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是人類文明的自我背叛_風聞

在當代，自由民主獲得廣泛的支持，以致於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往往會被視為試圖在學術上標新立異、譁眾取寵。然而需要人們高度警惕的是，正常情形下，在一個較大的羣體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是極為罕見的[i]。所以，對自由民主，我們也許需要更全面、更理性的認識。

一、文化壓抑是人類文明化的基本工具

人總是生活在壓抑之中，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任何人通過對自己和周圍人的簡單觀察都會發現這一點。如，社會要求人們要講禮貌，但是當人們互祝“早上好”時，有多大比例的人是衷心地祝別人“早上好”？社會要求人們要相互尊重，但是有多少人表面上對別人的尊重在內心裏是真誠的呢？在這兩件及類似的事務上，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內心中是不真誠的，不過是在敷衍了事而已。然而這卻是文明社會的要求！人們於是只好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壓到內心的深處，而擺出一副符合文明要求的面目，這不就是壓抑嗎？一般來説，絕大部分的人類個體都是集父母的萬千寵愛於一身，是家庭自然而然的中心，真可謂是“萬物皆備於我矣”[ii]。然而一旦進入社會，人們就會發現，人的存在價值是一個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經過社會無情地磨練後，許多人在內心深處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自己的存在與否對地球來説是無所謂的，甚至沒有自己地球有可能會運轉的更好，在這一點上，具體的人可能連一隻螻蟻也不如。此中的痛苦、彷徨、酸楚、無助更堪與何人説？這難道不是更深、更持久、更難以忍受的壓抑嗎？

“人之生不能無羣”[iii]，然而，羣居必然意味着個體為了適應羣居的生活，而約束自己的行為，也就是壓抑自己的衝動。比如，人通過婚姻建立了家庭，同時也帶來了家庭的責任；再比如政府的建立滿足了人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但是也意味着人必須要承擔政府的開支；還比如，人必須要壓制自己當下的部分慾望，才有可能在將來獲得更大的回報。從人類羣居生活的起源和發展上看，通過文化功能主義的視角，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的作出以下推論：在對穩定有序的羣居生活的追求中，通過反覆地試錯，人們逐漸發現實現羣居生活是有規律可循的。於是人們發展出文化觀念，認為符合人類羣居生活規律的、為了實現羣居生活而對自己的約束是善的，反之則是惡的。比如荀子就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iv]於是，“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v]；再如，從社會習俗的角度看，在當代人看起來非常殘酷的婦女割禮，其實所表達出的是婦女的性器官“必須受到文明法則的抑制”[vi]，以防止“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的結果，而在文化上，割禮卻被看作是真正女性的標誌，未經割禮的女人被認為是骯髒的。[vii]這種文化觀念一旦產生並被人們接受，就意味着個體必須要壓制文化觀念所否定的衝動，“我們得把和社會生活發生矛盾的本能檢點收藏，另外養成一套應對的習慣”[viii]，正因為如此，馬爾庫塞非常深刻地指出“文化進步是通過壓制實現的”[ix]，文化壓抑當然就產生了。

因此我們就能夠明白人為什麼要忍受文化壓抑。講禮貌、尊重別人即使是虛假的，也有利於人類羣居生活的形成和發展。人類羣居需要的是關心他人、踏實肯幹而不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因此年輕人初入社會所感受到的文化壓抑也反映出，社會正在把已經多多少少習慣於自己是家庭中心的年輕人塑造成適合社會需要的人。費孝通先生曾從人成長的“社會性的斷乳”角度談及這個問題，無獨有偶的是，費老先生注意到了成年儀式中發泄不滿和仇視的行為。[x]儀式化的發泄不滿和仇視反映出人們已經認識到壓抑的存在，但是年輕人的社會化過程不可能顧及年輕人的主觀願望。對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父母而言，“社會性的斷乳”是人們不得不實行，雖然也是不願意實行的活動。從個體文明化的角度看，一個文明社會是長期發展形成的，但是人都是從嬰兒成長的事實讓我們認識到社會中具體個人的文明化是從零開始的。如果這個人要成為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文明人，那麼這個社會長期的文化發展過程，必須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在一個人身上發展完成。社會的文明史此時就這樣與個人的成長曆程統一起來。這當然也就意味着，為了具體的、社會給定的個人成長目標的實現，人們必須要忍受社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可能是越來越多的文化壓抑。

