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越 | 由史學轉型看新文科視野下的學科建設_風聞

張越 |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新文科是當今變革時代事關人文社會科學轉型與發展方向的系統性前沿理念。如何在新文科浪潮中尋找變革方向、調整學科佈局、確定學科定位，是關乎歷史學能否立時代之潮頭、在新的時代氛圍中健康發展的大事。

近代中國史學轉型與嬗變

回顧近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時代變革時常成為影響史學發展的關鍵因素，也往往成為史學轉型的重要節點。歷史學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地位或學科位置都在不斷變化，其本身結構部類和研究內容也隨之調整和完善。

中國古代的學術分類，從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大部類，到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反映了歷史學自身體量及學術影響力從小變大、由弱至盛的過程。史學從《七略》中的六藝之下的春秋類，發展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乙部之書的15大類。雖然這是基於圖書分類的古代學術體系，卻反映出兩千餘年裏史學在古代學術中的發展。

大約在20世紀初梁啓超提出建立“新史學”的號召後，中國史學隨着傳統學術壁壘被打破而開始了近代轉型，最初的表現是史學作為“國故”“國學”的組成部分面對西學的衝擊與植入。近代以來西學的湧入，使得特指“吾國固有之學術”的“國故”一詞流行開來，“國故”中的史學仍然屬於傳統學術中的史學之義，然而清末學人已經有使舊式學術體系向西式學科分類靠攏的意識。如1905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連載的《週末學術史序》，嘗試分述心理學史、倫理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兵學史、教育學史、哲理學史、文字學史、法律學史等16種學科史在中國古代形成發展的大致情形。但是，彼時對國粹（國故）的保守和依戀情結，仍難掩中國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的心態，侷限於頌古常談中的“古學復興”的期盼和經學的羈絆，均使上述意向難以進一步發展。不過，廢除科舉制後，新式學堂的出現及新式歷史教材的編寫和使用，已經使舊式學術體系在“體制”上失去生存空間。

新文化運動使“科學”觀念強勢衝擊了舊式學術體系。以胡適撰寫的《新思潮的意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等文章為標誌，“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新思潮”綱領的提出，不僅引發了“整理國故”運動，詮釋了用“科學方法”融通中西史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而打破了新舊學術界限，而且形塑了近代意義上的“國故”觀念，即改“國故”為“國學”，“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胡適將他設想的“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視為“中國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思想學術史等10個方面，“國學”範疇中的史學就此向西式學科分類體系轉型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為近代歷史學學科獨立創造了條件。胡適等人的所謂“中國文化史”未必能夠涵蓋並取代新的歷史學的整體，那些具體的專史分類也未見得合理。1923年胡適為清華學生開列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僅有工具書、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等三部分，思想史和文學史書目卻達164種之多，清華學生既疑惑此書目“國學範圍太窄”，實際僅含思想史和文學史兩類，不符合胡適自己説的10個方面，又質詢部帙如此浩繁之書目“不合於‘最低限度’四字”。胡適答覆説思想與文學之外“無從下手”，而為使讀者不至“沒有伸縮的餘地”，便將所列國學書目的程度與範圍“不知不覺的放高了，放寬了”。此事説明了史學轉型在學科建設上的操作難度，但胡適要求用一種全新的觀念即“文化史”來統整“國學”，希求以各種近代意義的專史研究充實歷史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通過“整理國故”，在很大程度上開啓了逐漸用現代學術體系取代“國故”以構建中國史學新體系的實質性努力。近代中國歷史學由“國故”中的史學過渡到“國學”中的史學，進而脱離“國學”的外衣，形成獨立的史學學科，已成必然之勢。

