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地主，騎到莫迪臉上了！_風聞

11月19日，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將撤回三份爭議性農業改革法案，試圖平息已經持續一年多的農民抗議。三份農改法分別是《農產品貿易和商業法案（增強與促進）》《農民價格保障與農業服務法案》《必需品（修正）法案》。

要從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如何協調農民和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個關鍵問題

（圖：shutterstock）▼

11月29日，印度國會正式完成了廢除三份農改法的法律程序。自2020年9月旁遮普邦農民率先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以來，農民們的常態化抗議，超乎許多觀察者意料。

截至當下，雖然莫迪政府已經做出重大讓步，但農民抗議仍未結束。從防止報復、追求更大政治權力與經濟保障的角度出發，抗議農民的領導層當下也有充分理由繼續與莫迪政府對抗。

如果莫迪政府有用，要抗議幹嘛？

（哈哈，圖：shutterstock）▼

什麼是土地貴族問題？

當前，抗議組織**“聯合農民陣線”**(SKM)的訴求主要有：撤銷對抗議者的起訴和逮捕令；立法確保最低保證收購價格(MSP)；不得以治理空氣污染的名義追究焚燒秸稈農民的責任；撤銷《電力法》修正案；給在抗議中身亡的700多名農民立紀念碑，並進行賠償；將拉基穆布爾—喀裏血案涉案內閣部長撤職，等等。

該組織還要求必須以書面的、法律的形式加以確保。

SKM是40多個印度農民工會組成的聯盟

主要由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北方邦農民組成

（圖：Twitter @NeelkamalTOI）▼

如同其他所有歷史事件一樣，農民抗議演變成今天的態勢，存在一系列偶然性因素。但本輪抗議爆發的根本性因素，在於印度當下政治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土地貴族”問題。

所謂**“土地貴族”**，可以被定義為控制土地相關權利，且其控制權得到南亞次大陸上各種政權認可的利益集團。土地貴族一般並不能在現代產權意義上完全佔有土地，通常僅是佔有土地權利。

21世紀的印度還存在許多落後事物，並不稀奇

要知道，這仍是一個因循守舊，弊病繁多的國家

（麻木，圖：shutterstock）▼

這一階層的定型，是在莫卧兒帝國皇帝阿克巴統治時期(1556-1605年)。阿克巴綜合參考了之前德里蘇丹國與蘇爾王朝的田賦税收政策，通過賦予土地權利所有人官方認可的權利和丈量國土的方式，擴張了莫卧兒帝國的税基，為帝國的興盛奠定了堅實基礎。

莫卧兒税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土地改造為能產出貨幣税收的税源。這與莫卧兒軍制的專業化僱傭兵制度相結合，意在實現軍事征服和財政擴源的良性循環。

當年，阿克巴懷柔錫克人，與民休養生息

這莫迪政府愣是好的不學，鬧出許多幺蛾子

（錫克農民抗議車，圖：shutterstock）▼

莫卧兒税制最關鍵的環節，是確立了一個居於農村社會和帝國之間的“土地貴族”中間人階層柴明達爾(Zamindar)，即認可地方豪族對於土地的相關權利，介入地方豪族繼嗣糾紛、爭議仲裁，以武力懲罰不服從的家族。通過柴明達爾，莫卧兒帝國逐漸建立起了對印度農村基層的統治。

正因背後有莫卧兒提供強大的權力、武力背書

柴明達爾才能懾服地方豪強，執行帝國的意志

（莫卧兒戰象）▼

英屬印度延續莫卧兒税制

莫卧兒税制的確立，是英國發動對印度的殖民征服的重要背景之一。因為農村社會被轉化為能夠榨取税收的税源，使得殖民統治變得有利可圖。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莫卧兒時代的土地制度，並且充分反映了印度土地制度的多樣性。

無論莫卧兒帝國還是取而代之的馬拉塔帝國

相比英國人都有更加龐大的體量

本質上因為印度社會極其鬆散，地方勢力強大

中央政府所能動員的力量其實很有限▼

除了柴明達爾制，在奧德、拉傑普特納等地區的塔魯克達爾制(Taluqdar)，在德什和高康達等地的德希穆剋制(Deshmukh)，在馬德拉斯等地的萊特瓦爾制(Ryotwari)等。

很難説到底是特定的羣體先佔有了土地權利，再得到印度國家的認可，還是説印度國家推動形成了一個佔有土地權利的利益集團。實際上，這可以被視為兩個相互的進程。

印度就是英國殖民者眼中的提款機，搖錢樹

為了更好地撈錢，英國人需要與地方貴族“共治”印度

（英屬印度的王公們，圖：royalark.net）▼

比如，馬哈拉施特拉邦一帶的馬拉地(Maratha)種姓的來源相當複雜，包括昆比(Kunbi)等首陀羅低種姓，以及歸化印度教社會的部落民等。馬拉地人的特點是：以各種方式佔據了德什高原一帶的土地權利，並且曾得到封建政權的認可和冊封。