為了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文化壓抑對人類文明的意義，我們有必要簡單的區分一下文化壓抑的不同類型。首先，羣居生活的必要性決定了存在一部分對於人類來説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壓抑，這一部分文化壓抑我們可以稱之為基本文化壓抑；其次，我們進一步可以認識到，基本的羣居生活建立以後，人類肯定會試圖實現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生活方式。一種具體的生活方式總是將人類的不同生活需要排列出一個重要性的先後順序，有利於實現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生活的需要排列的順序靠前，反之則靠後，有些需要則可有可無，有些需要甚至是可以犧牲的。這也就需要人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本能、人與人之間也需要更多的協作配合，畢竟文明是作為有組織的統治而取得進步的[xi]。文化壓抑當然也就更加強烈。這部分基本文化壓抑之外，為了實現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生活而產生的文化壓抑，我們可以稱之為向善文化壓抑。向善文化壓抑的存在讓我們認識到，一個社會越複雜、文明程度越高，文化壓抑必然也就越強烈。由此可見，文化壓抑是個體文明化，也是由一個個個體組成的人類文明化的基本工具。

二、文化壓抑產生“抽象憤怒”及這種現象的傳統解決方式和意義

 文化壓抑的存在使得人類文明具有了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通過壓制人的部分慾望，滿足人的更高需求。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也認為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就在於對本能的壓抑和昇華[xii]。但是，文化壓抑不是沒有成本的，壓抑顯然會帶來人痛苦的精神狀態。弗洛伊德在神經症患者身上觀察到了“被壓抑了的精神力量對文明的仇恨”。[xiii]在當代社會，敏鋭的觀察者也注意到在大眾中出現了一種“抽象憤怒”，一種“無名的怒火”，是“不特定之人對特定之事的集體性的義憤填膺；或者是特定之人對不特定之事產生的憤怒”[xiv]。從文明社會的角度來説，文化壓抑是集體性的。那麼，集體性的文化壓抑自然就會產生集體性的憤怒或仇恨，如果當事人不能夠清楚地意識到這種集體性文化壓抑的來源，當然會產生人們意識到自己處於一個憤怒或仇恨的狀態，卻無從歸因和發泄，只好隨機歸因和發泄的現象，從而產生大範圍的“抽象憤怒”。換一個角度説，人類文明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相比之下，個體經驗顯然是有限的，因此，個體很難跟得上文明的發展，那麼集體智慧認為是必要的文化壓抑，對個人來説，其存在的必要性可能就是難以理解、難以接受的。這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當中以十分曲折的方式反映出來。如，孔子説“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xv]，似乎就是在向我們暗示，以孔子聖人的能力也是到四十歲才明白文化壓抑的意義，七十歲才將文化壓抑內化為自己的道德信念。那麼，普通人內心深處感受到了文化壓抑的存在，又不能夠向自己解釋清楚為什麼要承受壓抑，短期內又沒有能力達到“不惑”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水平，內心中的痛苦、彷徨、憤怒因此可以想見，“抽象憤怒”現象的發生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人類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傳統社會是從人類的自我否定入手的，在人類歷史上，這也一直是對人的主流的、普遍的認知。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先賢就指出“人之其所親愛而闢焉，之所賤惡而闢焉，之所敬畏而闢焉，之所哀矜而闢焉，之所敖惰而闢焉”[xvi]。此處的“闢”是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含義[xvii]，這段話是在指出，人會因為親愛、賤惡、敬畏、哀矜、敖惰而在行為上出現偏差，甚至會出現偏執。13世紀道明會神父聖多瑪斯·阿奎納也列舉了人類的七宗罪，分別是：傲慢、妒忌、暴怒、懶惰、貪婪、貪食及色慾。人類的這些弊病，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從人的生活中清清楚楚地觀察到，只不過現代人更傾向於用佔有慾、破壞慾、權力慾這些心理學色彩強烈的詞描繪人類的缺陷。正因為如此，人類的成長總是從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約束開始的，這個自我成長過程顯然不是令人愉快的。孟子説“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xviii]，即是在指出人們常常有了過錯才去改正，內心窮困、思慮阻塞才有所奮發[xix]。而且“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xx]，更是非常形象地告訴了人們一個人成長過程的艱難。眾所周知的孔子、耶穌人生中所經歷的磨難也是對此的明證。然而，人們只有通過自己的成長適應羣居生活，或者因不適應羣居生活受到懲罰而感受到更大的痛苦這兩條路。因此，雖然自我成長是非常沉重的負擔，人類歷史上的聖賢也是經歷了非常艱苦的過程才昇華了文化壓抑，實現了自我成長，但是，勇敢地承受自我成長的沉重負擔對於人類來説卻是最不壞的、充滿希望的路。所以，毛澤東主席才會説“人間正道是滄桑”。

