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職校，你去了高中，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週末一ke_風聞

“高考班”給予職校崛起的曙光，但目前還只是一種倖存者偏差；產教融合才是現代職業教育的大方向

文 | 王月倫

編輯 | 施智梁

 “如果不好好讀書，你就要去龍山火葬場了。”

這是小董在讀書的時候，老師常常用來督促學生用功的口頭禪，因為龍山火葬場附近有一所當地的職業學校。

幾年過去了，當小董也成為一名中學老師後，她發現，即使在強調發展職業教育的今天，“讀職校很丟人”類似的觀念或偏見，並沒有從中學生和家長心中消逝。相反，伴隨一二線城市日益激烈的學業競爭，“50%的職校分流”無疑是家長和學生升學焦慮方面的又一重砝碼。

“混日子”、“問題少年”、“未來流水線上的螺絲釘”、“被淘汰者”……這些職校的標籤讓家長“不相信進入職校可以真正地學到一門養活自己的技術”，不願讓自己的孩子去做職業教育發展的“試金石”，即使孩子難以在非職業教育中找到合適位置。

現如今，帶着這些刻板印象進入職校執教的小張感受到，許多“圈外人”不知道的職校生活正在重塑職校生在就業市場上的地位。

“那些和學校有合作的企業都搶着要職校生。職校生做兩三年一線工人後，還可以轉製圖、設計等崗位。”在小張看來職校生的出路是多元化的，高考班的可以考大學，企業班的可以當藍領，甚至有從職校考上本科，最終回校當老師的。

如果説這是一線城市職業學校的常態，那麼與縣域地區或是教育資源匱乏地區相比，這些曾經不受認可的職校生，已算是擁有選擇的幸運者。

與教育發達地區存在的“職校分流”焦慮不同，在一些鄉村、縣域，職校對於許多不符合打工年齡，但又需要“找個地方待着”的青少年來説，是繼續麻木生活下去的過渡點。

他們沒有焦慮和掙扎，只有慣性的接受。他們沒學成可以傍身的技術，最後只能在家鄉附近的城市裏務工，不斷更換着一份份沒有前景和希望的臨時工作，拿着養活自己都難的極低薪資。

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預計到2035年，我國職業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會基本建成。技術技能人才社會地位大幅提升，職業教育供給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的作用顯著增強 並對此指出實施要求，分別為強化職業教育類型特色；完善產教融合辦學體制；創新校企合作辦學機制；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打造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品牌。

文件中的實施要求也獲得眾多企業、職校的積極響應。當企業與職校工科專業、高校與職校高考班的合作成效，開始將職校從過去的種種污名中解救出來時，巨大的城鄉教育差距又將職業教育的整個生態狀況打回原形。

因為在光還沒有照到的地方，有些改變的推進，任重而道遠。

一線城市職校：各奔前程的高考班、普通班

在浙江寧波一所中學任教的小董告訴出行一客（ID：carcaijing），校長近期在朋友圈轉發了一所當地職業學校的喜報，內容是這所職校今年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學。校長配上了一段文字説，要以新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職校，來看待我們學校進入職高的孩子們了。

但是小董和其他老師們對此表示，讓適合職業發展的孩子能夠主動選擇去職校，大家都樂見其成，但是回到現實，中學對普高率的強調和考核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所在區內排名前列的中學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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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依然以“是否升入普本”作為衡量標準的喜報，似乎又是以另一種方式在逃離“職業”這個標籤。這些可以登上喜報的“逃離者”通常來自職校的高考班。

出行一客（ID：carcaijing）瞭解到，當地的一所工學院，其中有一半的學生是從職校的高考班考入，他們大多是當年僅差幾分，而與普通高中失之交臂的中學生。他們通常作為職校教育中的佼佼者而有機會進入高考班，獲得一次謀求更好出路的入場券，走上大多數人眼中更主流的求學道路。

在職校機械專業執教的小張認為，職高出來的、專業性比較強的學生考進大學之後，發展可能會比普高畢業的好，因為普高沒有接觸過專業技能知識，但是職高的學生已經提前接觸三年了。這和企業招職校生很相似，因為職校生上手快。小張表示，她在上大學的時候，很多時候是老教授過來上一兩節理論課，很少有職校裏系統地做鉗工、數車、普車這些技術活的機會。

這些高考班的學習氛圍也在打破職校生“抽煙喝酒”、“打架鬥毆”等固有的“壞孩子”標籤。初入職校工作時，一節早讀課就改變了小張對職校生的刻板印象。“我印象中職高是沒有老師管就會亂成一團的，但是當時早讀的時候，沒有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在，他們只有一個人領讀，全班都很大聲、很整齊地跟讀。你會覺得這裏和普高沒有什麼區別。”

