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關於聯想的聯想（轉載）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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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要不要寫，想了很久。在“站隊決定觀點，立場裁剪事實”的氛圍中，我自知渺小，所以一開始放棄了。我也注意到，幾乎沒有企業家願意在公開場合對此發言，都怕引火燒身。

直到有一天，集中看了一些網文留言，大多數都是對聯想和柳楊二人喊打喊查，似乎有化不開的深仇大恨，覺得還是要寫點什麼。

一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傻子瓜子”年廣九給予充分包容的社會，今天對一個充分競爭行業裏排名世界第一的公司及其創始人卻如此憤怒和嘲諷，這背後一定發生了某些重大變化。

這種變化對經濟和社會意味着什麼？我想把最近的思考，原原本本告訴大家。

不為改變什麼，也改變不了什麼，只為説出自己想説的話。

中國商界確實需要更多批評，而不只是表揚和自我表揚。

但批評應該具有彈性和開放性，不是為批而批。

這一輪對聯想的抨擊，始於某公眾號在聯想集團申報科創板前後對柳楊等高管的高薪的質疑，以及對聯想控股2009年將29%股權轉讓給泛海集團、“涉嫌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到11月，幾乎一樣的內容又以視頻形式被講述，發酵成連續的拷問。

這些質疑確實都不是憑空而起，但充滿了似是而非。

質疑的一個重要支點，是聯想控股2011年發債時的信用評級報告（見下表）。質疑者説“上面清晰地寫着聯想控股2008年底的淨資產：139.73億元”，然後開始計算，139.73億×29%=40.52億，比泛海的買入價（27.55億元，也是掛牌轉讓價）高出12.97億，接近13億元，所以結論是“中科院賤賣13億國有資產白送泰山會”。

但稍微看仔細一點，這139.73億的所有者權益是含少數股東權益的（見第三行），這部分權益為62億左右，是聯想控股旗下合資企業的合資方的權益，雖然從會計合併報表角度被納入聯想控股的權益統計口徑，但當聯想控股的股權發生轉讓時，這部分權益是要剔除的，因為它是別的股東的權益。139.73億減62億才是聯想控股自身的權益，減後再乘以29%，約為22.5億元。泛海花了27.55億，還溢價了5億多。

這一用來證明“涉嫌國資流失”的依據，實際證明的是並沒有流失。

其實，就我個人的觀點，國有資產的交易價格高於淨資產就等於不流失，低於淨資產就等於流失，這種觀點並不可靠。例如，某公司內部人掌握了重大潛在利好，報表中未反映，待資產交易後再反映，則雖然交易價高於淨資產，也是對原股東利益的侵蝕。又如，目前中國六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股價全部低於淨資產，如果這也算流失，那財政部是不是要想辦法調動力量把股價抬到淨資產以上，才是金融國資不流失呢？

肯定不是這麼回事。

這裏的關鍵在於四個字——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當然並不完美，但是是迄今為止我們找到的最有價值的經濟發展之路，是我們討論的基礎。不完美的地方，失靈的地方，需要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點今天中國並未改變和動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既包括產品定價也包括人力定價，資產定價），是由市場交易、市場競爭而不是誰的主觀意願決定的。同樣的資產，在不同時間、條件和交易對手那裏，價值會有很大差異，很難簡單説什麼是流失。

重要的是程序正義和信息充分披露。就聯想控股個案説，只要當年遵循了三公原則和市場化機制，並得到了國資代表方和相關監管方認可，交易就是合理的。

關於聯想高管薪酬，也有和淨資產計算類似的問題。比如，一條被廣泛引用的批評是“聯想高管的薪酬佔了聯想利潤的30%多”，其計算方法是把聯想控股和聯想集團兩家公司的高管薪酬加總，再除以聯想控股一家企業的利潤，分母縮小了一大半，結果顯然誇大了。根據聯想集團披露的數據計算，2020年其董監高的薪酬總和佔利潤之比為10.75%左右。

柳傳志“退休仍然拿上億年薪”的實情是，他2019年底退休，2020年起不再領取職務薪酬。2019年他從聯想控股領取的總薪酬為7603.5萬元，遠高於往年水平，是因為一次性獲得了2526萬元退休金。柳傳志也是聯想集團名譽主席，根據聯想集團財報，在截至2021年及2020年3月31日止兩個年度，他獲得了聯想集團支付的150萬美元退休金。

