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倪、中科院會怎麼想——關於聯想早期故事的聯想_風聞

看了張捷先生評論聯想的系列視頻，忽然產生了一個聯想。

這些聯想事件的當事人，現在如果回想過去，會怎麼想呢？

張捷先生曾經在中科院工作，也是中科院的子弟，所以咱們這裏就以其講述的內容為背景參照，展開聯想。

注：本文探討的只是聯想早期的事，不牽涉後來的事情如何。

一、柳先生：很後悔，很委屈。

柳先生現在應該是，一方面很後悔，另一方面又很委屈。

1**、柳先生的後悔**

後悔，當時為什麼自己不狠狠心，直接出來自己創業，而是去向中科院要了35%的分紅權。

否則，自己搞個私人企業，就算做不到聯想這樣的規模，但最起碼沒有今天這樣的煩惱。

總之，悔不當初啊！

為什麼柳先生當初不出來自己幹，而是選擇要分紅權？

其中原因，柳先生在與白巖松的採訪對話中，給出的答案是“愛國”。

在筆者看來，原因應該主要有三點：

第一，不甘心。

去要分紅權，是因為不甘心——認為自己付出的要大於自己得到的，這不公平。

這一點，柳先生是承認的，是其回答白巖松問題的潛台詞。否則，也就不存在主動去向中科院要分紅權的事了。

這一點，筆者認為，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捨己為人、無私奉獻的道德標兵。對於普通人而言，眼看着不如自己或被自己“管着”的人能夠賺大錢，心裏是很難平衡的。

否則，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政企貪腐與吃拿卡要了，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民營企業內部的股東之爭與員工出走創業了。

第二，捨不得

出來自己幹，柳先生肯定是反覆琢磨與權衡過的。

因為，他就是以此為“要挾”，去和中科院要分紅權的。這一點，也是其在與白巖松的訪談中有明確表達的。

但為什麼，柳先生沒有選擇自己出來幹呢？

捨不得，應該是原因之一。

捨不得，聯想這個攤子。雖然柳先生可以拉上一批人和自己出去幹，但都已經把這個攤子搞得這麼大了，淨身出户實在是捨不得。

捨不得，中科院這塊牌子。毋庸置疑，“中科院”這塊牌子的重要性，深諳經營之道的柳先生一定是知道的，因而不願意捨棄。

第三，愛國家

一個人到底是否愛國，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判斷清楚的。

因為，愛國的標準是可寬可窄的，每個人對愛國標準的具體理解可能都不一樣。

從最寬的標準看愛國，只要是當國家面對外國的欺辱時，能夠為國拋頭顱灑熱血，即是愛國；哪怕是已經加入外國國籍，只要國家有難時，願意伸出援手的，也是愛國。

從這個角度説，一個人愛國與否，與其私德如何並無絕對關係，也沒有絕對沖突。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位愛國者，都必須是隻講奉獻而不求回報的無私者。也不能以自己的愛國標準去強加於他人，做道德指責。

2**、柳先生的委屈**

面對今天人們的種種指責，柳先生心裏一定是很委屈的。

第一，我沒有“偷”國家的資產，一切都是公開的。

那35%的分紅權，雖然是“要挾”來的，但那是公開的，是中科院同意給的。

後來，35%的分紅權變成股權，是我們用分紅的錢買的，同樣是公開的，是中科院同意我們買的。

注：這件事情中，筆者不清楚的是，這35%的分紅權中，有多少是屬於倪院士的？當倪院士被解聘時，屬於他的那份分紅是否應該給其個人，給了沒有？倪院士被解聘後，屬於他的分紅權是被中科院收回了，還是經過中科院的同意做了重新分配？

第二，我走“貿工技”的路線，有什麼不對嗎？

當初，中科院成立這個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而不是搞科研，並且還天天追着我要分紅。否則，他們為什麼同意我的觀點？

