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華夏文明》全稿47第四章千錘萬鑿出深山12_風聞

2）、東西方文明交流下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

  在路上絲綢之路時代，世界島的東西兩端的聯繫是靠漫長的路上絲路間接聯繫起來的。

隨着海上絲路開通，尤其歐洲新航路的打開，歐洲和東亞終於能通過海上活動，直接發生聯繫。財富知識還有文明都以直接真實的面目呈現給對方。尤其是東方華夏文明對歐洲基督教世界的展現。帶給了歐洲一系列衝擊。

作為歐洲主要商業民族，拉丁人（意大利人）首當其衝。《馬可波羅遊記》，就是作為這一現象的產物。隨着越來越多的商人來到華夏，看到真實的中國，拉丁人對華夏文明的認識，就從最開始的獵奇轉化為對更深層面問題的瞭解、認識、思考。

中國持續繁榮發達的社會，世界上幾乎唯一的王權始終處於絕對主導性地位文明特色，以及佛教及宋朝發展出的理學，展現出對底層民眾的關懷和教化，強烈衝擊了拉丁人。這與當時歐洲千年中世紀黑暗，宗教對人的禁錮，教權對王權的壓制，野蠻落後社會對人性和人權的漠視，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這種強烈反差的衝擊就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發起的正面推動力之一。而伊斯蘭世界對歐洲威脅性的日益增加，歐洲爆發的黑死病，則從負面壓力給予拉丁人變革的動力。而意大利人作為當年羅馬人的後裔，歷史和文明的底藴遠超歐洲其他國家和民族。當年羅馬人敢於將基督教一神教替代掉多神教的歷史傳統，千年後意大利人就敢於用反對宗教禁錮的文化變革來呈現思想的解放。文藝復興，就是用古希臘多神教文化作為外在載體，以華夏世俗社會，人是實踐的主體作為內核。對古希臘文化精神面貌進行了重構以激發對現實的觸動甚至變革。

而隨着歐洲開通新航路，實現地理大發現，在這個持續航海活動中，歐洲從全球活動中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新現象、無數新問題，以及應對新現象，新問題所產生的大量的新需求。歐洲亟需一種突破性的方法來解讀這些現象，總結這些現象背後的知識，以及獲得新的滿足新需求的能力。

隨着歐洲艦隊能直接來到中國近海，東西方開始大量文化交流。

朱謙之在1940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一書中，將東西方這個由淺入深的交流過程劃分成了三階段：1、物質的接觸時代，2、美術的接觸時代、3思想接觸的時代[152]

歐洲打通了來到華夏的航路，大量東西方知識相互交流。在明清兩朝，成百上千的介紹、討論東西方知識的書籍資料在歐洲和華夏被出版。

這些知識，對已經基本退出海洋活動的華夏文明來説，沒有明確的應用場景，缺乏解決問題的需求，無法親臨其境面對航海時代的大量新事物新現象。所以其性質就是純粹獵奇、擴展少數學者個人的學識能力，而沒有產生對華夏社會大的觸動和改變。

但是對大量海洋實踐活動遇到、產生的大量現象、問題、需求的歐洲而言，對華夏文明的核心知識的認識，則打開了歐洲視野和思路。文藝復興以希臘文化為外在載體，華夏世俗社會為內在內容的實踐路徑被後來學者繼承發揚，面對華夏文明的知識的傳播，在歐洲學者中出現了希臘文化和華夏知識的激烈衝撞。希臘主義者反對眾多歐洲學者對中國文化及知識的推崇，認為中國的文化遠遠不及古希臘文化；以號稱“歐洲的孔子”為代表的魁奈中國文化優越論一派，則認為希臘哲學大大不如中國。他們經過長期的爭論。（當然，後來隨着中國實力在海上絲路時代日益下降，希臘主義者最終勝出。再往後，隨着中國被西方擊敗，西方基本只充斥着西方文明天然優越論一個基調了。到今天談東西方文化的相互影響交流的只僅限在漢學狹小圈子裏。）這個爭論對歐洲大陸哲學思潮產生了持續重大影響。

**當時歐洲學者之間，關於希臘文化還是華夏文明孰優孰劣的爭論，實質反映了一個巨大的現象——歐洲在努力實現東西方文化精華的融合。**如果東西方文明只是井水不犯河水，何以惹得歐洲學者爭論，誰更優秀，誰更應是主導？

歐洲學者通過融合東西方文明的精華，以尋求解決海洋實踐遇到問題的更好方法。東西方文明糅合成的這個新的不成熟的東西，摻雜了東西方各自的智慧。當時歐洲學者的爭論，這是在爭論這個新的東西的主導者是誰。

黑格爾在《黑格爾歷史哲學》一書中，就表達出過，對這個融合的深度思考。

比如在討論文明及歷史的發展，黑格爾在“世界歷史從東方向西方發展”一節中幾個小標題：

“（1）世界歷史在亞洲起源，在歐洲終結”

“（2）東方的精神建立在直接意識上”

“（3）東方的精神具有直觀、感性得特徵”