聯想高管的薪酬結構和數量是否合理，可以討論，如能更多參與慈善公益，肯定更符合今天的社會預期。但動不動就是“30%多”“退休後過億”，則偏離了事實。

還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説法是聯想集團“資不抵債”。事實上，聯想集團目前的現金流非常強勁。資產負債率高是IT行業的通例，全行業2020年的平均資產負債率在90%左右，聯想集團並不更高。聯想集團全球兩大對手，惠普的資產負債率為111.1%，戴爾的資產負債率為91.9%（均為截至今年7月）。同時，聯想集團負債的70%左右是供應商的無息貨款，而銀行有息貸款不到10%，這和房地產企業表內表外融資要支付大量利息的情況根本不同。否則，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怎麼可能一邊調降中國房地產企業的評級，一邊給予聯想集團“投資級”評級呢？

聯想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到底健不健康？銀行最清楚，也最牽掛。最新這個季度，合作銀行授予聯想集團的20億美元5年期循環貸款額度尚未使用，隨時可用。此外還有8.75億美元的短期貸款額度可用。銀行看到的是，過去兩年聯想集團的運營現金流每年增長超過60%，兩年來減債超過140億元，最新季度的現金餘額超過230億元。

這是一家中外銀行都不擔心的企業，和陷入危機的房企一樣嗎？

最近一段，突然有一股懷疑過去企業改制中“國資流失”的聲浪，似乎不少民企當年都用了種種手段，侵吞國資和集體資產。

在個案層面，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總體上，民企發展是價值增創的結果，是在獲得產權激勵後，積極性和創造力迸發的結果。

瞭解歷史的人知道，從1992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1997年十五大報告提出“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有不少國有和集體企業在中央和地方的指引與指導下，進行了資產重組、結構調整等等。在此過程中，成就了一大批具備市場競爭力的優秀企業，徹底擺脱了傳統國企和集體企業活力不夠的局面。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入世”後不僅沒有在競爭中下沉、反而一飛沖天的微觀基礎。

如果真的走進中國民企，走過一批，就會知道當初他們付出了怎樣的努力才獲得了些許成功，“走遍千山萬水，歷經千辛萬苦，道盡千言萬語，想出千方萬法”絕不是空言。而當初大量“國有”“集體”資產其實非常薄弱，很多企業都是在辦不下去的情況下出讓給“能人”和“弄潮兒”的。

現在動不動就講“流失”，似乎原來的國企和集體企業是一座金礦，隨便挖挖甚至偷一點就能暴富，其實當初那不是金礦，很多都是泥潭。所以國家才要調動民間力量，調動與生俱來的人的內在動能，走出微觀主體不死不活的困境。

如果真是金礦，我們這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會隨隨便便把金礦分了？我們有如此強大的政府力量，會眼睜睜看着你挖國家牆角、佔國家便宜，還無動於衷？真是這樣，將來一定給你拉清單的，國家的便宜是那麼容易佔的嗎？

民企感謝時代機遇，拼命奮鬥，政府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斷改善營商環境，國企通過改革浴火重生，外資帶動高水平發展，小微和個體户自謀生路不給社會添麻煩，這才是中國經濟主體的基本形態。“56789”的價值不是偷來的，搶來的，是在國家政策支持和引導下，一批批、一代代人創出來的，增出來的。

就我超過30年的採訪觀察，在中國的企業改制過程中，哪裏改得早，哪裏的經濟就生機勃勃。和廣東、浙江等地相比，聯想這樣身處首都北京、身在中科院系統、上世紀90年代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的龍頭企業，在眾目睽睽之下改制，更需經得起方方面面的考驗，管理層購買企業股權的合規性、嚴謹性只會更強，代價也只會更高。

這和最近十幾年VC崛起、知識產權和人力資本擁有更高對價的情況極為不同。

最近這些年，大量互聯網創業者不出現金或出很少現金，也擁有很多股權和投票權，各地政府對科創領域的創業者（包括身在體制內的科學家和院士）都給予了大量無償支持。多位院士都是上市公司的重要股東。今天對人力資本的價值認可要比當年高的多。有一個沿海城市領導對我説：“我們對於父親投資兒子的企業，如果符合科創定位，也會配套幾百萬元的資金支持，不佔股權，就是支持，我們相信人民。”有這樣給力的政府和拼搏的科技創業者，在我看來，中國解決卡脖子問題，只是時間問題。

而在柳傳志創業後的相當長時間，類似的對創業者的待遇是不可想象的。他們要通過相當的借貸購買企業的股權。

我不知道那些抨擊聯想的人瞭解了這些情況，是會説“遍地都是流失”，還是會説“遍地都是活力”？至少不會再説聯想高管在獲取股權過程中是多麼輕而易舉甚至有貓膩了吧。

談到聯想高管的高薪，我的一個猜測是，正是因為他們在購買聯想股權的過程中有大量借貸，所以在符合邏輯、可以解釋清楚的上下區間內，薪酬委員會會傾向於給出更高薪酬，以助還貸。如果是這樣，更説明，他們從未像個別企業那樣，通過倒騰企業的資金，填實個人的股權。他們是靠公開的高薪，其中大頭是和企業績效掛鈎的長期激勵，合法地解決購股資金問題。