當初，憑我的能力，搞貿易就能賺錢賺到手軟，為什麼非要去搞風險不確定的芯片研發，萬一研發失敗了怎麼辦？

當初，全國上下都是在喊着賺錢，以賺錢多少為光榮。並且，科研本來是國家的事，國家都不投，我們為什麼投、投的起嗎？

第三，我“攆走”倪院士是被逼的，因為他整天告狀。

老倪就是個倔驢，不給他投錢搞研發，他就整天到處告狀。

並且，當時他就在香港，全程參與了這件事。如果有問題，他當時為什麼不提，到後來卻告我國有資產流失，有這麼幹的嗎？

所以，不把他攆走，我的工作還怎麼開展？

的確，老倪研發的漢卡賣的很好，給公司賺了很多錢，同時又給公司研發成功了電腦主板。但如果沒有他的技術，我照樣能賺錢。

在那個時代，對於一個企業而言，重要的是技術嗎？有多少企業都是有科研院所和大中專學校提供技術支撐的，可有幾個企業能比聯想更成功？北大的方正，清華的紫光，現在都是個什麼樣子，難道大家不知道嗎？

二、中科院：很委屈，很無奈。

面對今天的局面，中科院當時負責相關事務的領導，應該是很委屈，很無奈。

1**、中科院領導的委屈。**

第一，我們為什麼支持柳傳志，而不是支持倪光南？

對此，現在許多人都很疑惑，甚至是質疑——質疑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

然而，又有多少人瞭解當時中科院的實際境況，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我們當初讓大家搞公司，就是為了賺錢養人，不是為了搞科研。

因為，當時我們已經窮的快過不下去了。如果，人都沒了，還談什麼搞科研？

況且，我們中科院是國家最高科研單位，不缺科學家——當時誰也不知道芯片能有今天這樣的重要性，如果知道國家就投錢了。

況且，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一切向錢看”。在那個時代，能夠賺錢的企業家才是稀缺資源，才是時代英雄。

所以，我們只能支持柳傳志。

所以，我們問心無愧。

第二，為什麼同意給柳傳志他們分紅權，後來又改成股權？

你們以為我們願意給嗎？

我們是搞科研的，可我們又不傻。

我們本身想錢都快想瘋了，從我們兜裏拿錢和要我們的命有什麼區別？

可是，如果我們不同意給，人家一幫人就要自己出去幹。

如果，他們走了，這個攤子誰來接？

如果，誰都能幹好，我們中科院早就發財了！

你們以為，我們中科院就只搞了聯想一家公司嗎？

你們以為，就只有中科院搞了三產公司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國家會搞國企改制嗎？

所以，在當時，如果不擺官架子，我們才是“弱勢”的一方。談判的主動權，並不在我們手裏。

對此，在國家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在一切都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情況下，在當時國家鼓勵探索新型產權關係的大背景下，我們能有什麼選擇？

談國有資產流失，那也得是先已經有了再流失吧？

我們是給了分紅權，可如果最終利潤是零或負，我們流失的是哪門子國有資產？誰能保證做生意是包賺不賠的？

後面，的確是又把分紅權改制成了股權。可人家提出來要買，我們能不賣嗎？我們，有更好的選擇嗎？

任何假設，都可以有無數種選擇。

可當其時，沒有假設，只有選擇。

第三，為什麼後來會出售股權？

這還不是因為，聯想當時遭遇了危機。

聯想遇到了危機，需要錢。而我們賣點股份出去，既可以把不能花的股權變成可以花的現金，又規避了危機的風險。這，不是很正常嗎？

如果不賣，萬一聯想真的過不去那個坎，最後完蛋了，責任誰來負？

馬後炮誰都會放，但咱們不能站着説話不腰疼啊！

2**、中科院領導的無奈。**

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如果，四十年前，你給兩個人，分別都投資了20萬，讓他們去做生意為你賺錢。

到今天，一個人兢兢業業、無私奉獻，但最後把那20萬都給賠光了。另一個人，雖然把20萬滾成了10個億，但卻通過各種手段把其中的9億變成了他自己的。

如果，你現在重生到了四十年前，再次讓你投資這兩個人，並且你還無法干預後續的發展，你該如何選擇？

如果，這個錢是你自己的，你可以意氣用事，堅決不投那個損公肥私的。

但是，這個錢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公家的，並且這個公家已經窮的快揭不開鍋了，你該如何選擇？