胡適

概而言之，經過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對舊史學的批判和否定，再到新文化運動期間“整理國故”運動變“國故”為“國學”，直到明確提出做成“中國文化史”的學術目標，實際上是在學術體系方面實現了新舊史學的轉換。從學科分類角度明確了由傳統學術到近代史學的轉變，這既是“整理國故”運動的重要收穫，也克服了之前“新史學”思潮簡單否定傳統史學的弊端，勾勒出中國史學“學科化”的新面貌。在五四時期及以後的史學發展中，近代學術分類體系在歷史研究和教學領域均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學術分類體系，“國故”“國學”這類詞彙的使用率愈來愈低，一些高校相繼建立的“國學院”也基本上是有“國學”之名而行新式研究體制之實。學科分類與學科重建成為近代中國史學轉型過程中的關鍵環節。

當代中國史學的學科調整與實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史學一度受到蘇聯學科分類的較大影響，但在總體上還是以我為主地調整着學科發展方向、充實着學科建設，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世界史和考古學學科體系日漸完備。與民國時期最大的不同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居於主流地位，唯物史觀貫徹於史學各個研究領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更注重社會經濟史研究，同時在運用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歷史相結合的歷史理論方面，有着多層面的、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討，形成了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的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歷史敍事模式，也明確了現代史學學科分類體系中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這是近現代中國史學的又一次重要學術轉型。

21世紀以來，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應與世界接軌的呼聲更為強烈，其客觀態勢也更加明顯，面對國外各種學術理念的衝擊和全球化趨勢，中國史學迎來了又一個更新觀念、反思自我、調整學科體系、改變研究範式的節點。與此相關，過去二十餘年間出現的兩個現象值得關注與思考：一是“國學”的重提與再倡，二是歷史學門類的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的確定。

對於前者，國學的“復興”固然是特定時代氛圍所致，但是，回顧當年“整理國故”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收穫，借鑑以往人們對國學的爭論及結論，重温王國維所説的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以及“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的不刊之論，加之中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形象與清末民國時已經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重提國學未必是強化學術自信的有效途徑，對優化歷史學學科學術體系亦缺乏説服力。文化復興不等於國學復興，弘揚傳統文化也非重提國學所能做到。振興國學不是復古，諸如民間流行的青少年機械式誦讀經書、舉辦仿古成人禮等做法，多屬表面形式的“裝扮”，而一些高等院校成立的各類國學教研機構也引發了學界的諸多議論。致力於中西融通的五四時期學人，希望以西式學科分類體系整合傳統的治學格局，這在今天不僅顯見成效且操作日益成熟，若再期冀以所謂“國學”“國故”研究或弘揚國學，不僅在學理層面難以説得通，而且對於“國學”如何契合當下的學科體系以及解決由此引出的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系列問題，恐怕都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解答。

對於後者，世界史學科獨立為一級學科，是中國史學的世界史研究不斷發展的客觀結果，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努力提升世界史研究水平的舉措，是歷史學學科設置的重大變化。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至今已經過去十多年，其學科建設成績有目共睹，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比較明顯，即在世界史和中國史各自獨立為一級學科的情況下，在世界史人才培養體系中，中國史部分是否需要格外重視？世界史和中國史雖形式上分科而治，然而在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中，中國和世界必然緊密相連，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必定是突出中國話語權的世界史研究。

以上兩個現象可以看作當下中國學術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中、中國史學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張力中嘗試求變求新的實際反映。當代中國史學需要在新語境中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模式，這一需求顯得尤為急迫，而新文科建設思路的提出，則為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打開了新的視野。

新文科視野下的史學學科建設方向

與中國史學轉型之初相比，新文科視野下的中國史學學科建設，已經全然不同於當初那種被動接受和學習西式學科分類體系、過分摒棄傳統學術資源的做法，而是在塑造時代精神、彰顯中國價值、迎接全球化挑戰、培養新時代人才的大環境中，主動創建既有中國特色又能與世界接軌的中國史學學科體系。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成為當前中國史學界的基本共識，這是在總結百年來中國史學曲折發展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得出的認識。“三大體系”中，歷史學學科體系居首，現有的中國史學學科體系，無論是歷史學門類的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還是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等歷史學分支學科，其中有相當部分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主流後不斷充實或創建的，繼續健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科體系和探索新文科發展路徑，應是構建新文科視野下中國史學學科體系的主要思路之一。當代中國史學學科建設是以歷史學學術體系為基礎的，中國特色史學理論是構建中國史學學術體系的主要內容，是歷史學學科體系與學科建設的理論支撐。話語體系是中國史學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的展現系統，是中國特色歷史學面向世界的有效表達，涵蓋了掌握學術話語權、展示研究前沿和學術特色、傳播歷史知識和普及歷史教育等多種功能。歷史學話語體系是通過歷史學學科體系下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模式反映出來的。

