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掘墳偷屍的年輕人：我是來埋葬凱撒的 | 展卷_風聞

現代歷史學彷彿已經約定俗成，假設這世上真的沒有“孤獨的天才”，也幾乎沒有高呼“我發現了！”的時刻。但外科這個領域並非如此，有許多名家大師的天才視角被人低估，但他們看得更遠，挑戰了時代，為改善人類命運做出的貢獻比其他任何領域專家都多。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外科的誕生：從文藝復興到移植手術革命》（中信出版集團）第三章。標題為編輯所加。前往“返樸”，點擊文末“閲讀原文”可購買此書。點擊“在看”並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1年12月5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出1條留言，贈書1本。

撰文 | David Schneider（大衞·施耐德）

翻譯 | 張寧

15世紀中期的一系列發展為社會學意義上的顛覆性變革奠定了基礎。在這幾十年中，盧克萊修的長詩《物性論》在德意志的修道院被發現，透明水晶玻璃和高級鏡子在威尼斯製成，君士坦丁堡落入奧斯曼土耳其人手中並導致古希臘手稿流往意大利，活字印刷機問世。一般認為“個人主義”誕生於公元1500年，精製鏡子和首批自畫像在同一時期出現也絕非偶然。劉易斯·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寫道：“自我意識、內省、與鏡像對話是與新客體一起發展出來的。”人類第一次能夠看到他自己，當人本身成為注意的焦點，財產權和法律慣例開始圍繞着個體發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圍繞家庭、部落、城市或王國等集體單位展開。15世紀中葉新出現的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促使精英奇才凝視自己的內在，去探索思想的動機和人的軀體，或以哥倫布式的説法，去“發現”人體的構造。隨着黑暗時代漸行漸遠，我們的內在思想和身體構造變成當時探索的沃土。將目光聚在人體上的勘測者們，對他們面前所展開的“新大陸”還一無所知。

大約在公元前150年，即希羅菲盧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圖斯的時代，人體解剖在亞歷山大里亞的衰落預示了醫學院的消亡，而那裏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研究中心。公元前30年，亞歷山大里亞被納入羅馬帝國後，帝國進一步編纂了反對人體解剖的法典，於是人體解剖在法令和大眾宗教情感上都遭到反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蓋倫成為不容置疑的解剖學權威，即使他從來沒有進行過人類屍體的解剖或者屍檢。他的調查研究以動物為基礎，包括農場動物和地中海獼猴。

8-13世紀，人體解剖禁令在穆斯林擔任知識領袖的時代也一直持續着，只有零散的一些原創性解剖研究。“伊斯蘭的解剖知識只是給蓋倫穿上了穆斯林的外衣”，而偉大的阿拉伯翻譯家們僅僅重述了蓋倫的主張。有一種令人好奇的觀點認為，為了方便將死在遙遠東方的十字軍士兵運回家鄉，人們會將屍體肢解後蒸煮，再將骨骼清理乾淨，而這一行為可能為人體解剖的復興奠定了基礎。在亞平寧半島，學習醫學的興趣再次被點燃，首先在薩勒諾，之後是在博洛尼亞和帕多瓦，這使年輕的研究者無視1299年卜尼法斯八世的禁令進行了首次人體解剖。禁令“並非針對人體解剖，而是禁止蒸煮那些客死他鄉之人的屍體［以便回鄉安葬］……儘管教皇從未頒佈過任何專門反對解剖屍體的聲明，但是似乎有某些過於狂熱的地方教會神職人員有意無意地反對解剖實踐”。認為教會禁止解剖是錯誤的想法；諷刺的是，這些禁令其實是羅馬帝國的異教徒頒佈的，其效力一直持續到14世紀，而正是他們的意大利後代最有力地挑戰並推翻了這些法律。

來自意大利博洛尼亞的醫生蒙迪諾·德·盧齊（Mondinode Luzzi）成為中世紀第一個重要的解剖學家。他於1316年出版了經典著作《解剖學》，這是第一本專門研究解剖學的現代書籍。蒙迪諾看似十分倚重蓋倫的論著，但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顯然是以他自己的解剖學實踐為基礎的。《解剖學》通俗易懂，簡明扼要，條理清楚，它將指導此後200年的解剖學家，並點燃整個歐洲的醫學求知慾。博洛尼亞大學由此成為解剖實踐和人體研究復興的第一故鄉，這次復興在14世紀很快就延伸到帕多瓦、威尼斯和佛羅倫薩，到了1501年，又傳播到錫耶納、佩魯賈、熱那亞和比薩。這裏要再次強調，儘管14-15世紀天主教會充滿罪惡，但是它並不像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禁止人體解剖。

