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中國的歷史認知與宏觀經濟理論（眉山學苑）_風聞

我認為，任何社會科學的理論要能夠稱為理論最基本的要素有兩個，第一是實踐性，你的理論要經得起實踐或者經驗驗證，這種驗證是歷史性的，也就是理論可以解釋歷史現象。第二是邏輯自洽。任何理論都是一個邏輯分析的過程，沒有邏輯自洽的理論也不成其為理論。最好這個理論能夠指導或者預測某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發生。在自然科學裏，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就通過預測了光受引力偏轉而獲得了證明。在社會科學裏，馬克思的理論總是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證明自己的科學性。

通常在經濟學理論上，對歷史的解讀是一個理論死穴，許多理論根本無法通過歷史現象的一致解釋來證實自己的理論價值。

新中國的經濟史是對現在流行經濟學理論的最有力的批判。

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認知，林毅夫，張維迎，許成鋼包括楊曉凱都是錯誤的。

這裏給出兩張圖，來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麥迪森教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

這是美國與中國從1700年到1998年人均GDP的水平比較，

這是英國與中國從1700年到1998年人均GDP的比較。因為中國與這兩個國家曾經的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數據採用了對數處理。

從這兩張圖上任何有正常智識的人都不會得出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是失敗的結論。

我們看到，在拉長的歷史中，1950年在中國發生了一個轉折，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中國人均GDP是零增長，從1840年前後，中國的人均GDP進入負增長，到20世紀30年代加速下滑直到1950年突然發生了轉折進入增長。這裏安迪森教授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近現代社會的關鍵標誌之一就是人均購買力GDP的指數式增長，而中世紀社會或者前現代社會的標誌是人均購買力GDP的零增長甚至負增長。1950年以後的中國人均GDP實現了持續的增長，而且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美國和英國這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的增長速度。這樣的增長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夢寐以求的，實際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實現近代化國家的發展形態，沒有實現人均GDP的持續增長。二戰以後的新興國家進入近代化和現代化發展形態的國家更是屈指可數。世界上190多個國家，真正能夠實現近代化和現代化發展形態的國家不過是30幾個。實際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許多國際上的經濟學家想知道的是中國做對了什麼才能實現從中世紀社會形態一步跨越到近代化社會形態？這種跨越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因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無不希望自己能發生這樣的跨越。

當然我們知道這種跨越是與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相關聯的，那就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的建立導致了中國從中世紀形態的社會一越進入了近代化社會形態。

林毅夫，張維迎，許成鋼還有楊曉凱的錯誤是意識形態導致的認知錯誤，他們拿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體制的唯一標準，但是這個標準就是有問題的。首先是經濟體制的評價標準錯了；因為國家發展的戰略不同導致了不同經濟體制國家的GDP內涵是不一樣的，用GDP這個標準衡量不同經濟體制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作為國家發展定性標準，人均GDP的增速則是比較科學的標準，第一這個標準區分了兩個不同社會形態的定性；第二人均GDP增速更好地衡量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優劣。因為發達國家稱為發達國家是因為長期人均GDP指數增長的結果，所以一個經濟體持續的指數式增長是一個經濟體現代化的必然結果。所以對中國經濟史正確的問題是下面的幾個。

第一，中國做對了什麼才一步完成從中世紀社會到近代化社會的跨越？

第二，西方在300年前形成了近代化發展社會形態，他們與中國近代化社會形成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是什麼？近代化社會和現代化社會形成的規律性因素是什麼？或者説形成近代化和現代化的充分性條件是什麼？

第三，中國今年幾乎可以肯定達到人均GDP12500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進入中高收入社會，或者説中高發展水平社會，那麼中國做對了什麼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國能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按照當前標準的人均30000美元？需要做好什麼事情才能實現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這個應該是中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

第五，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什麼？中國道路能不能形成普適性的原理從而讓發展中國家跟隨走出貧困的泥潭？

第六，中國道路與蘇聯道路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中國做了什麼避免了蘇聯失敗的前途？而導致蘇聯失敗的具體因素是什麼？經濟因素是什麼？

再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台灣、韓國的現代化道路的分析。

這些問題既是對於歷史認識的問題，其實也是宏觀經濟學的問題，回答這些問題，找到造成中國經濟成功的一般性規律就是宏觀經濟理論的創新。

我對這些問題有一些思想，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組織結構，用結構分析的方法對這些問題給出一個符合歷史經驗和能夠邏輯自洽的解釋。

我認為是先有近代化的組織結構後有近代化的經濟發展，這一點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結論是不一樣的。我們看麥迪森教授的中國與英國人均GDP的比較。英國實際上在工業革命之前，在1700年之前就已經進入到近代化社會形態，它的人均GDP已經是指數式增長了。中國在1949年之前，儘管通過“洋務運動”有了工業，後來的中華民國建立了共和體制，但是並沒有進入近代化社會形態，沒有工業化，沒有人均GDP的增長，仍然停留在中世紀社會形態。

那麼造成近代化的條件是什麼？我認為是分工，分工是造成近代化的決定性條件，充分性條件。對於分工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是經濟學一個基本概念，分工的價值亞當斯密已經在他的著作《國富論》中給予了説明。但是對於分工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沒有説清楚，如何才能造成分工？如果説分工的價值對於一個經濟學學生是一個常識的話，為什麼發展中國家不能實現分工這個組織結構？舊中國不論是帝制還是民國都不能實現？至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仍然不能實現？這些國家的經濟領導絕大多數都是美國“常春藤”名校的畢業生，他們難道連這個最基本的常識都不懂嗎？

