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妄圖抹殺中國上古史：白鳥庫吉與堯舜禹抹殺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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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堯舜禹抹殺論及其引起的大論戰，對日本甚至中國的古史研究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白鳥庫吉（1865年～1942年）

　　前 言：

　　在近代亞洲，西方文明的湧入與民族覺醒導致了大批歷史巨擘的出現，他們為中國的歷史研究開闢了新的天地。時至今日，許多歷史研究理論還有他們的身影。在這些人中，曾有一個日本人要抹殺中國上古史，摧毀儒家思想根基的三王。他便是日本東京學派的創始人——白鳥庫吉。他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在學界掀起軒然大波，其理論從多個角度否定了堯舜禹存在的真實性，視這三位中國儒家推崇的先賢為後世偽造的“偶像”，力圖將他們與他們所代表的中國上古史抹殺。該理論具有濃郁的疑古思想，也凸顯着白鳥庫吉本人對中國強烈的敵視態度。時至今日，隨着新的考古發現與文獻出土，堯舜禹抹殺論的許多部分已經無法成立，但不可否認，堯舜禹抹殺論及其引起的大論戰，對日本甚至中國的古史研究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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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為何他要抹殺中國上古史？

　　為何白鳥庫吉要抹殺中國上古史？是什麼讓白鳥庫吉對中國有着如此深厚的成見。這其中的淵源得從他的兩位恩師談起。

　　白鳥庫吉在1865年出生於日本千葉縣茂源市，家庭條件較為優厚。1879年，他進入千葉中學就讀，在此遇到了改變他一生的兩位老師——中學校長那珂通世及教師三宅米吉。可以説，就是這二位老師的教誨，讓白鳥庫吉走上了“抹殺中國上古史”的道路。

　　那珂通世，是一名極度仇視中國的日本學者，他於1890年寫成《支那通史》，在其中大肆鼓吹“中國停滯論”，力圖證明中國2000年的歷史是停滯的歷史，這本書在日本的流行使中國的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一落千丈。三宅米吉，是日本考古學的開創者，他關注古史研究，建立日本考古學會，可謂日本考古學界第一人。

　　那珂通****世  (1851～1908)

　　三宅米吉（1860～1929）

　　白鳥庫吉深受他們影響，他曾在三宅米吉的傳記寫道：“像我這樣的後進生能夠追隨二位恩師（即那珂通世與三宅米吉），享受他們的恩賜，真是令人高興，令人難忘。”他繼承了那珂通世對中國的敵意與三宅米吉對古史的關注，最終鑄成了他的研究思路。白鳥庫吉在許多東洋史研究項目上的基點都是研究古史，攻擊中華文明，例如”南北對立論”“滿洲中立論”。而堯舜禹抹殺論一舉“抹殺”華夏文明之根基，可謂最突出的代表。

　　白鳥庫吉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走上疑古研究道路的必然，再加當時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大日本主義思想、皇道思想盛行的特殊時代背景所影響，就不難理解為何白鳥庫吉會提出“抹殺堯舜禹”如此驚世駭俗之言論了。同時，基於其主觀態度，白鳥庫吉的抹殺論的目的中，有着要攻擊中華傳統文化根基的因素，抹殺論不過是個理論工具，其理論架構的基礎中具有大量假想與推論，而這些假設在後世思潮退去與大量考古新發現出土後，越來越不能成立，可以説這注定了抹殺論歷史價值勢必流失，最終只能淪為價值有限的參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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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段——堯舜禹抹殺論的基本論據

　　1909年8月，白鳥庫吉在《東洋時報》上發表文章《中國古傳説之研究》，首次提出“堯舜禹抹殺論”。文中首先以“傳説無一例外地是國民歷史的產物。大凡傳説都有主題人物，對於其人物是否真實存在這一點是可以產生懷疑的”為理由，確立了自己有展開懷疑的權力。然後以“關於堯舜禹三王傳説的作者是根據古代的天地人三才説的思想而杜撰的”打下基礎論調。並提出假設：“堯舜禹並非歷史人物，而是後世給出符合傳統儒家文化理想的君主模型，寄託理想人格而虛構出來的人物”。以此展開對中國古傳説與上古史的真實性的質疑。1912年，白鳥庫吉為回應質疑，又在《東亞研究》上發表了《