在中國知名企業中，聯想的網絡輿論形象，如果不是最為不堪，也是之一。

為什麼是這樣？值得深思。

這是一家中科院體系內投資回報額最多的企業。當初20萬元的國有投資，今天價值以百億元計，聯想歷年上繳的税收也有數百億，國家所得如此巨大，可不少人一直在質疑它有沒有“國資流失”。

這是一家全球PC領域的領軍企業。PC早已不是高科技的旗幟行業，但依然是信息產業不可或缺的基石。聯想具有全球一流運營競爭力。我諮詢的聯想競爭對手也承認，近年聯想的產品定義能力、性價比有明顯進步，多款產品熱銷，特別是“拯救者”遊戲本和“小新”。“拯救者”是京東第一個要用專門系統去打擊黃牛的數碼3C產品，此前此類打擊只用於茅台。

聯想的競爭對手説，中國能成為全球第一的終端品牌少之又少，聯想PC就是一個。“終端品牌第一的含義是，銷量極大，對行業有很大控制權。未來當中國的芯片、存儲等短板趕上來，和外企供應商有差不多性能時，聯想是可以改變遊戲規則的。世界上有很多IT企業，包括中國台灣的代工和零部件企業都很羨慕聯想，因為它有終端影響力，消費者並不知道聯想PC用了哪些零部件，他們選擇的是聯想。很多日本企業、中國台灣的企業羨慕聯想都來不及，可能只有我們覺得這個世界第一沒價值。”

這是一家真正走出去在全球開展業務的企業，當然要為所在地做出貢獻。我們要求外企到中國就要成為中國的企業公民，為什麼聯想集團高管説過一句“聯想集團是一家全球公司，而不只是一家中國公司”，就要將其推向“不愛國”的行列？

聯想的產品定價問題、當年在5G國際標準中的投票問題，聯想都澄清過。但一直還在被揪着打，很多人不關心也從不引用澄清的內容。恨不得聯想越黑越好。

為徹底弄清聯想污名的原因，我和許多IT與互聯網人士、資深媒體記者、專家學者進行了交流，歸納總結，原因可能主要在兩個維度上：

一是聯想自身的問題。

有人認為，聯想早期確立了“貿工技”路線後，形成了比較強的路徑依賴，即更多依靠整合外部資源或併購而發展，缺少內生性、自主性、研發創新引領的追求。總體是整合、外購、強運營的道路，而不是內生躍進、聚焦核心技術進行突破創新的道路。而今天，後者更受國人尊重，在資本市場的估值也更高。外購很難建立核心能力，且聯想併購摩托羅拉手機並不成功。就聯想控股來説，目前的市淨率只有0.4，顯示市場對焦點不突出的拼盤式企業也不看好。

有人認為，聯想以“製造力+銷售力”打底的組織文化，比較傳統，更看中當期業績，行為短期化，從上到下有官僚氣息、老化氣息、內卷氣息，金字塔結構，缺乏讓新人、新事物、新創意蓬勃生長的氛圍。聯想也因此錯過了很多機會。

有人認為，倪光南的存在始終是聯想之痛，今天更是如此。雖然倪光南當時提出的芯片技術路線過於超前，聯想如果把資源投入芯片估計早已關門了，但聯想在有了一定積累後，也沒有在技術創新上有重大突破，是令人遺憾的。聯想當初剝奪了倪光南的股權，雖然可以舉出種種理由，但倪光南是早期聯想技術成果的最大貢獻者，如果沒有這種剝奪，今天很多人就不會在談到“柳倪之爭”時一邊倒地傾向倪光南。

第二個維度是社會情緒的維度。

今天是創新驅動的年代，你是高科技企業的旗幟，那是過去，現在你在創新方面有什麼代表性？聯想，成了失望的發泄口。

今天是解決卡脖子問題的年代，中國被打壓，需要你站出來擔責，你在那裏悶聲發高薪，你擔得了國家責任嗎？夾在中美摩擦之間的聯想，成了國家衝突中，恨鐵不成鋼的發泄口。

今天是傳統高增長模式終結、新發展模式開啓的年代，經濟增速下行必然帶來一定程度的內卷，社會流動性降低必然導致很多人的抱怨和憤然，因為縱向機會的下降，向上遷移的變難，人們就開始橫向比，就會感到自己的種種不如意都是因為某某勢力、某某階層造成的。網上不時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呼聲，“憑什麼比我畢業早五年的同事明明沒有我優秀，卻買到了一座我現在需要三倍價格才能買得起的房子？憑什麼那些終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深圳農民什麼都不做，一天收的房租比我這個勤勞好學的優秀工程師幾個月還要多？憑什麼那些房東打打麻將，一年房價上漲的好處比我一輩子勤勤懇懇工作還要多？”這樣的氣氛下，“國資流失”和高管高薪，很容易成為階層撕裂的發泄口。

