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成高發人羣 艾滋病何以入侵象牙塔_風聞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2021年12月1日是第34個“世界艾滋病日”，“生命至上 終結艾滋 健康平等”是今年的主題。

　　在艾滋病傳入中國的第36個年頭，性行為傳播已成最主要的傳播途徑。而擺脱了高考壓力、開始漸漸與社會接軌的大學生們，近年來卻成為艾滋病新增感染案例的“高發區”，超八成以男男性行為傳播為主。在社交網絡日漸發達、性少數羣體日益聚攏的今天，“象牙塔”中的諸多學子們，在急於尋找認同之時，全然不知片刻歡愉背後所隱藏的兇險。

　　記者 | 黃子懿

　　入侵“象牙塔”

　　2016年10月的一個秋日，深夜。身邊的男友睡熟了，一直醒着的山東小夥張燁終於不用再裝睡。他悄悄起牀，一番找尋後，小心翼翼地拉開了男友書包的拉鍊。

　　他當時21歲，是一名大三學生，男友已工作有些年限，自稱31歲。但張燁從來沒有看過男友的身份證——相處一年多來，兩人去開房時，向賓館前台交錢的、遞上兩人身份證的都是男友。

　　這個夜晚，張燁對男友產生了懷疑。和男友在一起的每個夜晚，每到夜裏一個固定時間點，男友像是設定了自動程序，總會去到洗手間，把門上鎖，待一陣再出來。

　　在男友的包裏，張燁發現了一個維生素C片的藥盒。他擰開看，頓時覺得有點納悶：“維生素C片不應是橙黃色的嗎，為什麼這個藥瓶裏維C片是純白色的，上面還有英文字母？”用手機搜索字母后，張燁再也睡不着了——那是一種艾滋病抗病毒藥物的縮寫。

《每分鐘120擊》劇照　　“我當時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交往的一年多里，張燁與男友發生過3次無保護性行為。他枯坐了幾小時，還是忍不住將睡夢中的男友叫醒，質問他關於純白色藥片的一切。

　　男友不置可否，張燁則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將摯愛的伴侶暴揍了一頓後，刪光了所有聯繫方式。兩週後，他得知了自己的檢測結果：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確診檢測呈陽性。

　　與張燁不同，葉楓起初無法確定，究竟是誰把HIV病毒傳染給了自己，直到去疾控中心領藥時，遇見了一個曾經發生關係的男伴。葉楓本想打個招呼，但對方卻刻意躲開了。“他一躲，我就知道有鬼。”

　　葉楓大學在山東某高校讀書。進入大學後，從小就“喜歡對小男孩摟摟抱抱”的他通過手機社交APP發現了新世界。他在APP有固定的交友圈，經常3~5人約着出去，吃飯、唱歌然後開房。

　　在葉楓的生活裏，“學校實在太無聊了”，只有課堂、食堂、寢室三點一線。有一天，他路過學校一個艾滋病宣傳攤位，看到了青島青同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在推廣活動，其中包括預防艾滋病的講座和免費檢測。他經不住志願者幾番勸，去服務點做了一個HIV測試。結果是兩槓鮮紅，呈陽性。

　　“會不會是弄錯了？”葉楓不敢相信，不停地反問自己和志願者。此前，他一直覺得艾滋病是國外的東西，從未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費城故事》劇照　　臨近暑假，葉楓要收假後才能到當地疾控中心確診。兩月時間裏，他形容自己整日“恍恍惚惚”、惶恐擔心，像一具行屍走肉。收假後，他去了青島疾控中心，確診結果是沒有僥倖。

　　在中國，像張燁、葉楓一樣HIV檢測呈陽性的大學生正越來越多。

　　自2015年前後，每年都有約有3000名在校青少年學生確診HIV呈陽性。從2008年開始，全國15-24歲青年學生感染者從2008年開始猛增，從482例上升到2019年的3422例。其中，2011到2015年的年均增長率達35%（扣除檢測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學生感染髮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

