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從來都不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誰製造了這樣的彌天大謊_風聞

“亞洲四小龍”是指自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期間，亞洲四個發展迅速的經濟體：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及新加坡。但時過境遷，隨着國際經濟情勢的發展，已經較少被使用，唯獨島內的政治人物至今情有獨鍾。

前不久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提到，台灣的經濟成長重回亞洲四小龍之首，她依據的是台行政部門的統計，2021年上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為8.31%，高於香港的7.8%，新加坡的7.7%以及韓國的3.9%。

不過，在對外宣稱“面對全球經濟變局，台灣走出了一條不再依賴單一市場的新經濟路線”的同時，蔡英文卻無視2020年台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出口佔台灣總出口值的43.9%，創下最近十年的佔比紀錄。

事實上，若以GDP總量作比較，台灣並非四小龍之首，而是韓國一直領先，在人均GDP方面，台灣更是遠遠落後香港、新加坡，因此，對於蔡英文宣揚的“重回巔峯”，民眾根本無感。

不只民進黨喜歡自吹自擂，國民黨的政治人物在形容台灣經濟榮景不再時，也經常“首來首去”。比如2019年，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就曾感嘆“台灣過去曾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然而，整整鬼混20多年，完全在退步，讓人無法接受。”

台灣從不是四小龍之首

但這類説法同樣經不起考驗。當時台灣學者沈榮欽曾以數據回應，先不論過去20年，回溯到1960年起，台灣就不曾是四小龍之首。他列舉，從人均GDP來看，1960年起，自從新加坡在早期超越香港後，四小龍的排名一直是星（新加坡）、港、台、韓，“從未變過”。

沈榮欽稱，1986年時，四小龍由高至低分別為韓國(95%)、台灣(92%)、新加坡(71%)、香港(69%)，“台灣也非四小龍之首”。若比較生產力，四小龍從1966到1990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香港為2.3%、新加坡為-0.3%、台灣1.9%、韓國1.6%，“台灣同樣不是四小龍之首”。而根據沈榮欽提供的圖表顯示，即便是一直強調的高科技出口佔比，台灣依然低於新加坡和韓國。

平心而論，韓國瑜談話的重點是為喚起民眾對台灣經濟停滯不前的反思，但親綠媒體一窩蜂地對此爭相報道，卻意外揭開了“台灣曾為四小龍之首”，實乃島內媒體與政論節目以訛傳訛的結果。

搭上冷戰經濟列車

不可否認，戰後的台灣地區發展成績相當優異，從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台灣每一次產生政策模式的轉型都可謂順利。1950年代，進口替代模式促進了民生輕工業的發展，1960年代轉為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也開始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即上游工業的發展。1970年代開始，外銷工業高速發展，隨後是重工業，高科技產業隨之起步。

而這種轉型的成功，有賴“發展型國家模式”在台灣省的成功運作，即經濟建設官僚體系能前瞻性地及時掌握並引導變化的方向，隨之改變產業政策模式，且有政治高層給與大力支持。這個發展模式在戰後台灣百廢待舉之際，成功推動了工業化。

而“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成功也要仰賴一個發展型的政權，首先美國在軍事上的介入，使得國民黨當局渡過風雨飄揚的階段，而在經濟上的“援助”，對於台灣戰後初期的經濟穩定也起到一定的幫助。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美國並不覬覦台灣本土的經濟利益，而是當作“外交”政策的表徵，提供援助還提供出口市場。此外，日本殖民者在台灣光復後必須完全撤離，無法如歐美列強一樣，延續其在殖民地經濟的主導地位，讓台灣經濟獲得了難能可貴的自主空間。

當然，這些有利條件不必然能推動經濟發展，即便是同一個國民黨當局，在1949年前之前同樣接受美援，也不可謂不龐大，但也失敗了。可見，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推動發展的意志和執行能力。

發展動力與意志

國民黨當局敗退台灣之時，新增數百萬人口，財政與貿易赤字龐大。當時一些有能力的財經官僚透過工作績效得以躋身決策層進而主導財經事務，在他們的努力下，加之美國協助，讓台灣的生產只用幾年時間就恢復到二戰前的水平。

而由於這批人揹負着國共內戰失敗的迫切使命感，除了求得自身生存外，還希望建立一個所謂的“模範省”，他們繼承的源自中國近代為救亡圖存發展出來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為當局接收台灣時期最正面的資產。

而今不少人耳熟能詳的李國鼎、殷仲容、孫運璿，皆懷抱實業救國的理想，他們發展台灣經濟的目標，是以在島內發展現代民族工業，實現“中國”的救亡圖存，這也是所謂“發展型國家模式”在台灣地區真正的驅動力。

