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焦慮”的有錢人 - 説説富人移民_風聞

文/老C

對於有錢人來説，在哪個國家生活是可以選擇的。有些國家，比如瑞士、新加坡本身的政策就是為了儘可能的吸引有錢人。富人願意移民很正常。然而，一箇中國人，在哪裏能有更大的，自我實現和自我成就的機會？毫無疑問，還是在中國。

1、

我有個做投資的朋友，在北京老城區租了個四合院做辦公室。前幾天，房東阿姨來找他，説打算把四合院賣掉，讓他做做準備。他問阿姨問啥要賣，阿姨説，聽説現在講“共同富裕”了，有點擔心，覺得還是賣了拿現金比較放心……

做私人銀行的朋友也説，最近富裕階層再一次瀰漫着焦慮情緒，和18年下半年貿易戰高峯時有點像，紛紛詢問各種資產轉移出境的渠道。

這種焦慮情緒蔓延，其實隔幾年就會有一次。有些富人賣掉國內資產跑了，有些富人轉移了一小部分資產出境以防萬一，有些則是堅定的留在國內。

對那些已經享有國籍自由的富人來説，在哪個國家居住，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在我公眾號的評論中，經常出現的一個問句是“如果中國怎麼好，為啥富人紛紛移民？”

老實説，對富人來説，中國確實不算一個理想的居住地……

在這個世界上，什麼地方最適合富人？中國肯定不是一個好選擇。法國德國也不行，最資本主義的美國，其實也很難説是最理想的。在美國起家的富豪們，也時不時的想着要移民。

新加坡，香港這樣的城市經濟體税低，法律政策對富人都非常友好。在歐洲就是摩納哥，瑞士這樣的國家是富人的天堂。

2017年，CNN有一則報道，《哪些國家有最多的背井離鄉的億萬富翁？》德國以31個排名第一，印度30個排名第二，大中華區以24個排名第三。第四到六名分別是英國（16），美國（13）和意大利（11）。

德國這個國家我去過幾次，政治民主、基礎設施、社會和諧、經濟發達這幾個方面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為啥德國的億萬富豪怎麼喜歡移民？

無他，唯税高耳。億萬富豪都是很現實很理性的。

德國富豪喜歡去哪裏？瑞士。語言相通，地理接近，對富人更友好。據報道，有一半的德國億萬富豪移民去了瑞士。

德國是一個很好的國家，然而，德國富豪為了少交點税，也選擇背井離鄉。富豪流失，並不能説明一個國家不好。

2、

有些國家把吸引富人做為立國之本。比如新加坡。

前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謝國忠在一封內部郵件裏這樣寫道：“新加坡一直標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時印度尼西亞已經無太多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便吸引他國的貪污資金。”

謝的觀點也許有點偏激，但新加坡確實在不遺餘力的吸納亞洲的富人。

新加坡香港發達單一城市經濟體，卻擁有巨大的腹地。新加坡面對東南亞數億人口，香港面對中國大陸。他們與腹地保持了若即若離的關係。聯繫緊密，卻有完全不同的税收和法律。這兩個經濟體對富人的政策都非常友好。

富人們在腹地賺錢，把資產轉移到發達城市經濟體，並居住在這些地方。享受世界最低的税收，享受世界第一流的為有錢人服務的服務業，還有對有錢人非常友好的海洋法法律體系。

我之前推薦過一本書《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寫了這些城市經濟體繁榮背後的陰暗面。

可以參考前文：《從1MDB案件，看東南亞國家的權力與金錢的勾連》

花錢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不會違法。而賺錢比較難，有時候多少要打點擦邊球。最理想的模式是什麼？在一個國家（司法體系）下賺錢，在另一個國家（司法體系）下生活並花錢。

被賺走利潤的國家想找麻煩？不好意思，我的國籍以及日常生活都在另一個國家。

新加坡的很多富豪就是這樣，他們所賺取的鉅額利潤並非來自新加坡本地，他們的工廠、員工，也不在新加坡，反而在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但這些國家中產生的利潤，卻源源不斷的進入新加坡。

在歐洲，富豪們把資產放到瑞士，也是一個自古以來的傳統。在舊中國，富豪和失去權力的政治家也喜歡生活在租界裏，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管轄。

3、

有一個經濟學術語，叫做涓滴效應：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羣體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富人羣體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帶動其發展和富裕。

涓滴效應或許存在，但從富人手指縫裏面漏出的涓滴，是在太少了，不足以帶動金字塔龐大的底部窮人。政府主導的税收和轉移支付，還是促進社會公平最有效的辦法。

然而，在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確實有涓滴效應。從數億人腹地賺取的利潤，涓滴到數百萬人的城市，確實可以讓城市的每一個人都受益。

新加坡的模式，在歷史上並不少見。當年的威尼斯就是這樣。687年威尼斯建立共和國，開始附屬於拜佔廷。10世紀末獲獨立。威尼斯於1082年獲准在拜佔廷帝國境內建立商站免税行商，控制了歐洲和近東之間的貿易而變得非常富裕。威尼斯不僅僅擁有金錢，還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控制了地中海很多島嶼。但威尼斯，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商業城邦。