馬哈拉施特拉，印地語意為：偉大的民族

嗯，它的首府是孟買，在印度算發達地區了

（天堂地獄，橫屏衝擊力更強，圖：壹圖網）▼

在印度的社會背景下，這樣一個擁有政治經濟特權的階層逐漸開始追求共同的宗教階序，甚至主張共同的父系祖先，形成了一個新的種姓**“馬拉地”**。馬拉地人的情況在印度並不稀奇，像帕迪達爾、庫米、布米哈爾等種姓的形成都與之相似。

有四大種姓還嫌不夠，又分化出許多新種姓

如此，尊卑更懸殊了，難怪擺脱不了惡性循環

（馬拉地人，圖：shutterstock）▼

還有一些種姓是先控制了土地權利，後得到印度國家的冊封。在這種類型中，父系氏族和部落組織往往是這些種姓最有力的武器。

例如，拉傑普特人(Rajputs)就能動員六代以內父系家族成員集體行動（被稱為“兄弟會”），在需要的時候還能動員更大範圍的父系部落。而本輪農民抗議的主角——賈特人也屬於此列，其最主要的動員工具即為血緣與地緣合一的賈特宗族(Khap)，每一個賈特宗族包括約84個村落的地理範圍。

以宗族與地域為紐帶，強化彼此之間的認同感

凝聚成一個共同體後，基本上就是一呼百應了

（賈特人抗議，圖：shutterstock）▼

無論是以怎樣的方式，這一系列羣體最顯著特徵就是佔據了土地權利，其也被人類學家斯里尼瓦斯命名為**“主導種姓”**(dominant caste)，即本文所指的土地貴族。

這個階層從其各自所屬領地擁有的權利存在很大差異，與當地情況有關，多是非貨幣的農牧林業產品和手工業產品，或者是勞役。而其對印度國家最主要的義務之一，就是交納貨幣形式的税收。

種種殘留的落後制度猶如吸血蟲

一直寄生在這頭虛弱的大象身上

（食肉寢皮，圖：shutterstock）▼

隨着英國的殖民統治，印度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一階層也成為了印度非資本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間的中介，將從印度農村榨取的剩餘價值，源源不斷地輸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

而土地貴族也是印度在英屬時期統治制度的重要環節。正是因為土地貴族階層的**“封建性”**，使得印度社會無法在現代意義上組織起來，殖民者得以對其分而治之。

殖民者通過土地貴族階層獲得剩餘價值，並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出售，進而聚集了大量殖民利益，使其能夠保持對印度農民的力量優勢。可以説，這種統治邏輯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一茬又一茬的統治者，帶走富饒，留下苦難

這種國情和歷史原因，就算超人來了都沒轍

（農民抗議集會）▼

地位尷尬的土地貴族

長期以來，土地貴族無疑是印度統治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隨着印度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這個階層日益面臨着“階級滑落”的風險。

首先，這個階層的落後性日益凸顯，特別是一些土地貴族集團強大的種姓、氏族和教權組織成為了落後社會制度的維護者，嚴重束縛了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流動。

最慘的是印度農民，他們連“滑落”的機會都沒有

莫迪政府不兜底，苦勞不得食，收成不好就捱餓

（不抗議示威能行嗎？圖：壹圖網）▼

其次，農業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降低，農業部門所處的地位越來越不利，導致土地貴族從佔有土地權利中獲得的利益不斷縮水。

據印度政府最新公佈的數據，2018-2019財年印度農民工資性收入已經佔到了其總收入的40%，2015-2016財年至2018-2019財年之間，印度農民的真實收入增長率僅為1.7%。

過去的全球化進程中，一些產業落地印度

許多農民都願意進廠打工，而不是種地了

（回收廠，圖：shutterstock）▼

再次，近代以來印度國家政權的擴張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斷侵蝕了土地貴族的動員能力。然而與之相矛盾的是，土地貴族依然掌握着可觀、且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

如同在本輪農民抗議所體現出來的，一些土地貴族集團仍有着強大的動員能力。這使得許多社會弱勢羣體選擇依附於他們，寄望其能夠代表自身利益，與國家談判，爭奪公共政策制定權。在如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事兒。但在印度，卻很平常。

現實與理想的強烈反差，構成印度的社會風貌

由此產生的魔幻現實主義感，足以令馬爾克斯汗顏

（千難萬難，活着最難，圖：壹圖網）▼

印度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上的孱弱，以及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原子化效應，使得土地貴族集團代表弱勢羣體、提供公共服務、協調社會矛盾、促成集體行動的功能更加凸顯。

自上世紀60年代末，土地貴族在印度碎片化的政治進程中攥取到了越來越多的權力。1991年，印度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政府提供福利能力的退化，也抬升了土地貴族集團的政治地位。當下遍佈印度的地方政黨背後，往往是特定的土地貴族集團。

一個落後性凸顯、經濟地位不斷被削弱、自身組織性不斷遭到侵蝕的利益集團，卻佔據着道義和國家榮譽的制高點，承擔着代表弱勢羣體，協調社會矛盾、促成集體行動的職能，並掌握着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

這些矛盾，在印度土地貴族上形成了鮮明對比。隨着印度政治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又該把土地貴族放到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這不僅僅是莫迪政府，也是今後印度執政者必須面對的難題。

印度從未經歷過廣泛且深刻的社會變革

直接越過必要的過渡階段，強行跨入了現代

（眼中有未來嗎？圖：shutterstock）▼