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真正的強強聯手_風聞

廣東省“雙區驅動效應”的挑戰

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簽署，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啓動。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中山、惠州、江門和肇慶九市，加上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9+2”城市羣組成，佔地約5.6萬平方公里。

從協議規劃，到藍圖鋪展，近4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迅猛，被譽為我國“第一灣”，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大灣區11個城市中，已經有4個城市經濟總量超萬億元，各個城市都有各特色的定位，如“廣佛肇”、“珠中江”和“深莞惠”等城市團組，已成為大灣區的熱點名詞。

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創造經濟總量達11.5萬億元（廣東珠三角經濟總量近9萬億元人民幣、香港約2.7萬億港元、澳門約1944億澳門元），比2017年增加了1.4萬億元，以不到全國0.6%的面積，創造了全國12%的GDP，經濟總量與意大利、加拿大、韓國不相上下。

目前，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也已基本形成。大灣區高鐵里程超過1200公里，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超過1000公里，伴隨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標誌性工程建成通車，從香港駕車到珠海、澳門僅需30分鐘，香港往來廣州也縮短至1小時以內。

高鐵、地鐵、高速等現代交通基建，打破了珠三角河、海、山的屏障，將散裝的城市凝聚，灣區內的11個城市被緊密連接起來。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將再次為我國的發展開題破局。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就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先行地和實驗區。

廣東省通過政策與制度的優勢，得到了迅猛發展，經濟體量不斷壯大的同時，廣東省也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龍頭省份，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深刻影響着我國的經濟命脈和走勢。

而隨着我國全面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廣東省原有的政策優勢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被削弱。而且，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成熟，並在全國範圍內的推廣，廣東省原有的體制優勢也失去了獨特性。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期。改革開放之初“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模式，需要儘快轉變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中，如何實現突圍和突破，如何充分釋放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雙區驅動效應”，無疑是廣東省面臨的巨大挑戰和考驗。

去年，廣東省和深圳市相繼發佈了十四五規劃建議，在這兩份《建議》中，廣深雙城聯動是其中的關鍵詞之一，也是未來5年廣東省發展最大的主題之一。

廣東省“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舉全省之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深化粵港澳高水平互利合作，把‘雙區’打造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主引擎。”**以深化廣深“雙城”聯動，強化核心引擎功能，推動廣州、深圳立足全局謀劃城市功能佈局和現代產業發展。

廣州和深圳是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雙城聯動”對於實施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國家戰略、確保深圳先行示範區實現預期目標，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意義。

為什麼是廣州和深圳？

在2019年11月26日發佈的《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第十二屆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議》中，廣深“雙城”聯動就已經被提出：“推動廣州實現老城市新活力，與深圳‘雙核聯動、比翼雙飛’”。

廣深的“雙城”聯動，既不是即興而為，也不是短期的行動，而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種必然現象，也是一項事關粵港澳大灣區長遠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被定為大灣區的核心引擎，這是一個讓這四個城市各展所長、相互分工配合，形成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力的戰略安排。

然而，2019年6月，香港的“反修例”風波，嚴重危害了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安全。就香港經濟發展遭受的危害看，2019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出現了-1.7%的增長。2020年新冠疫情的衝擊下，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速則繼續大幅下降為-6.1%。

另外，受制於其產業結構單一化、經濟規模總體偏小、發展空間狹小等因素，澳門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也有限。

2020年，澳門的生產總值為1677.73億元，在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中排名第11位，分別是廣州、深圳、香港的6.7%、6.1%、7.0%。而且，在新冠疫情衝擊下，澳門的生產總值還出現了-56.3%的巨幅波動，表現出較差的經濟韌性。

因而，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核心引擎，其作用主要還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而在發揮區域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方面，遠沒有廣州、深圳、香港帶來的影響大。

相比而言，2020年，儘管遭受了新冠疫情的衝擊，廣東省地區生產總值仍增長了2.3%，廣州和深圳的地區生產總值則分別增長了2.7%、3.1%，其餘佛山、東莞和惠州等7城也全部實現了正增長。