“（4）古希臘是自由精神的起源處”

“（5）羅馬精神服務於抽象的普遍目的”

“（6）純粹的世俗帝國要與主體性的精神帝國相匹配”[153]

我們如果略微仔細讀這本書，就能得出幾個淺顯的結論：

（1）當時的歐洲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着較為全面的認識（比如《黑格爾歷史哲學》對中國的儒家、道家、《易經》都有介紹和看法）

（2）歐洲學者自覺不自覺的在融合東西方文明（有選擇的特定部分）

（3）歐洲學者對華夏文明的認識及態度，就如上面所言，隨着認識融合的加深，以及東方華夏政權（明清政權）的力量衰弱，呈現一個“崇尚、學習、融合、分歧、輕視、貶低、漠視”歷史過程。比如在對華夏文明認識後的定性評價上，《歷史哲學》説：“中國的‘歷史’之中沒有進步和發展”“道家哲學處於哲學的初級階段”[154]

如果説中國的世俗社會，以重大的衝擊助拉丁人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的崛起。那麼對華夏文明最核心的理論認識【道家、儒家（理學）、易經】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長期認識學習，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融合 ，對啓蒙運動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與英國的自然神論產生了重大影響。

理性主義在歐洲推動了自然科學領域極大發展。

理性主義是歐洲大陸，古希臘文化與華夏文明結合的經典產物。如果我們以回溯到古希臘與華夏文明結合的視角去看理性主義，就能對理性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看得非常清楚。

就如前面講的，歐洲在經過大量航海實踐後，急需新的方法來處理海量新現象，總結新知識，處理海量新問題，滿足海量新需求。這個方法在歐洲大陸最終產生就是理性主義（科學就是理性主義發展的邏輯結果之一）。

理性主義，或者我們直指理性主義涉及的核心——理性。它的內在的基礎邏輯結構，就是古希臘思辨傳統與華夏文明的河圖洛書易經所呈現的以客觀表達（以數學和客觀現象結合）方式對客觀事實進行描述作為文明知識體系的基點的思路結合的產物。

筆者在前面文字章節裏談過，字母文章和象形文字的各自特點。我着重説明字母文字造字的邏輯，內涵造字者兩層強權命令 ，第一次是對新創立的一個單詞的強行附意，第二次是使用手段‘強迫’他人接受這個詞義與詞的外在形式的對應。而以圖像為基礎象形文字，天然直觀客觀事實。因此兩者之間比較形成了一個特殊差異。字母文字天然有更高概率的人為作偽在其中。你強行附意，強行讓別人接受這個含義，不是客觀事實本就如此，而是造字者使之如此。我們如何知道造字者所附之意是準確反映了客觀事實？字母文字的這個致命問題，在古希臘，讓睿智的古希臘先賢找到了一個絕妙的解決方式——思辨。

這個思辨傳統，就是西方所謂誕生理性主義的懷疑主義的來源。當然懷疑主義不是對古希臘思辨傳統的重複，而是在西方文藝復興的大潮下，古希臘思辨傳統在歐洲基督教文明下現實環境中的應用和發展。

就是把所有歐洲人看到的知識（用文字表達記錄下的），用懷疑一切的方法，從裏到外，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分科而學，將事物解構進行分塊詳細討論）進行詳細地思辨討論，以實現去偽存真的目的。也就是説，把歐洲當時既有的知識體系整體用懷疑主義完全解構拆散，然後一個一個零件進行分析討論。把那些假的、作偽的都剔除出知識體系，從而最終構成一個由完全真的知識構成的知識體系。**思辨過程將整個拆解，分析過程，完整的闡述記錄下來，這樣作為思辨的成果，可以提供給所有觀看這個過程的人據此重複論證過程和實現結果的為‘真’。**這個經過反覆記錄論證為真的結果，就作為‘真’的知識體系提供給整個族羣乃至人類學習。這就是‘理性’中古希臘文化起的關鍵作用。

而華夏文明的從河圖洛書易經演化出的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則呈現什麼作用呢？

就是如何確定‘真’是真的。

當然經驗主義，已經解決了大部分問題，經驗主義基於的就是西方大規模航海活動發現大量新現象，對此進行研究分析總結的產物。以客觀現象為基礎的經驗總結很大程度上是以客觀世界為基礎的認識結果。但是以經驗為‘真’的判斷標準，則會出現兩個致命的漏洞。1、經驗以外不存在客觀世界嗎？如果承認經驗以外還有我們未知的客觀世界，那些未知的，沒有成為人類經驗的可能的客觀世界是真的嗎？如果可以被預判為‘真’。那麼經驗所覆蓋的就不能是完全的“真”的標準。那些被現在證偽、剔除出知識體系如何不是超出經驗之外的‘真’？**2、經驗被總結闡述出來，才能成為主義。否則就只能是個體的實踐體驗。而闡述出來，就脱離不了語言文字。這就馬上回到了懷疑主義針對的語言文字裏的“偽”如何辨別剔除他們問題。經驗以文字總結表達出來，它就天然有可能含有‘偽’。‘經驗’是無法剔除‘經驗表達’**中的偽的。