隨着民主化與本土化齊步走，主流論述無差別地將政黨輪替前的政權一併視為外來政權，國民黨在經濟建設中的角色也被否定，比如誇大美援或人民努力，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否定，導致對“發展型國家模式”的否定，當經濟學者的新自由主義和政治的反威權運動結合在一起，反對原來的“國家”導向模式，反對以產業政策促進整體發展，也日益成為主流論述的一部分。

面對島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兩岸綜合實力的消長，當昔日建立“模範省”的目標定位無以為繼，承載着救亡圖存動力的一代人紛紛離世，台灣也失去了原先成功發展經濟的動力來源。

認同異化的挑戰

時過境遷，即便沒有了昔日“救亡圖存”的理想與共識，但經濟上的生存與發展，仍是現實的嚴峻挑戰，而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及未來的發展願景，仍離不開一個“經濟共同體”的羣體意識的確立，進而運用經濟政策促進“經濟共同體”的進一步發展。

但20多年來，台灣的主流論述是以打造所謂“新國族”為目標，這個以統獨為主軸的論述，將國民黨乃至中國大陸都視為敵人，當“經濟共同體”的界定都沒有共識，遑論以此為基礎，規劃推動整體經濟發展的政策與目標？

可以説，伴隨政治民主化導致的認同異化，是擺在台灣經濟發展面前最嚴峻的挑戰之一，在國民黨2008年重返執政後，這一點表現得格外突出。

面對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已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的重心，台灣的經濟利益已經繫於中國大陸，當時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改變防堵的經濟思維，提出，改善兩岸經貿關係、成立兩岸共同市場。此舉得到了大陸方面的善意回應，兩岸雙方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建立了穩定的經濟合作機制。

但另一方面，由於馬英九個人揹負“外省原罪”包袱，不敢拂逆持續高漲的“台灣主體意識”，導致國民黨的“區域經濟整合”論，在八年當中一直成為在野黨攻訐的目標，並不斷加以抹黑扭曲。

2014年的一場“太陽花學運”，在恐中反中情緒的鼓譟下，幾乎燒盡國民黨的政治資本，不只首先宣告了服貿、貨貿等制度化經濟合作協議的死亡，更助燃了兩年後的政黨輪替。曾有島內輿論一陣見血地指出，“台灣日益邊緣化困境，原本可通過正常化與制度化的兩岸經濟合作緩解，台灣可用兩岸同文同種的優勢分享大陸崛起的紅利，但此一突困佈局，因為’太陽花’畫下句點。”

足見，當所謂“抗中保台”成為島內社會主流論述主軸，經濟發展相對政治訴求必然要退居次要地位。而追求兩岸經濟融合更不可能脱離政治問題的解決，只經不政，無異於緣木求魚，如同兩隻車輪，一邊飛速前進，一邊停滯不前，最終結果只能是翻車。

自我定位的迷失

如文上所述，“發展型國家模式”在台灣省的成功運作是始於蔣介石時代，因上述事實並不見容於主流輿論，導致國民黨乃至台灣社會也不敢從歷史脈絡中回溯過去的成功經驗。一向自我定位為戰後經濟發展功臣的國民黨，因為無力對抗“台獨”論述，面對原先發展的成績，也只敢強調執政能力比對手優異，比如每逢選舉打出蔣經國牌，感嘆今不如昔，但這種做法在現實政治上的發展上證實是非常孱弱乃至不堪一擊的。

由於長期缺乏對自我定位的清晰認知，島內也形成了一幅非常奇妙的兩岸圖景，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一羣人，享受着曾經的一代中國人為建立“模範省”創造的發展成果，當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相較台灣低速遲緩，使民眾的優越感遭受嚴重衝擊，在本土意識高漲的背景下，很多人又開始信心爆棚，動輒強調所謂台灣主體性，台灣人更加“自由民主”“文明開化”等等，這皆是將自卑推向自大的極致演繹，屢屢把“亞洲四小龍”掛在嘴邊，折射的實則是一部分人固守曾經輝煌，不願睜眼看世界的井底蛙心態。

幾年前，時任台當局“國發會”主委的管中閔在接受電台專訪時表示，台灣曾經歷美好的年代，狂飆的1980年代，連抗爭都覺得是正面的，因為大家相信“明天會更好”；但隨着盛況不再，國際經濟情勢對我們不利，大陸崛起，我們面對的競爭與以往不一樣，台灣調整速度不夠快，沒有跟上去，以至於造成這種後果。管中閔表示，我早就不認為還有亞洲四小龍這件事，亞洲四小龍已經是過去的説法，不適合再強調。不應該再停在過去的光榮，要努力追上世界潮流。

但這樣的逆耳忠言，顯然藍綠政治人物沒聽進去，動輒“台灣曾是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重回四小龍第一名”的神話，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