多次。其實這反映的是在明朝大部分時期，針對誰來主導海上絲路的活動，並主導控制分潤海上利益，明朝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進行了長期激烈的博弈。讓人遺憾的是，這個博弈造成最大的歷史結果，就是作為海上絲路源頭及開啓者，作為人類海洋時代開啓者，具備海洋時代巨大領先地位的中國，因為明朝漢人不同利益集團的內部鬥爭，使得中國自己主動放棄領先地位，走上一條在海洋時代自我脱離海洋活動的反時代、反歷史大勢之路。作為“回報”，歷史殘忍地將中華民族推出持久先進者行列。使華夏文明在近現代出現一個多世紀大幅落後於西方的局面。

因此我們有必要看清明朝圍繞海禁，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明朝的命運，從其建國一開始就“註定”了的！

作為滅元建明時期的幾股主要勢力之一，並最終贏得勝利的朱元璋，在對付張士誠的時候，犯下了一個重大政治錯誤：

在平江城（今蘇州）圍殲張士誠的決戰中，朱元璋的部隊在戰場擊殺張士誠的弟弟張士信。張戰敗城破後，張士誠的妻妾子女縱火自盡。張士誠被俘後自殺。張士誠一家幾乎被滅門。

“最後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

“方士誠之被圍也，語其妻劉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答曰：“君無憂，妾必不負君。”積薪齊雲樓下。城破，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143] 

張士誠當時起家和活動範圍就在江浙一帶，説更直白點，就是當時華夏做外貿海商的核心地區。張起事後在該地推行休養生息之策，民眾得益頗多，故在當地張士誠民望很高。所以張被滅門，該地區對朱元璋的反抗情緒非常大。至今蘇州還有“講張”一説，就是起源於明初。由於該地區海商集團長期支持張士誠，這讓朱元璋很反感。

然後朱元璋犯了第二個錯誤，就是明朝建國後，與江浙一帶的海商集團徹底決裂，為此實行了海禁。《明史》記錄這麼一件事，當時江浙海商集團裏最有錢的沈萬三，出大錢給朱元璋修城牆。老朱對此很忌諱，對海商集團就沒好臉。下力氣打壓了沈萬三為代表的江浙海商集團。

“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後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之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 [144]

【這段典故，今人有考為假。顧誠先生在《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蹟考》中 指出，“沈萬三的確切生卒年雖然難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人以此認為編撰明史的清政府故意黑朱元璋。但是以禁海為主線，把明朝歷史捋一遍。説沈萬三這段記錄抹黑朱元璋的結論是不恰當的。因為**明史記錄的沈萬三這段歷史，人物細節固然有假，但是這故事的所表達意思，與歷史事實確實再契合不過。**我們就以證偽者論證過程中，引用的沈萬三兒女親家莫旦編撰的《吳江縣誌》對沈萬三的描述：“沈萬三秀有宅在吳江廿九都周莊，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而得。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二子茂、旺秘從海道運米至燕京。[145]”這段被引用證偽明史沈萬三的資料，實際證實了沈萬三的兩件事是事實：**1沈家富甲天下，可以稱為當時天下的首富2沈家的財富“相傳”是通番而得。**用‘相傳’一詞證明沈家通番非光明正大之舉，如果正大光明，那必然盡人皆知，何必用‘相傳’？所以作為親戚，用“相傳”一詞來解釋沈萬三家族財富來源。直接證明沈萬三是私自出海與外番通商，成就當時華夏首富的地位的。**因此，當朱元璋發佈禁海令時，受損最大的是誰？不就是海商集團嗎？禁海令，主要禁止的就是海商私自出海通商，禁海作為歷史事實就是説明明朝政府與沈萬三為代表的江浙海商集團的矛盾徹底激化。**因此，雖然明史裏沈萬三這段記錄為偽，但是這段記錄的歷史輪廓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朱元璋南京城築城21載，沈家富甲天下，周莊距離南京僅二百多里地，其一定會出錢表示心意。崇禎亡國前還在募捐呢，何況朱元璋在南京鍥而不捨築城這麼久，就在南京不遠的天下首富，不帶頭捐最多的錢，那簡直不可想象，因此合理猜測，江浙一帶有頭有臉的海商當時都應該捐過錢。而明政府與海商集團後來兩面矛盾激化，明朝政府的措施就是禁海，而海商集團的應對方式，一邊繼續私自出海行商，一邊與倭寇，張士誠等殘餘勢力勾結，海上海盜劫掠，陸上倭寇侵擾。那麼基於這些歷史事實，怎麼可能朱元璋後來會對海商集團客客氣氣呢？對海商該打擊一定會打擊。歷史上，一定會有類似事件，朱元璋藉機敲打海商裏一些挑頭不配合的人。歷史也有類似記錄朱元璋與吳地人的不合，如朱元璋加重江浙税賦，遷出其人口。民間相傳是為了報復該地區對張士誠等人的支持。但是明史為什麼寫錯沈萬三的事？筆者認為最可能的原因是編撰明史的人沒有明朝開國此事的一手記錄，只憑基於市井傳言以及記憶來寫了這段，海商捐款挨罰這種民間新聞，官方不可能有太多公開正式的官方記錄，當時又沒有報紙廣播記錄這些事，明朝兩百七十多年曆史，這麼久之後，開國之初處罰的到底是誰？估計清初誰都不知道了，但是市面上一直有流傳明初首富沈萬三的傳説。估計能想起來的開國初期的有名海商就是沈萬三了。反正沈家本來就是海商這批人裏的人，索性就拿沈萬三出來説事，這是很高概率的可能。其實，説明史沈萬三是清朝故意黑朱元璋最大的邏輯錯誤就是：相對與朱元璋靠禁海來對付江浙海商，清朝為了解決這個明朝始終沒有解決掉的麻煩，在建國南下時，是直接使用鋼刀來處理問題的。相比較清朝對付海商集團的腥風血雨的手段，明史寫朱元璋對付沈萬三為代表的海商集團，只用流放、禁海的手段，那簡直不是在黑明，而是誇明而黑清！（有沒有可能編撰明史的人故意在這裏寫錯，以對比明清處理相同問題的手段差異，來譏諷清初在江南的行徑？這個還是交給歷史學家深入求證吧）】