我認為有一個誤區，現代經濟學過度地強調所有制的作用，傳統政治經濟學中生產關係中第一要素就是所有制，而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都非常強調所有制的作用，而西方的現代經濟學更是把私有制作為“神諭”不容懷疑。

但是我們從歷史經驗看到，英國和歐洲用私有制完成了分工這個組織結構的構建，中國用公有制也完成了分工這個組織結構的構建並且取得了比英美更高的經濟效率。大概也是因為中國用公有制完成了近代化社會的建設，所以遭到了主流經濟學界的抹黑吧？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分工這麼難？實際上分工確實非常難，它是世界歷史上最困難的組織結構變革。

讓我們再回到亞當斯密的時代，分工造成了工場，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同時，由於勞動分工造成了生產與消費的分離，就產生了市場體系的需求，而這個市場體系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公共品”，昂貴到自然經濟的國家無法負擔的程度。生產與消費的分離，造成生產的過程如果持續需要社會組織的支持，工場需要原材料，而工場本身不能生產原材料，所以需要大批量原材料的供應。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需要送到消費者手中，需要商業，物流，大批量運輸。由於從生產到消費需要相當的時間，因此需要金融提供服務保障生產，流通的貨幣。因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易是背靠背，所以需要中介，需要契約管理，因此需要民法體系，法官和律師成為必需。這還是在工業化之前的市場體系，這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公共品。一個自然經濟體對於公共品的負擔能力是多少呢？英國的我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領導中國革命和戰爭的期間調查了中國農村的負擔能力，因為根據地的政府和軍隊都需要農民負擔，而農民的承受能力決定了軍隊和政府的規模。調查的結果是每100個農民可以負擔2個脱產人員，這就是説在1949年的時候，中國有5億農民只能負擔1000萬脱產人員，這其中包括軍政教醫等所有脱產人口。以傳統農業這樣的負擔能力根本無法承擔一個近代化的社會組織結構，所以對所有從中世紀向近代化轉型的經濟體財政困難都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坎。第二個極其難以克服的困難是對於近代化經濟的管理。我們從亞當斯密那裏就知道，分工是一個比自然經濟生產方式效率更高的組織結構，但是它也是一個更高級，更復雜的組織結構，這種組織的管理需要高度的技能，傳統社會無法培養這樣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人才，這種人才也不是學校裏可以教育出來的。這種管理能力的差距也是中世紀社會向近代化社會轉型的困難。黃仁宇把近代化社會的管理稱為“數目字管理”，而傳統經濟是一種習慣性管理。他舉例説税賦問題，英國在18世紀就已經對土地的面積，產出，投入等事項有了定量計算，據此確定税賦標準，而中國，直到民國時期，大量的土地的税賦是根據明朝的習慣沿襲下來的。僅僅財政和管理就構成了中世紀社會到近代化社會的“鴻溝”，更不要説工業化之後，近代化同時與工業化相聯繫帶來工業投資的巨大資本需求和管理工廠的技術需求。

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跨越這個近代化的鴻溝是通過戰爭，殖民掠奪和擴張，奴隸貿易和奴隸勞動，海盜劫掠獲得的鉅額財富支持了政府的財政完成市場體系的建設；用“重商主義”，像什麼《海商法》，《穀物法》之類的法律保護市場和拓展海外市場；用“羊吃人”為工業提供原料，造成了愛爾蘭大饑荒；用《流民法》強制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資本家工廠的廉價勞動力。所以馬克思説“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又不得不説這些罪惡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之惡”。

中國通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通過計劃經濟完成了近代化的跨越具有世界的普適價值和歷史意義，它宣告了資本主義的近代化道路不再是唯一的道路，蘇聯的社會主義尚不具備這種的價值，因為蘇聯的近代化是在沙俄時代就啓動了，彼得大帝時代。

那麼中國是如何不用經過資本主義早期的血腥道路，而且比英美更快更好地完成了近代化的跨越呢？這個中國道路的理論和實踐是怎樣的？

教科書上通常把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建設的成功歸功於黨的領導，這本沒有問題，但是沒有詳細地解釋黨是如何領導才贏得如此偉大的勝利？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怎麼就失敗了呢？世界上有許多的共產黨，但是他們為什麼不能勝利呢？

我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歷史性創造性地完成近代化和現代化的跨越，毛澤東居功至偉，是他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超級現代化的組織結構才造就了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跨越和崛起。

