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能源革命走上不歸路了嗎？_風聞

歐洲迎來史上最昂貴、最難過的冬天。

作 者丨吳 鋭

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原創文章，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一些歐洲民眾今年或許無法度過一個祥和的聖誕節了。持續高漲的油價和電價，已讓很多低收入羣體怨聲載道，甚至面臨因欠費而停氣停電的困境。

圍繞於此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並引來其他國家的目光，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當前最為炙手可熱的產業方向與商業利益格局產生影響。

從每兆瓦時18歐元（約130元人民幣）到超過117歐元（約844元人民幣），上漲了超過5倍。

這是歐洲天然氣價格在過去6個月的火箭速度，但它只是讓整個歐洲陷入罕見能源危機的表象。更深層次問題是，歐洲能源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天然氣突然如此緊缺？

答案其實也很簡單，歐洲在可再生能源上步子太大。而今年，可再生能源的不可靠性從過去的擔憂最終變成了現實。

歐洲各主要國家都是環保減排領域的急先鋒。以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為例，近年來，它就一直在大幅削減煤炭和核能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佔比。

2020年，德國一次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為15.19%，比2010年下降了8個百分點；核能為4.7%，比2010年大幅下降了一半；可再生能源為18.25%，比2010年上漲了13個百分點。

具體到發電，德國2020年電力消耗的46.3%來自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並且德國還計劃到2030年把這一比例提升到65%。

另一大經濟體英國對可再生能源的青睞也毫不遜色。2020年，英國可再生能源的發電佔比達到43%，並計劃到2024年完全淘汰煤電。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風能和太陽能在低碳環保的同時，也在成本、可靠性上存在不足。**尤其是可靠性方面，兩者都要“靠天吃飯”。它們不同於化石能源，無法被準確探測儲量，也無法被預測未來的產能，因而也被一些人稱為“不可靠能源”。

今天歐洲的天氣，堪稱歲月靜好，給風電帶來很大挑戰。

全球知名風電企業丹麥沃旭能源公司CEO馬茲·尼佩爾最近無奈地指出：“今年4至6月歐洲的風速遠低於正常值，是二十多年裏最糟糕的時期之一。”

這大大拖累了今年歐洲的風力發電量，比如德國上半年風力發電量就同比大幅縮減21%。

此外，今年光照量也低於往年，德國光伏發電就出現了1.5%的縮減。

可再生能源不給力，原本計劃由其承擔的能源供應因此出現缺口。這些國家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也一直在消滅和控制煤電、核電等傳統能源，而這些傳統電力很難短時間恢復，也不能去恢復。這就導致，缺口必須依靠天然氣來彌補，進而不斷加劇了天然氣資源的稀缺。

稀缺導致漲價，並很快波及普通民眾正常的生活。反對可再生能源的聲音也因此強烈起來。比如，越來越多的德國人就認為：國家大量關停煤礦和核電站是個錯誤的決定。

美國經濟學家埃德·亞德尼不久前也撰文指出：“可再生能源的黃金時代還沒有到來，匆忙消除化石能源正在導致其價格飆升，這擾亂了全球能源供應。”

而此次危機之前，可再生能源一直居高不下的成本，也早就讓很多民眾不滿。

比如，丹麥是歐洲風力發電佔比最高，也是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其風電在整個電力供應的佔比達到50%以上，但它至今並沒有很好地解決成本問題，進而成了歐洲居民用電價格最高的國家。

可再生能源佔比不斷上升的德國，近年來電價也是一路攀升，僅次於丹麥。

高電價意味着這些國家的企業，要以更高成本去參與國際競爭，進而也削弱了其競爭力。

德國化工企業巴斯夫公司CEO博克就曾指出，高電價如果不扭轉，德國工業將逐漸失去競爭力。

這些老問題加新挑戰，正讓歐洲可再生能源，包括其激進的能源政策面臨着史無前例的挑戰，重壓之下，歐洲的能源變革會走回頭路嗎？

率先走過高污染、高耗能模式，實現了原始積累，也吃夠了環境污染的苦頭，疊加人多地少的侷限，讓歐洲一直對環保問題更為敏感，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探索也走在世界前列。

上世紀9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理論家皮特·迪肯森提出“環境問題是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必須加以解決”之後，歐洲左翼人士開始進一步加強環保議題的政治化。

在此旗幟下，歐洲各國政界都出現了一種“紅綠結盟”的現象，即支持環保的綠黨與中左翼的政黨組成了政治聯盟，大量親左翼的媒體和知識分子也持續推波助瀾，最終合力讓環保理念成為歐洲最重要的社會共識，也是政治共識。

