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一個只穿褲衩的美國》的 作者後記_風聞

   人類的痛苦至少有一半來自愚昧，有土愚昧，也有洋愚昧，道理自明，不必多説。

    近二十年來，去過美國的人也許要以百萬計，各有各的印象，我只佔其中的百萬份之一，就算是過路人匆匆留下的一點痕跡，被後人的腳一踩也就沒有了，

    但對於我自己，卻像一串斷了線的珠鏈，總希望把那些爍爍滾落的珍珠一顆一顆地再拾起來，讓它重新閃爍出當年的光彩。

    談論美國的書已經多過牛毛，要寫出些新意也實在不容易。如果説本書有那麼一點兒新意，也許本來就沒有什麼新東西可寫，別人是去美國尋夢，我卻在美國尋找上海的舊夢。

    從猿到人，少了一條尾巴都要花幾十萬年。人可以創造出稀奇古怪的物質和形成不同的社會文明，但基本的人性和獸性卻不會變化或很少變化。不論哪個國家的人，真的接觸了，嗨，不也就是這麼回事！明白了這一點，所謂異國他鄉的新鮮感，個把月也就消失了，該謀生還得謀生，該苦難的還得苦難。

    其他的道理，我也説不清楚，也不想説清楚。因為我經歷過六種社會模式：殖民地，日偽統治，國民黨統治，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與現代的美國社會。只要不是白痴，總會有個比較，如此複雜的社會現象也決不是可以用非好即壞來表達的，這本小冊子就算是一種粗線的比較吧。

    在佛羅里達迪士尼世界旁邊，那座建於美國 - 西班牙戰爭期間的小客棧，更多地喚起了我在上海法租界渡過的童年與少年時代的回憶。那些進進出出的房客，其實和我當時在法國公園附近見到的那些外國人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也許是父親曾經在上海當過洋行小買辦的緣故，又在四川路安利大樓開設過進出口公司，家裏來往的各種外國人都有：德國，法國，美國，英國，印度，日本，瑞士，白俄 （並非指地理上的白俄羅斯，而是上海人把留在蘇聯的俄羅斯人稱‘紅俄‘，  逃亡去各國的通稱為‘白俄’），還有馬路上隨處可見的白俄或吉普賽人中的潦倒者，喝起60度以上可以燃燒的高粱酒，咕咕咕，就像喝白開水一樣。所有的這些外國人，他們的七情六慾，孤獨感和苦惱與中國人都是大同小異，甚至是一模一樣的。

    禪臣洋行大班瑞士籍猶太人斯德美耐不得異鄉的孤獨，曾把我父親當作乾兒子，要我們一家人經常去陪伴他。他居住在環龍路（南昌路）的一棟有花園的小洋房裏，離楊虎公館不遠（楊虎為1927年427大屠殺的主要兇手，解放後被槍斃）。他喜歡給我看他收集的郵票和早年爬遍歐洲高山的照片，也喜歡穿藍色的中國長衫和布鞋，七十幾歲，滿臉紅光。

    祥茂洋行二班英國人麥特是家裏的常客，自集中營放出來後已五十幾歲，似乎更加珍惜有限的生命，常常在濛濛的細雨中，和一個也穿着風雨衣的白人女子來回地在我家附近的馬路上散步，不拿雨傘，也不戴帽子。

    德國寶隆洋行的職員戈斯基借了我父親一大筆錢，以貝當路的高級公寓作抵押。後來病死上海，遺下妻兒三人。父親就當眾將抵押書燒掉，表示對亡友的悼念。這大概也算是小人物之間的一種國際情誼！

    日本兵佔領上海後，英美人都進了集中營。那個在霞飛路（淮海中路）DDS咖啡館當雜工的，我叫他切戈哥哥的葡萄牙年輕人，經常騎着送貨的三輪車，將他收集到的一些木柴送給我家，用這種木柴燃起的火，幾十年後，還能感受到那種帶有木柴香味的温暖。

    與父親結交最深的是一家白俄家庭，户主曾在霞飛路開設過皮貨店，是個典型的俄羅斯貴族。他死後，女兒在上海教授芭蕾舞與鋼琴謀生，我叫她外國阿姨，我經常用當時在震旦大學附中學來的蹩腳法語和她母親，一位癱瘓的巴黎老太太，説幾句她的家鄉話，在冬日融融的火爐旁，她開心極了。上門女婿也是個很有教養的俄羅斯貴族後裔，專業無線電，並在金神父路（瑞金路）的住家門堂裏出租外文書刊貼補家用。外國阿姨有時帶着我去普希金的銅像前獻一束鮮花，那時候，我總是偷偷地看着他臉上留下來的眼淚。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深信，世界上不論什麼民族，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大概在1952年他們全家被聯合國難民組織安排去巴西亞馬孫河的原始森林開荒伐木。

    抗日勝利後，我在辣菲劇院看過一個由苦幹劇團演出的話劇，名字叫《夜店》，導演是（黃）佐臨，演員是石揮等人。這是一出從高爾基原作《夜店》改變成中國劇情的戲。當時，我年紀不大，只是覺得挺新鮮挺好看，但不會想到，幾十年後，我會在美國幫人管理一家類似的“夜店”。

    因此，這次美國之行，與其説去美國尋夢，還不如説在美國尋找我在上海的舊夢。在上海本地是尋找不到這種夢了。一是沒有那些外國人當背景，二是通過幾十年硬邦邦的政治運動，哪裏還有當年法租界環龍路，霞飛路一帶特有的情調。留點回憶讓後人去遐想，或給歷史添加些調味的作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