大革命失敗之後，毛澤東決定到鄉下去領導武裝鬥爭，並且説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論斷，開始了他獨立探索和領導中國革命和武裝鬥爭的實踐。毛澤東通過一系列的組織建設打造出了一個全新的組織結構，這是毛澤東最偉大的創造之一。首先是“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然後是井岡山上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和“三大民主”制度；最後在古田會議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樣基本完成了紅軍的組織結構建設。這個組織結構具有兩大特點，第一超強的學習能力，現在説法是“學習曲線優勢”，第二個是超強的執行力。首先是“支部建在連上”，把黨的組織延伸到基層，這就保證了黨的政策和方針能夠直接貫徹到基層，形成了自上而下貫穿到基層的組織結構，這是超級執行力的組織保證。但是僅有自上而下的領導是不夠的，還要用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反饋才能形成對事物的反覆認識過程，所以在井岡山上又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實行“三大民主”，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反饋機制；這個新的組織結構又產生了“絕對民主化”和“自由主義”問題，直到古田會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在一個主要由小資產階級和流民組成的軍隊中和黨員中進行思想建黨，反對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至此中共的組織結構和新型軍隊的組織結構基本建成。這個新型結構具有特別高的學習效率和執行力，用現代學術語言是學習曲線優勢。這個組織結構是怎麼造成學習曲線優勢的呢？除了在學校學習戰爭之外，毛主席更強調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這是與其它軍隊不一樣的地方。紅軍發展到後來的解放軍，每一次作戰前一定要開準備會，這種戰前準備會是從上到下，一直到最基層都要做作戰方案，要對偵察得到的情報，敵人的兵力部署，工事火力佈置，軍隊組成，士氣和援兵等情報進行分析制定作戰方案。戰鬥後還要進行一次總結會，把戰前的準備情況和作戰中的實際情況作對比分析，找出作戰方案的缺陷，找出作戰中部隊戰術和組織的缺陷以利今後的改進。這種作戰準備在最新的電視劇《功勳，能文能武李延年》裏有非常形象的展示。這個作戰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因為有這個組織結構造成了解放軍特別的學習曲線優勢，這個學習曲線優勢是解放軍勝利的基本因素之一。這個學習曲線有多厲害呢？1947年的的時候，陳毅評價解放軍的戰術素養，基層連營幹部的戰術水平不如國民黨軍，當然越往上層，解放軍的指揮水準越超過國民黨軍。然後經過解放戰爭的鍛鍊，到1年多以後，1948年的下半年，解放軍的基層戰術素養就超過國民黨軍了，到抗美援朝戰爭時期，解放軍主力部隊的基層戰術素養遠超美軍，是志願軍能夠獲得戰場優勢的決定性因素。到了朝鮮戰爭的中後期，志願軍的二流部隊也表現出超過美軍的戰術素養。

説過解放軍的學習曲線優勢，再説一下解放軍的軍事家的培養。軍迷談軍事喜歡談將帥指揮的戰役，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近現代的軍事家為什麼都出現在解放軍？抗戰前和抗戰中，不僅是外國對中國軍人很瞧不起，就連中國人自己對自己的軍人很瞧不起，比如段祺瑞就説中國沒有一流的軍事家，就連三流的都沒有，對蔣中正客氣一點，説他在二流的邊邊上，實際上也不是二流的。就連蔣介石和李宗仁也認為中國的高級軍官諸般不如日本軍官，而日本高級軍官在世界上也就是二流三流角色。但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國志願軍湧現出一批世界一流的軍事家，這是怎麼造成的現象？要説解放軍的軍官養成，都是山溝裏的學校，幾乎沒有留洋軍官，絕大多數都是窮人，許多人文化水平很低，怎麼就成長出一批軍事家？這與一般人印象里人才成長的規律相悖。一般我們印象里人才的成長都是學霸，成績優異，智商高，然後循一般成長路徑自小學到大學，然後留學成才。解放軍裏的軍事家基本上都不是這種人才成長過程，學習往往一般，通常經過初級軍事學校有的甚至沒有軍事學校的經歷，通過戰爭學習完成初步軍事知識積累，成為中高級軍官，然後進入紅大和抗大學習，成長為戰略家，比如張愛萍將軍回憶自己抗大前後的狀況，説：自己在上抗大之前充其量可以算一個戰術家，結束抗大的學習就已經成為一個戰略家了。（張勝《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這又是一個高級軍事家的培養結構。把經過艱苦戰爭鍛鍊的中高級軍官送入軍事學院，系統地加以培養。培養的過程首先是建立戰略思維，毛澤東把自己的戰爭認識和思維方法總結成幾篇文章，《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這都是在抗大講課的講義，是他10年土地革命戰爭經驗的總結的哲學思考。當然其他的高級領導也講課，比如林彪就講戰役，李德講戰術，張聞天講政治經濟學等。通過系統地學習讓學員建立戰略思維，開闊知識和視野，結合自己的戰爭實踐進一步提升自己打仗的本事。然後在解放戰爭中，這些高級軍官被派往各個戰區指揮作戰。在他們指揮作戰的過程中還是同樣的組織結構造成高學習曲線優勢。

通常戰區的指揮員在作作戰計劃前要按照程序作敵情我情分析，情報分析，敵人戰略目標和行動意圖，戰役組織分析，然後根據敵情制定我方的戰略和戰役部署，通常這個作戰計劃根據敵人可能的行動有若干方案，這些情況要向軍委和相關友鄰彙報和通報，比如華東戰爭的作戰計劃經常通報給劉鄧。然後上級軍委根據對戰區作戰方案的分析給出相應的指導，友鄰戰區通常也會給出自己的建議。因為毛澤東是那種不世出的大軍事家，往往能看出戰區指揮員方案中的疏漏和缺點，給以糾正和指導。戰區指揮員在對比自己的作戰方案與軍委的指示建議之後，如果有不同意見進一步申明，通常毛澤東的意見是比戰區指揮員更高明，所以通過這種交流能快速提高戰區指揮員的作戰指揮水平和作戰藝術。

説這些是因為要説明一個問題，即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因為説不清企業家成長規律，所以用神秘主義的”企業家精神“來解釋企業家現象。世界上沒有什麼神秘的”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的成長與軍事家的成長一樣是有規律可尋的，企業家的比軍事家容易的多。企業家和軍事家一樣是一個組織結構的成果。西方最推崇的軍事家應該是拿破崙了，拿破崙的特點是他不但是軍事家，還是政治家。他創造了許多的新的組織結構，比如國民兵制，師級編制，打破了貴族對軍官職業的壟斷等等，創造了許多軍事奇蹟。但是當德國的沙恩霍斯特在德軍中建立了參謀部制度，把分工這種組織結構帶入到軍事指揮領域之後，戰場就永遠地驅逐了拿破崙這種天才指揮家。普法戰爭中，普魯士軍隊勝利的真正密碼就是總參謀部和參謀體制，而拿破崙那種天才軍事家的指揮體制對軍隊是有害的。