從零開始自我成長的人怎麼會自覺自願地走“滄桑正道”呢？所以説文化總是從生活中的挫折、磨難、羞愧、痛苦等等不隨人願的經歷中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一代代人都只能從零開始，人類也就只能反覆地從挫折、磨難、羞愧、痛苦開始。此時，聖賢就應運而生了。聖賢們以他們的擔當替人們承受了由人們本應該承受的磨難，人們所需做的只是無條件相信他們，追隨他們。有了聖賢指導，人們可以避免因犯錯誤而受到人生規律的懲罰，不必再承擔自主選擇所必不可少的痛苦、虛無、迷茫、彷徨；有了聖賢追隨，人們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和意義，找到主動承受壓抑的原因，使痛苦的靈魂得到安慰；有了聖賢仿效，作為個體的人也就可以脱離野蠻人而逐步轉化為文明人。所以，中國的古人才會説，“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當然，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對於許多人來説，傳統文化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與命運的交易，以沉重的道德負擔換取有意義的生活。但是這種負擔對於某些人來説似乎是過於沉重了，這就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三、自由民主通過釋放加轉嫁文化壓抑的方式，向人們空洞、虛假地許諾了非壓抑性的文明

傳統文明的普遍存在顯示了文化壓抑的普遍存在，盧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xxi] 即是對人類這種處境的描述。不過，盧梭的這句名言同時也反映了人類的一個呼聲，難道人們就不可以採取另外的生活方式嗎？人類真的像傳統文化所説的那樣別無選擇嗎？既然傳統文明帶給人們的是壓抑，那麼為什麼不把人們從壓抑下解放出來呢？從這個角度看，自由民主的出現正是對文化壓抑的釋放，對傳統文明的反動，換言之，自由民主向人們許諾了一種非壓抑性的文明。這對於在無所不在的文化壓抑下，普遍感受到無力抗拒、缺乏自由、被漠視、不被尊重的人們來説，簡直就是“福音”。人們因此對自由民主“心嚮往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這就解釋了自由民主被廣泛地接受這一個奇怪的文化現象。但是，如果説文化壓抑來源於人類羣居生活的需要，成長過程中的人對文明的憤怒和仇恨總是存在的，文化壓抑就不可能因為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心嚮往之”而自動消滅，那麼，自由民主是在如何向人們許諾非壓抑性文明的同時，解決人們不得不面臨的文化壓抑呢？