　　白鳥庫吉認為《尚書》記載中的三王事蹟截然區別，明顯與“天”“人”“地”一一對應。堯之事業主要為“授民以時”，正與“天”對應；舜則至孝，充滿人格魅力，還明確官員職能分工，啓用禹治水，其成就多為行政管理。這正與“人”所對應；而大禹不僅治水有功，還賜姓封地，確立税貢。工作全與“地”有關。這在白鳥氏看來，不可能是單純地巧合，而肯定是事先構思好的杜撰。

　　在此假説架構下，白鳥庫吉還提出如下疑點：

　　(1)現存典籍並非為當時所記的原始史料；

　　(2)“堯、舜、禹”三者功績的不平衡卻被平等列為三王；

　　(3)大洪水與大禹治水不合常理；

　　(4)舜的部分人生經歷不合人情。

　　“堯舜禹抹殺論”形成初期的基本觀點由淺入深，從大體深入到細節，全方位地質疑了堯舜禹的存在，自成一套較為完善的體系。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此學説一出，能在日本漢學界引發軒然大波了。

　　堯舜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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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戰——“堯舜禹抹殺論”的發展

　　白鳥庫吉發表 “堯舜禹抹殺論”引起了當時日本漢學界極大的動盪，立即就遭到了林泰輔等諸多漢學家的大力批駁，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可謂經久不衰。而國內正值“古史辨”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受東鄰之影響，先後有不少學者參與了這場討論。而“堯舜禹抹殺論”也在這幾十年間的討論中不斷發展，內涵也愈加愈豐富。而下文將主要討論中國“古史辨”奠基人顧頡剛先生與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先生兩人對“抹殺論”的發展。

　　總體來看，內藤湖南延伸、發展白鳥庫吉的“抹殺論”。但抱持親中態度的他，並沒有白鳥庫吉那樣強烈的敵意。他對“抹殺論”的發展更多地偏重於學術層面上。他認為《尚書》與《孟子·萬章》多有矛盾，且收錄有具有謬誤的記錄，《尚書》記載必有疏漏。而堯舜的記載中包含有大量傳説故事為原型的部分（論證方法類似顧頡剛）。而相對白鳥庫吉以“九州”的出現便認為“三王説“誕生於戰國，內藤湖南則認為堯舜禹各時代九州十三州的行政區劃不同，並具有各種異説，不可一概而論。內藤氏還觀察到命官説與四罪的版本明顯經過了系統整理，因此“三王説”應該具有一個演進的過程。

　　內藤湖南開拓了許多白鳥庫吉“抹殺論”未能所及之處，但總體上還是延續了白鳥氏的思路。而顧頡剛的研究就與白鳥庫吉存在一定差異了。

　　顧頡剛的教育背景有着與白鳥庫吉極為相似的一面，他家學淵源屬吳派，該派素以善於蒐集資料加以排比鈎稽，長於文籍考辨著稱。因此顧頡剛受到清代考據學的影響很深，在歷史研究中十分注重文獻內容。他同樣認為《尚書》中關於“堯、舜、禹”的記錄並非信史，而是神話，是後人附會上去的。

　　但是，顧頡剛在具體論證方法與白鳥庫吉並不相同，相比白鳥庫吉從文化心理、地理天文多方面進行論證，顧頡剛則注重不同古籍間的相互對照與互證。他從“禹”的形象入手，發現禹的形象存在從《商頌·長髮》中的天神到《陰宮》的人王的轉變。而在《陰宮》中出現人王“禹”時，“堯、舜”的事蹟則尚未出現。反而在後來的文獻中，堯舜的形象才越來越豐滿。他認為，這樣的演變正表明“禹”的形象是由神話形象演變而來，而“堯、舜”這些本應在禹之前的先賢的事蹟則是更晚時後人附會出的。也就是説原本應該更早的歷史人物倒其實是更晚的後人編造的，這便是中國古史的**“層累造成説”**。