解剖學知識崛起、人文主義的自我認識和豐富的藝術表現在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同時出現絕非偶然。在16世紀早期，波提切利、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拉斐爾、丟勒和提香同時出現，他們互相競爭，偶爾也有合作。1502年，賈科莫·貝倫加里奧（Giacomo Berengario）被任命為博洛尼亞大學外科學和解剖學系主任，接了蒙迪諾的班。他編寫過一部近千頁的鉅著《蒙迪諾評註》（Commentaria，1521年出版），也只有印刷革命才使其成為可能。貝倫加里奧是第一位“沒有一直受制於蓋倫或穆斯林學者等早期權威觀點”的醫生，他相當相信自己對人體及其功能的看法。重要的是，他對藝術也有濃厚的興趣，甚至擁有拉斐爾的名畫《施洗約翰》（Johnthe Baptist）。《蒙迪諾評註》儘管還很粗糙，卻是第一部整合了文字和插圖的解剖學書籍，貝倫加里奧也被稱為“第一位較好地認識到解剖插圖真正意義的解剖學家”。

儘管外科手術還侷限於膿腫切開、給戰場傷員做初步檢傷分類以及應急處置，但整體趨勢是人們對身體運作方式的理解日益加深。隨着印刷術的改進、木刻版畫的完善以及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出現，一位年輕的解剖學家兼外科醫生撰寫出史上罕有的偉大著作的舞台已經搭建好了。

1514年，安德雷亞斯·維薩里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出生。他出生在一個很有社會地位的家庭，父親安德里斯是御用藥劑師，而祖父是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御醫。在那個王室成員經常出行的時代，王室車隊的行進使維薩里的父親很少在家。維薩里受益於精英教育，先是在布魯塞爾，少年時又去了附近的魯汶。在魯汶大學的城堡學院（Castle School），十幾歲的維薩里學習了包括亞里士多德學説在內的哲學和藝術，並精通希伯來語、希臘語和拉丁文。出身於醫學世家的維薩里選擇了醫學院並不奇怪。1533年，他踏上了前往巴黎的道路。

維薩里就讀於巴黎的醫學院，期望自己能在四年內獲得學位。現在看來，獲得醫學學士學位需要四個學年的學習似乎有些奇特。現代外科醫生可能會問，他們在學什麼？這個專業課程為什麼花那麼長時間？那時沒有顯微鏡等儀器，也沒有生理學（研究人體動態功能）、病理學（研究器官和細胞疾病）等概念，微生物學（研究細菌和病毒）還完全沒有出現，而外科手術仍然非常原始，今天我們在加里曼丹島保留着石器時代生活的村莊裏還能見到這類外科手術。我們只能推測，當時的醫學院學習蓋倫的醫術和古希臘醫學，其中充滿了哲學思想和謬誤。維薩里在巴黎學習了三年，但後面我們會看到，他在獲得學士學位之前被迫離開了那裏。

在安德雷亞斯·維薩里來到被稱為“光之城”的巴黎之前，那裏的理髮師、外科醫生和內科醫生還在為獲得社會聲望和認可爭論不休。根深蒂固的人體解剖禁令使醫生對任何解剖學研究都毫無興趣。因為解剖學研究與外科手術緊密相關，所以內科醫生完全沒有動力去嚴肅認真地研究人體，當然更不會去碰屍體。現代讀者可能會認為，如今的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不論他們專攻於哪個領域，一開始都是同一所醫學院的同學。但是在中世紀，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並不在一起學習受訓。外科醫生會由醫學專業的老師單獨教導；而理髮師的學習則遠低於這個水平，他們沒有學過拉丁文，當然也沒有學過希臘語，只能偶爾從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的指導中學到少許。理髮師最早聚集於修道院周圍，他們會為中世紀進入修道院的教士削髮。而在過去一千年中，理髮師逐漸成為理髮、剃鬚和希波克拉底式放血療法的操刀專家。在1540-1745年的英國，理髮師跟外科醫生不分彼此。最終理髮師成為專門負責剃鬚和理髮的羣體。只有理髮店門前的條紋彩柱提醒我們，他們以前還有個工作是給顧客放血。

