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歲醫生出了6本書：病人一手拿掛號單，一手拿書求籤名_風聞

　　醫生難做，病人家屬更難

　　撰文 | 汪航

　　“女婿在中國病人醫療護理流程中發揮着巨大價值。”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胸外科主治醫師王興看來，所有患者家屬中，女婿最有能力解決醫療過程中面臨的一切困境。“既能做到充分關心，又能保持理性，不會像外人一樣冰冷市儈，也不會像子女一樣被感情支配。”

　　這一説法被他稱為“女婿經濟學”，寫進了新出版的《病人家屬，請來一下》中。書裏，他將自己十年從醫經歷安放在不同話題之下，從如何將患癌的消息告訴病人、工薪階層怎麼應對家人患癌帶來的經濟壓力，到什麼時候該放棄治療、臨終關懷怎麼做……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胸外科主治醫師  王興

　　“如果早點看到這本書，我可能會選擇一種更好的方式讓父親安靜離開”，一位讀者留言稱，王興醫生像朋友一樣，為癌症家庭訴説着悲喜劇，解答病人家屬共有的困惑。

　　癌症家庭中的“女婿經濟學”

　　王興就是病人家屬，準確説，他是癌症患者的女婿。

　　2014年，王興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做住院醫師，距婚禮前四五個月時，丈母孃診斷出中期胃癌，他便承擔起身為女婿的責任。

　　他回憶，丈母孃剛患病的那段時間，全家都處在焦慮、敏感的情緒狀態中，一家人説話小心翼翼，沒有人敢提“癌”這個字，只告訴丈母孃“是胃潰瘍”。

　　百密一疏，因為一張診斷單，病人知道了真實病情。“丈母孃也變得焦慮了，飲食、休息各方面都不好，產生了抑鬱狀態，我愛人覺得是我們沒有瞞住導致的，大家開始互相埋怨。”

　　這還沒完，選擇化療方案時，作為醫生女婿的王興又面臨藥物選擇的難題。

　　“當時有一種藥，如果使用國產一週期1500元，進口則需要15000元，但權威期刊發表的論文已經證實，國產仿製藥無論是效果還是副作用上都不比進口藥差。”

　　作為腫瘤科醫生，王興覺得國產藥就足夠了，但身為女婿，他最終選擇的還是進口藥。“如果選國產藥出了問題，我會背上‘不孝順’、‘不是親媽’等大鍋，作為女婿，我做出了一個‘貴’的選擇，減少了無謂的埋怨和閒言碎語。”

　　王興

　　雖然用了進口藥，王興丈母孃還是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這一次，全家人接受了王興的建議：放棄化療以減輕併發症，承擔因為不化療而造成癌症復發的風險。“5年多過去了，（丈母孃）現在一切安好。”

　　這事兒讓王興意識到，當醫生客觀地給出效果基本完全一樣、價格一高一低的兩個治療方案時，看似很好選擇，但對病人家屬來説卻是一道“活生生的送命題”，如果沒有做出適合家庭實際情況的決定，“後悔是肯定的”。

　　他分析，患癌家庭中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在於缺失了決斷力，感性認識容易左右病人家屬的醫療決策，而越接近於女婿的角色，就越能站在相對理性的立場上思考和解決問題。

　　臨牀上，王興醫生也最愛和女婿交流。

　　有一次，一位60歲的男病人和女兒一起復查，女兒是情緒化的人，住院期間就經常因為護士扎針失誤產生摩擦，所以複查時她自己先進去聽了結果。

　　王興看了眼報告，心裏面有點興奮地和她説：“這是早期肺癌，已經算治癒了，基本不太可能復發，定期觀察就可以。”沒想到女兒突然就哭了，等父親進來時，任憑王興怎麼解釋，病人也不相信自己已經治好了。

　　患者的一句話讓他記到了現在：“我閨女都哭成這個德行了，你還蒙我是早期？”

　　王興告訴“醫學界”，“女兒大多心思細膩，感情充沛，對於雙親得病這種事情，她們更多關注的是‘還能不能治好’‘會不會死’‘會不會很痛苦’這些非常感性的問題。”

　　但女婿不一樣。

　　“他們更關心的是‘病要治多久’‘有什麼治療手段，治癒率怎麼樣’‘每次治療幾天，治療週期多久’，這些才是有效問題。”

　　王興覺得，女婿能夠客觀向醫生表達家庭狀況，做出理性的、符合家庭實際情況的決定，而不是隻要生病就考慮賣房賣地，不顧一切。他建議，“女婿應該是患癌家庭的CEO”。

　　與病人家屬共情

　　女婿和醫生的雙重身份，讓王興知道病人家屬在醫療過程中的難處。

　　“一方面要擔心病人能否得到最好的治療，另一方面還要解決疾病治療帶來的經濟問題，同時也要成為病人心理上的依靠。”

　　此前，他曾與一位癌症病人的女兒有過8封書信往來，他發現，自責、焦慮、迷茫和非理性是這些病人家屬的共同特徵。

　　王興新書《病人家屬，請來一下》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癌症，它一瞬間擊垮了我所有的理智……頭腦一片空白，強大的危機感讓我想馬上行動，但不知勁往哪兒使，該做什麼。”

　　王興回信：“如果你知道，癌症是一種大概率會發生的事情，你就不需要花過多時間陷入到自責當中，非要給父親的疾病尋找一個原因，而是想清楚你要怎樣去面對它……”