既然是迎合人們不喜歡文化壓抑的心理需要，就決定了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只能從釋放文化壓抑，而不能從昇華壓抑來解決問題。美國學者馬爾庫塞從來源談到了壓抑的釋放問題。馬爾庫塞在《愛慾與文明》中將壓抑分為必要壓抑和額外壓抑。所謂必要壓抑是指由於物質資料的匱乏而對人本能需要的限制。這種壓抑是為了解決集體的生存問題而提出的，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前提和基礎。所謂額外壓抑是指為了社會統治集團或者特殊集團的利益而對人提出的附加壓抑。[xxii]馬爾庫塞在其後續的著作《單向度的人》中，提出了虛假需求的概念，進一步發展了其壓抑理論。所謂虛假需求是由外部世界為了控制人的內心世界而製造出來的需求，它服從和服務於資本特殊利益集團追逐利潤的需求，其內容取決於資本追逐利潤的方向，其形式則是通過大眾媒體把人們的關注點和興奮點引向持續不斷的消費中，通過異化的商品消費來獲得自身幸福和自由的感受。[xxiii]馬爾庫塞的理論實際上指出了，自由民主首先通過滿足人民的消費慾望，其次輔之以一定的文化控制手段，解決了人們面臨的壓抑問題。馬爾庫塞提出這種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論證，由於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已經足夠人們解決生存問題，必要壓抑不再必要，額外壓抑當然是多餘的和不合理的，因此，所有的壓抑都是可以釋放的，從而導出對非壓抑性文明的追求是合理的、可能的。然而馬爾庫塞的這種理論卻給人們一個矛盾的、既非常深刻又非常幼稚的印象。説他深刻是因為馬爾庫塞看到了壓抑的存在和部分壓抑的不合理，看到了對人類的文化控制在發達工業社會達到了登峯造極的程度，看到了人在文化控制工具面前幾乎毫無免疫力和抵抗力；説他幼稚是因為馬爾庫塞竟然認為人類可以不需要任何壓抑而生存。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能夠解除一個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由於對社會的不適應而產生的壓抑呢？聯想到其理論在西方產生的巨大影響，馬爾庫塞的理論盲點可以説是令人震驚的。

馬爾庫塞所代表的西方人沒有看到，勇敢地去承受並戰勝壓抑，尤其是向善文化壓抑，對人類來説是一個目光長遠的開明自利行為。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十年難道不正是十年寒窗的經歷者反覆地追問自己“為什麼非要如此不可”的壓抑、痛苦的十年嗎？然而，這卻也是人改變自己命運的積極努力的十年，沒有這個十年寒窗也就沒有後來的一舉成名。人類對自己當前行為的約束，可以讓人類在將來獲得更大的回報，這反映出來的是一種從人類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長期因果關係觀念。西方社會忽視長期因果關係觀念，才有可能注意不到向善文化壓抑的存在。那麼，在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忽視長期因果關係這種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呢？首先，宣稱自由民主是普適的價值觀念。既然是普適的，那就是超越時間和空間，即非歷史和超歷史的。那麼歷史的經驗對於自由民主也就沒有什麼價值了，長期因果關係也就不適用於自由民主社會了；其次，價值相對主義的流行，使人們相信所有的價值都是主觀的、相對的，傳統文明所推崇的生活方式沒有當然的優先性。人們因此就擺脱了約束自己以換取美好未來的壓力，這就釋放了人所面臨的絕大部分向善文化壓抑；第三，忽視這種長期因果關係的後果怎麼處理呢？與自由民主配套的個人主義此時就出場了。個人主義認為個人具有規範上的優先性，個人優先於任何的集體，但是這也是在同時指出，不利境遇首先是個人的責任，這就意味着因社會結構性問題而產生的文化壓抑要由個人以個人的名義來承擔，“資本主義和技術文化巧妙地將普遍的社會壓抑轉換成個體的自我壓抑”。[xxiv]人將為自己不應該負責、無力負責而且也無法逃避的文化壓抑承擔個人責任；第四，自由民主對個人當前面臨的文化壓抑的釋放，實際上只是將文化壓抑暫時押後，沒有最終解決，因此，自由民主的這種方式，從長期看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方式。從個人的角度看，人類不在當前約束自己，就是將自己交到無情的命運手中，任由命運肆意的安排自己。從集體的角度看，一個對自己人民的“七宗罪”和“五種闢”視而不見的民族顯然也必將是一個個人能力、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民族，這個民族在與其他民族的激烈競爭當中是不可能取得最終優勢的。