就像中世紀的教士對教區居民實行控制一樣，“拉丁文的使用沿襲了古老的權力與控制傳統……掌握拉丁文便擁有了開啓奧秘之門的鑰匙”。在多年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巴黎終於在1516年就醫療體系的等級問題達成了協議—內科醫生繼續高高在上，而外科醫生接受了位居其下。巴黎人並不願效仿領先的博洛尼亞人和帕多瓦人，沒有像他們那樣捲起袖子，親自解剖和研究，法國內科醫生拒絕接觸屍體，他們穩居寶座，居高臨下地講課，而外科醫生則從旁進行實際的解剖操作。

15世紀時，外科已在意大利城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在法國、德國和英國等歐洲北部國家，外科醫生得到的尊重遠不及內科醫生。他們的公會（相當於現在的工會）由外科醫師和理髮師共同組成，嚴格設立會員准入的規矩和標準。“理髮兼外科”的技藝看起來更像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手術”，僅限於最基本的創傷穩定化處理，包括骨折、刀劍傷口以及因為從中國引入火藥而出現的新型創傷。

14和15世紀的歐洲戰場見證了火藥的巨大威力，而來自槍炮的“爆炸傷”似乎比以往所見過的任何外傷都嚴重得多。安布魯瓦茲·帕雷（Ambroise Paré，1510-1590年）作為一名理髮師兼外科醫生的兒子，從未上過正規的醫學院，卻成為四位法國君主的御用外科醫生。法國第一位偉大的外科醫生帕雷徹底改變了戰爭創傷的治療方法，並通過其著作（以法語寫成，而非拉丁文）成為一位頗富影響力的人物。文藝復興早期的內科醫生髮現他們對嚴重槍傷患者束手無策，那些傷口比人類曾經面對過的任何創傷都要複雜。於是，這些患者就留給了理髮師或外科醫生。而且在牛頓時代之前，人們很難理解是火藥推動彈片所產生的能量而非碎片中的某種“毒藥”造成了如此嚴重的傷害。教皇尤里烏二世的外科醫生喬瓦尼·達·維戈（Giovannida Vigo，1450-1525年）在他1514年和1517年出版的著作中，推測槍傷是一種“由火藥引起的中毒”，應該模仿角鬥士受傷時所使用的古老療法，用沸油燒灼，以毒攻毒。我們可以想象，沸油燒灼可以止血，於是誤導創傷專家斷言治療有效；但實際上，這隻能擴大“損傷區域”並造成更嚴重的創傷。不幸的是，維戈的觀點影響面很大，導致戰地外科醫生們乖乖地在這些爆炸傷口上澆油。

在1575年出版的《帕雷全集》（Oeuvres）中，帕雷簡明地描述了自己在1536年都靈戰役期間所遭遇的危機。在一場傷亡慘重的戰鬥之後，深夜時分，帕雷的沸油已經耗盡。他記錄道：

最後，我沒有油了，被迫使用一種由蛋黃、玫瑰油和松節油製成的助消化藥為傷員療傷。那個夜晚，我輾轉難眠，心想那些沒有得到沸油燒灼的傷員將會中毒身亡。這想法督促我天一亮就去探望他們。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敷了助消化藥的傷員的傷口沒有紅腫或發炎，基本不疼，所以他們整晚休息得很好。而另一些使用了沸油燒灼療法的傷員卻發着燒，同時傷口周圍紅腫，劇痛無比。從那時起，我再也不用如此殘酷的燒灼療法去治療那些受了槍傷的可憐人。