　　比白鳥庫吉更進一步的是，顧頡剛還從《説文》中“禹”表“蟲”意進一步提出“禹”最早可能是鑄於九鼎上的一種蟲子形象。而這個蟲是因為後世九鼎的地位逐漸提升，才被各朝追溯為了最古的人王始祖。

　　表面上看來，白鳥庫吉與顧頡剛在“堯舜禹”的研究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但是其實二者不僅論證方法不同，出發點也是截然不同的。白鳥庫吉十分重視三王在儒家思想價值體系的地位，他大膽假設 “三王”其實是“三才”思想的人格化，因此“三王”是由信奉“三才”思想的儒家杜撰出來的。白鳥庫吉要痛擊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根基的“三王”與儒家學説，因此“堯舜禹”是他發動攻擊的材料，他要聚焦的是儒學家建構“三王”的過程，而不是“三王”本身，因此，白鳥庫吉對“三王”記載的論證並不嚴謹周密，對《説文》中三位帝王名字的解釋也十分隨意。

　　而顧頗剛作為新文化運動中湧現出的受到西方思想薰染的新一代中國歷史學家，他的目的是證明“中國歷史文獻中有大量偽作”這一命題，然後抓出這些“偽作”，篩選出真實的歷史材料。對於顧領剛而言,“堯、舜、禹”問題是證明“層累造成説”的極佳證據，也是中國歷史文獻中偽作的典型代表。因此他關注“三王”的材料本身，通過研究不同時期的“三王”材料的演進而支撐自己的“層累造成説”。也敢僅僅依據《説文》有“禹乃蟲也”釋義這樣的單一史料，大膽對禹的演變作出假設。這種大膽的推測恐怕連白鳥庫吉本人都不敢嘗試。

　　顧頡剛（1893年～1980年）

　　結 語：

　　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具有濃厚的時代特性。在新舊交替的近代世界，這種對古史發起挑戰的研究不是個例，而是現象級的。在剛剛進入現代社會，民智初開，對大多依靠傳説傳承的古史自然會產生懷疑。而且在各方面考古技術、文獻整理都還不成熟的情況下，這些疑古學説很具有説服性與科學性。但是，隨着時代發展，科技進步，考古材料不斷出現，這些學説往往會被驗明正偽。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考古學家取得了許多新的考古成果。而這些都是白鳥庫吉永遠無法看到的高價值史料，雖然還沒有絕對的證據出現，但其中的許多發現都讓“堯、舜、禹”傳説不斷走向信史。例如在我國山西南部出土的龍山文化遺址，其所處年代就與依據古籍推測的“堯、舜”所處的時代大致相當。可見白鳥庫吉説“三王”毫無依據，純屬虛構完全是無稽之談。而最近關於古代水文資料的整理與中美合作對黃河沉積物的地質考察也得出上古確實發生過大洪水的結論。隨着白鳥氏理論漏洞的不斷被揭示、學術界新成果陸續推出。“堯舜禹抹殺論”的學術價值不再，更多存續的只是史學史研究價值了。

　　我們對待“堯舜禹抹殺論”要客觀看待，不可因為其中濃郁的仇中態度就完全否定它。客觀上講，“抹殺論”及其之後的理論延伸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國人的自信心，損害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形象。但這種對儒家傳統推崇的先賢的顛覆極大地拓寬了當時歷史學家的思路，揭開了近代中日兩國疑古學説大發展的序幕。也大大開拓了中國的古史研究領域，讓既往受到忽視的上古史走上舞台，中外史學家日後都在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現代社會，我們要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對於這類對中國有着明顯的敵意的研究，不能只會氣急敗壞地拒絕承認，然後拒絕認識，反而應多多進行研究，在學術層面上用研究成果駁倒對方。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撥開迷霧，見識到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