可以看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4個核心引擎中，廣州和深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經濟增長趨勢，有着良好的經濟韌性。特別是在香港和澳門尚未完全融入內地發展的情況下，廣州和深圳最有條件在現階段更好地發揮核心引擎的作用。

而且就區域發展而言，廣東省的使命也不僅僅侷限於廣東省，港澳的融合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香港、澳門各有其特殊的定位和作用，香港是金融中心，澳門則擁有特殊的娛樂行業，如何促進港澳融入內地發展，在開放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是廣東省需要完成的課題。

同時，珠三角地區還是典型的雙核心結構。廣州和深圳是規模體量不相伯仲的“雙子座”城市，以2020年的數據計算，廣州加深圳的GDP總量已突破了5萬億，佔整個廣東省的比重高達47.6%。

在這種“雙核心”結構中，兩個城市在區位和功能上存在互補，形成了競爭、合作、依賴等複雜的互動關係，既有競爭互耗的“負效應”，也有聯動互促的“正效應”。

而廣深“雙城”聯動，則是力求激發雙城間的“正效應”。通過頂層設計、協同合作、優勢互補等方式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集聚和輻射功能，引領區域的高質量發展。

這是區域經濟多極網絡空間發展格局演進的必然結果，也是符合區域經濟空間組織演進規律的，有利於激發雙核各自的發展動能，更好地引領珠三角國家增長極的加快轉型發展。

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範恆山也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需要協調聯動一體化發展，既是難點，也是出路。實現香港、澳門、廣州、深圳4箇中心城市的一體化聯動，關鍵的關鍵在於實現廣州、深圳兩座城市間的一體聯動和協調聯動。廣深應該把共同打造國際一流的發展環境，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雙城聯動，重在優勢互補

廣州是我國的副省級城市、廣東省省會，國務院定位的國際大都市、國際商貿中心、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國家中心城市、國家綜合性門户城市，四大一線城市之一。

深圳是我國的經濟特區、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國家區域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國務院定位的全國性經濟中心和國際化城市，也是四大一線城市之一。

一個是千年商都，一個是經濟特區，廣州和深圳，這對相距僅約100公里的超級城市“雙子星”，在“雙城聯動”規劃中蓄勢待發、凸顯着區域主引擎的帶動作用。

目前，國內外城市羣、大都市圈的“雙子座”城市，由於發展基礎、發展動力、發展歷程各有差異，存在着不同的競合關係與協同方式。

總體來看，“雙城聯動”主要有三種基本模式：優勢互補的產業聯動模式、全域協同的全面聯動模式和合作共建的重點聯動模式。

廣州、深圳都是經濟規模超2萬億的超大型城市，雖然經濟實力相當，但具體情況卻截然不同。

廣州市域面積7434.4平方公里，深圳市域面積1996.85平方公里，如果把深汕特別合作區的468.3平方公里也加入計算，廣州市的面積仍然是深圳市的3.02倍。

近年來深圳發展速度很快，房價也一路飆升，這與深圳狹小的市域空間、土地供需矛盾緊張有着直接關係。

在歷史與文化方面，廣州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孕育着地道的粵語、粵菜和粵地文化。特色鮮明且有着兩千多年積澱的嶺南文化，也給廣州帶來了相對穩定的人口結構和生活節奏。

而深圳，在40年前只不過是廣東的一個小縣城，被確定為經濟特區後，深圳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年輕的勞動力湧入，使深圳的經濟充滿活力的同時，也形成了開放包容的城市精神。與粵語主流的廣州不同，深圳的日常交流用語則是普通話。

此外，深圳作為我國的計劃單列市，在經濟和財政上是直接與中央、與全國經濟相關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與廣東本土進行了“分離”。

在國家定位方面，廣深的國家政策定位都很高，但有着顯著的差異。簡單來説，廣州側重發揮“區域穩定”的作用，深圳則是“全國創新”的先行區。

具體來看，廣州作為廣東省省會和國家中心城市，擁有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教育、醫療、文化、人才、科技等資源優勢，在現代服務業、國際商貿、航運物流等領域尤為發達。而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和先行示範區，具有金融服務、科技創新、創新人才等的比較優勢。