以新文科視角審視歷史學學科建設方向，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在現有的三個一級學科框架下，需要強化三者內在溝通，打破人為設置的學科屏障。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等問題的探索中，考古學學者已經愈來愈意識到考古學需與歷史學結合，共享資料、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上的成果，才可能獲得更大的突破，而歷史學尚缺乏主動深入考古學研究場域的意識；中國史和世界史目前在形式上雖分科而立，但這不應成為中國史研究弱化外國史因素、世界史研究忽視中國史內容的理由，應該在加強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的基礎上，形成融中國史於世界史的“大歷史”研究格局。在溝通一級學科的思路下，重視在二級學科層面優化學科設置、明確學科概念且泛化學科界限也十分關鍵。如目前在中國史和世界史學科中都有史學理論和史學史二級學科，前者通常被表述為“中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後者通常被表述為“外國史學理論和史學史”，實際上史學史確有中外之分，而史學理論以概括、抽象歷史發展和歷史學研究的理論認識為主，雖存在中國人總結的史學理論和外國人總結的史學理論，但“史學理論”本身未必有明確的中外之分。

其二，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應該是新文科思路下中國史學學科建設的主要目標。“三大體系”中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都與學科體系建設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才培養效果有密切關係，而學科體系的構建則是再一次檢視近代中國史學轉型中形成的以西式學科分類為主體的歷史學學科體系的機會。構建面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學科體系，需要在總結百年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汲取傳統文化、傳統史學積累下來的學術遺產，以我為主，調整體用關係，在更深層面踐行陳寅恪所説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説，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為此，學科設置的內在邏輯、中西體認、結構安排等尚需慎重思考。

其三，需要重視探索新文科的人才培養模式。目下高校“強基班”“實驗班”等本科教學模式，也是新文科視野下的新舉措，這種模式不能止於招生方面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培養方面的規劃。筆者在文科教學中發現，“強基班”的整體課程設置尚缺乏系統論證和有效實施，往往想當然地把文史哲各科課程拼湊在一起，幾個學期下來，“強基班”學生掌握的知識甚至不及普通班學生更為“專業”和系統。學科建設和課程設置、課程設置與人才培養環環相扣，當務之急是加強相關培養模式的探索力度。

總之，新文科視野下的中國史學學科建設，必須遵循歷史學科自身的發展規律，要總結學術史和學科史的經驗教訓，避免一味趨新、政績為本、好大喜功。新文科視野下的歷史學提倡學科交叉、學科融合，強調培養跨學科研究人才，但是學科交叉和科際融合應該理解為優化學科而不是弱化學科，沒有經過紮實的專門學科的人才培養過程，跨學科研究人才培養終歸是紙上談兵。新文科視野下的歷史學強調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然而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就是在學習和借鑑西方史學的過程中發展而來的，新文科建設的目標之一也是構建與世界接軌的中國史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簡單提倡復興國學難言面向世界和走向世界，一味復古也無法真正展現新時代中國學術風貌，只有承繼傳統、敞開胸懷、海納百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出自己的學術發展之路。新文科視野下的歷史學更加重視發揮史學的現實功能、致用功能，這對於糾正此前一段時期片面強調“為學術而學術”以至史學研究出現“碎片化”現象有着積極作用，但是如何處理好史學的學術性與致用性的關係，怎樣在歷史學學科建設中兼顧學術研究的科學品質和民族國家的政治立場，如何在歷史教學中將課程思政與專業知識結合到“如春在花”“如鹽在水”的程度，都需要不斷探索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