同理，企業家的成長也一樣是一個組織結構的結果，企業的管理也應該是一個組織結構，這是分工的必然邏輯，只不過現在的企業制度的發育還遠不如軍隊的發展而已。

説完學習曲線優勢，再説一下執行力優勢。舉一個案例，志願軍在朝鮮多次實施大部隊在敵陣地前的大潛伏，數千人潛伏在敵人陣地前的開闊地一天一夜而不被敵人發現，邱少雲就是一次敵前潛伏時被火燒死的，這種執行力是世界無人匹敵的。

我前面説的毛澤東建立的這個組織結構具有超強的學習曲線優勢和執行力優勢，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在世界歷史上最為困難的從中世紀到近代化發展形態的跨越那麼順利地在中國跨越了，1949年新中國建立，然後幾乎是波瀾不驚地進入了近代化的經濟發展形態，這個情況讓人們包括學者感覺這個近代化也不是非常難。但是這是一個錯覺。

中國在建國之後，立即進行了兩件大事，一件事是抗美援朝，另一件是恢復經濟，然後就是接受蘇聯的工業轉移，進行工業化建設。這兩件事都是大事，是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這兩件事的結果都是非常理想的結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了，把美國推回到38線，逼迫美國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議上簽字。抗美援朝戰爭不但沒有拖累國內的經濟恢復，還極大地促進了國內的經濟恢復，1952年中國的主要產品的產量都達到或者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然後是接受蘇聯的工業化轉移，因為中國在朝鮮取得了勝利，極大地幫助了蘇聯，因此蘇聯也對中國提供援助積極起來，156項目就是這時敲定的。有了蘇聯的援助，中國也確定了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發展戰略，“一化三改”，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於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切的目標都是為了工業化服務。具體成果在“一五”計劃中獲得了巨大成功，經濟高速增長。對於毛澤東建立的這個高效的組織結構，學習蘇聯的工業技術和工業組織結構比起戰爭來説是容易的多的事情，所以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一個蘇聯式的工業體系這個過程對於中國來説並不算難，所以中國的近代化也顯得非常順利。

但是這個近代化對於其他國家可就不一樣了，他們沒有這樣一個組織結構，支部建在連上，支部建在村上，貫穿整個社會組織的政黨，沒有上下正反饋的機制，接受外國的生產力轉移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就像一個腸胃消化不良的人吃“山珍海味”會鬧肚子一樣，絕大多數的國家在接受先進生產力轉移的時候都發生了“水土不服”，組織結構與生產力不相容。我們的近鄰印度就處於這種情況，他們接受的蘇聯，英國和美國的經濟、技術援助絕對超過中國，但是它並沒有發生工業化。

中國的改革和中國道路的探索

這是要認真探索的問題。我的觀點與教科書不一樣，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從1956年開始的，同時中國開始探索中國發展道路。教科書上都是説中國的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

説中國的改革是從1956年開始的我是有根據的，這一年毛澤東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另一篇是《論十大關係》。這兩篇著作在新中國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們是中國從蘇聯式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擺脱出來，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標誌。既然是對蘇聯式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當然中國改革的起點是1956年而不是1978年。

只有認識到中國的改革從1956年開始才是符合歷史邏輯的，沒有從1956年開始進行的20多年新的經濟組織結構的探索和試錯從而讓新的經濟組織結構孕育發展起來，而是從1978年開始才改革，改革大概率會與蘇聯的改革一個下場。

中國改革發生的邏輯是這樣的。中國革命從農村發展起來，經過20多年的革命，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農村建立了一個組織結構，所以在建國之後的農村發展有爭論，有一派意見是土地國有化，這個意見很快被否定了，理由很簡單，國家不能把農民的生活包下來就不能剝奪農民的土地，他們要靠土地生存和生活。另一派意見是農村繼續搞“新民主主義”，維持農村的原先的土地制度和經濟結構，讓農村的資本主義有一個發展，等到工業化完成之後在實行土地的國有化。這種方案是對農民搞“二次革命”，後果難測，而且維持農村原先的經濟形態與工業化要求的農業支持存在矛盾。第三個方案就是在農村通過合作化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條路線是毛澤東主張的，他的根據就是英國在工業化之前有一個“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過程，這也是亞當斯密《國富論》裏對分工的描述，通過分工造成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毛澤東用《國富論》説服黨內同志走合作化發展的農村道路。這條道路與蘇聯的集體農莊是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

在城市經濟則是基本接受了蘇聯模式，伴隨這蘇聯工業化的轉移，中國必然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宏觀經濟的管理結構。所以“一五”計劃不但是全班照搬蘇聯，而且是蘇聯專家幫助制定的。

