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濤 | 蓬勃興起的數字史學，將為歷史書寫帶來何種可能？_風聞

王濤 |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史學研究的範式轉向

一直以來，一批史學工作者痴迷於將技術、數據引入史學研究領域，斷斷續續地推動着計量史學發展。有人質疑計量方法使用單純的數理模型解釋歷史現象，會導致複雜的歷史簡單化，而計量史學家回應，在史料的爬梳中總結規律性質的結論，本來就是歷史研究的應有之義。這一自我辯護似不無道理。藉着數字人文興起的東風，計量史學（也被稱為量化史學）延續着學術生命，並在近幾年有與數字人文合流的趨勢。

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量化方法的高調回歸中，美國學者喬·古爾迪激情飽滿的“歷史學宣言”最為引人矚目。古爾迪主張歷史研究要關注長時段的維度，善於運用基於大數據的統計方法，並把與此相應的研究路徑比喻為徘徊的“幽靈”，寓意似乎是這種思路從未離開歷史學界。從某種意義上説，長時段的思考維度也好，量化的研究方法也罷，實際上一直在延續“二戰”結束以來歷史學研究的社會科學化趨勢。時下的“數字史學”，也可算作歷史學社會科學化的一個註腳。

有學者注意到，數字史學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也製造了更多新問題，比如可能會把研究做成“拋棄人性”的工作，或者是沒有“思想穿透力”的空洞架構。但是，數字史學在方法論層面得到了技術加持，在學術生產、展示以及交流的層面提供了多樣性以及透明計算，從本質上帶來了史學研究的範式轉向。實際上，每一代人都在完成屬於自己的可能性，數字史學當前的成績，只能符合當下的技術前提。

數字史學何以成功

從史學史的維度反思，新興的研究領域能否取得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是否具有成為學術流派的可能性，必須具備一個重要前提：尊重史學家研究工作的自主性，有助於展開具有個性的研究議題。以環境史和社會醫療史為例，其之所以能在學術界得到認可、推廣，就在於這些研究方法能夠有效維護研究項目的靈活性。它們不會拘泥於研究時段、研究區域，研究者有充分的自主權挑選研究對象、時段、國別，只要其研究主題致力於探討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或者疾病瘟疫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就都能被納入環境史或者社會醫療史的範疇。對於史學界的新生代而言，他們採納這樣的視角，就獲得了更換角度書寫歷史的能力，能夠發掘出更多選題和研究可能性。這些方興未艾的史學研究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兑現了用户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願望。歷史學家（用户）創造出立足自身需求的研究成果（內容），豐富了整個史學研究社區的生態多樣性。相較而言，數字史學想要獲得類似的發展前景，關鍵同樣在於它能否實現UGC的設想，能否為史學家提供充分的研究自由。

表面上看，數字史學具備這樣的潛能。數字史學能夠不問東西，在中世紀史的研究中，在印度史的研究中，在藝術史的研究中，都可以深度運用。正是由於這種靈活性，數字史學不斷激發人們的好奇心，近年來受到了很多關注；或許是基於同樣的理由，與數字史學緊密相關的數字人文也獲得了快速發展。

但細思似乎又沒這麼樂觀，數字史學欣欣向榮的表象與環境史的生意興隆，存在着本質上的差異。環境史研究能夠基於人類歷史與環境變遷的互動關係，重構全新版本的人類歷史敍述。而數字史學雖然號稱能提供新的知識，挖掘大數據中隱含的信息，找出隱匿的關聯，但它與作為研究領域的環境史不同，無法提供一個解釋歷史發展軌跡的全新視角。這也是很多學者質疑數字史學研究價值的理由，因為截至目前，數字史學似乎還未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重大研究成果。可以説，數字史學領域還缺少一部《寂靜的春天》。

探索數字史學之道

環境史等新興史學領域的成功，根源在於它們能為歷史發展提供新的“解釋框架”，因而具有學術生命力。大約十年前，有學者提出了“形象史學”的概念，並對這個研究領域的發展充滿期待。但是，形象史學一直有條不紊地發展着，而沒有激發出環境史那樣的熱烈討論。究其原因，形象史學主張將圖形、圖像資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其優越性只在於拓展了史料的範疇，但自身的理論體系建構還不充分。從上述例子來看，數字史學的從業者需要思考：數字史學對歷史發展的解釋理論何在？

當然，環境史或醫療社會史雖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路徑，但在方法論的層面，仍然是沿襲傳統史學方法，倚重傳統的文獻梳理與研究者個人解讀。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數字史學能夠把各種成熟、有效的算法和工具納入史學研究的領地，在考據、史料整理、空間分析等問題上提供先進生產力的援助。從“術”的層面看，數字史學無疑具有光明的前途。這恰是數字史學最擅長也最具變革性的部分。但是，數字史學顯然不能止步於此。數字史學的從業者需要嘗試建構其關於歷史的解釋框架，這才是所謂“數字史學之道”，也是數字史學持久不衰的重要前提。“解釋框架”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能夠帶來庫恩所謂的範式轉換，讓歷史學家解釋史料的能力獲得增益。