　　2015年之後，我國啓動了高校預防艾滋病教育的試點，新增感染人數趨於平緩，約每年3000例左右，但學生髮生性行為並因此感染HIV的年齡段卻近年來開始前移。“我們的報告病例平均年齡是在20歲，而且近些年來我們看到有向前移的現象，也就是説很多報告病例是在大學階段，但是其實它的風險行為已經在大學前可能就存在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韓孟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

　　雖然從橫向看，學生感染人數佔全國報告總數的比例在2.1%-3.1%，但中國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學家吳尊友説，比例雖然不高，但考慮人口基數，從學生中發現艾滋病感染者的概率，比全人羣高出41%~66%。

　　“大學生感染艾滋病已經成為一個現象，而不是個案。”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貝利馬丁獎（Barry & Martin‘s Prize）獲得者張北川對本刊記者説。

　　全國各地似乎都進入了學生感染艾滋的高發區。數據上，北京近兩年大學生感染艾滋病每年新增100多例，而上海2015年共報告發現青年學生感染者92例，較上年同期上升31.4%。

　　2016年11月27日，成都市西南石油大學體育館附近，一台自動售貨機內出現了艾滋病尿樣檢測包，大學生們正在圍觀（李小藝 攝 / 視覺中國供圖）　　二、三線城市亦未能倖免。以葉楓所在地青島為例，對葉楓進行初篩檢測出結果青島青同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分別在在青島主城區、大學城設立了兩個監測點，2016~2017年檢測出的人數都在增加。“具體多少不方便透露，但都在增加，普通高校、重點高校都有。”其負責人虎子説。

　　有相關業內人士表示，大學生艾滋新增案例的暴漲，跟去做檢測的人數上漲相關，而感染檢出率上並未發現特別迅猛的增加。

　　從2015年開始，在北京擁有4個檢測點的淡藍公益開始統計大學生檢測數量。2015年接待學生檢測不到300人，感染率約1.5%，2017年接待近2000人，感染率2%左右。“從檢測的絕對人數來看是增多了，但感染檢出率增加不大，低於總體水平。”淡藍公益負責人陳子煌説，學生的感染率一般要低於社會其他人羣，後者接近5%。

　　青年學生正愈發傾向去做艾滋病檢測。中國疾控中心2018年完成的一項研究表明，青年男同中約39%的人曾做過艾滋病自檢，且有過自檢史的人，在9個月內進行再檢測、諮詢的機會，比無自檢經歷的人要高約50%。

　　對於這些剛剛跨過成年門檻、擺脱高考壓力的年輕人來説，遺世獨立的“象牙塔”裏，有着光明的未來，但也有片刻歡愉背後的兇險。

　　高危的“男同”

　　張燁出身農村家庭，2014年進入華東某高校。初中伊始，他就發現對男孩有傾慕之感，但限於環境封閉，到高中他都不知何為“同性戀”。大學是他認清自己的一面鏡子，在這裏，他找到了認同乃至伴侶。

　　2015年暑假，通過手機交友APP，他結識了後來的男友，兩人從暑假一直聊到了次年寒假，決定見面。

　　“説不上聊得來，我是學生，他已經工作了。”見面後，對方經常帶張燁出去玩耍、改善生活，“對我挺上心的。”面對攻勢，張燁決定與他牽手，此後發生無保護性行為。“都是他提出來的，我當時覺得沒啥，就像兩口子一樣。”

　　虎子總結説，青年學生羣體單純老實，對社會懷有美好想象，“易受外界誘惑，沒有閲歷，不能分清好壞。”

　　這些單純老實的莘莘學子，進入相對包容的“象牙塔”後，開始找到自己的性向認同與社交圈子，甚至有些因過往的壓抑而放縱。

　　他們或許不知道，在傳入中國的第36個年頭，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已發生變化。清華大學長江特聘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教授的研究表明，1985~2005年間，中毒品注射傳播和血液傳播分別佔中國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而性傳播佔少數。