總之，自由民主的這種釋放加轉嫁的處理文化壓抑的方式，顯然會使大量的人在當下物質慾望滿足的迷惑下，逐漸陷入生活的艱難，從而產生精神痛苦、甚至是精神危機的狀態，對此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標榜自由民主的發達國家往往也是心理諮詢行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如果在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下，文化壓抑可以被描述為惡魔的話，那麼這個惡魔在自由民主社會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個面目存在，“看上去是被拋棄的東西實際上變成了代替物或代用品”[xxv]，所以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化激進運動的迪克斯坦以過來人的口吻寫道：“生活一如既往。我猜想，甚至青少年仍然像過去一樣痛苦，儘管有了明顯的新自由”。[xxvi]因此，自由民主對非壓抑性文明的許諾是空洞、虛假的。

四、自由民主對文化壓抑的破壞性利用是集體性的自我放縱，已經嚴重侵蝕了社會的道德基礎，必將產生嚴重的社會惡果

自由民主的實施，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大眾開始憑藉自由民主的各種配套制度如選舉制，走向人類生活的前台。這就在制度上迫使政治家和學者必須獲得大眾支持，才有可能走上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既然大眾都不喜歡壓抑，政治家和學者們於是都學會了妖魔化文化壓抑，討好大眾的、能夠發泄大眾憤怒和仇恨的話語大加宣揚，暴露人類生活真實狀況、會引起大眾厭惡的話語只能在非正式的、不公開的場合談或者乾脆就避而不談。就這樣，政治家和學者們為了個人利益，不再試圖如傳統社會的學者那樣揭示人類的真實處境，論證自我成長也就是文化壓抑存在的必要性，而是極力地滿足大眾的虛榮心，毫不吝嗇地將阿諛奉承的話奉獻給大眾。正如美國學者庫珀所指出的那樣“在一個君主國家裏，諂媚之詞給了國王，而在一個民主國家裏，給了人民，或是公眾”[xxvii]。這就在人類歷史上，開啓了一個明顯在道德上有缺陷的時代。正如著名學者霍布斯鮑姆指出的那樣，“民主化的時代轉變成了公共政治偽善，或者更正確地説，口是心非的時代”[xxviii]。雖然在人類歷史上其他的政治體制比如君主制中也有過類似的偽善現象，但是在自由民主制中幾乎可以説涉及到全部選民，與君主制往往只是涉及到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相比，顯然要廣泛得多。標榜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顯然也是人類歷史上不道德現象最廣泛、最明顯的社會。這種現象的發生在提示我們，自由民主在釋放和轉嫁文化壓抑之後，沒有發展出替代性的人的自我成長方案，這對人類社會是相當危險的。

感受到自我成長責任的沉重，就放棄承擔這個責任的努力和意願，即使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號也是集體的自我放縱。人類雖然沒有能力在終極的意義上對人類的某個具體行為給出絕對的對與錯的判斷，但是，憑藉人類的基本生活常識，對人類的大部分行為給出一個大致的判斷並不超出人類的能力。既然如此，政府怎麼能夠看着自己的人民走上錯誤的道路而無所作為呢？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也許會主張，道德是私人事物，應當由私人負責，所以政府不承擔對個人的教化責任。但是，人類的道德觀念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長期歷史形成的產物，要遠遠超過個人的理解能力。政府這種人類最重要的組織體不承擔對個人的教化責任也就意味着，只有個人可以理解的道德觀念能夠在社會中得到尊重和形成。在自由民主的氛圍下，這個“個人”還要大打折扣變成“選民”，個人能夠理解的道德觀念此時也就只剩下選民平均的理解能力能夠理解的道德觀念。因此，在自由民主下，政府的這種不承擔教化責任的立場本身就是一種教化方式。自由民主表面上公允的立場，實際上存在嚴重的傾向性，其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政府承擔教化責任，就意味着文化壓抑特別是向善文化壓抑要由政府來直接實施，政府此時必然會呈現出一種壓制性的面貌。善於討好選民的政治家和學者們當然知道，這會造成選票流失的，於是政府的教化責任就被放棄了。然而這必然意味着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的下降，而且，從歷史的長期看，這種下降只不過是惡性循環的開始，在自由民主不斷釋放文化壓抑的社會氛圍的推動下，道德水平的下降將帶來道德水平的進一步下降。人生而就適應羣居生活的需要嗎？不進行自我約束、不承擔道德責任的人能夠成為有道德的人嗎？不道德的人能夠自動組成一個道德的社會嗎？[xxix]一個建立在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會基礎之上的國家可能有燦爛的未來嗎？從這個角度看，自由民主正在破壞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意願，使人們擺脱文明的約束，重新成為野蠻人，一個個精通謀生的專業知識、但卻沒有受過道德訓練的野蠻人。[xxx]在自由民主之下，人們性生活混亂，家庭解體，在一定程度上向我們證明了這個問題的同時，也在提示標榜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基礎已經被嚴重侵蝕。更為嚴重的是，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對文化壓抑玩世不恭的刻薄態度已經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自由民主以批判普遍存在的傳統文明作為工具獲得民眾的支持，是在利用人們文化上的俄狄浦斯情結（弒父情結），實質上開啓的是對文明資源的破壞性利用這條道路。