諮詢公司益普索去年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50%的歐洲年輕人認為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而認為疫情和貧困是最大危機的只有36%。

這種社會思潮和輿論環境，也對歐洲企業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11月15日，世界知名能源公司荷蘭皇家殼牌集團宣佈，要將公司總部由荷蘭遷至英國，並決定去掉公司名稱中的“荷蘭”、“皇家”兩個單詞。

這意味着，這家130多年前被荷蘭女王授權的“荷蘭企業之光”，將正式“移民”成為英國公司。

而殼牌選擇“背棄”祖國的原因，居然是被民眾的環保熱情給逼的。

此前，眾多熱心環保的荷蘭民眾紛紛起訴殼牌公司，認為它在減排方面做得不夠，於是今年5月，海牙一家法院裁定殼牌公司必須在2030年底前將碳排放減少45%。

殼牌董事長安德魯·麥肯齊聞聽此事，感到萬分委屈，因為殼牌一直堪稱碳減排領域的企業標兵，但它卻依然被如此對待。

殼牌和BP、道達爾等歐洲能源公司，是最早一批提出在2050年實現碳淨零排放的能源企業。同時，殼牌也是最早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公司之一。

早在2001年，殼牌就與西門子共同組建了太陽能電池企業，並一路加大對光伏、風電項目上的投資。近幾年殼牌更是大幹快上，收購了大量和可再生能源生產相關的公司。

為進一步騰出資金投入碳減排，近兩年，殼牌還主動削減股息，這也是自二戰以來該公司首次削減股息。

去年，殼牌正式退出“美國燃料與石化製造商協會”，並正計劃與其他八個高排放的能源行業協會斷交，理由都是“在公司加強碳減排的大趨勢下，我們不能‘近墨者黑’”。

如此一個潔身自好，政治覺悟和行動都特別正確，並且不惜與傳統能源勢力為敵的“好學生”，居然也被民眾反對，被法院否定，殼牌於是選擇了憤而離開。

**目前，歐洲多數傳統能源起家的企業都像殼牌一樣，一邊積極走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最前線，一邊承受着巨大壓力。**即便已將可再生能源做到全球領先，相關環境訴訟案件依然有增無減。

為了能給公眾留下好印象，傳統能源公司們甚至紛紛在公司名稱和商標上動起了腦筋。

英國bp公司將原名稱BP改為小寫字母，理由是公司碳排放已經減少了，字母也要隨之變小寫。

法國道達爾公司將商標設計成了七彩顏色，寓意其為一家多種能源形式相結合的公司。

最激進的當屬丹麥沃旭能源公司（Ørsted），該公司原名丹麥石油天然氣公司。2017年，該公司出售了化石能源業務，從歐洲最密集使用燃煤的公司之一，徹底轉型成了一家以風能為主的新能源公司，公司名也徹底拋棄了“石油”和“天然氣”。

雖然多數歐洲傳統能源公司不能像沃旭變革得如此徹底，但是沃旭更名之後，很多能源公司競相效仿，把名稱中的“石油”一詞去掉了，即便它們還在經營着石油。

這就是如今歐洲的大環境，多數人對環境正義抱有堅定的信仰，並且很難被改變。

包括一些現在因為生活成本上升而聲討可再生能源的人，只要日子稍微好過一點，便有可能重新回頭詛咒傳統能源的種種罪惡。長期被教育的企業巨頭們自然也是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即便天然氣暴漲，也幾乎沒人敢講話，重啓火電等傳統能源。

政治和意識形態之外，對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投入，也讓歐洲的新能源革命“開弓沒有回頭箭”。

能源政策是事關地區經濟的大事，政策一旦確立，隨後的投資、大工程建設將不計其數。

這就像多米諾骨牌被推倒，你將無法終止這個連鎖反應，而且似乎也看不到最後一張倒下的牌在哪裏。

在捷克布拉格郊外高聳的高壓電塔上，夕陽西下，工人們依然爬上爬下忙碌着進行着直流電網升級改造的工作。這是在如今的歐洲各國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一百多年前，愛迪生直流電網的設想被特斯拉的交流電擊敗，如今，隨着可再生能源在歐洲的普及，直流電設想正在起死回生。

太陽能發電產生的是直流電，必須轉化成交流電才能接入交流電網。風力發電雖然產生的是交流電，但是由於不穩定，也必須先轉化成直流電，再轉化成交流電才能接入電網。

這樣頻繁的轉換會產生大量電力損耗，增加電力運營成本。為了儘快實現完全用可再生能源發電，歐洲人於是大膽決定：直接脱胎換骨，把電網向直流電升級。

《2012歐洲電網10年規劃》顯示，歐洲已規劃在10年內投資1040億歐元對電網進行升級，以實現可再生能源與各國電網的完美融合。該規劃於2015年開始實施，目前意大利至法國、挪威至德國、英國至比利時的高壓直流電網項目正在快速建設中。