　　“現在性傳播佔90%以上，由男男性行為引發的感染增加得特別快。”張林琦對本刊記者説，男男性行為（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比例已超總病例的25%，至少1/3以上的新發感染由男男高危性行為造成。

　　青年男同在其中佔比上升迅猛。Blued副總裁兼首席醫學官米國棟曾在中國疾控中心任艾滋預防的要職，他透露，根據2016年數據，15~24歲的青年人2016年佔總病例越18%，而同一數據在2008年則為6%左右。

　　“今年檢查出來的學生，清一色全是MSM。”這是2017年虎子在青島的檢測經驗，同一現象也在昆明春雨同心等志願機構得到了印證。衞計委數據顯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為什麼會這樣？與異性性行為相比，MSM的主要方式是肛交。直腸彈性不及陰道，還比較脆弱，黏膜較薄、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裏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這是MSM容易感染艾滋的生理原因。

　　重慶新橋醫院艾滋病篩查、確認實驗室。實驗員抽取分離的血清放入檢測專用試紙上，進行艾滋病初篩（ 視覺中國供圖）　　但在性社會學意義上，男同羣體有其易感染艾滋的羣體特徵原因。據張林琦的研究，中國男同攜帶者中只有4.9%對其一夜情的性伴侶告知感染實情，配偶和固定性伴侶的知情率也僅為44.1%~43.9%。同時，該羣體分別有45.7%、10.9%的人與同性戀者、異性戀者發生過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中國男同的感染率有近8%，很多發達國家連1%都不到。”張林琦説

　　在此情況下，青年學生尤其脆弱。張北川認為，青少年男同在新環境裏易受社羣亞文化的影響，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開始尋求圈內的交往，但他們又缺少自我保護能力。

　　現代社會的“象牙塔”不再神秘封閉。通過一塊屏幕或一個酒吧，塔內與塔外就能連接。塔外擁有更好經濟能力的男同，開始將觸角伸向學生。而懵懂的青年學子，卻對江湖的兇險一無所知。

　　米國棟至今還記得他在中國疾控中心工作時遇到的一個案例，那是一個從四川甘孜州藏區考到成都上大學的學生。

　　他高中時朦朧地感到喜歡男生，上大學通過同學瞭解到成都同性主題的酒吧和浴池。他去浴池看了看，認識了一些“同志”，此後再去，就和多人發生了關係。來自藏區的他身體好，受人歡迎，其他人給他買單、請他吃飯。

　　“那是一種性突然的解放，那段時期他像上癮一樣，頻繁地去浴池和人發生關係。”米國棟綜合實驗室檢查結果，初步判斷他的感染時間正是那段時期。“他從來不覺得這些人是有危險的。他剛上大學，那種從甘孜偏遠地區到成都繁華都市落差和孤獨感，造成了他行為和認知上的判斷失誤。”

　　“這個圈子的生態就是，年輕的、單純的、好騙的人會特別受歡迎。”現年大二的陳晨已經歷過7~8段同性感情，幾乎都是跟年長者交往，覺得他們成熟、有思想。

　　葉楓是在與社會人士的多伴侶交往中被感染的。最初，有人通過手機社交APP聯繫他，進而三四人一起約着出去玩。“我當時才不到20歲，開房都開不起，都是他們給，很照顧我。”

　　他沾染了冰毒。最初他並不吸食，但同伴説：“你煙都抽了，這個比煙好抽多了。”經不住勸，他吸了兩口。“吸完後特別放鬆，感覺特別好。”

　　事實上，本刊直接採訪到的4個案例，以及採訪對象分享的若干案例，都呈現出一定的共性：青年學生感染者均是被擁有一定社會經驗的非學生男同人士傳染。在這些學生面前，擁有一定閲歷、更好經濟能力的他們，在關係中佔據了更多的主導地位。