首先，人類文明是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才形成的，人類的祖先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其中的坎坷挫折、悲歡離合是無法數得清的。對當代的人民來説，這種文明環境是一筆巨大的資源，而自由民主卻是在通過批判傳統文明，實現對這個資源的破壞性、消耗性、不可持續性的利用，並以此獲得人們的支持。這就相當於人類祖先在文明銀行中不斷地儲蓄，自由民主卻在不斷地揮霍，而且與此同時還不斷地醜化並試圖消滅文化上“生她養她”的祖先。她卻忘記了沒有祖先積攢下如此豐厚的文明資源，根本就沒有揮霍的資本。任何具有辯證法基本常識的人都會意識到，歐洲中世紀嚴酷的性壓抑和當今歐美文化中過度的性放縱這截然相反的現象，説明了當今自由民主不過是對中世紀的簡單否定，而不是什麼創新。從文化壓抑的角度看，這是一個文化壓抑持續升高，越過臨界點以後，再持續釋放的過程。這説明對於歐洲文明來説，從中世紀到現在是同一個歷史過程，自由民主的社會成就，首先是在中世紀嚴酷的文化壓抑中培養出較高道德水平的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在這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嚴酷的中世紀代表着歐洲文化崛起的前半程，而自由民主恰恰代表的是歐洲文化衰落的後半程。

其次，人們對自由民主的態度容易受一種非理性情感左右，容易對其缺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尤其是傳統文化國家的知識分子，作為傳統文明活的載體，時時刻刻可以感受到文化壓抑帶來的痛苦，因此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倍加強烈，從而產生了以自由民主國家作為自己政治理想的實體化、現實化，對自由民主傾注的熱情簡直可以用熱戀來形容這種現象。這充分表現在人們對自由民主的缺陷採取了一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態度。這將導致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在社會上產生了一批將自由民主當成信仰盲目崇拜的人。在這些人看來，他們的理想是如此的完美，而現實是如此的卑微，任何放棄理想對現實的讓步都是墮落。這就使他們終日沉緬在他們的理想和對現實的不切實際的批判中，而不能夠進行任何有建設性的活動；二是，如果人們試圖去實現這個理想將會造成更大的危險局面。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其名著《洛麗塔》中，用一個充滿張力的詞“incarnating”描述了一個男性知識分子如何將自己對女性的幻想傾注到一個現實中的少女身上，而得到並擁有這個少女的過程將不可避免是幻想破滅的過程，這個故事的悽慘結局因此是符合邏輯的。[xxxi]這就提醒我們，對自由民主的這種“incarnating”，也會帶來一個同樣悲慘但規模大得多的結局。而且，當人們感受到文化壓抑而無法或者不願意感受到壓抑的來源時，某些人或組織有可能惡意地利用這一點，刻意將壓抑的文化屬性從人們的視野中屏蔽掉，利用人們的壓抑感將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嚮往挑動到激烈的程度，使人們對自己的政府產生不滿情緒，對自己的政治制度產生懷疑，從而製造特定國家的社會動盪，乃至顛覆這些國家的政府。