　　王興想讓大家關注到癌症家屬這個羣體，“把這組信件放進新書，一方面是想回憶一下陪伴病人的這段時光，同時也讓大家感受到家屬的那些酸甜苦辣。”

　　他告訴醫學界，醫生除了治療外，很難顧及到癌症病人的陪伴、解釋、安慰等工作，這些都需要家屬們去學習，但他們很容易被互聯網上的錯誤信息誤導，“病急亂投醫”，最後淪為互相指責。

　　這使他決心為病人家屬寫一本書。但每個家庭情況不同，王興認為他給出的也並不是終極答案，而是“把解題思路提供給家屬參考，怎麼去思考、去選擇、去和解，讓他們在未來的日子裏不後悔”。

　　比如在講到癌症病人的死亡話題時，他發現網上的抗癌勵志故事給很多家屬造成了一種“病人就該這樣”的錯覺。

　　“你不能覺得你的老父親沒有像抖音裏的癌症病人一樣笑得爽朗，也沒有像其他抗癌明星一樣去爬珠穆拉瑪峯，而是經常在家發脾氣，就認為他‘太不樂觀了’。既然我們沒有死過，就不要讓癌症病人‘別怕死’。”

　　實際上，這些給予病人家屬的建議都來源於王興的生活和臨牀觀察。他有個工作微信，八百多個好友都是病人家屬，經常在半夜收到各種提問消息：

　　“我的家人為什麼會得癌症？”

　　“得了癌症後病人抑鬱怎麼辦？”

　　“這個藥忘了怎麼吃。”

　　……

　　王興會分三個時段集中回覆，先解答那些緊急、有效的問題，再抽空向其他人解釋“一兩句話説不清楚”的話題。

　　問的人實在太多，他乾脆把高頻問題和自己的聯繫方式寫進了書裏，告訴家屬該如何“正確認識癌症”、“選擇一家合適的醫院和醫生”以及“到底要不要給醫生送紅包”等。

　　“這些問題其實都反映出家屬們特別無助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拿紅包來説，我負責任地講，有沒有紅包不會造成醫療質量上的任何差別，醫生本身就需要對治療效果負責，如果治療本身出了問題，會損失口碑和醫院對他的信任，對醫生來説沒一點好處。”

　　王興也曾收過“紅包”，是病人治癒後自己作的字畫和書籍，他覺得這就夠了，“這些是他們最引以為傲的東西，對我來説就是珍貴的饋贈。”

　　病人家屬寫給王興的留言

　　一年出一本書，但本職工作還是醫生

　　從2011年起，看病、手術、科研是王興生活的一部分，現在又多了一項——寫書。

　　過去的幾年裏，他以一天一萬字、一年一本書的速度寫作，累計出版了6本。

　　王興參加新書發佈會

　　作為理科生，雖然從未系統學習過寫作課程，但他的新書卻很搶手，不到一個月就賣了上萬冊，登上各大閲讀類app的前幾名。

　　對王興來説，寫書起初只是一項任務。2019年前，他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當住院醫師，不僅需要負責檢查、診斷、治療、開寫醫囑等工作，還要利用業餘時間兼職幫導師寫作科普書。

　　寫得多了，他想追求點“不一樣的東西”，開始創作醫學小説，《怪醫筆記》還被改編成電視劇，將於明年開拍。

　　這給了王興堅持寫作的信心。到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後，除了每週二下午的門診，其餘工作時間他都呆在病房或咖啡廳裏，用他的話説是“忙裏偷閒寫點字”。

　　“我的寫作時間不固定，比如出差路上、做科研的空檔期，或者晚上寫三四個小時，一年裏只要有這麼半個月、一個月，基本就夠我寫本書了。”

　　雖然成為了編劇，但王興卻説自己文筆“一點也不好”。

　　“寫作需要天賦，在作家圈裏我的文筆肯定是最差的，但醫療小説的門檻高，我只是善於把自己的專長放大。”也有讀者把他這種“用大白話向病人家屬講清問題本質”的能力稱為“非專業的表述，專業的內核”。

　　新書出版後，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鄭興東作序評價道：“沒有晦澀的醫學知識，只有滿滿的誠意，希望每個病人都能順利恢復，希望每個病人的家屬都能在人生最無助的時候，遇到一個醫生朋友和你一路同行。”還有患者一手拿着掛號單，一手拿着書要簽名。

　　鄭興東院長表示，要讓大家認識到“主動健康”的價值，在沒有患病的時候積極預防、篩查，這將和治療具有相同的價值。“王興醫生這本書正是從這一層面展開，值得學習。”

　　雖然累計寫了上百萬字，但如果讓王興在醫生和作家中選擇一個更青睞的角色，他還是會選擇醫生。“我的本職工作仍然是一名醫生，寫作只是基於醫療土壤上的二次創造，這也是我的獨特優勢。”

　　在手術枱上的王興醫生

　　門診上，王興能一眼辨認出一個人是病人的兒子還是女婿、女兒還是兒媳婦。他更喜歡把自己稱為“翻譯官”，由他把醫生羣體的情緒、選擇的出發點翻譯給讀者，讓他們瞭解醫生的日常，增進醫患間的溝通和理解。

　　以往在和患者家屬相處時，他會習慣性地説上一句：“如果以後有問題可以找我。”

　　現在他説：“我是腫瘤科大夫，祝你們以後不用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