　　“學生羣體很多是和社會人的人發生關係，後者的感染率的確更高一些。”陳子煌説。

　　而儘管“基友”已成流行詞，但真正公開“出櫃”男同還是少數，男同關係仍不被主流價值觀所容納，其“地下狀態”加大了HIV在其流行的速度和程度，HIV社會風險在此被放大。

　　虎子的志願機構已在青島當地有了一些名氣，經常有當地男同會找他們諮詢交流。“我們最大的問題還是怕歧視。”

　　虎子200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在他行將從學校走入社會時，他曾對自己的身份感到深深的自卑。自卑源於無知與被歧視，“因為當時看網上資料，都説男同等於艾滋。”一度，他患上了“恐艾症”。

　　他去做了一次艾滋檢測，“心跳得都快嘔吐了”，24小時無眠。拿到陰性結果後如釋重負，喜極而泣。他説，此後他更理解男同羣體了，進而開始做防艾志願者，創辦青島青同。

《達拉斯買傢俱樂部》劇照　　男同與青年學生，都是中國艾滋病哨點監測的八類高危人羣，其餘還包括吸毒者、性工作者等。中國疾控中心為這八類人羣，在全國範圍內設置了1884個哨點檢測。但米國棟透露，哨點分佈不均衡，針對男同的哨點僅佔10%，學生哨點也不多。

　　並且，哨點監測面臨招募監測人羣的難度，“高危人羣往往也是社會邊緣羣體，其規模很難估計，現有的抽樣方法很難瞭解到總體的情況”。目前各哨點在不同城市和不同人羣間的抽樣方式和樣本數量沒有太大不同。

　　“比如北京一次抽400個男性，拉薩也抽400個男性，這樣測量出來的感染率準確度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北京的男同規模遠超拉薩。”米國棟説，抽樣人數最好根據當地男同規模判斷，但一個地區的規模卻很難判斷。

　　米國棟正籌劃利用Blued APP的地理信息數據與大數據優勢，進行中國主要城市男同人羣規模與流動性的分析，2018年Blued用户規模在國內約3000萬。至於哨點檢測，“似乎也找不出比現有措施更好的辦法了。”

　　低齡化隱憂背後

　　“從來沒有一個人跟我説過這東西。”直到進入大學，張燁都不瞭解艾滋病究竟是怎麼回事，知道有，但不知如何防護。

　　陳晨性行為從16歲前後開始，但他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愛白、淡藍等公益網站，每次性行為，陳晨都做好保護措施，但依然被感染。

　　大學生HIV疫情數據曝光後，有聲音直指當下其性觀念過於開放、私生活混亂等，但張北川不這麼認為。他表示，根源還是當下性教育過於滯後，“不能把屎盆子都往孩子身上扣”。

　　“我們學校沒有艾滋病，為什麼要給我們開展這樣的工作？”安徽青衞健康服務中心曾嘗試與當地某所高校開展艾滋講座，但得到了校方這樣的回覆。

　　性教育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未全然開化之地，在此情況下，自由也意味着風險。葉楓此前對學校艾滋預防的唯一印象就是，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廣場會有一兩個攤位宣傳。

　　相關部門早已嗅到風聲。2015年8月10日，衞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通知，建立疫情通報制度，並直言不諱指出“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兩部門隨後聯合啓動高校防艾試點，選取11個省市的46所高校進行艾滋防控試點，其中有11所重點干預試點。

　　在教育部、中疾控參與了此項工作的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衞生研究所副所長馬迎華教授對本刊記者透露，高校防艾的主要工作包括，在新生入學中落實防艾育，通常不少於1課時節，同時利用新媒體平台、辯論賽學生社團開展多種形式的工作。