這些問題我們都需要正視，國家比我們更重視，所以才有了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導向。但我們也需要非常客觀地看待歷史與今天，其間的一些問題難以避免，有些是世界難題，不是哪個企業的責任。

我交流的好幾位朋友都説，現在各種社會問題，內外問題，矛盾衝突，如果要在中國企業端找到一個發泄口，“非聯想莫屬”。

內部和外部兩個維度交織在一起，縱然聯想是一家優秀企業，其被毆被撕的命運也就註定了。

北京的一位朋友説：“聯想被罵被撕，就算‘犧牲’，只是一個企業問題，如果真能讓大家解氣，也算‘死而無憾’。問題是，這麼一出演完，下一出是誰？哪個企業家走上下一場的審判台？有人揣着明白裝糊塗，有人壓根不想明白，有人根本也説不明白，有人就是相信他自己什麼都明白，有人不明白也要發泄一下心中的塊壘，彼此影響，互相加強，這種氛圍才最可悲。如果這種打法成為‘範式’，那對整個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原本就不牢固的基礎，會有破壞性的引導。”

一位自媒體人在一篇關於意識形態分化的文章中説，“對中國未來真正可能構成威脅、並抓住新生代靈魂的激進思潮，一定是基於強烈民族主義，同時在經濟上致力於無情推進均貧富的意識形態”。

問題討論到這樣的層面，真的令人焦慮，焦灼，痛心，擔心。

我擔心，我們對於自己走過的市場經濟道路，那讓中國翻天覆地，讓世界為之震驚，讓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福祉大大改善的道路，對這條道路上的建設者、開拓者、奮鬥者，缺乏應有的瞭解和感情；

我擔心，詛咒代替祝願，憤激代替包容，導人對立代替導人向善，訴諸一觸即燃的情感代替訴諸完整準確的事實，充斥於社交媒體，即使是錯誤也無需修正；

我擔心，有建設性價值的共識越來越少，衝突性的偏執越來越多；而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腳踏實地的努力，會被道貌岸然、慫恿性的口水所沖蝕，甚至打得落花流水。

但我也有一個基本判斷，就是這些網絡口水並不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在實際演進過程中的主流。

每當我自己在社交媒體的氛圍中憂心忡忡，通常的選擇就是逃離，走到真實的大地上，向實實在在創新、創造價值的人們學習，和他們交流。這時，我的擔心會極大地轉化為信心。

聯想自身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但中國也有大量企業，通過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給人希望。我看到太多的案例。

即使是聯想，雖然輿論形象被一場場口水宣泄弄得極為狼狽，但聯想集團大概率很快會實現3年內利潤和研發投入翻番的目標，聯想控股雖然股價乏善可陳，但2020年其參與投資的企業就有15家登陸資本市場，其從零開始培育的聯泓新科總市值是聯想控股的兩倍以上，為聯想控股帶來的價值提升以超百億計算。作為一家投資類集團，其年報中亮點頗多。

這説明，只要我們的企業自身不泄氣，不放棄，紮紮實實提升核心能力和創新能力，依然有大量發展機會，超越自我，再上台階。

我看到，中國發展的基本面沒有變，推動高質量發展、通過共同艱苦奮鬥促進共同富裕的方向沒有變，必須最為廣泛有效調動全社會積極性能動性的基本路徑沒有變；弘揚企業家精神，充分信任、依靠和尊重企業家，發揮企業家在推動企業創新、提高企業競爭力上的重要作用，沒有變。

聯想應該好好反思，努力成為更好的聯想，好產品會説話，根本上要靠追求極致的一代代好產品。

但聯想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如何創新、超越、發展的經濟問題，科技問題，管理問題，是自我超越和自身變革的問題。

我們的社會則應該思考，當有人非要把經濟問題、科技問題、管理問題往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上引，我們是不是應該更清醒，更理智，更有歷史觀，更相信我們的政府自會有實事求是的判斷？

唯願我們的社會不折騰，不受惑，多祝，少咒。

實幹興邦，實幹興企，實幹才能立己，利人，助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