然而，隨着民族國家的誕生，威尼斯的金錢在國家暴力面前，不堪一擊。1796年，拿破崙不費吹灰之力就佔領了威尼斯，做為和奧地利談判的一個籌碼。隨後，威尼斯先後被法國，奧地利統治，最終在1866年，被奧地利割讓給了新生的意大利王國。

今天的新加坡的數百萬華人，也生活在數億穆斯林的海洋之中。新加坡從周邊國家攫取利潤，也收穫周邊國家的羨慕嫉妒恨。新加坡的生存，依賴於來自域外霸權的保護，二戰前是英國，二戰後是美國。

如果世界回到了十九世紀大國爭霸的年代，富裕小國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4、

中國的富人羣體，充滿着不安全感，一有風吹草動就開始焦慮。這個也能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存在差異，這個大家也看得到。

不過，中國共產黨一直是一個非常實用主義的政黨，信奉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走的中庸平衡的道路。

今天的左派右派，都喜歡拿鄧小平同志出來説事。前幾天，看到一篇公號文章，批評“共同富裕”，説違背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精神。殊不知，共同富裕這幾個字，就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92年南巡講話被大家認為吹響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號角，但南巡講話中是怎麼講“共同富裕”的呢。

“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税，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國家層面，富裕地區支持貧困地區，避免兩極分化都是小平同志要求的。而小平同志當年希望二十世紀末，要提出和解決兩極分化問題。今天，已經晚了20年了。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旗手，但同時也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也要求二十世紀末就要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

政治領域，不能搞意識形態二分法。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有矛盾，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中國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的，信奉的都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如果拿不準，就先試試，發現錯了，承認錯誤再調整。

5、

在和一些已經有所謂國籍自由的朋友聊天時，他們經常聊到後半輩子在哪裏過。

對這些風險規避意識很強的朋友來説，這是一個艱難而無比糾結的決策。

一邊要評估中國有沒有風險再來一次文革，會不會再次把有錢人全部打翻在地。畢竟，對這部分人來説，前三十年那種環境是無法忍受的。

另一邊又要評估中美對抗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對華人的態度會不會變得更加敵視。看到美國對華裔仇恨事件越來越多，看到極端右翼叫囂，一旦中美開打，就要把中國人關進集中營，生活西方世界的未來，也變得不太美妙了。

確實，沒有人能預測未來。但我覺得，沒必要這麼糾結。

文革那套東西，已經被證明是錯的。未來的中國，再來一次文革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老實説，我覺得今天的美國來一次文革，都比中國再來一次可能性更大。但確實，中國未來的政策，會更加強調公平，對有錢人會更加不友好。房產税、遺產税、更高的資本利得税都會有。富人避税的漏洞，也會越來越少。

但是，人生百年，總有死的一天。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賺再多的錢，也是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如果已經有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時，是不是也就別太在意了。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一箇中國人，在哪裏能有更大的，自我實現和自我成就的機會？毫無疑問，還是在中國。

6、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回憶書籍，特別是部分歸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及其後代的回憶。必須承認，這些回憶是非常苦澀的。然而，如果讀歸國者本人，和他們的後代的回憶，卻大有不同。

後代的回憶，多充滿不甘。主要的情緒是，如果我爸爸媽媽當時選擇了另外一邊，我現在應該多好多好。我受到的苦難都是因為我爸爸媽媽選錯了。

歸國者本人的回憶，雖然也充滿苦澀，但卻有更豁達的人生態度。著名翻譯家巫先生曾經出版過一部回憶錄，這部書影響非常大，也非常慘。但他對苦難的態度是：“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受難像一根綿延不斷的線索，貫串着生活和歷史的戲劇……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昇華。”

**從個人所得的角度，鄧稼先的人生，無疑付出極多，所得甚少。但他的名字，相信會被一代代中國人所銘記。如果問我鄧先生的人生是不是值得？我認為是值得的。**我相信，鄧先生和鄧先生的親人，也會這麼認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鄧先生可以説做到了三不朽。

那些賺了很多錢，轉移到海外，然後設計各種信託避税結構，研究各種家族傳承的人，就算他們的財富能一代代不受損失的傳承，又如何呢？他們能做到不朽嗎？

在一個最能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盡最大的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經歷區區百年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也就夠了，至於結果如何，別太在意。反正我們總有一天都會死的。

這是一篇舊文，寫作時間大概是幾個月以前。

過去幾個月，輿論環境發生很多變化，恐慌的富人變得更多。

過去兩年，和所有打算離開的人聊天，我都勸説他們不要走留下來。但老實説，看到今天的種種輿論，我也能理解那些選擇離開的人的焦慮和抉擇，所以現在我也不再勸説別人了。但是，做為一個堅定的選擇了留在這一邊的人，我還是無力的希望更多的人能願意留下來吧。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我還是有堅定的信心，相信這個國家一定會越變越好。

雖然蘇軾寫“此心安處是吾鄉”，但他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家鄉呀。

關於民營企業未來命運的這個話題，我不會再寫了，越寫心情越不好。希望再過50年，我能理直氣壯的説對我的兒女説，你爸爸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