但是蘇聯模式在執行之初就顯現出它的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那就是條塊分割，條塊之間的矛盾，條條之間的矛盾。比如王震在新疆，新疆在解放前經濟十分落後，沒有任何工業。王震兵團10萬大軍加上陶峙嶽起義的5萬大軍完全要靠內地運輸補給，代價十分沉重。王震一方面把部隊轉為農墾部隊，開荒種地解決吃糧問題，但是生活補給仍然困難。王震就用從馬步芳家裏抄來的幾千兩黃金到香港購買了紡織機械，準備運到新疆建立工廠，就地轉化棉花。但是這些新機器也是其他地方稀缺的物資，所以西北局在路上就把這批機器給沒收了，以打擊投機倒把的名義。當然王震建紡織廠是沒有通過國家計委的批准。後來王震把官司打到中南海。再一個葉飛主政福建，因為福建屬於前線地區，所以“一五”計劃了整個福建一個工廠項目都沒有，葉飛想利用福建豐富的林竹資源搞一個造紙廠，計委就是不批。後來葉飛為此大鬧南寧會議。塊塊上的領導要求中央放權，條條上部委也一樣要求放權。大躍進時期有一個案例很著名，我在陶魯笳的回憶錄裏看到的首鋼的一個案例。當時國家計委計劃擴建石景山鋼鐵廠，計劃投資2.4億元，建設60萬噸鋼，100萬噸鐵的產能，計劃用5年時間完成。但是這個擴產計劃由工廠自己做，同樣的投資，結果是僅用2年半的時間，建成了120萬噸鋼，200萬噸鐵的生產能力。實踐提出了由中央計劃的組織結構並不是先進的組織結構，這種結構妨礙了資源的更高效地利用。

結構性矛盾的衝突和中國革命經驗，中國革命時期各個根據地是有非常大自主權的，同時他們的問題也要靠自己解決，中央就是給大政方針和建議，錢肯定是沒有的，東西也是沒有了；導致1956年開始個改革自然導向分權，放權的方向。

1948年年末到1950年，中共中央有一個收權的加強組織紀律性的過程。因為全國解放在即，之前各個解放區在政治，經濟，財政上自行一套，建立全國統一政權之後，在政治，政策，財經問題上的統一是必要的，防止各個戰略區各行其是，成為“節度使”。在全國建政基本完成之後，在財經權力上適度放權，放水養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決策。

放權導致了“大躍進”的挫折。現在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沒有説清楚“大躍進”的邏輯，而把“大躍進”簡單地歸結為領導人頭腦發熱，違反經濟規律造成的失敗。這種解釋不但是過於簡單，而且是錯誤的，無益於對經濟規律和歷史的認識。

我不認為“大躍進”是錯誤，而只能認為是“挫折：，是探索中國道路中難以避免的試錯。”大躍進“的發生有其邏輯。中央計劃經濟有許多弊病，導致了經濟效率低下，結構性矛盾，所以放權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決策，也是正確改革方向。但是放權給地方政權之後，經濟效率提高的同時，對地方政府的權力約束也減弱了，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普遍地採取突破底線的方法加速積累這是導致”大躍進“挫折的根本原因。

地方政府要加速經濟發展，當然要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多建工廠，而增加基礎設施建設的錢和物資從哪裏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國，所以地方政府增加投資的資金和物資還是要從農村和農民身上來，所以”大躍進“導致了地方政府強化了對農民的”索取“，所謂”共產風“和”浮誇風“都是強化索取的表象。比如”浮誇風“的出現是因為國家政策有明確規定國家對農民收購的比例，誇大了產量就可以增加國家收購的數量，也就增加了政府對農業的索取。那麼地方政府不知道這種索取已經把農民口糧都索取了嗎？大概率他們是知道的，但是出於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仍然加大對農民的索取力度。這是因為所謂的“經濟人”邏輯。我們知道在當時有工農業“剪刀差”這個事情，為了國家工業化所以國家的積累採取用工農業“剪刀差”加強工業積累，這是從蘇聯那裏學來的辦法，也是不得已的辦法，這種方法比強制高農業税的方法要温和一些。但是這種辦法造成了工業品與農業品的交換中農業部門是吃虧的，也就是農業調出地區吃虧，所以地方政府願意增加工業投入不願意調出農產品。因為中國政府對人民的責任當然不允許出現大規模饑荒，中央有饑荒救濟。所以地方政府有中央政策墊底強化對農村的索取，而當饑荒發生的時候，地方政府指望中央政府的救濟，這樣地方政府在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就佔了便宜，地方政府靠佔中央的便宜加速了本地的經濟發展。問題是這種“經濟人”理性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過度向農民索取的情況，誰不這樣幹誰“吃虧”，所以個體“經濟人”理性的結果就是全國性的缺糧，中央無糧可調造成全國性的饑荒。這才是“大躍進”後的全國饑荒的根本原因。然後中央接受教訓制定了“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強化了制度約束。

儘管“大躍進”遭受了嚴重地挫折，但是不能認為是一個錯誤，因為“大躍進”留下了兩個關鍵的組織結構改革，這兩個組織結構是後來中國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第一個就是分權，這個前面已經説過了，經濟學界總結中國成功的經驗其中之一就是分權，而且對於這個結論沒有質疑。第二個組織結構的創新是“社隊企業”，後來改稱“鄉鎮企業”，但是“社隊企業”更符合實際情況，因為這些企業主要是以生產大隊和村這一級經濟體發展起來的，不是公社或者鄉。

因為“大躍進”留下了放權和農村工業化這兩個決定後來改革成功的組織結構，所以“大躍進”不能認定為錯誤，也不是失敗，而是熊彼特所説的“創造性破壞”的典型。我認為一個社會運動的歷史價值是由它造成的組織結構決定的，如果單純地破壞而沒有造成新的先進的組織結構那就是一個破壞運動。熊彼特所説的“創造性破壞”的核心不是破壞，而是破壞之後留下的組織結構，如果留下了新的更先進的組織結構，這種社會運動就符合“創造性破壞”。