而這只是歐洲能源革命連鎖反應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還是對可再生能源電站等的投入。

歐洲已經有巨大的風電、光伏投入，但各個國家還在加大投入。歐洲希望到2030年建成超過200座風電場，1.2萬颱風電機；建成2800萬個充電樁，實現汽車完全用可再生能源充電等等。

在如今的歐洲北海上，經常可以看到像航母一樣巨大的作業船在緊鑼密鼓地安裝風電機，工人們整天吃住在巨型作業船上，只有週末才能返回陸地和家人團聚。

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推廣，很多看似不相干的部門也都被捲入。

比如，為了實現更多的發電量，歐洲海上風力發電機近年來體積越來越大，建設和維護這些發電機需要的作業船隻，也越來越大。為了方便停靠這些巨大的船隻，各國又必須把海港建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特別是要建設大量深水港口。

這還不算完，歐洲人還希望在海港附近就近建設制氫工廠，利用海上風電直接生產可再生氫，並輸送給鋼鐵廠、化工廠，工廠再利用氫氧化學反映產生的熱能進行冶煉，或把氫氣轉化為其他企業運營所需的電力，這就意味着需要興建大型的氫氣輸送管網。

被裁定為減排不利的殼牌公司，現在就正在荷蘭鹿特丹港建設可再生氫生產中心。

所有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金錢投入。去年，歐盟提出的總額18243億歐元的歐洲復興計劃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於以上的項目。

這還不包括大量企業的投資項目。比如，大眾汽車決定在2023年前投資300億歐元，用於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製造。2017年11月，殼牌與寶馬、戴姆勒、福特和大眾成立了合資公司Ionity，計劃在歐洲的10個國家建設充電網絡。

如果不想投資打水漂，這些環環相扣的投資和改變就不可能半途而廢。而一旦終止前進，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將遠遠大於一場能源危機。

這讓歐洲的能源革命就像已經開始的外科手術，無法按下暫停鍵，無論如何更不能走回頭路。

尤瓦爾·赫拉利曾在《人類簡史》一書中強調：人類會被自己發明的東西控制。

比如，從狩獵、採集社會進入農業社會，就是一個偶然選擇帶來的無法挽回的結果。

一旦開始種植作物，就必須花時間、精力對農田進行除草、澆水、施肥等維護，還要建穀倉存糧，築高牆防盜。進行這些投資後，人類的生活方式就被“套牢”，既捨不得離開農田，同時也忘記了如何狩獵，只能在農業革命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如今歐洲聲勢浩大的能源革命，也如同這般，不得不繼續“一往無前”。

而類似的能源變革，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可循。目前世界第二大乙醇汽油生產國巴西就是一個例子。

巴西生產的乙醇汽油佔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其國內市場50%的汽油是乙醇汽油。

上世紀70年代中東石油危機造成油價飆升，巴西政府1975年決定啓動“國家乙醇計劃”，用甘蔗來生產乙醇燃料，對乙醇生產和消費給予財政補貼，並以法律形式強制在汽油中添加乙醇。

從此以後，巴西就一直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乙醇燃料生產大國，即便中東石油危機過後，世界油價下跌，乙醇汽油的生產成本大大高於石油汽油，且並不環保，也依然如此。

事實上，巴西已經回不了頭。

因為從國家到企業，都已經圍繞乙醇燃料進行了大量投資，整個產業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要拋棄乙醇產業，代價太大。其中，光是因此衍生出來的就業崗位就多達500多萬個，佔巴西全國人口的2.5%，終止乙醇，就要砸掉這些人的飯碗，所以任何黨派也都不會輕易地去做這樣的決定。

歐洲如今也一樣。可再生能源不但投資巨大，而且關聯着眾多人的利益。

相關預測顯示，到2050年，歐洲將有1000萬人從事可再生能源產業相關工作，如果再算上關聯產業，影響到的人羣就會更加龐大。

這也意味着，歐洲可再生能源產業在政治上的民意基礎，會越來越強。

綜合來看，目前歐洲能源已經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加快科技進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製造成本，並解決其不穩定性等問題。

但這也將是一場激烈的科技競賽，因為很多國家，尤其美國也在努力通過科技手段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並讓化石能源成本進一步降低。

在這場關於減碳成本的科技戰中，如果歐洲落敗，較高的能源成本將可能引發資本外流，進而讓歐洲再次陷入“文明引發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