所以在滅元建明戰爭中，朱元璋針對張士誠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徹底決裂，導致其殘餘力量與明朝的關係不可挽回。而明朝立國後，明朝政府在處理與一直支持張士誠的江浙海商集團（浙商）的關係中，也沒有與之達成和解，雙方矛盾逐步激化。

明朝開國本沒有海禁的，一開始還建立了市舶司的。“洪武二年九月，定朝貢附至番貨。預與中國貿易者官抽六分，給價償之。仍免其税。[146]”但是由於跟張士誠殘餘勢力及江浙海商集團的矛盾無法調和，一大批不服朱家的海商出海當海盜，有錢自己撈，就是不給朱家政權繳税。這導致朱元璋隨即在洪武四年頒佈禁海令。於洪武七年撤掉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之後十數年間不斷下令強化禁海。

我們看到朱元璋當政時期，一開始是開通市舶司想繼續維持海上絲路的通商的。畢竟有這麼大的海上絲路利益在。但是我們也看到，隨即，朱元璋就開始禁海，禁止海商私自出海，隨即沒幾年，連市舶司都取消了，意味着海商公開合法出海都停止了。我們看到朱元璋的禁海措施，不是一開始就有，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加強。很顯然，明朝政府和當時海商集團的矛盾是不斷加深的，到最後進入完全不可調和的狀態。

所以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海禁這個事件，就是明朝政府和海商集團基於海商絲路龐大利益的主導權，利益分配產生的矛盾激化。海商集團經過南宋，元朝數百年發展，尤其是元朝，在元朝政府行政掌控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海商集團養成了長期的私利自肥的行為習慣。且船出了碼頭，政府的管轄力就趨近於無。長期海外行船通商，與海盜、倭寇、海外番邦的交流摩擦，使得海商集團的行事手段無所顧忌。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性格剛烈，意志力強大，掌控慾望強烈，其成功打下天下，自然不能容忍海商集團繼續壟斷巨大絲路利益的狀態持續。於是，兩家必然對此爭得你死我活。這應該就是我們看到的市舶司先開後關，禁海層層加碼的真實歷史背景。