對此，筆者提出一種假説，期待為數字史學的深化發展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數字史學作為解釋框架的一種可能性在於：發現和分析事物之間的鏈接，由此來解釋歷史過程的演進。我們可借用“蝴蝶效應”來説明，“蝴蝶效應”其實就是對事物間複雜因果關係的一種極其模糊的概括。歷史事件之間的複雜程度與此類似，不過，隨着技術進步，在大數據的支持下，這種複雜性或許能夠被巧妙地計算出來。用鏈接的思路來研究歷史問題，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施展領域：全球史。正如德國全球史專家康拉德提出的，全球史最常見的研究是對“關係、互動和交互的追問”。但是，美洲原始部落的日常習慣，如何演變為西方世界的高雅生活方式，這中間缺失了哪些環節，傳統的歷史研究難以回答。或許可以藉助數字史學的技術補全中間的環節，並用更直觀的方式來書寫全球史的地形圖。

目前，實踐派已經開始用數字史學的理念和方法來解決歷史研究的各種問題，甚至樂觀地估計“數字史學已經成為跨國史研究不言自明的助手”。如瑞士伯爾尼大學與德國吉森大學聯合開發了關於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精英羣體的數據庫，收錄了公元1250年至1550年間學習法學、醫學、神學等專業的學生信息，目前其總數已達64000人。基於這一數據庫，研究者使用量化統計、社會網絡分析、可視化等技術手段，能夠清晰地描繪出中世紀知識分子的文化影響力以及流動情況，從而全面瞭解現代知識社會的中世紀起源。

在數字技術不斷發展的環境中，美國歷史學家協會前主席麥克尼爾看到了歷史學家的“技藝”需要更新，甚至鼓吹要打破“文獻拜物教”（text fetish）。麥克尼爾指出，技術的進步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史料和研究方法，其背後的邏輯正呼應了新文科所推崇的不同學科間的跨界合作。比如在研究瑪雅文明的活動範圍、人口規模等問題時，歷史學家完全可以藉助之前主要用於地球測繪的激光雷達掃描（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即LiDAR），來獲取更多關於瑪雅人定居點的精確信息，豐富對於瑪雅文明的認知。

數字史學的限度

另一方面，需要強調的是，基於數字史學的解釋框架有其限度，不能被濫用。有的從業者想當然地認為，數字史學最引以為傲的優勢在於，基於大數據和巧妙的算法，可以對很多問題形成更合理的因果判斷，將歷史現象的解讀帶入科學化的正途。但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問題不僅在於歷史研究需要直面複雜的人性，對思想、情緒的量化相當困難，而且對科學主義的迷信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更弔詭的是，相比傳統的研究方法，數字方法或許要消耗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參與過數字史學項目的研究者都有這樣的體會，雖然很多算法高效便捷，但是清洗數據、元數據標註等工作，是絲毫不能懈怠的“手工活”。數字方法一方面極大提升了分析史料的洞察力，但另一方面對史料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否則在漏洞百出的數據面前算法反而會放大潛在的錯誤分析。可見，科學遠非“全能型選手”。以目前人類的技術和智慧水平，科學主義對客觀世界的描述尚且存在盲點，更遑論主觀世界了。如果以科學性為數字史學的唯一追求，就會把整個領域帶入歧途。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數字史學毫無價值。最重要的是，對數字史學的認知，需要回歸到合理的位置，正如我們看到全球史或環境史的方法和理論日漸成為歷史學界炙手可熱的議題，但並沒有天真地認為這些研究範式可以解決歷史研究的所有問題。同樣，數字史學也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雖然它看上去似乎無所不能。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用一種“整體性”（holistic）的思維來評判數字史學的價值。數字史學呈現的不是單純的技藝或解釋框架。無疑，數字史學在方法論層面能夠對傳統史學家珍視的“技藝”在效率上進行改善；同時，它基於量化、數據庫思維供給了一種世界觀，也需要參與對歷史學或者寬泛意義上的人文學科的批判性反思。很多人熱衷提及的“數字轉向”，表面上是方法論的轉向，其實從深層次看，是強調對歷史研究懷抱更加開放、共享、合作的精神。不論我們是否承認，現在的歷史研究方式已經比司馬遷、顧頡剛的時代有了更多可能性。我們需要有更多探索性的研究，打開歷史研究的新天地，而不是單純計較一種方法有效與否。這其實正與新文科提倡的跨界融合的學科發展理念高度統一。

數字史學的起伏發展歷程，與人工智能的發展軌跡類似。人工智能研究領域曾經充滿希望，樂觀者已經在考慮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人類勞動引發的失業潮問題；但也遭遇過寒冬，悲觀的觀點認為連弱人工智能能否實現都要打上巨大的問號。有趣的是，正是在這種大起大落的迷思中，AI技術實現了螺旋式的增長。有理由相信，如果認為數字史學不單純是一個研究領域或史學理論，而是代表着史學研究與數字技術融合的趨勢，那麼就不用在意一兩個城池的攻守，而可以滿懷希望地看到無限的發展可能性。我們不要自我限制想象力，以為數字史學只是單純的“數字+史學”，僅僅是史學研究對數字技術單方面的倚重。在新文科理念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前提下，更多學者投入數字史學的研究與思考，將為這個領域帶來有效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