帕雷偶然發現了一種更好的方法，無意中進行了一次對照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發表了這一研究結果，與當時固若金湯的學術權威背道而馳。帕雷將對早期的外科手術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他還提倡結紮（縫合）血管，在截肢後使用假肢，他還改善了產婦分娩的處理方法。書籍印刷技術的適時出現則為帕雷著作的出版送上了有利的條件；而且正如我們在後面還會反覆看到的那樣，戰爭為醫學的進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安德雷亞斯·維薩里於1533年進入醫學院學習，帕雷在同一年也來到世界上最古老的醫院——毗鄰巴黎聖母院的主宮醫院。維薩里接受的是當時的典型醫學培訓。蓋倫派理論在此如日中天，維薩里接受的解剖學指導充其量算是入門。維薩里在這裏第一次表現出他極高的求知慾，或者説他貫穿一生的特立獨行。在他自立門派以後，他承認如果只接受教授的教導，“如果我在巴黎學醫時，沒有自己動手研究，而是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了那些毫無技術可言的理髮師為我和同學們做的……膚淺隨意的器官展示”，自己就不會成功。正如我們在後面的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樣，外科學是由精工巧匠、古怪分子、孤獨的天才、給人啓迪的導師和特立獨行的老頑固共同打造的。維薩里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造訪巴黎聖嬰公墓，挑選腐爛的屍體和爬滿蛆蟲的骷髏，後來他回憶自己在墓地裏度過了漫長的時光，“時常遭到兇惡野犬圍困”。

當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間的戰爭爆發，安德雷亞斯·維薩里被迫回到布魯塞爾，因為在人們眼中，他成了一個生活在巴黎的佛拉芒敵人。他在布魯塞爾郊外的魯汶醫學院迅速安頓下來，並很快開始在當地搜尋屍體。維薩里和一個內科醫生朋友在城牆外尋找死刑犯屍骨的時候，撞上了一具吊在絞刑架上的屍體。他對屍體進行了檢查，推測屍體最初曾在稻草上被焚燒，但是上面的肉已經被鳥類啄食乾淨了。他還觀察到屍骨因為有乾枯的韌帶連接而保存完整。維薩里回憶道：

我發現屍體已經乾枯，沒有任何一處潮濕或腐爛，於是利用了這個天賜良機。在朋友的幫助下，我爬上木樁，將股骨從髖骨上拽下來。這一拽，手和手臂連着肩胛骨也都掉了下來，但是一隻手的手指、兩塊髕骨，還有一隻腳已經不見了。我連續往返幾次將這些肢體偷偷帶回家，此後就剩下頭和軀幹了。到了晚上，我故意讓自己被關在城外，這樣就可以想辦法取下胸腔—它被牢牢地系在鏈子上。我太渴望擁有那些骨頭了，以至於半夜三更獨自置身於那些屍骨中。我奮力爬上木樁，毫不猶豫地一把拽下望眼欲穿之物。

維薩里用沸水對這些骨頭進行了軟化之後，切掉了韌帶和軟組織。他繼續寫道：

最後，我偷偷地把所有骨頭都煮了一下，令其為我所用。在把它們清理乾淨後，我將其組建成標本並保存在魯汶。

在魯汶短暫停留之後，維薩里前往意大利的帕多瓦，那裏是世界頂尖醫學院的家園。維薩里正是在帕多瓦大學參加畢業考試的。

帕多瓦大學近400年曆史的學術檔案告訴我們，他“在這場嚴格的考試中表現優異……考官毫無異議，一致讓他通過”。令人驚訝的是，畢業之後第二天，維薩里就被任命為外科學和解剖學系主任。儘管他在四年中輾轉就讀於三所學校，他仍然在系裏脱穎而出，顯然某種不同尋常之事正在帕多瓦醖釀。

1537年12月，維薩里畢業後的一天，這位新任外科學和解剖學系主任在一名18歲男性的屍體上開始了自己的首次解剖學實踐，這次解剖將持續18天。維薩里遵循蒙迪諾設立的方案：首先是腹腔，之後是胸腔、頭頸、顱腦，然後是四肢。人們發現，這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維薩里集所有角色於一身，他既是講師，也是示教者和解剖者。這位聲望顯赫的內科醫生，從他高高的寶座上走下來，手握手術刀站在屍體旁，擔當起外科醫生的角色。他不必對着書本念出蒙迪諾或蓋倫的觀點，因為他們的著作對他來説早已爛熟於心。剛滿23歲的維薩里還推出了一種新的教學方法，即為學生張貼圖例或者圖表。這是一個真正潛心於傳道授業的人，而不到一年，他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解剖圖譜》（Tabulae Anatomicae）。繪圖的方式突破傳統，反映出維薩里的觀察結果，證實他所想要傳達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助記價值。《解剖圖譜》在威尼斯印刷，使用了6張尺寸為19英寸×13.5英寸的大木刻版畫解剖圖。1538年出版的這本書第一次暗示蓋倫學説有不可靠之處。維薩里在蓋倫的描述中發現了前後不一致的地方，於是這位年輕的解剖學家開始了自己的研究課題，拒絕接受過去的權威，除非自己證明他們是正確的。