明朝政府與海商集團都不想放棄海上絲路利益的主導權，是明朝海禁發生的直接原因。

所以明朝大半個朝代，江浙地區的海商集團是跟朱家長期作對的。兩邊其實都有問題，明朝的問題就是開國朱元璋在處理與張士誠以及江浙海商集團的矛盾時，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成熟的政治手腕，導致處理矛盾太粗糙，直接激化了矛盾。而江浙一帶的海商集團的問題也非常大，基本從元開始，江浙海商基本就壟斷了外貿商路，而且他們吃獨食。這個獨食吃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從朱棣當權後的歷史可以管窺一二。

朱棣奪權成功，江浙海商背後有助一臂之力

朱棣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起兵，打到三年十月，基本沒啥進展，《明史》記朱棣當時説，‘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為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然後朱棣在建文三年十二月再次出兵後就突然開掛了，建文四年五月攻到盱貽後，在軍事會議上朱棣直接説“不若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真，則淮、鳳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然後就如朱棣所言，隨後一路文官武將倒戈，建文四年6月就被人打開南京城門。

朱棣起兵打了兩年多，都沒有太大進展，但是最後一次出兵，不到半年就渡過淮河，並信誓旦旦，公開説“必有內變”，隨後便摧枯拉朽，在江淮一帶如入無人之境。這裏必然有大量的政治説服收買。

這就像2021年7月初，美國宣佈完全撤出阿富汗，本以為阿富汗政府軍能多撐幾個月，沒想到阿富汗塔利班僅僅月餘就徹底擊潰政府軍，佔領了首都喀布爾。這裏是戰爭的功勞還是政治的勝利呢？答案是很明確的。江淮一帶進軍如此順利，當地人的配合甚至支持功不可沒。

之所以筆者確定江浙海商在朱棣奪權過程中立有大功的判斷，就是在鄭和下西洋歷史事件中。

朱棣奪權後，當年就復置廣東、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明顯有發展海外貿易的打算。這等於明朝朱元璋時期與海商集團的極端激化的矛盾，在朱棣奪權當時就發生了180度的轉變。這種轉變，要麼是海商向朱棣服軟，要麼就是朱棣向海商集團讓步。如果是海商嚮明政府讓步。那麼意味着明政府主導海外絲綢之路商貿，並且從中獲得巨大利益。但是我們看之後歷史怎麼發展的——

永樂三年六月，就命鄭和指揮2萬餘人的龐大艦隊，第一次下西洋。朱棣當權僅兩年多就急匆匆派出龐大艦隊，順着海上絲路航道，一路清掃。其後七下西洋。將從中國、東南亞、印度次大陸到北非、東非、阿拉伯半島，波斯灣，整個海上絲路的海上商道不斷清掃，剿滅盤踞馬來半島上的海盜陳祖義，在東南亞調和諸國之間紛爭，在斯里蘭卡擊敗企圖襲擊艦隊的錫蘭山軍隊，在蘇門答臘，擒襲擊艦隊的篡位”偽王”蘇幹剌…這一系列不斷的行動，事實將海上絲路沿線，尤其是，東南亞、印度洋整理了一番，為海上絲路建立的穩定、安全的商路環境。這一系列的行動，得利最大就是明朝江浙的海商集團。更讓人疑惑的是，朱棣的下西洋持續不斷，成本消耗巨大，每次艦隊出發，都有官兵2萬餘，艦船兩百餘艘，其中寶船62艘。“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147]”

朱棣派遣艦隊下西洋的壯舉，具體消耗多少成本，現在沒有確切數據，但是看一些大臣的意見，就知道是巨大消耗。嚴重收支不抵，比如朱棣朝負責財政的户部尚書夏原吉就一直反對包括下西洋這類巨大消耗財政、國力的行動。比如幾十年後成化時期的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大夏反對再下西洋時説“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148]。

相反，我們看那些海商的獲利，就不説在沒有國家艦隊清理航路的前提下就能誕生了沈萬三這樣的海商全球首富。我們看明末鄭芝龍"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舶直通卧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自給餉，不取於官"[149]。當然明末海外貿易隨着歐洲航路開通，繁盛很多。但是朱棣一朝，如果是海商讓步，服從明政府對海外貿易的管制，怎麼也不可能將下西洋的開支變成明政府吞金獸之一。

明政府沒有從海外貿易獲得巨大利益，嚴重收不抵支。但是當時在鄭和艦隊的反覆掃蕩下，整個絲路的航路通暢，安全穩定，海商航運安全成本必然大減，收益必然增加。但是這些增加的收益怎麼沒進明政府的口袋呢？如果明政府主導，海商讓步，如何能變成這種地步？