第三，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既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壓抑，又無法從強調個人的缺陷入手讓人們通過自我約束提高自己的個人能力和道德水平，實現對壓抑的昇華，那麼，人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仍然會感到憤怒和仇恨怎麼辦？僅靠阿諛奉承顯然是不夠的，只能夠找替罪羊，讓人們把憤怒和仇恨發泄到替罪羊的身上。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總是需要“普遍性理論”界定的“邪惡的國家或民族”作為自己的敵人。但是這種尋找替罪羊的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不會只限制在國際社會，它必然也會在一個國家內部尋找替罪羊，這也是為什麼在歐美文化中種族主義總是陰魂不散的原因之一。而“邪惡的敵人”顯然會反抗的，這也就決定了，自由民主主導的世界必然是一個不和諧的世界。而當尋找替罪羊的思維方式和對自由民主的盲目崇拜結合起來時，將會產生一種“自由民主的炫耀性批判”的社會現象。在許多場合，我們經常可以觀察到這樣一些人，他們平時可以用謙謙君子來形容，但是，一旦談起自由、民主等所謂的普適價值，馬上就變得咄咄逼人，似乎搖身一變成為了真理在握的“聖人”。他們憑藉自由民主觀念對現實的批判是如此的猛烈和富於激情，以致於敏鋭的觀察者會清楚地發現，他們對批判本身的需要程度要遠遠超出現實問題的對與錯。從心理學上看，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心理需求，而不是為了現實本身，在進行批判。具體來説，這些人在試圖補償或消滅自己的挫折感。依靠自由民主這些所謂的普適價值進行的批判，使他們暫時克服了內心深處的無力感、無價值感，獲得了虛假的力量感和自身優越性的證明，也就是虛假的自尊，批判因此變成了一種證明自己優越、避免自我認同危機的炫耀。至此，我們會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民主迎合了這些人自以為是的心理需要，是強化了而不是改善了這些人的思維和認識缺陷。這就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自由民主的炫耀性批判”是一種新型的精神鴉片。尋找替罪羊的思維方式和對自由民主的盲目崇拜，以這種方式的結合一旦漫延開來，就會在社會上產生針對任何帶有壓制性色彩主體的競相炫耀性批判的思潮，釋放出大量的打着自由民主旗號、堂而皇之、公開、片面地發泄自己情緒的行為，而早就將“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xxxii]的訓誡拋到九霄雲外。這種不負責任的，因而也是不健康的思潮顯然會對社會的穩定具有明顯的破壞作用。

第四，自由民主的傳播事實上正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着針對傳統文化的滅絕工作。[xxxiii]今天在世界上的大都市，已經很難再看到大都市所在國家文化上的特殊性，千篇一律的商業文化正在統治一切，正在世界各地把“年輕人同質化，將每個人轉化為追求物慾的資本主義小齒輪”。[xxxiv]我們不難理解，這正是釋放向善文化壓抑的原因，也是向善文化壓抑被釋放的結果。文明的多樣性已經開始走上滅絕之路。正如丹納所指出的，人們通常這樣想象：既然社會生活如同河流在牢固的堤岸之間靜靜地流淌了數百年，既然河流已經習以為常，那麼堤壩也就成為多餘的了。[xxxv]釋放向善文化壓抑是獲得大眾擁護的，而且似乎也沒有立刻發生不利的結果。因此，在這種心態的鼓勵下，人類難免會再向前走一步，將人類的基本文化壓抑也釋放，這就會馬上產生一個“禮崩樂壞，學絕道斷”的混亂社會。而就在這種危機的時刻，自由民主竟然宣稱自己是普適的。在人類的政治史上，有效運轉時間達到或超過自由民主的二百餘年的封建朝代比比皆是，而任何一個朝代也沒有將自己的政治體制吹噓到如此的境地。這是否預示着在自由民主的洋洋自得中，人類正在“死於安樂”？