因此，廣深的合作聯動應以優勢互補為基礎，實現產業鏈、創新鏈互聯，人才和資源互通，構建共建共享共贏的發展新格局。

具體而言，就是以優勢互補為內生驅動力，以產業聯動帶動交通、科技、就業、生活、旅遊等的全面聯動，加快構建廣州、深圳多層次“雙城聯動”、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

創新撬動灣區經濟

放眼全球經濟發展，“灣區經濟” 作為重要的濱海經濟形態，在當前全球的經濟版圖中起着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當今世界沿海經濟主要表現形式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有知名的海灣幾千個，知名的海灣城市幾百個。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掀起的濱海灣區建設浪潮，使很多灣區城市呈現出來新面貌，灣區的開發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功。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60%的經濟總量來自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三大灣區是：發揮世界“金融樞紐”作用的紐約灣區、以“產業灣區”為典範的東京灣區、被譽為“科技灣區”典範的舊金山灣區，這些灣區是全球經濟最發達、最開放、最活躍的地區。

因此，除了廣深“雙城聯動”的核心引擎作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所有城市都需要堅持優勢互補，將海灣的天然優勢與現代城市圈的聚能效應融合。

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是年輕的灣區，但粵港澳大灣區自提出起便被寄予厚望，並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一大亮點，也被視為三大灣區外，全球經濟新的增長極。

回顧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的發展共同點，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創新之灣”——各類科創資源高度集聚。

硅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中心之一，蘋果、谷歌、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在此集聚。紐約、東京灣區，也是公認的創新、金融等產業聚集地，這也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路徑提供了借鑑。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為粵港澳大灣區確定的戰略定位之一就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科技創新”也是規劃綱要中出現頻次最多的詞彙之一，被提及達137次之多。

十九屆五中全會也明確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北京和上海形成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是中央賦予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使命。

粵港澳大灣區在過去孕育了華為、騰訊、大疆、格力等一批走向世界舞台的科技創新企業，雖然對標“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的目標要求，大灣區的創新之路依然任重道遠，但作為核心都市圈，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底藴深厚，產業化優勢領先，是具備成為科技創新中心的潛力的。

相比於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大優勢是它擁有多個核心城市，而其他灣區都是一箇中心城市。而且，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四個中心城市的大格局下，以創新發展為動力，突破制度壁壘和約束，港澳可以與內地城市互補，使兩岸三地形成創新合力和創新爆發力。

中山大學副校長李善民就曾指出：“在創新能力方面，大灣區內的城市各有所長，互補性強，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打破創新要素在大灣區內自由流動的壁壘，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發展。”

比如，香港、澳門和廣州擁有的高校和科研機構較多，基礎研究能力較強，可以在原始創新力上發揮所長，併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和輸出的源頭型城市。

深圳在人工智能、信息技術以及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領域擁有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可以扶持企業自身成為創新高地。

珠三角各市依託在製造業上的深厚基礎，推動產業技術創新，由傳統製造業向中高端邁進。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正面臨國際國內的雙重壓力和挑戰，粵港澳大灣區如果能緊跟前沿性的技術發展趨勢，完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成為全球“最佳創新之地”的使命，將會是我國衝破技術圍堵的重要路徑之一。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覃成林.廣深在大灣區建設中的雙城聯動[J].開放導報,2021(04):46-52.

廣州日報：《張旭：深化廣深雙城聯動 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https://gzdaily.dayoo.com/pc/html/2020-11/04/content_871_729595.htm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2019-08/18/content_5422183.htm

南方日報：《廣深“雙城聯動”的動力機制與發展路徑》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1-09/22/content_7964572.htm

新華社：《“灣”有引力，在“中國第一灣”遇見未來》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5/17/c_139950120.htm

深圳特區報：《世界三大灣區悄然發生四大變化，對深圳有何啓示？》http://sztqb.sznews.com/PC/content/202104/06/content_1012765.html

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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