可見，朱棣登基後立即改變海洋國策，是明政府向海商讓利。

海商開國即與朱元璋嚴重不對付，這是歷史事實，如何一夜之間讓朱棣改變的？**這個轉變就發生在建文3年底到建文四年短短一年左右時間內。這個時間段裏，只有江浙海商出力協助朱棣奪權這一件事上可能，幫朱棣奪權讓朱棣以疏通海路進行利益交換。**某種程度而言，**下西洋單方向讓海商的經濟利益就是回報海商集團對朱棣奪權的支持。**這種回報，在明朝是有傳統的。比如明朝開國，商税就極低的國策，某種程度就是回報徽商。有人説，朱元璋出身貧寒，討厭富人，所以國策重農抑商。但是抑商應該是高商税才對，低商税是扶助商業。

為什麼明初會低商税？

我們回到明初，分析其國內形成的幾大利益集團就清楚了：明初形成了三大商幫和兩大皇族。

三大商幫：徽商、浙商（海商為主）、晉商，浙商財富最多（有沈萬三這種富甲天下的標杆），但以海外貿易為主；晉商主要在北方，是隨着北方防線建立後，依靠提供軍需供應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明初其還不很強大。當時居首的商幫是遍佈南方的徽商，他們不僅有財富，還有漢人長期南下，長期經營徽州形成了歷史積澱的巨大財富、人才、人脈。徽商在外生意成功，就會回家鄉捐出大量資財資助族人讀書，培養出大量人才。時代安定就科舉求官，時代混亂，就會出去輔佐主公奪取天下，形成了廣泛的政商人脈。朱元璋奪權時，徽商不僅對其有捐助，還有不少徽州籍的人才出山輔佐朱元璋奪取天下。比如那個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策的朱升就是徽州人。

明朝開國初期，禁海打壓了浙商；北方防線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晉商的利益規模還並不大；**因此當時徽商明朝頭把交椅、是占主導地位的商幫，所以低商税，最大得利方就是徽商。**這等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報徽商。在政治上徽商代表的利益集團獲益也很大，明朝首輔和內閣成員人數，徽州人基本排一排二。明朝的官僚，尤其中央那批士大夫，大都有利益背景。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朱元璋開國把公務員薪水設那麼低的主因。因為朱元璋看到的大小官員，大都是有利益集團背景的。通俗的説法就是大部分的官員家裏不差錢。朱元璋已經降低商税便宜你們背後的金主了，怎麼可能再給你開高薪？

除了三大商幫，還有兩大皇族：一個是京城稱帝的皇帝一族，另一個發配到各地就食圈養的皇族。

皇帝與政府基本一體，合法向國民徵收税賦，又通過科舉選士，給予士人階層大量經濟優惠，這等於增加了社會負擔；另外明朝將朱家子孫大量趕到各地圈養起來就食當地，這些朱家子孫，在各地不納税，還參與當地經濟活動之中，相當於額外多出來一個給予全國人民承擔的隱形的負擔。明初建立的體制內有如此多的隱形負擔，如果還高商税，勢必加重對百姓的盤剝。因此制定低商税的其中原因很可能考慮到這些隱形負擔。

所以經過上面的分析，筆者總結認為朱棣奪權後，在其永樂一朝，明朝政府基本緩和了與江浙海商集團的關係，為了回報海商集團在他奪權最後階段給予的巨大支持，朱棣發動了鄭和下西洋的大運動，把從南海到印度洋、阿拉伯半島，波斯、非洲整條海上絲路用當時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反覆清理（其性質等於漢武帝打匈奴，然後攻佔河西走廊、西域，把整個路上絲路的大半通道清理乾淨）。但是朱棣維持海上絲路的巨大代價，並沒有給當時明朝朝廷帶來巨大的利益。重開的市舶司的收入非常有限。顯示當時維護海上絲路的成本大部分明朝政府承擔，考慮到海上絲路的利益如此巨大，顯然收益的絕大部分還是落在海商手裏。

因此，朱棣一朝，海商集團從龍有功，讓明政府出資清理維護海路通暢。而海商吃獨食將海上絲路的龐大利益大部自己吃了下去。試想如果當時海商集團能分享海外貿易利潤，讓明政府在下西洋行動中整體獲利。怎麼可能讓明政府在朱棣死後，因為財政虧空嚴重，而停掉了下西洋！