然而，如果職校生比較好的發展目標依然是考上普通本科，這是否是對職業教育的偏離呢？小張老師直言“誰都想有更進一步提升能力、就業競爭力的機會”。

而中學老師小董則給出了就業層面以外的想法：“高考班算是給這些十幾歲就被分流的孩子，留下了一種可能性。”因為在她看來，很多孩子分流進職校不是他主觀的職業選擇，是分數讓他們被動地被淘汰、被篩選，被動地接受這一切職業安排，儘管他們還沒到能夠清楚意識到什麼是職業選擇的年紀。

高考班可以讓職校生在不想走被動選擇的職業道路時，還有努力的機會。但是高考班、企業班是職校的主體嗎？答案是“人數佔比不高”。

小董表示，高考班和普通班的分流，對於職校的孩子，是他們在中考中落選後，再一次被篩選、被淘汰的過程。一個職高可能就一兩個高考班，剩餘的絕大多數在另一重淘汰下，自暴自棄的心理會越來越深，惡性循環。

一直執教高考班的小張也提到，不在高考班、企業班的職校生，“混日子”的情況會比較多。

高考班、升本率、就業率是如今支撐職高的三大門面，但僅靠門面，不足以讓家長拋開對職高的顧慮，放下“上職高很丟人”的心理負擔。

“要不要給孩子報花錢就能上的私立高中？”這是小董在家訪的過程中，常常被問到的問題，處於升學焦慮的家長們有時寧願付出昂貴的經濟代價，也不願讓孩子分流進職校。  

  事實上，這些私立高中的學習氛圍不強在當地眾所周知，且能夠考上本科的學生數量“有時候兩隻手數得過來”，一本更是“想都不用想”，但是家長們“放不下這個面子”。所謂的職校分流，在許多時候，是學業落後且家庭經濟情況不太好的孩子被分流。

聚光燈照不到的縣域職校

為了完成一項有關鄉村教育的科研項目，從河南濮陽小鄉村考出來的研究生肖蘭，擁有了一次回望家鄉教育發展的機會，她感受到，初中畢業10年後，自己和當年分流進職校的初中同學，處於完全不同的人生階段。

“我初中的閨蜜是去縣城的職高，後來從職高退學後就去打工，做了兩年收銀員和印刷廠工人，接着認識了她現在的丈夫，很快結婚生子後就再沒有出來工作，家庭的經濟來源依靠丈夫在其他城市務工。”

這樣的家庭生活，在肖蘭的家鄉，是許多縣域職校生畢業後的普遍狀態。當回鄉聯繫初中閨蜜時，還處於學業壓力和就業焦慮中的肖蘭很難找到更多共同話題，只能聊聊閨蜜的孩子。

在教育資源匱乏的鄉村，職校分流並不會帶來焦慮，甚至有時候退學都不會是一個家庭的驚天大事，職校像是許多鄉村中學生步入工廠前的“預科班”，沒有什麼不可接受。

“有一天看到有工人在那鋪地磚，就想起我爸也同樣在打工，幹活很辛苦，自己在職校吃喝玩樂、混日子也是浪費時間，就不上學了。”閨蜜如此和肖蘭解釋自己離開職校的原因。

肖蘭告訴出行一客（ID：carcaijing），身邊在縣城職校裏上學的同學，很少有人真正學到謀生技能的，即使有學生一開始抱着積極的學習心態進入職校，但職校整體的自暴自棄氛圍，會很快讓這些職校生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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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管這些學生嗎？“縣城職校的老師很少會叫醒在課堂上沉睡的學生，甚至會擔心把學生叫醒後，無法控制課堂紀律。如果所有人都睡着了，老師只是停止講課。”在這樣的環境下，肖蘭目前在職校學計算機的表弟，並沒有如父母所期待的，去成為一名能編碼的程序員，而是在學校的安排下，去了一家電子廠的流水線實習。表弟對肖蘭説：“學校老師自己也不會多少編程。”

“大多數情況下，這裏的女生會選擇幼師、空乘，男生會選擇汽修、計算機，但是真正走向就業市場實習或工作時，男生還是去工地打工，女生勉強找到櫃枱或村裏幼兒園的臨時工作，每個月拿一兩千。”肖蘭所認識的職校生大多數沒有從事專業對口的工作，而且工作流動頻繁。

在肖蘭的調研中，縣城職校的不正規只是鄉村教育衰落中的一個小縮影。

肖蘭向出行一客（ID：carcaijing）透露，鄉村中學是支撐縣城職校生源的主要力量，“縣城職校會和鄉村中學預定生源指標”。言下之意，鄉村中學裏能通過讀書來獲得更多改變命運機會的學生，越來越少了，且對於職校來説，他們並不是一羣需要學習謀生技能的年輕人，只是讓職校能繼續存在的“指標”、“人頭數”。