兩年後，維薩里出版了另一位解剖學家論著的修訂版——約翰·君特（Johann Guinter）的《解剖學原理》（Institutiones Anatomicae），該書後來成為配合解剖學講座和演示的教學文本。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本書大部分是抄來的，維薩里對原作進行了修改，並不斷添加新的內容。儘管他替別人的作品出修訂版有些奇怪，不過還有更糟糕的：維薩里的文字和插圖後來被其他的出版商一字不差地完全剽竊。

16世紀30年代後期，維薩里開始對蓋倫的著作進行全面分析，加入希臘語翻譯並對其解剖描述進行學術性評估。對於維薩里來説，蓋倫並非永遠正確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明顯。在巴黎和魯汶一些教授的鼓勵下，他開始大膽地準備編寫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以挑戰蓋倫的權威。在這個過程中他藉助了新印刷技術的優勢，也得益於北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早期已經廣泛提高的藝術審美水平。在這次調查研究期間，維薩里與英國人約翰·凱斯（John Caius）同住，他也二十多歲，來帕多瓦學醫。凱斯曾經就讀於劍橋大學的岡維爾學院。他應當是協助了維薩里的希臘語翻譯工作，但是他比維薩里更忠於蓋倫原作。歷史學家奧馬利（C. D. O’Malley）説：“雖然凱斯與維薩里實際上是一代人，在他們的時代，人體標本解剖已經在進行，基於解剖學的科學治療也已經開始；但是在精神上，凱斯屬於對蓋倫深信不疑的上一代，那時的醫學人文主義者認為蓋倫掌握瞭解決所有醫學問題的關鍵，因此那些由原汁原味的希臘典籍精確翻譯而來的拉丁文著作，才是他們可以為醫學界提供的最大福音。”後來凱斯回到倫敦並大獲成功，將岡維爾學院從財務危機中解救出來，學院在1557年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成為如今舉世聞名的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

維薩里在帕多瓦和鄰近的博洛尼亞忙碌着，他的教學和解剖天分吸引着學生們。“重要的是，無論維薩里去哪裏做校外講座，一股掘墓盜屍的浪潮都會在當地出現。”剛入土的公民和罪犯成為維薩里及其“解剖學”的養料。當時的一份報告説：“［在帕多瓦］某位修道士的情婦突然去世……屍體被帕多瓦學生從她的墳墓中盜走並進行了公開解剖。他們異常勤奮地從屍體上剝下了整張人皮，唯恐被那位修道士認出來。”

通過挑戰自己所學的傳統智慧，維薩里變得比任何人都更瞭解人體。在探索與發現的時代，航海家已經在海圖上繪製出南美洲、非洲、印度和東亞的海岸線；維薩里的探索課題與之類似，並在很大程度上關乎人類的進步，他迫切地想以最出色的方式傳達這種知識。

《人體構造論》的正式編寫始於1540年初，維薩里剛過完自己的25歲生日。他希望《人體構造論》能夠指導解剖和成為了解人體的指南。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人體的書，不是那種給離羣索居的紳士的消遣。這是一部為醫生定製的指南，其後的精簡版《概要》更是專門為醫學生設計的。《人體構造論》的內容包括對解剖每一步所需的器械的描述，還介紹了煮沸和清理骨骼的技術，以及全部肌肉、關節、器官和神經的解剖過程。有時候，他一連幾個星期獨自待在帕多瓦的家裏寫作和反思。維薩里可能花了至少一年的時間編寫《人體構造論》。早期出版物中的木刻版畫取自他親手所繪的插畫，而《人體構造論》中的插圖最後全部由專業畫家繪製。印刷革命賦予了維薩里及其插圖繪製團隊極強的再生產能力，而他的前輩們編寫的是“一次性”書籍，其文本通過手抄得以流傳，而插圖在每次複製時都需要重畫一次，連續複製之後，質量會大大降低。