　　難點在於，11所試點強化干預高校中尋找學生男同的工作。馬迎華表示，這項任務的目前主要通過相關學生社團、已“出櫃”學生“滾雪球”尋找，鼓勵他們去做檢測。

　　“現在很多校醫院裏面設置了艾滋諮詢檢測，但很多男同不敢去，怕歧視，怕泄露，寧願週末去社會機構，甚至花錢去醫院。”虎子説。

　　作為男同艾滋防護的社會機構，青島青同、昆明春雨同心、淡藍公益等組織在聚焦上有優勢。但有知情人士對本刊記者説，高校防艾試點暫不會引入社會性少數羣體社團開展工作。“因為有些學生性取向還在搖擺，不希望他們受到社會影響。”

　　2018年，防艾試點已擴展到31個省市的94所高校，疫情逐漸降温。馬迎華透露，2016年、2017年新增青年學生病例已趨於穩定，基本與2015年持平，保持在每年新增3000例左右。

　　不過，多位檢測機構人士表示，艾滋低齡化趨勢開始明顯，以本科生、低年級為主，近些年甚至開始檢出高中生感染。陳晨即是在高三被查出HIV呈陽性。

　　安徽青衞公共健康中心2017年首次檢測出3個高中生病例。“以前也有，但都是隔幾年一例，而且都不是學生。”負責人毛毛雨説。

　　“這表明他們性行為發生得更早，而性教育應比此更早，從初高中甚至小學就開始，大一入學開始抓有些晚。”上海青艾健康促進中心也開始出現類似案例。負責人認為，艾滋預防教育是整個青少年性教育的一種。

　　“日本的性教育就從幼兒園就開始了。艾滋預防和防止兒童性侵，這些性教育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需要有人在很小時就告訴他們什麼是性，什麼是愛。”米國棟説。

　　疾病與控制

　　艾滋病毒於20世紀初出現在非洲，由西非中部的黑猩猩傳給人類，後開始蔓延全球。1981年6月，美國通報全球首宗艾滋病毒感染案例。四年後，中國內地發現首例艾滋病患者，這名阿根廷遊客最後在協和醫院病亡。

　　起初，醫學界對其瞭解甚少，無醫治對策，HIV病毒攻擊人類免疫系統直至艾滋發病，染病者只有受併發症折磨直至離世。

　　曙光初現於1995年，華裔美籍科學家何大一（David Ho）發明雞尾酒療法，通過三種或三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抑制病毒侵入人體後的多樣性複製，在發病前阻止其破壞人體免疫系統，從而延緩病程進展、延長生命。

《平常的心》劇照　　“雞尾酒療法抑制體內病毒複製可達99%以上。”張林琦師從何大一，與其共事15年，回國後曾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HIV攜帶者與艾滋病患者之間有一條分界線。張燁、葉楓等都是HIV攜帶者，陳晨一度接近發病，他因肺部淋巴結腫大去醫院檢查時被查出。醫生告訴他，他當時已距發病不遠，CD4細胞只有約100個/立方毫米。HIV病毒攻擊人體免疫系統的CD4細胞，CD4值越小，免疫系統越差，正常值在500~1600個/立方毫米。

　　2003年後，中國頒佈“四免一關懷”政策，所有艾滋感染者可享受免費治療，門檻從最初CD4低於200到如今只要檢測呈陽性就可以。

　　治療屬抗病毒治療，旨在降低血液中的HIV病毒含量，並重建免疫系統。目前國內外治療都是雞尾酒療法的延伸。治療效果好者，血液中的病毒載量將降低至最低限以下，屆時患者幾乎將不具備傳染性，但並不代表被治癒。

　　每個夜晚，張燁總會在夜裏特定時間點吃下三粒藥片，分別是替諾福韋、拉米夫定、依非韋倫，合稱“替拉依”。這是中國針對成人和青少年感染者的標準一線方案。

　　2002年，“四免一關懷”政策頒佈前，單個艾滋患者每年的抗病毒治療費用可高達十幾萬元人民幣，藥物國產化後也需3000~5000元。

　　免費治療減輕了學生很多負擔，但限於病例的增量和財政壓力，中國目前能提供的免費抗病毒藥物種類相對有限，一線方案7個，二線方案1個，組合起來的治療方案相對發達國家6大類各種製劑共計30多種藥物而言，依然捉襟見肘。