中國農村從解放以後開始走農村合作化道路，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這是合作化，然後到高級社和人民公社這是由合作化到集體化的發展。這一發展實現了中國農村和農業從自然經濟到分工的歷史性跨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世界上還沒有比中國的合作化集體化更好的從自然經濟到分工的近代化發展模式。西方的農村發展都是農民農村貧困破產流向城市，而城市無法接納這些失地農民，造成城市中心的貧民窟，英國和法國利用殖民擴張將這些失地農民轉移到海外殖民地或者去打仗以“消耗”這些剩餘人口，沒有海外殖民地的國家就造成城市大面積的貧民窟。西方的現代農村是在農村人口大量地流向城市之後，經濟發展之後，農民變成了農場主，人均土地成規模化以後，通過國家財政補貼農業保證了農民和農業。這種模式怎麼能跟中國的合作化集體化的模式相比呢？蘇聯的集體農莊它的基礎比中國要好的多，蘇聯在沙俄時期農村的資本主義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又土地資源豐富，地多人少，人均土地資源充足。但是蘇聯的集體農莊模式長期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它這個模式把農業作為工業的附屬產業而不是獨立的產業，農民被限制為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一方面工農業剪刀差讓農業成為無利產業，依靠國家補貼生產，造成農業缺乏自生髮展的動力。另一方面，國家又拿不出足夠消費品與農民交換，這造成蘇聯時期農業長期的不發展，很長時間蘇聯農業產量達不到沙俄時期。

新中國農村組織結構的發展，“土改”是一個自然經濟的恢復過程，因為解放前中國人口的增長和長期戰爭的破壞，農村的社會經濟矛盾已經急劇惡化，所以中國革命有了肥沃的土壤。這就必然要求農村生產關係有一個強烈的恢復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土改”，但是“土改”仍然是自然經濟的恢復，平均分配土地，緩解農村人地矛盾的激化和社會關心的對抗。但是這種自然經濟的恢復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也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它不能導致分工的發生，所以社會的發展，工業化的要求都決定自然經濟平分土地的農村組織結構必然是一個短暫的過渡，農村土地制度和組織結構必然要求導向分工，這種分工或者是社會主義方向或者是資本主義方向。毛澤東決心是社會主義方向，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的組織結構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到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的發展路線。這個路線上，初級社是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是分工形成的關鍵組織結構，互助組仍然是自然經濟的組織結構，而初級社由於是股份制，實行土地生產資料和勞動分配的結合分配形式，實行集體勞動就形成了分工的初級形式。高級社是擴大了合作社的規模，實行土地和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和按勞分配，但是從組織結構的角度看，初級社是決定性第一步。從後來的合作化爭議看，對於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爭議很大，但是初級社的爭議很少，普遍認為初級社促進了生產的發展，農民生活普遍地改善。

因為初級社的組織結構的重大意義，毛澤東在合作化的初期堅持要搞初級社，要普及，他在合作化引起黨內和社會嚴重爭議的情況下，同意“退”，同意不願意參加合作社的農民退出合作社，但是堅決不同意解散合作社，堅持要保留合作社這個“殼”；他認為這是一個原則性問題，有了“殼”就有分工這個組織結構，沒有了“殼”就沒有分工了。

至於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在1950年代價值不大，這種更大規模的組織結構在後來農村工業化中有着重大價值，但是在分工形成的初期階段，這種更大規模的組織結構帶來組織結構的複雜化和組織成本高的弊病，經過磨合，在1959年形成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組織結構，再後來這個隊為基礎確定為生產小隊為生產和分配的組織基礎，這個組織基本上就是當初的初級社，這個結構兼顧了分工的基礎結構和組織成本的平衡。

現在為流行歷史陳述所病詬的農村集體經濟的現象，所謂的”大鍋飯“，幹活”大撥哄“是不懂經濟規律的表現。早先的農村種地是自然經濟，是一種經驗性的生產形式，農民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延續上千年的方式生產，各人種地的方法都是不一樣的。到了合作化這種近代化的生產方式，生產的內容和生產的方式都要進入分工這種近代化的組織結構中，這就產生了不適感，農民必須改變自己已經上千年的生產方式，接受近代化的組織結構，種什麼，怎麼種都要改變，收入分配的方式也要改變，這種深刻的歷史性改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必然出現歷史跨越的不適感。分工要求生產的計劃性，否則不能與社會需求相匹配，所以生產的內容不再是隨意的。為了達到生產效率的最大化，生產方式必須要以科學的結論為依據而不是經驗為依據，所以生產方式必須改變，比如種植的行距株距，鋤地的深度，澆水的時間和量，施肥，這種農業基本的工作都要標準化，這就要改變農民個人的生產習慣服從新的生產方式。分工造成了生產管理問題，各種不同的工作要根據其技術含量，勞動強度，精細程度給以量化，計算出勞動量，任何根據個體的勞動量決定分配。這就是分工帶來的組織成本。這種生產組織結構與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有着根本的區別，它更靠近工業化的生產方式。

因為分工這種生產方式帶來的勞動力更高的使用效率，所以有種地用不了那麼多人，更多的人被”擠出“農業，這就產生了富餘勞動力的更有效利用問題，這一方面可以開墾土地，增加農田；興修水利增加農業產出，這些有組織的活動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的近代化管理。更多的勞動力富餘提出農業發展的出路問題，這自然就提出了農村副業和農村發展工業化的問題。這個農村發展工業化是中國特色，其他國家是沒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也沒有，歐洲資本主義也是在城市發展起來的。