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下，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政府退出了文化領域，這就意味着資本必將通過建立各種文化機構比如智庫等控制文化，知識分子自然地就會“學成文武藝，貨與資本家”，文化於是喪失了獨立性，開始為資本服務。那麼，誰為國家的文化負責呢？沒有！短暫的任期決定了政治家不可能有動力為國家的文化這種長期的目標負責。這是自由民主最大的紕漏。這就導致為了適應資本的擴張，從文化上開始鼓動人們肉體和精神的絕對擴張。全球化、普適價值、超前消費於是紛紛粉墨登場。然而，這種擴張的限度是由資本而不是文化來決定的，資本的利潤決定了文化的真理，因此，自由民主社會雖然呈現出經濟繁榮的景象，但是文化卻被犧牲了。以至於，在資本的蠱惑下，人們竟然看不到這樣一個基本的常識：人類生活的意義不在於沒有壓抑，而在於是否能夠超越壓抑。文明和存在需要我們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自我的壓抑。[xxxvi]自由民主對文化壓抑的釋放意味着我們要比前輩們更加迷茫，會走更多的彎路，更多地受到人生規律的懲罰，因而也就會承受更多的痛苦。在痛苦、迷茫的煎熬下，總有一天，人們會認識到壓抑的生活確實非常難以忍受，但是，對於一個仍然在自我成長階段的人來説，沒有壓抑的生活更糟糕。對自由民主所許諾的非壓抑性文明的迷戀違背了人真實的、長遠的利益，因此是人類文化上的自我背叛。

原載於《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內容有所改動。 

[i] [美]希爾斯曼：《美國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0頁。

[ii] 《孟子·盡心上》

[iii] 《荀子·富國》

[iv] 《荀子·性惡》

[v] 《荀子·性惡》

[vi] [科特迪瓦]塔內拉·博尼：《受傷的身體、復原的身體? ———關於女性割禮的話語》，《第歐根尼》，馬勝利譯，2010年第2期。

[vii] 吳然：《殘酷的非洲女子割禮》，《南方論刊》，1994年第2期。

[viii]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91頁。

[ix]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8頁。

[x]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1頁。

[xi]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1頁。

[xii] 白新歡：《文明就是本能壓抑嗎？——弗洛伊德文明觀的內在矛盾剖析》，《理論與現代化》，2005年第6期。

[xiii] [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2卷），車文博主編，長春：長春出版社，1998年，第617頁。

[xiv] 於建嶸：《有一種“抽象憤怒”》，《南風窗》，2009年第18期。

[xv] 《論語·為政》

[xvi] 《大學》

[xvii] 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95頁。

[xviii] 《孟子·告子下》

[xix] 金良年：《孟子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5頁。

[xx] 《孟子·告子下》

[xxi]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頁。

[xxii]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黃勇、薛民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1-25頁。

[xxiii]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5-11頁。

[xxiv] 林和生：《價值取向的兩難：文明與壓抑》，《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4期。

[xxv] [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車文博主編，長春：長春出版社，1998年，第427-428頁。

[xxvi] [美]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方曉光譯，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82頁。

[xxvii] [美]James Fen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Democra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31，P184.轉引自佟德志：《現代西方民主的困境與趨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頁。

[xxviii] [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帝國的年代：1875-1914》，賈士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頁。

[xxix] [美]克里斯托弗·拉希：《精英的反叛》，李丹莉、劉爽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69頁。

[xxx] [西]奧爾特加·加塞特：《大眾的反叛》，劉訓練、佟德志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4-110頁。

[xxxi] [美]納博科夫：《洛麗塔》（英文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

[xxxii] 《弟子規·信》

[xxxiii] [美]克萊·G·瑞恩：《道德自負的美國：民主的危機和霸權的圖謀》，程農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37-138頁

[xxxiv] [美]戴維·羅特科普夫：《超級精英》，王林燕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2頁。

[xxxv] [意]加埃塔諾·莫斯卡：《政治科學要義》，任軍鋒、宋國友、包軍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5年， 第179頁。

[xxxvi] 林和生：《價值取向的兩難：文明與壓抑》，《社會科學研究》，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