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屆6中全會決議的兩個新提法及思考_風聞

中共19大6中全會無疑是對中國和全球的未來具有重大影響的一件大事。仔細看了19屆6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我覺得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點，這個決議高度的評價了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線。

決議寫道：“八大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是毛澤東思想重要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的重大貢獻。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限於篇幅，這裏省略了中間一段較長的評論。將新決議和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56年8大的評價相對比，發現無論是內容還是褒楊的程度都有相當大的變化，特別是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第二次結合” 的提法前所未有。

為什麼19大6中決議對8大的路線大為表彰，我認為是要為下階段社會發展尋找樣板。8大路線應該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初心。

八大以後的歷史基本分成兩塊，第一塊是從1957年反右開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屆6中的決議對這段歷史是否定的，與1981年的決議保持一致。

八大後第二塊歷史是1978年開始至今的改革開放。新決議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意義，但也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問題非常嚴峻。決議的原文這樣説：

管黨治黨一度寬鬆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羣幹羣關係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受到削弱，黨治國理政面臨重大考驗。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日益顯現。

這些提法，例如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和利益固化藩籬也是前所未有。

顯然改革開放在創造了極大的正效應的同時也帶來各種副作用，中國到了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的時候，社會發展需要明確清晰的樣板。

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結繞不開對引進市場機制的評估，很大程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引進市場機制。理論上説只有引進市場機制，讓資源在市場上通過自由競爭與自由交換來實現最佳配置，才能更有效的發展經濟和融入世界。但是現實世界要複雜的多，實際上市場機制即便在老牌市場經濟國家中也未必能夠得到充分和持續的實現。

西方經濟學很早就有市場失敗的慨念，所謂市場失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多種原因導致寡頭壟斷的出現。這些壟斷寡頭必然利用其資本雄厚的優勢，在掌握先進技術，組成跨國家跨地區的供應鏈和銷售網絡，形成超大的規模經濟方面壓制對手。此時的市場競爭已經成為大魚吃小魚式的鯨吞。寡頭經濟條件下的供求關係，價格和工資體系等等與在完全市場競爭條件下的情況迥然不同。換言之，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在寡頭壟斷經濟的條件下發生了極大的變異。

美國目前幾乎每個產業都被若干寡頭控制，投資銀行有黑石，高盛，汽車業有特斯拉，通用和福特，飛機制造有波音和洛克希德·馬丁，電商有亞馬遜和eBay，零售有沃爾瑪和Cosco，飲料有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信用卡有萬事通和visa，能源有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龍，芯片有高通和英特爾，電子設備有蘋果，網絡平台有Facebook，谷歌，電影娛樂有迪士尼等等。雖然這些寡頭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競爭，但這些寡頭可以通過非市場競爭行為來協調價格，瓜分市場，確保寡頭之間共同受益。

很大程度上，從完全市場競爭走向寡頭競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關鍵是要看國家的政治制度對寡頭經濟的形成和壯大如何應對處理。

美國1890年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防止企業獲得壟斷地位。向富人徵税是美國民主黨提高政府作用，抑制寡頭經濟，平衡貧富差別的一貫做法。在民主黨執政歷史上，個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的年份是二戰後期的1944至1945年，當時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部分（約合現在的300萬美元）税率為94%。高税率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裏根上台。目前美國的所得税税率根據收入的多少在10%到39.6%之間逐漸遞增。

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對防止寡頭壟斷可以説是杯水車薪。在美國反托拉斯法的130年的歷史中，似乎只有1911年對標準石油公司的拆分這一件非常成功的案例。總體上里根以後的美國政治制度支持了寡頭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以至於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可以不顧美國工人和國家的利益大規模向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生產能力。2008年金融危機時，奧巴馬不得不動用納税人的錢去救那些 “大而不能倒” 的私人企業。

就徵收富人税而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話可以用來形容其失敗。美國大公司和富豪在加勒比島國建立各種空殼公司避税已是路人皆知。美國國內中西部的南達科他州也允許富豪在州內設立信託基金。按照該州法律，這些信託基金的關鍵信息嚴格保密，不能對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政府透露。2011年南達科他州的信託基金總額為570億美元現在已經擴大到3500億美元。現在美國還有4-5個州依樣畫葫蘆照搬南達科他州的法律設立信託基金。根據美國“民主在行動 “網站博主沃爾夫教授的説法，全美隱藏在這些基金中的財富估計達一萬億美元。美國富豪們的實際税率遠遠低於一般家庭。

美國的現實告訴我們要讓市場競爭發揮正向作用就必須防止資本獲得壟斷地位。資本一旦獲得壟斷地位，就必然扭曲市場競爭。資本追求壟斷如同追逐利潤都是本能的，對此政府必須介入。

中國為了引進市場機制、建立大量市場主體，曾經有過大規模的企業改制以及把土地等資源資本化、貨幣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必要的但需要不斷平衡的過程。一方面市場機制會使得這些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提高產出、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資本也會不擇手段追求利潤，達到一定規模後會尋求壟斷，造成貧富差別和資金外流。政府必須不能有隻要做大蛋糕就一定能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想法，必須努力使大部分人從資源市場化中受益。如果這個平衡做不好就必然引起各種嚴重問題。例如，土地財政曾經是做大蛋糕的捷徑，但大量揭發出來的貪腐案件和黑社會案件都與土地財政相關。另外地方政府為了局部利益，運用行政權力干預和限制市場競爭的情況也很常見，造成全國性的產能過剩，房地產畸形發展。當下恒大和一些房地產企業的債務危機已經成為導致中國經濟下行的諸多因素之一。

另一種要警惕和反對的趨勢是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他們要求國退民進，削弱國家對土地，資金，能源，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的控制，開放新聞監督，甚至要求實行多黨議會政治制度。但自由派不能解釋的是，美國已經徹底的實行了他們心目中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但依然寡頭經濟盛行，美國政治制度下的黨爭甚至加劇了社會矛盾。如果中國重走美國的道路，資本壟斷和資本外流將更嚴重，貧富矛盾和民族矛盾必然加劇。

政府必須在平衡市場機制和防止資本壟斷中起關鍵作用。這種作用必須建立在法治社會基礎上，而法治社會的基礎又必然是人民民主。19屆6中全會的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慨念，指出要 “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支持和保證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權、監督權、決定權、任免權。

中共如何踐行上述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值得關注。總之當下中國的發展道路和西方已經截然不同了。加強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發揚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壯大國有經濟，支持引導民營經濟，推進共同富裕已經形成中國模式的骨骼。可以説這個模式帶有很多1956年八大時期的基因。

現在美國越來越倚重民主和人權等軟實力和中國競爭，這樣很大程度上就把中美競爭的結局歸結到誰的制度更能夠有效的發展經濟和公平合理分享發展的成果。現在中國模式在基建，扶貧，防疫上的效率已經舉世公認。中美下一步的競爭將在經濟持續發展，共同富裕和人民民主方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