聊歷史，可以隨便假設。

但身處歷史，你得對歷史負責！

三、倪院士：很憤怒，很遺憾。

筆者對倪院士沒什麼瞭解，從所接觸到的一些有限的網上信息看，他應該是一個無私而純粹的人。

一方面，倪院士是個無私的愛國者。他不在乎任何個人利益之得失，一心追求的是中國科技的發展。

如果，他計較個人利益，當初他就不會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與生活條件，而選擇回國。

如果，他計較個人利益，他就不會把發給他個人的獎金，花在公家的事情上。

如果，他計較個人利益，他就不會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到處去舉報聯想的國資流失問題。

另一方面，倪院士是個純粹的科學家。他對企業經營的認知，既不是資本家之道，也不是企業家之道，而是科學家之道。

資本家之道，是一切以賺錢為目的，技術是為賺錢服務的。

科學家之道，是賺了錢就要搞科研，賺錢是為科研服務的。

企業家之道，是追求事業的卓越，在賺錢與科研間求平衡。

正是因為倪院士信奉的是科學家之道，所以他才會與信奉資本家之道的柳先生，在關於聯想發展方向的問題上發生衝突。因為這兩種“道”，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反的。

1**、倪院士的憤怒。**

倪院士雖然是聯想的核心創始人之一，但他在本質上畢竟只是一個科學家，並且還是一個無私而純粹的科學家。

所以，他理解不了柳先生的想法，更接受不了當企業已經有錢了的時候，還是不敢在科研上搞大投入的選擇。

所以，當他發現公司不僅不在科研搞大投入，反而拿錢去“白給”香港商人送好處，他憤怒了。

所以，他就開始了四處告狀，一直告到了天上。

雖然説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可某些產生於一個已經成熟與穩定了的人生觀與價值觀的東西，是很難釋懷的。尤其是，對於一個純粹的人來説。

所以，筆者相信，哪怕是在今天，倪院士對於當年的事情，即使有了更多角度的認知。但每當提起，憤怒應該是依舊的。

因為，每個人對過去未發生事情的假設想象，哪怕是隻有萬分之一的發生概率，也都會下意識的把自己當成是那幸運的萬分之一。

2**、倪院士很遺憾。**

筆者不知道，對於當初的事情，倪院士有沒有反思過。

如果有反思，倪院士對於自己當初的選擇，會不會有遺憾？

第一，遺憾自己的無私。

回想當初，倪院士是否會認為，當時不應該把自己的“非職務”發明——漢卡，免費給了聯想。而是應該以技術佔股或授權收費，然後用收益自己投資搞研發。

張捷先生説，漢卡是倪院士的非職務發明。筆者不是政策法規專家，也不瞭解當時的實際情況，不知道這一説法是否正確。

同時，筆者也不清楚，在當時是否可以搞技術入股或授權這種操作。以及，倪院士的漢卡技術，是否可以或能夠被用於技術入股或授權。

所以，這裏只是一種連假設都算不上的，憑空聯想。

第二，遺憾自己的固執。

再回首，倪院士是否會放棄自己當時非要直接上電腦芯片研發這種高精尖大項目的固執，而是選擇從一些相關的小項目或者其他簡單芯片開始做起。

筆者不是芯片專家，也不瞭解當時中國與世界的芯片發展狀況，以及電腦芯片研發的技術難度與投資需求。

而後來，倪院士也一直在繼續為中國芯片行業的發展而奔走呼號，並且也或直接或間接的參與了很多公司的芯片研發項目。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中國今天的芯片行業發展依然是被卡脖子的局面。

這個聯想，只是筆者作為一個外行與旁觀者的假設。並非是要否定或指責倪院士什麼，而是感嘆，在高科技領域，一個企業一個行業，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想要從落後趕上別人的先進，太難了！

大家現在都是在各種誇華為，可有多少人知道，華為的崛起，除了任老爺子他們自己的奮鬥，背後還有多少國家的支持？

至少，筆者是看了張捷先生的講述歷史，才瞭解了一些——或許這些，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最後，萬千感慨，匯成兩句話：

致敬倪院士，致敬任老爺子，致敬那個時代的所有科研人員，中國今天的繁榮富強，功勳章裏有你們的艱苦奮鬥！

感謝新中國，感謝我們的黨和政府，感謝所有為了中華崛起而付出自己犧牲的人，歷史可以反思，但絕不能以假設去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