　　張林琦説，相比發達國家自費的抗病毒藥物而言，中國提供的免費治療藥物年代較老，便攜性弱，副作用相對較大，對肝、腎有一定影響，“但藥效沒有差異”。

　　噁心、嘔吐是常事。剛服藥的一月裏，張燁瘦了十餘斤，情緒抑鬱，連續十幾天沒往家裏打一個電話。室友和家人都察覺出他的異樣，他硬撐着説是普通感冒發燒。葉楓一度不想服藥，他每月還要“玩”1~2次，偶爾吸食冰毒，而吃藥必須是終身的、固定的。一旦停藥，身體會出現耐藥導致藥效下降。經人勸説服藥後，葉楓CD4值現在上升到625，與常人無異。

　　他們至今都沒敢告訴家人朋友，自己的感染與性取向。“告訴了他們也幫不上忙，只會讓我更傷心。”張燁把藥用其他藥盒偽裝，就像前男友那樣。

　　只有陳晨，確診後“有電話打電話、有微信發微信”，通知了所有性伴侶。他也不會刻意用其他藥瓶偽裝，但一直沒敢告訴家人，直到有一天母親收拾房間時看到了病歷。此後每次吵架，父親都會直戳心窩地罵他“亂搞”“活該”。陳晨説，這件事已經超出父母的理解和能力範圍了。

　　確診一兩年後，如今這些學生都接受了現實。時間對他們來説顯得尤其珍貴，為此不惜改變原有人生規劃，急於掙錢養家，抑或投身公益。張林琦説，如果按照正常治療，他們的壽命有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不等，幾近與正常人無異，“已是一種可控的慢性病”。

　　張林琦表示，艾滋依然是不治之症，疫苗也遙遙無期，最有效的還是從行為上預防。HIV病毒變異性很強，研究人員將以前研發疫苗的機制、方法都試過，依然未能找到有效方案。“國內外疫苗研究都在初步試驗階段，離臨牀試驗還有一定距離。”

　　“艾滋病至少還給了我一點時間，去安排一些事情，不管是五年還是十年。”西部某大學的感染者王帆説。2016年，王帆的同齡伴侶因為一場意外去世，臨別未能見到父母和他。這件事給了他很大觸動，此後他才與校外人士發生了關係並感染。兩個月前，他自檢呈陽性後曾投河自殺未遂，此後想通了很多事。

　　陳晨的CD4目前只有200多，情緒起伏大，夜晚抑鬱明顯。“唯一比較擔心父母不要我，其次怕我傳染給別人。”陳晨確診後還經歷過很認真的兩段感情，找到了感情與病情的平衡，決定以後開展每段感情都告知他人真相。

　　“如果傳染給別人，我就是人渣了。”張燁不再打算與他人產生感情或關係，甚至有保護的性行為。他偶爾會打開軟件跟人聊天，軟件上有艾滋病友羣，那是他能找到歸屬感的地方之一。

《巧克力男孩》劇照　　張燁今年大四，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家人希望他考取公務員，但事業單位體檢嚴格，他只有另謀他途，進入中小型私營企業。他會繼續參加公務員考試，只為做做樣子給家人看，然後一連幾年故意考不上。

　　張燁每天按時吃藥，每日跑步，週末還會打羽毛球。最新檢測顯示，張燁的CD4值已接近700，免疫系統與常人無異。醫生説治療效果很好，他不僅CD4高，HIV病毒載量檢測也低於最低限值，幾乎不具任何傳染性。

　　而這，也是知道真相的那個夜晚，張燁前男友面對質問時所用的理由。

　　（本文源自三聯數字刊2018年5期，文中感染者均為化名，志願者虎子、毛毛雨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