在其早期著作中，維薩里已經暗示了蓋倫的論述前後矛盾以及他缺乏人體解剖經驗的問題。《人體構造論》一書不再繼續暗示，只有些許細節提到了這位醫學大師。在《人體構造論》的引言部分，維薩里肯定地説道：

在帕多瓦那所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學府……我教授外科學，而由於解剖學與之相關，我致力於研究人體的結構。所以，我曾非常頻繁地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亞進行解剖實踐，同時，我拋棄了學校流行的荒唐手法，我的演示和教學操作與古代傳統沒有任何不同。

然後，他提到了包括蓋倫在內的解剖學諸神，並批判了他們的信徒：

對於真心關心解剖的人來説，他們［早期的解剖學家］似乎對人體解剖毫無興趣。我不明白究竟是什麼讓他們如此堅定地依賴其領導者［蓋倫］的著作，再加上其他人解剖的失敗，他們竟然將蓋倫的學説簡化為一段概要（如果説他們真正理解過蓋倫的話），並且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此鏗鏘有力的文字竟出自一個28歲青年筆下，不過在引言的後半部分，他又委婉起來：

現在，我無意批判蓋倫的錯誤教導，他無疑是解剖學教授之王；我更不希望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在背叛這位做出大量有益貢獻的作者，對他的權威不聞不問。

用馬克·安東尼的話來説，“我是來埋葬愷撒的，而不是來讚頌他的”。維薩里接下來引用了兩百多個實例，它們都顯示蓋倫在“人體結構及其使用和功能”方面存在錯誤。他所傳達的信息逐漸清晰：舊王已死，新王當立。

圖1.維薩里肖像

本章前面提到了安布魯瓦茲·帕雷，有些人認為他是第一位偉大的外科醫生。我們可以認為，維薩里通過強調外科使用雙手的技巧，使外科學從理髮師兼外科醫師這一無足輕重的位置上升了一個檔次，他照亮了外科學發展的前路。在《人體構造論》一書中，維薩里感嘆道，人類忽視了“最基本的工具—手，於是［醫學在動手操作方面］遭到輕視，由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人來診療”。古代早期的醫生使用膳食、藥劑和雙手來行醫，而維薩里時代的醫生，已經不知不覺地“大幅退化，他們把烹製以及給患者準備膳食的一切工作都留給了護士，把藥物的調劑留給了藥劑師，把雙手的工作留給了理髮師”。家庭出身良好的維薩里提出要與患者親密接觸，儘管這會使自己污穢不堪，臭不可聞。古代的醫生“專門致力於治療脱臼［關節脱位］、骨折、外傷……使勇士們從標槍、飛鏢以及其他戰爭惡魔所帶來的痛苦中解脱”。維薩里希望外科醫生能夠繼續用自己的手來治療病人，“像希臘人那樣，藐視那些內科醫師的竊竊私語，如同這樣做能讓諸神稱心如意一般”——當時不少內科醫生對“動手”進行解剖和治療的技藝不屑一顧。大家公認，帕雷的功勞是以更明智的方法治療戰場上的外傷，以更温和的方式處理血管破裂；而維薩里使人體研究重獲關注，並強調了動手的重要性，這兩項成就使他成為外科學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準備好關於解剖的文字部分之後，維薩里開始制訂插圖部分的最終方案。由他委託製作的傑出繪畫，經木刻印版大規模地轉印到紙張上，成為我們大多數人都可以看懂的插圖。大畫家提香（1490-1576年）一輩子都生活在威尼斯共和國。提香在他極為高產的那段時期，在威尼斯擁有一個畫室。人們認為《人體構造論》中最精美的插圖就很可能出自那個畫室裏的一位青年才俊之手。書中的插圖分為四大類：介紹性插圖、肌肉示意圖、首字母配圖，以及絕妙的解剖圖。所有這些精緻的藝術作品都先繪製在紙上，然後鏡像轉刻到相同尺寸的木刻印版上，這一步任務艱鉅。木刻印版由梨木製成，工匠將其按紋路鋸開，並以熱亞麻籽油擦拭，然後極為精密地、小心翼翼地雕刻。在木刻印版完成之後，維薩里給位於瑞士巴塞爾的一位印刷商寫了一封信。他選擇的是約翰內斯·奧普瑞努斯（Johannes Oporinus）。他是巴塞爾的希臘語教授，在學者中以注重細節和高品質製作聞名。1542年9月，這封信件和所有的木刻印版搭上一輛從威尼斯出發的貨車穿越阿爾卑斯山到達巴塞爾。接下來，奧普瑞努斯和他的團隊在維薩里的協助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整理手稿和木刻印版，到1543年夏天，成書初現。儘管當時大多數用於印刷的木刻印版要麼被回收，要麼被丟棄，但是《人體構造論》的印版保留了幾個世紀，其間失蹤了幾十年。有傳言説，那些印版被藏在慕尼黑大學的圖書館裏，人們經過一番調查，於1936年在圖書館閣樓的一個大箱子裏發現了它們，而且印版保存完好。可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印版全部被炸燬，如今蕩然無存。