中國的農村工業化起源於”大躍進“，最早河南省七里營公社小劉莊的史來賀最先搞起來的。對於農村發展工業化這個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中共領導人中只有毛澤東最先發現了它的意義，在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給以高度的評價”中國農民光明燦爛的希望就在這裏“。

中國農村的工業化的肇始是一種荒誕的大鍊鋼鐵的方式爆發，但是卻是荒誕中藴含着真理的光輝，多數人只看到了荒誕，卻缺乏發現真理的慧眼。農村的工業化是中國創造的自下而上的工業化道路，它與計劃經濟造成的自上而下的工業化結合造成了中國道路的成功，為世界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開闢了新的道路，這個歷史意義至今還不為多數人所認識。但是有意思的是對於”大躍進“中”大鍊鋼鐵“運動的價值有一個外國人倒是看出來了。1964年，《紐約時報》記者到中國大陸採訪，這個人是英國人。他在中國大陸進行了幾乎完全自由的採訪，回到美國後他把這次採訪寫成了書《騰飛的巨龍》，後來翻譯成中文，我在圖書館看到過。在訪問中也涉及到了”大鍊鋼鐵運動“，他的結論是從創造的財產的意義上”大鍊鋼鐵“沒有什麼價值，但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破除了工業在農民心理上的神秘感，它給農民一個信心，就是農民也可以搞工業。

中國在”大躍進“之後不斷地探索計劃經濟的合理結構，總是陷入”一分就亂，一統就死“的循環。這其實是供給不足的自然表現。這個時期中國處於新的組織結構的磨合階段，同時這一階段的組織結構創新並沒有停止，創建了偉大的”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這是世界性的偉大的組織結構創新。蘇聯的組織結構都是一元化的，企業，軍隊，政府，黨都是一長制，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西方的政治組織結構是二元化的，企業組織結構是一元的，由產權決定權力。西方的政治組織結構看英國電視劇《是，大臣》，它是由精英官僚體系，都是畢業於牛津的精英組成的行政官僚和政客的二元結構組成。這種精英官僚成為了所謂的”深層政府“，他們通過博弈和勾結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和政治的運行。”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種全新的組織結構將”一元“的和”二元“權力結構改為”三元“結構，增加了羣眾加入權力結構，這在理論上體現了井岡山上”士兵委員會“所代表的民主精神，也代表着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現，人民羣眾直接參與企業和政府的管理。從企業管理的角度，“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三結合”把管理由生產的過程之外轉到生產的過程之中，這是管理的一個飛躍式的進步。在高技術研發中，“研究所，生產廠和相關部門的三結合”把設計和生產兩個環節打通，過去設計院所與生產廠是分開的，設計院所做完設計交給生產廠試製和生產。因為設計院所往往不瞭解工廠的技術能力和加工技術，往往設計出來的東西工廠無法加工，必須拿回設計院所做修改設計，往往這種修改需要往返多次。打通製造廠與設計的環節之後，工廠的高級工人直接參加到設計團隊之中，這樣在設計的初始階段就已經把製造的環節考慮在內，極大地減少了工程研發的時間，提高了研發效率。

這一時期中國還創新了“兩彈一星”的研發組織結構，複雜工程管理模式。這個組織結構領先於美國的組織結構。對於這個組織結構，錢學森和彭桓武都講過，周總理和聶帥他們把指揮大兵團作戰的方法用於組織“兩彈一星”的研發工作，錢學森還親自參與了這個組織的建設。這個組織的特點就是以總體部為核心的系統工程的組織結構。這個總體部就像軍隊中的參謀部，統管整個項目的研發，負總責。美國的模式是私營企業研發，私營企業的利潤導向決定了它在項目結束以後立即解散項目組以節省成本，這樣造成技術積累的流失。因為技術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技術的迭代發展積累的，美國模式必然造成人才的流失和技術能力散失。中國在國有體制下，保留總體部，這個部門規模不大，但是掌握着一個產業和行業最核心的技術機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技術能力。美國現在在航天領域已經比中國力所不逮，決定性的因素就是組織結構的差異。

教育組織結構的創新，對工人提供了繼續教育的機會，開辦“721大學”，對在職職工進行職業技術教育。半工半讀，在國家財政有限的條件下最大程度低降低辦學成本，提供以職業技能為主的基礎教育的中高等教育，像江西的“共產主義大學”。

當然農村已合作化和集體化的組織結構經過磨合一部分社隊發展的相當不錯。杜潤生在文革期間付出工作後作了農村經濟情況調查，他發現當時好的，一般的和差的生產隊各佔1/3。農村已經普及了初級教育，1971年前後就已經普及的小學教育，小學不出村隊。1978年初中入學率已經超過90%，進入普及初中教育階段。

在農村中合作醫療是一個偉大的創新，這個組織被聯合國、世界銀行和WHO都評價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之今在世界上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合作醫療的最大特點是公共衞生（public health) 主導的基層合作醫療，為人民羣眾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可承受，直達家庭的公共衞生服務和基礎醫療服務，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1966年到1979年，中國人的死亡率快速下降，預期壽命快速增加。