朱棣一朝，中國海上絲路貿易呈現出，朝廷出成本維護商路，海外利益海商大部獨享的畸形狀態。

明朝圍繞海禁的反覆，就是海商以吃獨食為底線與明政府博弈的過程。他們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永樂朝這種狀態，朝廷用一國之力來幫助他們獲得巨大利益。如果做不到，退而求其次他們期望明朝給予他們官方身份，他們不用朝廷出錢，他們以官方身份展開海洋活動，去實現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比如海盜汪直想被明朝招安，就是企圖獲得官身以便更好地進行海洋活動。到明朝後期，歐洲殖民者基本完成了地理大發現，其商隊和軍事前沿力量進入中國沿海，給這些海商極大的競爭壓力。爭取官身的目的更迫切了。明末鄭家就是典型。歐洲殖民者在南海與中國民間武裝組織（海盜）抗衡，荷蘭人已經北上佔據台灣島。但是就算如此明朝海商集團也基本不考慮讓朝廷從中獲得贏利。筆者估計是海商們擔心，一旦朝廷從海外貿易中實現贏利，就會讓國家力量湧進海外貿易中，強大的政府力量會將這些商人的大部分利益吞掉。

但是明朝海商這種拒絕朝廷參與海外分利的強硬態度。形成了明朝大部分時間，海商集團和明政府的嚴重內耗。

這種長期內耗，促使明朝內部幾大利益集團，日益走向以自身集團利益為最高利益導向的內鬥局面。明末後的黨爭，隱隱約約之間都是前面説的三大商幫兩大皇族為核心的，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糾纏爭鬥，以商幫為核心的資本利益集團，尤其是海商集團（海洋活動的商業資本）將自身利益超越國家利益（當然在世襲朝代，作為家天下的執政模式，這些利益集團可以説，這天下是朱家天下，又非這些權貴富商的天下。所以除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天下安危關他們何事。他們可以勾結倭寇禍亂華夏百姓，只為了反對明朝禁海，阻止官府參與分利。他們也可以勾結北方遊牧民族，將自己的利益凌駕於朝廷國家利益之上。這種以私利凌駕國家利益之上社會氛圍在明末成就社會普遍狀態。他們可以為了反對徵收商税，將税負大量轉嫁到全國農民身上。他們在李自成圍城時，面對崇禎給守城軍士的募捐，京城內部所有高官鉅商表現出讓人吃驚地惜財：城破國亡那也是你朱家的事，與我們何干！估計他們當時想的就是，你家天下都整不明白還想碰我錢？你逗我呢？"）

明朝一朝最大的問題**，就是以資本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和王權之間的持續僵持對抗。形成了內部持續的國力消耗。並最終把華夏文明推出了海洋時代！**

明朝的資本或王權無論哪一方如果能快速獲得勝利，都能極大改變之後近現代中國的命運。

資本勝，那就很大概率走類似英國君主立憲這類模式。但是華夏文明持久的世俗傾向，造就了強勢王權的固有傳統，因此更大的可能是王權獲得勝利（因此資本，尤其商業資本戰勝王權獲得主導政治的權力，在中國強勢王權的文明之下，是基本不可能實現的，尤其海上絲路開通後，在明朝顯示，這些主導海外貿易的商業資本，表現出資本死盯着利潤，資本沒有祖國等等特性，與華夏文明氣質不容。因此中國原則上不太可能出現歐洲意義上的那種資本主義形式。中國的資本不是不強，而是資本在中國天然沒法強）。

如果那時明朝政府能主導海外貿易，並從海上絲路獲得巨大利益，從而持續維持下西洋的行動。從朱棣朝明朝海軍的規模和能力，即便不發展，雄霸天下一百年不成問題。更何況，如果持續推進海洋活動，參與新領域的實踐必然產生和分享到新的知識技術，中國在海洋時代的表現就不會到永樂朝，形成實踐高峯後戛然而止。

明朝政府退出海洋活動，不僅最終斷送明朝國運，更將最先進入海洋時代的中國人，從海洋上硬生生拖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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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明史》列傳第十一

[144]《明史·后妃傳》

[145]《吳江縣誌》

[146]《續通考》

[147]《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148]嚴從簡寫成於萬曆二年的《殊域周咨錄》（此書很多觀點為孤證） 

[149]《明季遺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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