圖2. 維薩里《人體構造論》扉頁

《人體構造論》中有兩張大幅的介紹性圖像。第一幅是扉頁，第二幅是維薩里本人。扉頁圖像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木刻印版圖像之一；它的視角、清晰度、構圖和對繪畫技巧的駕馭叫人歎為觀止，哪怕它只是一幅手繪作品。而這幅繪畫還被雕刻大師刻成了印版上的浮雕，簡直更加讓人難以置信。這幅圖描繪的是一次公開解剖，眾人羣集（我數了一下，至少85人，不包括屍體、一隻狗和一隻猴子）擠在解剖台周圍，維薩里正在示教一具屍體的內臟（見上圖）。它讓人想起拉斐爾於1511年完成的《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其實那幅圖像的右側有一個人看起來就很像《雅典學院》中的柏拉圖，傳統説法認為其原型是1519年去世的萊昂納多·達·芬奇。但在這裏，他沒有像柏拉圖那樣指向天空，而是指向屍體。這是維薩里的理想嗎？如果天文學家在丈量星空，我們的解剖學家是不是在丈量人體？

肌肉示意圖在一整張頁面上畫得滿滿當當，事實上，在少數保留至今的《人體構造論》原版副本中，每張紙要比普通對開尺寸大，展開後更比原頁面大出1/3。這些大幅圖紙描繪的是活動的屍體，它們沒有皮膚卻並非沒有生命，面容極度痛苦地扭曲着，令人毛骨悚然。這些插圖具有連續性，表示解剖的層次在深入；隨着解剖層次逐漸深入，附着在身體上的肌肉也越來越少。肌肉示意圖設置在威尼斯田園鄉村的背景中，人體高高地棲息于山丘上，教堂和鄉村建築點綴在地平線上（見圖3）。

圖3.《人體構造論》中的肌肉人體圖。

首字母配圖貫穿全書，成為段落之間詭異甚至驚悚的小插曲。開啓新一段落的大寫首字母字號很大，以前都是手繪的裝飾，但印刷術問世之後，木刻印版讓印刷變得更有效率。《人體構造論》中的首字母配圖使用了字母表中2/3的字母，且每張配圖都包括裸身男童或者小天使，他們惡作劇般地參與掘墓、盜屍、煮骨、接骨，更恐怖的還有在活豬身上做實驗。這一切都讓人想起我們祖先曾經忍受的那個可怕的時代，然而子孫後代也正是從那個時代中受益匪淺。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解剖圖本身就是最引人注目之處。在寫給奧普瑞努斯的信中，維薩里叮囑他，所有印刷儘量“美觀而輕巧”，木刻印版的使用儘可能“精確而優美”。書中插圖標註了字母以便與對應的文本關聯，這還是第一次。閲讀維薩里的文字時，這些字母可以引導讀者在插圖中找到特定的身體部位。此外，頁邊空白處的數字和字母還幫助讀者對照檢索其他插圖。維薩里所取得的突破是多方面的，他為人類呈現出一部震撼視覺的教學傑作，並不時挑戰着1500年的權威。這幾百頁的文字和插圖清晰易懂又美妙絕倫地呈現出人體及其功能；維薩里論及生理學和器官功能的部分，會時不時地挑戰蓋倫的觀點。當然，書中明顯的缺陷是有關神明、邪靈，以及靈魂存在於何處的討論—畢竟還要再等幾百年，高級顯微鏡才能揭開細胞及其功能的秘密。