最後就是“社隊企業”快速發展。經過“大躍進”的挫折之後，中國農村的“社隊企業”沉寂了一段時間，隨着集體經濟的穩定恢復和發展，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有了一定的積累，勞動力富餘需要尋求新的生產門路，“社隊企業”的發展再次獲得動力。根據柳隨年主編的《中國鄉鎮企業史》，中國的鄉鎮企業在1970年代不到10年時間，產值增長了20倍，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鄉鎮企業的崛起真正造成中國道路的成功，就是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的工業化與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工業化相結合，造成強大的工業化的能力。

這些組織結構的創新都離不開一個人毛澤東，對於這些結構性的創新他都給予了批示和指示，支持這些創新。像合作醫療有“六二六指示”，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把培養農村留得住，農民用得起的土醫生，這就是“赤腳醫生”。

教育組織結構的批示更多，年齡大的人都還記得。

社隊企業的批示和指示我所知即有3次，分別是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1969年對湖南蔡家崗公社發展工業的批示，1975年對浙江金華人民銀行職工來信的批示，同意《人民日報》轉發《河南日報》發表的介紹鞏義縣回鍋鎮大辦“社隊企業”的經驗。

這一時期的組織結構的缺陷。這一時期由於擺脱蘇聯模式的組織結構導致了一些企業管理的混亂，這嚴格説不上缺陷，而是結構轉型中必然的混亂。這一時期的缺陷是缺乏一個像日本學習“戴明制”的科學管理過程。科學管理這個事情是從美國的泰勒制開始，可以説是伴隨着第二次工業革命興起的管理革命，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典型的組織結構。從形式上生產線，標準化是它的特徵，在本質上是把生產的過程同過解析分析，找出影響生產成本和質量、產量的因素，通過數學方法得出解決辦法，提高產量，降低成本，提高質量。這個科學管理不但深刻地影響到經濟，它使得美國經濟一躍而世界領先，而且深刻地影響到戰爭，影響到軍隊的組織結構。舉一例，戰鬥機的空戰編隊在一戰時都是三機編隊，到了西班牙內戰時期，德國首先採取雙機編隊的基本隊形。二戰爆發後，英國在英倫空戰中還是三機編隊，後來各個主要的國家都採用了雙機編隊。美國的陳納德在作為中國空軍顧問的時候，觀察了在中國上空的空戰，總結出雙機空戰的優越性，在他領導美國“志願航空隊”的時候，傳授給美國飛行員空戰技巧和組織方式就使用了雙機編隊。但是他並沒有向中國空軍提出這個建議。日本直到1945年仍然採用三機的空戰編隊。雙機編隊與三機編隊的優劣，雙機編隊在少一架飛機的情況下攻擊力與三機編隊相同，機動性更強，防禦力相當。結論是雙機編隊比三機編隊的作戰效率高許多。

新中國在前30年的建設中從蘇聯引進的工業組織結構中有生產線和標準化，但是沒有這個生產過程的解析分析方法，所以沒有形成科學管理的體系。中國的半導體技術，集成電路技術開發要比韓國和台灣早的多，但是沒有形成產業能力，關鍵的問題就是集成電路的成品率太低，無法形成規模生產，只能停留在實驗室。這個成品率低的問題看上去是技術問題，實際上是管理問題，就是對生產過程的解析分析，找出造成成品率過低，質量不穩定的根源，然後加以解決。這種問題困擾中國的工業很長時間，質量不穩定是中國製造長期的老大難問題，根源是管理技術的落後。

第二個結構缺陷是蘇聯式公有制的結構性缺陷，名義上的公有制在實際運行中變成了部門所有制和官僚所有制。在運10下馬的案例中，民航部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航是堅決反對運10工程的。這是典型的部門利益壓倒公共利益。因為採購飛機是民航部門的權力，如果採購進口飛機，民航部門的人都能獲得利益，接機可以出國，飛行和機械可以出國接受培訓，大筆採購還有某種回饋。所以民航從部門利益出發是反對客機國產化。這是公有制企業權力的部門化，是蘇聯公有制的結構性缺陷，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問題，所以有“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説法。這個問題在航空公司市場化以後反而得到解決了，1990年代民航局分成若干航空公司以後，航空公司轉而支持國內發展民航客機了。這個轉變的原因是利益轉變帶來立場轉變。過去的民航局採購客機是財政撥款，沒有經營盈虧的問題，所以採購和運維成本不在領導主要視野之中，員工福利更影響決策。市場化之後，航司自然關注企業成本，這樣採購和運維成本就嚴重影響相關領導的決策。因為進口民航客機的運維成本畸高，一次D級檢測費用達到採購價的1/4，而且因為安全原因，航司必須使用原廠的運維。因為成本壓力，所以航司轉向大力支持國產民航飛機的發展。這樣推動國產民航客機的動力從主要是科技界增加了市場的力量。

國有企業的“部門所有制”影響到現在，國內已經造出了數字PET-CT，但是進入國內的公立醫院非常困難，現在一方面説科技儀器卡脖子另一方面是國產儀器難以進入大學和科研機構；大學和科研機構把設備當成“私有財產”又影響這些設備的使用效率。這種問題應該是第三方平台介入採購，打破部門權力壟斷。 

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是非常成功的，雖然有問題，但是絕大部分是發展中的問題，而且改革的探索已經創造了供給側改革的關鍵結構鄉鎮企業，因此所謂的“短缺經濟”也自然是一種過渡階段的現象，而不是結構問題的結果。因為有新供給側的結構的引入也必然要提出市場的問題，因為不同所有制結構的交換必然提出交易平台的要求，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自主經營的主體性企業也已經具備，這些新的組織結構必定會根據需求提供商品，這些市場經濟的要素是蘇聯改革的時候不具備的，這些要素的具備決定了中國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