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首腦赫魯曉夫轉而對斯大林進行批判不能算是“赫氏忘恩負義地背叛恩師斯氏”_風聞

本人是從下面這篇文章中得知這個情況的：

    標題：《揭秘:赫魯曉夫與“個人崇拜”的報告》；轉自中央電視台的官方網站中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

http://jishi.cntv.cn/20101220/100173.shtml

     某段時期內，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説法：“1956年蘇共二十大，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讚歌的赫魯曉夫突然調轉槍口，大肆謾罵這位‘自己生身的父親’。赫魯曉夫別有用心地詆譭斯大林造成了思想混亂，引發廣大羣眾的信仰危機。”在中國這個重視倫理的社會里，赫魯曉夫的行為被認為是不講道德、忘恩負義的。我們在仔細研究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態度變化的軌跡後，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無論贊頌還是反對斯大林，其中雖不乏政治因素，但赫魯曉夫總的説來是真誠的，是從感情出發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態度的改變也不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而是逐漸變化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報告也不是他的個人行為。

　　赫魯曉夫改變對斯大林的態度事出有因

　　赫魯曉夫與斯大林首次相見是在1925年12月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所在的頓巴斯代表團的莫伊謝因科請求斯大林與他們合影留念，斯大林愉快地答應了。攝影過程中，攝影師彼得羅夫指揮大家照相，斯大林開玩笑説：“彼得羅夫喜歡發號施令，可是在我們這兒發號施令是不行的，不許發號施令!”大家很為斯大林的民主精神所感動，“我們覺得，斯大林的確是一個作風民主的人，他發表這種意見不是偶然的，這句玩笑話本質上符合斯大林的天性。”隨後在代表會議期間，斯大林的講話，他的一些即興插話，也都使人對他產生好感。初次相見，斯大林給赫魯曉夫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他深信，斯大林就是黨，就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這種判斷，使他在蘇聯上世紀20年代紛繁複雜的黨內鬥爭中始終緊跟斯大林，從而得到信任和提拔。

　　此後幾年裏，不斷有關於斯大林為人謙虛、作風民主的佳話傳到頓巴斯，赫魯曉夫深信，斯大林是一個頗具民主精神、平易近人、能正確對待自己的人。

　　赫魯曉夫是斯大林理論和政策的堅定擁護者，他在反右傾的浪潮中青雲直上，他也是斯大林清洗老布爾什維克的直接受益者。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有機會參加斯大林的家宴。他説，“斯大林在這些家宴上顯得很有人情味兒，令我印象深刻。我更加對斯大林充滿敬意，既把他當做其身邊的人無出其右的政治活動家，又把他當做一個普通人。”他對斯大林的歌頌也是真誠的，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推波助瀾的重要人物。

　　從1929年斯大林五十壽辰開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逐漸發展起來了。20世紀30年代，赫魯曉夫雖然親眼目睹了黨的許多活動家、優秀的紅軍將領被送上斷頭台，但他並沒有懷疑斯大林政策的正確性。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懷疑是從衞國戰爭初期的失利開始的。蘇聯遭受的巨大損失使他直觀地感到對紅軍將領的清洗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利益，也表明斯大林並不總是英明的——戰爭初期斯大林的萎靡不振和戰爭進程中斯大林的一些指揮失誤也刺激了赫魯曉夫。經過衞國戰爭初期的失利和基輔失陷，赫魯曉夫開始懷疑斯大林這個“天才領袖”的天才，但他仍小心翼翼、十分謹慎地行事。

　　在斯大林晚年，赫魯曉夫是斯大林小圈子中的人物，經常參加斯大林的夜宴，近距離觀察斯大林的生活和為人。他也時常感到不安全，擔心哪天斯大林不高興把他也送進集中營。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環漸漸褪去。審查貝利亞案件和了解大清洗的內幕，動搖了他對斯大林的崇拜。

　　1955年5月，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和謝皮洛夫訪問南斯拉夫，此事促成了蘇南關係的恢復，對推動赫魯曉夫起而反對斯大林也起了作用。赫魯曉夫把蘇南關係破裂的責任歸之於貝利亞，鐵托十分不快，鐵托等南斯拉夫領導人清楚地表明，蘇南關係破裂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遭到赫魯曉夫等人的駁斥。但後來赫魯曉夫逐漸瞭解了事情的真相，認識到自己維護斯大林是多麼虛偽。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當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慮。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共產黨開始對斯大林時期的內外政策進行調整，但黨內有分歧，以莫洛托夫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等人主張沿着斯大林的路線走下去;以赫魯曉夫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變斯大林的內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這派人在蘇聯最高領導層並不佔優勢。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為改革掃除障礙，他必然要拿斯大林開刀。

　　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並非赫魯曉夫個人行為

　　1955年12月31日召開蘇共中央全會，赫魯曉夫提出了關於大規模平反的問題，根據速記記錄，沒有任何爭論。全會決定成立以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為首的委員會，負責審查1937~1940年大鎮壓的資料。

　　1956年2月1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在詢問了從監獄中找到的前國家內務人民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事務偵察處副主任羅托夫後，蘇共領導層感到震驚：那些令人髮指的大鎮壓，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計劃地進行的。阿里斯托夫問：“赫魯曉夫同志，你有勇氣説出真相嗎？”赫魯曉夫説：“在報告中也許還需要補充（這些內容）。”別爾烏辛、布爾加寧、米高揚支持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人則強調斯大林的功績。他們都不反對説出斯大林時期的真相，但在對真相揭露的程度上意見有所不同。

　　1956年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再次召開，會議聽取了波斯別洛夫委員會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大鎮壓時期，1937—1940年以反蘇維埃活動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槍決。赫魯曉夫努力讓大家相信，必須在代表大會上向代表説明，不僅是大鎮壓，而且還有關於斯大林的作用等問題，應該有勇氣講清楚，如果不説，則説明對代表大會心不誠。他建議由波斯別洛夫準備報告並在代表大會閉會時宣讀，特別要對產生個人崇拜的原因——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特別是不誠實者之手，加以説明。會議最後對於向代表大會説明大鎮壓的情況，沒有分歧，誰作報告成了問題。赫魯曉夫建議讓波斯別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駁：如此重要的報告不應該由一名書記作，而應該由第一書記作。1956年2月1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赫魯曉夫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

　　由此可見，要不要在代表大會上作揭露斯大林錯誤的報告的問題，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已經解決了，並沒有爭論。可以説，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反對斯大林，並不是因為其道德品質惡劣，而是時間的推移和大量真相的披露讓赫魯曉夫改變了對斯大林的看法，動搖了他對斯大林的崇敬。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既是當時蘇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蘇共中央的贊同，並不是赫魯曉夫的個人行為。當然不排除存在赫魯曉夫想借此撈取政治資本的因素，但不能否認赫魯曉夫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