中國人在4000年前，對此就以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基本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河圖洛書易經這一路邏輯發展出來，**以客觀現象為基礎的、以象數結合這種更客觀的表達方式來作為文明核心理論的展開基礎（理性主義就是利用客觀事實和數學為標準和工具，對知識和現象進行思辨）。**它不是文字的闡述，而是以一種比文字闡述更客觀的表達範式，將語言中的偽，以最大程度進行了剔除。所以華夏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建立在以這種最大化‘去偽’的方式的基礎上，來構建最大概率‘真’的知識體系 。

中國這種極化‘去偽’的表達方式構建起華夏文明的知識基礎。在歐洲理性主義誕生前，這種方式在人類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在東西方長期交流後，在西方文明中再次顯現出來。中國這個知識表達方式與古希臘思辨傳統結合。就形成了一種對知識體系雙重的去偽存真效能，能基本涵蓋所有的知識部分，甚至能對未進入人類經驗的‘可能的客觀世界現象’進行某種客觀的假設和去偽（數學起到的某種功能。但是要注意的是，基於數學可以達成某種機械論下的“真”，但是數學表達本身不代表就沒有偽。在今天互聯網數字流量經濟裏，華爾街基於數學的很多所謂金融創新中。都呈現出某些基於數學的作偽現實）。尤其是給思辨以更客觀的工具，以防止思辨的語言闡釋本身夾雜‘作偽’的可能。這種中西方方法融合，極大提高了歐洲在之後知識體系建立得更加的‘真’理性。所以笛卡爾強調理性主義要立基於數學和實踐的客觀世界。用數學的方式思考哲學問題。

今天歐美科學昌明，社會先進發達，理性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產生質變的認識工具，功不可沒。但是，遺憾的是，歐美先發的理性主義造就了歐美海洋時代的最終成功。但是仍然沒有在基督教文明的理論的基石處，完成這種的文明核心（基督教一神教文明）理論全面去偽的工作。尤其在信仰領域、社會領域、文化等等社會科學層面，基督教宗教殘餘仍舊牢牢盤踞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理論核心部分並對其進行了深度扭曲。這從美歐在這次新冠疫情裏，社會出現的大規模反智現象深刻反映出來。為了政治需求，科學家不得不違背科學規律，屈從與意識形態鬥爭。理性主義為歐洲和世界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它在基督教文明這裏最終還是沒能登上權力的山巔。

 理性主義在歐洲的自然科學領域影響其變革較為徹底，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至今仍舊很難佔據主導地位。究其原因，這就是路徑依賴導致的：

拉丁人反宗教桎梏但不反宗教，因為羅馬帝國與基督教的深度歷史綁定是他們不能丟失的文化傳統、文明基因。所以拉丁人構建起人文主義，就無法對宗教的基石處再動手。

基於拉丁人的文藝復興的影響擴展，日耳曼人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反思，並引發的宗教改革，其重大成果就是新教從天主教裏分裂獨立出來，併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控制下的，爭奪海洋霸權的意識形態主體。因此新教就是與其海洋文化、海洋霸權不可切割的部分。所以無論是英國曾經的自然神論還是君主立憲的不徹底資產階級革命都反映了這個路徑形成的必然結果。無論是知識的王冠還是世俗的王權，都寧可給予哪個不再具備絕對權力的吉祥物，也不讓人民全體上位稱王！

 而歐洲大陸其他日耳曼各族，法蘭西人，德意志人，則沒有拉丁人和盎格魯人的歷史掣肘。因此他們才能走向了徹底的反基督教革命道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徹底去除封建王權就是理性主義在政治實踐領域的必然邏輯；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領域，求真去偽，徹底去除基督教的影響，從德意志人那裏誕生出的馬克思主義誕生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人文主義－理性主義一路邏輯演化，最終必然產生出，徹底反宗教、去原罪之惡，實現全面向善價值觀的邏輯必然。

何以性惡論的基督教文明能演化出一個徹底性善論的馬克思主義來？因為理性主義在建構初始，本身就天然含有了華夏文明播下的一絲種子。華夏文明作為全世界現存唯一的價值觀向善的文明樣態與馬克思主義有着天然親緣關係。這個關係就如紅山文化的龍文化、玉文化，經良渚文化發揚光大後反哺華夏一樣。宛如命運的輪迴！

所以，我們根據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歷史淵源與表現特徵。筆者將歐洲基督教文明描述為一個強調”勝人向惡”的文明樣式。以表形式呈現如下：

就是在這樣的文明引領下，歐洲公私合力進軍海上絲路時代，在海上活動的競爭中，將海上絲路原有的華夏海上私有資本力量在明朝逐漸逼退到華夏近海，清朝華夏力量基本退出海洋。從此，直至20世紀末，基督教文明基本成為海上唯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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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朱謙之   《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前論第二章第一節，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6月

[153][154]黑格爾《黑格爾歷史哲學》P176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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