肖蘭解釋，十年前的鄉村就有類似的跡象。“當時我們班有六七十人，有一次我考了班級15名，老師就跟我説，你如果一直是這個成績，就只能去上職高。”如今，在看不到縣城職校發展前景的情況下，鄉村中學的普高率只降不升。

鄉村中學和縣城的職校一樣，既留不住想學的學生，也留不住有更高教學水平的老師。

“我們這裏如果不是城市户口，就不能在縣城讀初中，這有一部分原因也可能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去留住人，但是大部分能負擔得起的，還是花錢進縣城初中了，哪怕在縣城的中學還是墊底，但至少有一線希望。”肖蘭特別能理解這些家長和學生，因為現在的鄉村中學的老師來來去去，流動性極大，學生一年能換好幾位任課老師，這不是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

由此，許多沒能去縣城讀書的孩子，一開始就大致知道了自己的命運，失去了對學習的信心，這種淘汰、放棄掙扎的心態也被帶入到職校的學習中。

更令人擔憂的是，鄉村教育、縣城職業教育的落後，最後會形成一個代際的閉環。

肖蘭經常聽閨蜜説，她這一輩子算是被兩個孩子給拴住心了。最起碼孩子兩歲前需要媽媽陪伴着，除非他上幼兒園或者上一年級，如果你能狠得下心，把他丟給家裏的老人照顧，你才有機會出去打工。

據肖蘭觀察，這些留守兒童極大概率又會重新走一遍父母的道路，在沒有足夠的父母、老師引導的教育中，在鄉村中學中接受不穩定的教學環境，隨後被分流進“渾渾噩噩”的縣城職校生活，最後沒有選擇地將職業交給工廠、工地、收銀台和婚姻。

今年，肖蘭正在上初中的弟弟即將加入職校、高中分流的大軍，弟弟的成績時常讓她感到擔憂，提及如果弟弟要被分流進職校，這是不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肖蘭坦言，如果是縣城的職高，她就是帶有偏見和顧慮的。

“如果是上海這些地方的職業教育，一定比我們那裏強得多，視野也會不同。但在我們那兒的縣城職高，坦白説就是沒有任何作用，反而還有可能染上壞毛病。我基於接觸到的學生、看到的現實案例，他們沒有幾個真正學到了一門技術，還不如直接去找個師傅當學徒。”

職校教育究竟缺什麼？

出行一客（ID：carcaijing）發現，目前幫助職校生走出“被淘汰者”狀態的模式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政府、企業牽頭的，以改善職校生就業狀況為目標的舉措，屬於物質層面。另一類是由社工組織、學校教工共同合作，幫助職校生重塑自我認同感，關注職校生心理健康發展，屬於精神層面的協助。與前者在部分地區、部分專業上初見成效相比，後者是一個見效慢，需要緩慢滲透，同時需要更多人關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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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研究生期間的一次調研讓梁自存開始想要為職校生做一些公益服務。當時調研的地點是一所工廠，梁自存發現這裏有很多年齡很小便出來實習或者打工的職校生。對於他們來説，外面的社會環境有很多的不確定性，甚至會有危險。

梁自存告訴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在工業區有各種各樣的關於小診所、不正規的勞務中介的小廣告，甚至還會有幾個傳銷窩點。這些具有誤導性的信息，對於正處於青春期的、缺乏引導的孩子來説，不僅會帶來勞動權益上的損害，還會對身體、心理造成傷害。

因此，梁自存創辦為職校生服務的公益組織“HOPE學堂”之初，只是想要為職校生做一些青春期相關的教育，提供一些資訊，但在接觸更多職校生後，他發現，職校生面對的社會環境和內在心理的問題不止於此。

上述提到的區域差距，梁自存對此也頗為關注。“職業教育有個明顯特點，就是跟當地產業的關聯度比較高，珠三角、長三角產業經濟比較發達，所以它實習、就業的機會比較多，學生平時能接觸各行各業，職校教育的發展也相對好一些。學生通過學習生活的環境，會有一些自我的職業選擇意識。” 

梁自存向出行一客（ID：carcaijing）介紹，國營工廠改制之後，職校和國營企業、國家相關產業部門的關係開始剝離，而在此之前，職校和國企之間的關係是比較緊密的，很多中專生畢業後可以直接進國企上班。因此，在改制之前，中專是許多成績好的學生的選擇之一。98年之後，大學開始擴招，城市很多新興職業開始發展起來，對人才的需求跟以前很不一樣，職校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目前許多政府引導或企業自發的“物質層面”的舉措，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重建這種“職校和企業的緊密關係”。如出行一客（ID：carcaijing）此前報道，吉利汽車大筆投入民辦學歷教育領域，在全國設立了十所院校，培養從中高職到研究生不同學歷範疇的人才，為企業的全產業鏈提供長期發展動力。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地區的職校因地制宜，基於當地產業設有白酒釀造專業、陶瓷設計專業等。