維薩里説：“我意識到，由於年齡的原因——我現在28歲——我的成果沒有什麼權威性，而且因為我頻繁暗示蓋倫教導中的謬誤，沒有看過我做解剖演示的人自然會攻擊我，而這本書在攻擊聲中無處存身。”但事實正相反，維薩里的傑作一經問世便大受歡迎，而他也成為一位舉世聞名的解剖學家和外科醫生，大約兩百年內都無人匹敵。

我承認，自己是一個頑固不化的書迷。如果有幸手持一本珍貴的無價之寶，對我來説那感覺的確不同尋常。我花了幾個月去聯絡倫敦惠康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的檔案管理員，建立了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又填寫了准許進入特殊檔案室的一系列必填表格，終於等到了親自研究《人體構造論》1543年副本的這一天。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醫學圖書館之一，因為珍本檔案室禁止攜帶鋼筆，我將揹包和鋼筆鎖在儲物櫃裏，掃描學者證通過安檢，來到了大樓的頂層。我確實有些忐忑不安，儘管準備充分，我還是擔心自己一路來到倫敦，最後仍然無功而返。最後與我往來郵件的一位名叫羅斯的檔案員，我剛通過最後一道安檢門進入內室，他就立即向我走來。“是施耐德醫生嗎？歡迎來到惠康圖書館。看一下《人體構造論》吧？”

我坐下來，意識到他做過功課，上網做了調查，確定我不是那種冒名頂替的騙子，來到至聖之殿糟蹋這些無價之寶。等羅斯再次出現時，他抱着一本16英寸×11英寸（編者注：40.64釐米×27.94釐米）的濃綠色鉅著。那本書的尺寸令我驚愕得目瞪口呆，真的如同一部書中神獸。綠色的皮革表面光滑潤澤，肯定還沒超過一百年，我當時就琢磨原本的裝訂是什麼樣子的。羅斯把書放在檔案桌上，打開之前，種種儀式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身心淨化、鄭重其事、肅然起敬。由於羅斯和我此前並沒有一同翻閲過珍本，我感到他想要確保我會恰當地照顧好這件珍寶。《人體構造論》一書在世界上僅有大約100件副本，而這一本保存得完好如初。

《人體構造論》原封不動地放在我旁邊。我和羅斯開始用泡沫塊和白色帆布豆袋搭起一座小山。檔案文獻的使用宗旨要求我們小心翻閲單頁紙張，時時刻刻照顧書脊，儘量減少觸摸，不可發生意外。羅斯一遍又一遍地嘗試把書放在黑色泡沫楔子對角中間的凹槽裏，讓書自然地打開。感到右側的支撐力度不夠，這位圖書管理員又在楔子上加了一個豆袋。調整擺弄了幾分鐘後，《人體構造論》終於可以閲覽了。

淡淡的彩色線條勾勒出頁面的邊緣，我被這些線條打動了，久久地凝視着。它們似乎是手繪的，幾乎每一頁都有。我手中的這本《人體構造論》是1543年的初版印刷本，這意味着維薩里本人可能親手摸過這本書。有400年曆史的紙張，狀態完好，沒有修補，邊緣也沒有磨損。

我想看一幅大型插圖，於是翻到書的後半部分，看到了一張摺頁。這張超大的頁面令我震驚。整張頁面是一幅人體靜脈和動脈血管的詳細圖示。我將其先展開一半，再沿底部完全展開。這幅全身動靜脈血管的示意圖是一張木刻印版印刷而成的，真是令人歎為觀止。人體結構上標有數十個字母和數字，該頁其餘部分寫滿了血管的名稱，全部為拉丁文。我看得如痴如醉。

回到書的前面，肌肉人體圖映入眼簾，一頁接一頁地向我展示瞭解剖的進展，附着的肌肉依次減少，很像我心愛的“世界百科全書”中那一套透明塑膠插圖。一切都是從這裏開始的，維薩里憑藉這本集教學性和藝術性於一身並敢於批判蓋倫的絕世傑作，拋出戰書並宣告“我將親自觀察，並通過調查研究來向自己證明，什麼才是正確的”。在接下來的百年中，這一決心落地生根，並點燃了一場科學革命。

作者簡介

大衞·施耐德是美國知名關節置換手術專家，帶領有一支專業的肩肘全移植手術團隊，同時作為洛杉磯職業棒球隊和美國橄欖球隊的隊醫，有20多年的運動醫學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