此前，華東師範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徐國慶的相關研究表明，選擇以高端製造業為主體產業形態的國家，必須有高水平的職業教育做支撐。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不可能把這麼多勞動人口導向服務業，包括現代服務業，必須要有相當規模的、基於人的技能的製造業來提供豐富就業機會。

那麼，從產業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國職校發展的癥結有哪些？徐國慶教授在研究中指出，目前企業介入職校教育的程度還是比較低，缺乏相關的制度基礎。企業內部缺少對勞動者具有足夠吸引力的工作機會，所以學生不甘心只做工人，對通過接受職業教育進入技能型崗位的積極性不足，同時，學生積極性不高也是企業不願意參與職業教育的重要原因。如果未來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可以提高，並能參與企業決策，而不是像目前許多企業中的工人那樣，只是流動的務工者、機器的附屬品，那麼企業在職教中的角色會迎來轉型。

一條更遠的路：帶職校生走出失敗者心理

頗感意外的是，與就業相比，在出行一客（ID：carcaijing）的採訪過程中，“自我認同”是更高頻被提及的詞。

梁自存之前在播客節目“打工談”中也提到，在與職校生接觸後感受到，發掘他們的興趣、提高他們的自我認同是一件亟需去做的事情。

“自我認同低”並非全部來源於社會標籤的影響，小董、肖蘭、梁自存在與職校生的交談中發現，許多職校生的自我封閉、缺乏自信和家庭關係、成長環境有莫大的關聯。

小董向出行一客（ID：carcaijing）分享，有一位孩子被分流至職校的家長曾和她交流説，孩子的父親常年酗酒，酗酒了之後還會家暴，會拿椅子砸她，還會喊你不要再出現在我的面前，所以女兒從小到大都是在語言暴力加肢體暴力的環境下長大。這位學生在家找不到歸屬、認同後，就和社會上的混混走得很近，因為只有他們會去理她，給她一些她認為比較正向的支持。後來這位學生也就慢慢地染上那些抽煙喝酒的習慣，完全沒有心思學習。

小董説，類似的家庭問題在這些被分流到職校的學生身上發生的概率很大。“有美滿家庭的孩子不一定學習成績就好，但是如果孩子出現打架鬥毆、抽煙喝酒這些大問題，基本上可以在家庭環境上追溯到一些原因。”

梁自存曾在一次戲劇教學活動中，鼓勵職校生説出一些成長過程中困擾自己的事情，其中就有一位學生吐露，以前有一門課考得不好，回去之後爸爸媽媽就把他罵了一頓，説你就不是讀書的料，就是差。他對此耿耿於懷，就開始對學習的興趣、信心越來越低了。活動中，梁自存問他，如果在戲劇中改變這個情節，希望父母怎麼做？學生説，成績考得差，他也很難過，父母能不能先看到他的心情？ 

成長環境問題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還可能體現為信息交流的閉塞，儘管大部分父母會對孩子説“只要你能往上讀，我砸鍋賣鐵也供你”，但是很多父母用盡全力提供的幫助可能也僅限於此。

肖蘭在和出行一客（ID：carcaijing）談起家鄉職校畢業生的工作狀態時，常説“他們沒有這個意識”。這個“意識”是指，他們的父母很難給他們更多的資訊，讓他們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現在的就業形勢”以及“思考職業的下一步怎麼發展”，“自我意識”尚待發掘，更何談自我認同。

今年，肖蘭和家鄉一位在眼鏡店工作的職校畢業生交流，詢問她會不會考慮學驗光和配鏡片，這樣以後可以自己管店或開店。但肖蘭得到的回答是，她滿足於現在的生活，每天接待接待顧客，其餘時間在店裏玩手機。“他們沒有意識去學技術、學管理，父母也沒法在他們的職業道路上有提點，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就這樣了，挺好的。”

對於社會給職校生貼的“問題少年”標籤，梁自存認為，“雖然這些職校生中存在不能夠很好溝通，不能很好處理自己的情緒和行為、沉迷玩樂等等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是職校生的標籤，而是這個年齡段的青少年需要共同去面對的成長任務，需要通過建立支持性的關係網絡去幫助他們克服其中的困難，得到更好的發展。”

而這些問題背後的家庭關係、成長環境，更不只是青少年需要獨自跨越的山丘溝壑。

（文中小董、小張、肖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